1. 引言
附置词是语言中用于引导名词性成分并标明其与动词、形容词或整个句子之间各种语义关系(如时间、处所、方向、工具、条件、对象等)的一类虚词。根据其相对于核心名词的位置，可分为置于名词前的“前置词”(Preposition，如汉语的介词)和置于名词后的“后置词”(Postposition，如维吾尔语的后置词)。对附置词的研究是理解一种语言语法系统类型学特征的关键。国内外学术圈对附置词的研究已有大量成果，语言类型学一直持续探讨附置词语序跟基本语序，例如Greenberg的语序共性。语法化理论为诠释前置词和后置词的历史来源提供经典框架，说明了实义词演变为语法标记的普遍路径，例如Breban T. Heiko Narrog等学者(2014) [1]在《世界词典中的语法化过程》一文中对前置词和后置词的语法化过程做了研究。从基于用法的构式语法视角及语言深度接触研究出发，给理解附置词系统的生成与变异增添新活力，国内的学者曹春梅在《维吾尔语后置词的来源探因》(2007) [2]中研究了维吾尔语后置词的来源，文中指出后置词的出现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句法动因，即句法上的强制性，二是语义动因，即某些语义的空缺，句法和语义二者互相影响，使后置词的产生成为必然。席建国在《英汉介词研究的类型学视野》(2012) [3]一文中对英语和汉语的介词进行了对比研究，体现了英汉介词的区别。司马义·阿不都热依木在《从语言类型学角度考察维吾尔语后置词表达“格”意义的功能》(2025) [4]一文中指出在实际表达上维吾尔语的后置词与“格”所表达的意义与汉语介词所表达的意义存在着许多共性，语法化程度不同是两者共性产生的原因。现有的汉维对比研究大多是聚焦在具体用法描写或偏误的分析，以系统的类型学理论框架为依托，结合语法化和接触语言学最新成果对二者开展深度对比及动因解释的研究不多。
汉语属于汉藏语系，是缺乏形态变化的孤立语，语法关系主要靠语序和虚词来表达。因此，汉语的介词(前置词)在句法结构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维吾尔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是形态丰富的黏着语，其语法关系主要通过名词的格、动词的态等形态变化，以及后置词来体现。这种类型学上的根本差异，使得汉维附置词系统呈现出系统性对立。
本文旨在语言类型学与语法化理论的指导下，通过具体实例，对比分析汉语前置词和维吾尔语后置词在语法位置、句法功能、与格范畴的关系及来源等方面的异同，并从语言接触的视角审视其系统差异的成因，以揭示两种语言在表达空间、时间和其他逻辑关系时的结构特点。
2. 语法位置差异
维吾尔语属于阿尔泰语系，黏着语，而汉语属于汉藏语系，孤立语[4]。两者在语言类型上的差异造就了语法体系的不同。
汉语的附置词语法位置严格遵守前置要求，基本结构是前置词 + 名词性短语。在日常使用中，汉语前置词始终位于所修饰的名词或名词性短语之前，二者构成完整的介词短语，在句中充当状语、定语或补语等语法成分。
例如以下例句(汉语标黑的为前置词，维吾尔语标黑为后置词。后续例子同此)
(1) 向前看。
(2) 把书还给图书馆了。
(3) 跟老师聊天。
维吾尔语附置词语法位置严格遵守后置要求，基本句式一般由名词格承担，后置词紧随名词或代词之后，在此结构中，后置词需依附于所修饰的名词或名词性短语之后，并通过格标记(如主格、领属格、方位格等)的配合，二者共同明确名词与句中其他成分的语义关系。
例如：
(1) ɑldi-ʁa kuri-di-m.
前–向格 看–过去式–1人称
译文：向前看
(2) kitɑb-ni kutupχɑni-ʁɑ qɑj-tur-up bɛr-di.
书–宾格 图书馆–向格 回去–主动态–副动词给–过去式
译文：把书还给图书馆了
(3) ʧɛt=ɛllɛr-din kɛl-gɛn ɑdɛm.
国外–从格 来–过去体人
译文：从国外来的人
汉语跟维吾尔语在“前置”“后置”方面的差别，是附置词最明显、最直白的区别，以语言类型学的角度去看，这展现了两者作为不同语系在语序上的基本差别：汉语具有SVO (主–谓–宾)语序特点，属于前置式语言，修饰成分一般会放在被修饰成分之前，故而前置词自然是处在名词或名词性短语之前，表现出中心语在后的特质；在语言类型学的范畴中，维吾尔语为SOV (主–宾–谓)语序，属于后置性语言，修饰成分置于被修饰成分之后方，故而后置词处于名词或名词性短语的后边，展现出中心语在前的特性。
3. 句法功能差异
汉语前置词与其修饰的名词或名词性短语在句中主要作状语，主要从时间、方位、方式、缘由、目的等角度修饰句中的核心动词。体现汉语前置词独立性强的一点是：许多介词由动词语法化而来(如“在、到、给、用、朝”等)。这类介词的显著特点是可单独成句或回答问题，在日常对话中尤为明显。如：问：“你们今天在哪呢？”答：“在商场里逛逛。”再如问：“老师在教室吗？”答：“在”。前一句明显是动词的承袭。
此外，在“动词 + 介词”的紧邻格式中，如“走到家去”、“送给妈妈的礼物”、“躺在地板上”，例句中的“到”、“给”、“在”与前面动词结合紧密，这说明汉语前置词具有较强的独立性。维吾尔语作为典型的黏着语，其后置词在句法结构中具有高度的纯正性与稳定性。后置词需与前面的名词或名词性短语结合，名词或名词性短语一般带有格标记，维吾尔语名词“格”能够说明句中名词与名词，或者名词与其它词类之间存在的关系[5]。共同构成后置词短语充当句子成分。
格标记与后置词各司其职，格标记主要标明名词与核心动词之间的基本语法关系，像主格表示主语，宾格表示宾语，它们共同构成句子主干；后置词则进一步表示语法意义关系。
汉语作为典型的孤立语，相较于维吾尔语缺乏格形态变化，句中名词或名词性短语与动词的各类语法意义关系几乎完全依靠语序和前置词来体现。维吾尔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黏着型语言，自身存在丰富的格系统，日常使用的名词的格主要有主格、宾格、向格、从格、位格等10个格。维吾尔语后置词与格系统之间有着复杂的配合关系：每种格根据自身附加规则附加在名词或代词之后，标明其在句中的语法意义和语义角色。格标记与名词的关系较为复杂，一些特殊的后置词要求前面的名词或代词附加格标记，有些后置词本身已蕴含格的语义，其前的名词可带或不带格标记，形成语义上的互补或强化。
汉语呈现的分析型特性，造成其实词在演变阶段承担了更多的语法关系标记功用，进而造就了前置词独立性较强这一特点；而维吾尔语表现出的黏着性特性，为其语法功能在格标记与后置词之间的入微分工提供了形态支撑点，这两种模式是各个自身语言系统内部达成表达“经济性”与“明晰性”平衡的不同招数，不宜简单断定优劣。
4. 语义功能对比
汉语和维吾尔语由于语言类型的差异，二者附置词位置完全相反。尽管二者位置相反，但在语义功能方面还是有很多对应关系，这反映了人类认知与概念化世界的共通性。 维吾尔语是黏着语，其后置词句法功能较为纯粹和稳定。后置词需与前面的名词或名词性短语结合，名词或名词性短语一般带有格标记，共同构成后置词短语充当句子成分。
汉语中的介词与维吾尔语的介词一般具有共性，主要表达的语义功能有空间或地点、对象或受事、工具或方式、原因或目的、范围或关联和伴随或共同。
1. 在表示空间或地点时，汉语使用介词“在、从、到、向”等引导处所名词，维吾尔语则使用位格和从格。
(1) mɛn bɛʃinʧi rɛt-tɛ oltur-i-mɛn.
我 第五 排–位格 坐–非过去–1人称
汉译：“我坐在第五排”
(2) u bejʤiŋ-din kɛl-d-i
他 北京–从格 来–过去–3人称
汉译：“他从北京来”
2. 在表示对象或受事时，汉语使用介词“把、让、被、对”等词，维吾尔语则使用宾格和从格。
(1) ɛnɛniwi mɛdɛnijɛt-kɛ jeŋi hɑjɑtliq beʁiʃlɑ-n-d-i
传统 文化–向格 新 生命 赋予–被动–过去–3人称
汉译：“传统文化被赋予了新生命”
(2) kyz ʃɑmili jopurmɑq-lɑr-ni uʧur-up kɛt-t-i.
秋天 风 叶子–复数–宾格 吹–副动词 系动词–过去式–3人称
汉译：“秋风把叶子吹落”
3. 在表示工具或方式时，汉语使用介词“用、以、通过”等词，维吾尔语则使用bilen (用，以)，arqiliq (通过)。
(1) u øginiʃ ɑrqiliq iqtidɑri-ni østyr-d-i
他 学习 后置词 能力–宾格 提高–过去式–3人称
汉译：“他通过学习提高能力”
(2) u gyrʤɛk bilɛn quduq koli-d-i.
他 铁铲 后置词 井 挖–过去式–3人称
汉译：“他用铁锹挖井”
4. 在表示原因或目的时，汉语使用介词“因为、由于、为了”等词，维吾尔语则使用向格或üçün (为了)。
(1) χɛlq yʧyn χizmɛt qil-iʃ
人民 后置词 服务 做–动名词
汉译：“为人民服务”
5. 在表示范围或关联时，汉语使用介词“关于、对于、至于”等词，维吾尔语则使用toghrisida/hɛqqidɛ (关于)。
(1) jeŋi ʃɛhɛr quruluʃi toʁrisidiki pikir.
新 城市 建设 后置词 意见
汉译：“关于新城市建设的意见”
(2) jiʁin-dɑ bu mɛsilɛ hɛqqidɛ søzlɛn-d-i
会议–位格 这个 问题 后置词 说–过去式–3人称
汉译：“会议上说了关于这个问题”
6. 在表示共同或伴随时，汉语使用介词“和、跟、同”等词，维吾尔语则使用bilen (和)。
(1) u muɛllim bilɛn billɛ bɑzɑr-ʁɑ bɑr-d-i
他 老师 后置词 一起 巴扎–向格 去–过去式–3人称
汉译：“他和老师一起去巴扎”
在汉语中，语义关系，如空间、时间或逻辑联系，主要由前置词本身独立承担，这些前置词直接置于相关成分前方以明确表达关系。相比之下，维吾尔语名词“格”能够说明句中名词与名词，或者名词与其它词类之间存在的关系[6]。维吾尔语依赖名词的格变化(如主格、宾格或与格)与后置词协同作用，共同承担语义关系的表达任务，两者分工清晰，各司其职，确保了表达的精确性和系统性。
5. 来源接口差异
通过对汉语和维吾尔语的附置词进行研究，可以发现二者都留下了典型的语法化痕迹，但其来源却不相同。
汉语的前置词主要来源于动词和名词的虚化，其中动词是主要来源。例如表示处置的“把”源于“持拿”义动词，表示被动的“被”源于“遭受”义动词，表示方向的“向”“朝”也均由相应的动作义动词演变而来。其典型语法化路径为：在连动结构中，处于次要位置的动词逐渐丧失实际动作意义，语法化为专门引介论元(如施事、受事、方向)的前置词。另一重要来源是名词，特别是方位名词，如“上”“下”“里”“外”等。它们首先在“在……上”这类框式结构中虚化，与前面的动词“在”分工合作，最终整个结构凝固化，其中的方位词也具备了前置词性质。总体来看，汉语前置词的演化遵循“实词→虚词”的普遍规律，体现了从综合向分析性发展的趋势。
相比之下，维吾尔语作为黏着语，其后置词的语法化路径更为复杂多元。其主要来源是静词，例如静词中的方位名词，如“iʧ”(内)、“yjɑn”(边)、“qarshi”(对面)等。但与汉语不同，这些名词在演化过程中通常需要先与领属人称词缀和格标记(如位格-dɛ)结合，形成如iʧ-i-dɛ (在内部)这样的结构，整个短语后来才凝固化为一个单一的后置词(如iʧidɛ)。借词是不可忽视的来源，如来自波斯语的“ødʒøn”(为了)已完全融入维吾尔语后置词系统。因此，维吾尔语后置词的语法化路径可概括为“名词/动词 + 形态标记→固化后置词”。王远新先生(1987)在《突厥语族语言的后置词与词类分化》一文中，将语法化理论运用于突厥语族诸语言后置词形成与演变的研究中，提出“实词→虚词→(半虚化→全虚化)→附加成分”[7]。这一过程深深植根于其黏着语的形态句法框架之内。
综上所述，尽管两种语言的附置词都经历了语法化，但其核心差异在于：汉语前置词的演化更依赖于词序和语义的虚化，而维吾尔语后置词的形成则与复杂的形态变化(格、领属)紧密相连，这充分印证了二者不同的语言类型和历史渊源。
6. 语用差异
6.1. 句子结构
汉语是前置性语言，汉语介词在整个句子的前面，形成PP + PV型的句子结构，介词短语通常作状语前置。这与汉语先交代背景信息(包括时间、地点、方式等)的表达习惯相一致，符合汉语线性叙事的逻辑顺序。如：在教室里，我们认真地学习。而维吾尔语是后置性语言，其后置词位于名词或名词性短语之后，语序为NP + PP型，句子强调成分通常置于句末。
如：mɛn sinip-tɑ tiriʃip øgini-mɛn。
我 教室–位格 努力 学习–1人称
译文：“我在教室努力学习”
两个句子表达相同意义，但信息重心分布不同：汉语通过前置介词短语设定场景，维吾尔语则以后置结构凸显动作主体与行为本身，体现出前者的“情景优先”与后者的“事件中心”取向。这种语序差异进一步反映了两种语言在信息表达的组织策略上的不同，汉语倾向于将修饰性成分前置以构建完整语境，维吾尔语则通过后置附加成分逐步补充信息，凸显谓项核心地位。这一对比不仅体现在附置词位置上，也贯穿于定语、状语等句法成分的排列方式中，展现出分析型语言与黏着型语言在话语组织上的不同。
6.2. 语言经济性
从实际角度看，“经济性”是相对的，由衡量标准来左右，一个维吾尔语的格词缀，从形态编码角度看显得经济，但汉语介词的分工呈现明确状态，词汇化水平较高，在语义分辨的程度与表达的准确性上有优势，减少了存在歧义的现象，两者所采用的是不同策略：维吾尔语倚赖形态的综合，汉语依靠词汇的分析。如“在教室里”汉语需二个词表达的空间关系(在和里)，维吾尔语只需表达“sinipta”一个词缀-ta即可表达，简洁而高效。
就维吾尔语而言，“bilɛn”一词可对应汉语“用和、以”等诸多前置词，表现出形态变化赋予的多功能属性，如“他用笔写字”与“他和朋友聊天”两句中，“用”与“和”在汉语中需分别使用不同介词以明确语义，而在维吾尔语中均可通过“bilen”这一后置词连接。这让维吾尔语在表达复杂关系时更能展现出简洁性，而汉语凭借词汇的丰富多样和介词分工的进一步细化提高表达精确性。
6.3. 翻译对应不对等
由于语言类型结构不同，汉语和维吾尔语逐词翻译一般行不通，需要进行结构转换。汉语译维吾尔语时，需要将汉语前置词转换为维吾尔语的格词缀或后置词，并根据上下文及语境调整语序。同时，维吾尔语的动词时态、人称一致等形态变化需与主语保持语法呼应。而维吾尔语译汉语时，则需将后置成分前置，格词缀转化为相应的介词短语。
例1汉翻维：汉语：我把礼物送给朋友了。
译文：mɛn sowʁa-ni dost-um-ʁa bɛr-di-m.
我 礼物–宾格 朋友–1人称–向格 给–过去–1人称
以上翻译例句中，汉语的“把”字结构被转换为维吾尔语的“名词 + 宾格(-ni)”结构。“给”这一动作通过动词“bɛrdim”及其时态人称后缀直接体现，而“送”的对象则由“dostum-ʁa”(向朋友)中的向格后缀“-ʁa”准确表达，无需使用独立前置词，语义通过形态变化自然呈现。
例2维译汉：需要将维吾尔语的格-后置词结构翻译成汉语前置词短语。
维文：mɛn ʃindʒaɧ daʃø-dɛ oqu-wat-i-man
我 新疆大学–位格 学习–进行体–非过去–1人称
译文：“我在新疆大学学习”
(介词“在”翻译为时位格dɛ)
维文：mɛn kytypχɑni-din kejin bɑzɑr-ʁɑ bɑr-i-mɛn
我 图书馆–从格 后面 市场–从格 去–非过去–1人称
译文：“我从图书馆后面去市场”
(介词“从”翻译为从格“din”)
总而言之，汉语与维吾尔语附置词系统的差异体现了两种语言类型学的本质区别。汉语以“前置词短语”为核心，句法关系通过前置成分明确标记，结构清晰；而维吾尔语则通过“名词词干”与“格词缀/后置词”的配合使用，依靠形态格标记与后置成分的灵活组合实现语法功能，结构紧凑且灵活。理解这一核心类型学的差异，是实现汉维互译和深入理解两种语言的重要基础。
7. 结论
本文从语言类型学的视野角度看，系统地把汉语前置词和维吾尔语后置词作比较，研究发现：
二者在语法位置那儿有“前置–后置”的对立现象，是因为其SVO-SOV基本语序类型差异而必然出现的产物，当表达空间、时间、工具、原因等核心语义范畴的时候，两者建立起高度系统化的功能对应网络架构，体现了人类认知与语言功能的普遍属性。
汉语前置词呈现出较强的独立性，担当起标记主要格关系的重任，其语法化的路线是以词汇实义直接虚化为主，维吾尔语后置词跟形态格系统精密合作，功能更显专一，其语法化往往和复杂的形态成分(领属、格)固化过程交织在一起。
本研究支持且进一步深化了语言类型学的经典论断，即附置词位置可作为语言整体语序类型的可靠预测依据，它清晰呈现了语法化理论在不同类型语言里具体实现形式的差别，更引人思索的是，维吾尔语格–后置词系统的某些特质，也许需处在阿尔泰语系内部以及跟周边语言深度接触的历史背景之下，才可以拿到更充分的说明，该“异源结构”或者“异向结构”的可能性，为剖析语言类型的形成与演变开创了新契机。
对汉语跟维语附置词进行对比，不仅体现出两种语言在形式上的镜像对立以及功能上的高度契合，也启发我们超出静态的结构描写，以历时演化与语言接触的动态视角，去挖掘语法系统差异的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