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伴侵害与非自杀性自伤——不良同伴交往的中介作用和冲动性的调节作用

Peer Victimization and Non-Suicidal Self-Injury—Deviant Peer Affiliation as a Mediator and Impulsivity as a Moderator

摘要: 非自杀性自伤已成为全球公共卫生问题，同伴侵害是影响自伤的核心因素。然而，当前少有研究从同伴侵害的角度去探讨非自杀性自伤。因此，本研究聚焦于同伴侵害与非自杀性自伤，并探讨不良同伴交往的中介作用和冲动性的调节作用。本次研究共476名青少年(男生256名，女生220名，M = 13.21，SD = 0.51)完成了同伴侵害、不良同伴交往、冲动性和自伤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同伴侵害对自伤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而不良同伴交往在同伴侵害对自伤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此外，冲动性调节同伴侵害对自伤的影响以及不良同伴交往对自伤的影响。本研究阐明了影响青少年自伤行为的外在因素和内在因素，从而为现有的理论框架提供了实证验证，以及助力中国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发展。

Abstract: Non-Suicidal Self-Injury (NSSI) is a global public health problem. Peer victimization is an important risk factor for NSSI. However, few studies have investigated how peer victimizations affect NSSI. Therefore, this study focuses on peer victimization and NSSI,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peer relationships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impulsivity between peer victimization and NSSI. A total of 476 adolescents (256 boys, 220 girls; M=13.21 and SD = 0.51) completed questionnaires that were assessed using peer victimization, deviant peer affiliation, impulsivity, and NSSI.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eer victimization significantly predicted NSSI and that deviant peer affiliations mediated the effect of peer victimization on NSSI. In addition, impulsivity moderated the effect of peer victimization on NSSI. Impulsivity also moderated the effect of deviant peer affiliation on NSSI. This study elucidates the extrinsic and intrinsic factors that influence NSSI in adolescents, thereby providing empirical validation for the existing theoretical framework. In China, it aims to promote healthy peer interactions among adolescents and improve their mental health.

1. 引言

非自杀性自伤(Non-Suicidal Self-Injury, NSSI)是指在没有任何自杀意图的情况下，故意对自身身体组织进行破坏的行为(Liao et al., 2025)，常见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划伤或切割皮肤、烧伤或烫伤、撞击身体部位以及咬伤自己(Twenge et al., 2001; 赵洋等，2025)。近年来，由于社会竞争与教育压力不断加剧，青少年群体所承受的社会、家庭、学校、同伴的压力显著增加，这一种不断恶化的压力环境导致其更容易出现心理与行为问题(如：非自杀性自伤) (Li & Yu, 2024)。因此非自杀性自伤行为近年来在青少年群体中呈现出高发趋势。根据近期中国的一项研究可知，在早期青少年群体中的NSSI患病率约为17.6% (Ni et al., 2024; Wang et al., 2024)。NSSI不仅会直接威胁个人的心理健康发展，还与焦虑、抑郁、情绪失控、边缘型人格障碍等诸多心理问题密切相关(Chen et al., 2023)，甚至有研究证实该行为还会引起自杀意念和自杀行为(Huang et al., 2024; Yu et al., 2020)，这使得NSSI已成为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重大挑战，因此受到了心理学、精神病学等领域研究者等广泛关注。

同伴侵害是同伴关系中所带来的一种负性同伴经历，这一种负性的同伴关系与青少年的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密切相关(Madden et al., 2018)。理由如下：一方面，同伴侵害常引发强烈的负面情绪(如：孤独、抑郁、焦虑)，而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可能成为个体调节强烈负面情绪的策略(Nock & Prinstein, 2004; Twenge et al., 2001)；另一方面，同伴侵害会损害个体归属感(Vogel-Scibilia, 2003)，导致自我贬低，在这一情况下青少年会通过自伤行为去宣泄对自我的愤怒(Steine et al., 2017)。尽管当前已有大量研究从家庭环境、情绪调节、心理失调等角度去研究自伤(Chen et al., 2023; Li et al., 2023; Liao et al., 2022)，但青春期是个体心身快速发展的时期( Li & Yu, 2024)，同伴关系对青少年行为选择的影响已超越了家庭的影响，成为了核心环境因素(Victor et al., 2019; Xu et al., 2022)。因此，我们应对同伴关系对青少年心理行为的影响进行深入研究。

因此，本研究聚焦于同伴侵害和非自杀性自伤，揭示同伴侵害通过何种心理机制影响非自杀性自伤，并探讨不良同伴交往对NSSI行为的中介作用，以及冲动性的调节效应，从而为青少年的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预防和干预提出更加具有针对性的建议。综上，本研究提出3个假设：1) 同伴侵害直接影响非自杀性自伤。2) 不良同伴交往在同伴侵害影响非自杀性自伤的过程中起中介作用。3) 冲动性在同伴侵害影响非自杀性自伤的过程中起调节作用。并且建立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如图1所示。

Figure 1. The proposed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图1.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1.1. 同伴侵害与非自杀性自伤

在导致NSSI的诸多因素中，同伴侵害在现在已是其核心因素之一(Victor et al., 2019)。当今，同伴侵害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其发生率较为稳定，被概念化为个体在权力失衡的同伴关系中所遭受重复且具有攻击性的侵害行为，也是一种童年创伤。其侵害形式主要包括了身体攻击、言语辱骂等直接侵害和散播谣言、社交孤立等关系侵害。作为典型的群际消极事件，同伴侵害与青少年时期的不良状态和社会适应问题密切相关(Madden et al., 2018)，目前已有研究证实了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与同伴关系存在着双向关联的关系(Guzman Holst et al., 2023)。其中，同伴侵害更容易增加自伤的风险(Hankin & Abela, 2011)。

社会信息加工理论(Social-information-processing, SIP) (Mazza et al., 2017)认为在青少年的同伴侵害中，长期遭受同伴侵害的经历会导致其个体心理发展中出现敌意归因偏差，进而导致归属感剥离与情绪失调(Crick & Dodge, 1994; Twenge et al., 2001)，在这二者的共同作用下导致了自伤行为的出现(Chen et al., 2023; Steine et al., 2017)；压力应对理论(Stress-Coping Theory) (Zhang et al., 2012)则认为青少年受到同伴侵害时受到较大的压力，为了宣泄压力，他们采取自伤行为作为策略去应对高压状态(Nock & Prinstein, 2004)；而社会疼痛理论(Social Pain Theory) (Eisenberger & Lieberman, 2004)则认为以同伴侵害为代表的社会排斥会使个体出现心理痛苦，为了缓解这一种“社会性疼痛”，他们往往采取自伤行为去使其得以短暂缓解。综合上述三者理论，我们可以推断出：青少年在长期经历负性情绪和情感痛苦的情况下，可能会通过撞击身体部位、切割皮肤等非自杀性自伤行为(NSSI)将精神上的痛苦转换为肉体上的疼痛，以获得短暂的精神解脱(Xu et al., 2025)。

尽管当前已有大量研究表明了遭受同伴侵害的青少年有更高发生NSSI的风险，以及同伴侵害的经历可以使青少年心理失调加剧，从而间接地提高了其非自杀性自伤的风险(Guzman Holst et al., 2023; Long et al., 2021; Roberts et al., 2025)。但是现有的研究中仍然以关注同伴侵害与NSSI的直接关系为主，缺乏对两者之间中介路径的探索，尤其是对同伴间互动这一动态过程的考察。因此，本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图揭示同伴侵害影响非自杀性自伤的内在心理机制。

1.2. 不良同伴交往的中介作用

不良同伴交往是指个体与那些违反规则、社会道德甚至法律等具有问题行为的同伴进行来往(Rudolph et al., 2014)，其主要形式表现为同伴接纳不良行为、缺乏支持性互动、共同参与高危活动等(Xu et al., 2022; You et al., 2016)。不良同伴交往在同伴侵害影响自伤的过程中起着中介作用，主要原因有：

第一，同伴侵害导致不良同伴交往(Ettekal & Ladd, 2015)。从众效应认为，在受到同伴侵害的青少年群体中，他们的自我价值感往往比较低下，导致他们更加容易融入不良同伴这一群体以寻求归属感(Madden et al., 2018; Victor et al., 2019)；此外，受侵害者和施害者可能兼具受侵害的经历，并且他们的行为模式与不良同伴群体高度相似(Veenstra et al., 2005)，在这一情况下，他们可能会习得不良同伴群体的偏差行为(Laninga-Wijnen et al., 2021)，进而导致不良同伴交往。与此同时，有相关研究证实了长期受到同伴侵害的青少年中，他们更有可能发展出不良同伴关系，并进一步导致了外化问题(Ettekal & Ladd, 2015)；另外，有元分析表明，同伴侵害在导致焦虑、抑郁等内化问题的同时，还会增加不良同伴交往的风险(Reijntjes et al., 2010)。

第二，不良同伴交往导致自伤。首先，社会学习和模仿机制认为，在不良同伴交往中，青少年群体可能会从中习得自伤行为(You et al., 2016)，进而导致在该群体中自伤行为的发生率显著提高；其次，不良同伴交往会使得情绪调节困难加剧，在情绪无法合理得到调节的情况下，青少年往往会采用自伤这一种极端方式去缓解情绪上的痛苦(Madden et al., 2018)；从长期来看，不良同伴交往还会强化消极的自我认知(如：低自尊、无望感)，从而进一步增加了自伤的风险(Yu et al., 2025)。此外，在中国一项研究中已经证实了负性同伴关系通过降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中介自伤(You et al., 2016)，且对其学习和心理健康发展都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Gillies et al., 2017; Wang et al., 2018)。

综上所述，不良同伴交往可能在同伴侵害影响自伤过程中起着中介作用。其主要的作用路径为：首先，遭受同伴侵害的个体更容易与具有问题行为的同伴建立起不良同伴关系(Laninga-Wijnen et al., 2021; Madden et al., 2018; Victor et al., 2019)；其次，不良同伴关系通过模仿不良行为、共同强化负性情绪等机制去导致受侵害者采取自伤等极端行为去缓解情绪痛苦(Twenge et al., 2001; You et al., 2016)。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方面，不良同伴交往是同伴侵害所导致的行为后果；另一方面，不良同伴交往也是加剧自伤风险的关键中介路径。

1.3. 冲动性的调节作用

冲动性是指个体在缺乏充分的认知评估以及忽视潜在后果的情况下，以情绪和外部刺激为驱动去迅速采取行动的倾向(Moeller et al., 2001)。有研究表明，冲动性与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密切相关(Nock & Prinstein, 2004)，是作为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核心机制(Glenn & Klonsky, 2010)。与此同时，冲动性与情绪失调存在着交互作用，进一步加剧了自伤行为的风险(Hamza & Willoughby, 2019)。

首先，冲动性可能在同伴侵害影响自伤的过程中起调节作用。一方面，受到同伴侵害的个体会引发强烈的负面情绪(Twenge et al., 2001)，而冲动性会削弱个体的认知评估能力(Moeller et al., 2001)。冲动性高的个体在强烈负面情绪下难以抑制冲动行为(Bari & Robbins, 2013)，也缺乏较为合理的情绪调节策略，在这一情况下他们更倾向于通过自伤行为去缓解情绪痛苦(Hankin & Abela, 2011)。与此同时，同伴侵害会导致个体社交回避，而冲动性高的个体会因为他们情绪上的不稳定更容易受到社交孤立(Hamza & Willoughby, 2019)，在这一种情况下，他们可能会采用自伤这一种极端手段去应对社交压力(Aldao et al., 2010)。反之，冲动性低的个体认知评估能力较强，情绪也更为稳定(Moeller et al., 2001)，因而他们受到同伴侵害与非自杀性自伤的影响较小。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冲动性高的群体更容易受到同伴侵害对非自杀性自伤的影响；而冲动性较低的群体不易受到影响。

其次，冲动性可能在不良同伴交往影响自伤的过程中起调节作用(Wang et al., 2022)。有研究证实，冲动性可以放大不良同伴交往所带来的负面影响(Nock, 2009)，其主要表现为高冲动性的个体对负面刺激更为敏感(Chamarro et al., 2024)，以及他们的认知控制能力被削弱，进而导致他们通过自伤行为去应对不良同伴交往所带来的负面影响(Hamza & Willoughby, 2013)；此外，高冲动性个体认为不良同伴交往所带来的冲突是一种不可控的威胁，这一种认知偏差让他们通过自伤这一种极端手段去逃避痛苦(Giletta et al., 2012)。反之，冲动性低的个体情绪调节能力与行为控制能力较强(Aldao et al., 2010; Bari & Robbins, 2013)，他们可以避免受不良同伴交往中的压力驱动而做出类似自伤的极端行为(Bari & Robbins, 2013)。同理，我们可以推断出：冲动性高的群体更容易受到不良同伴交往对非自杀性自伤的影响；而冲动性低的群体不易受影响。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冲动性在同伴侵害和不良同伴交往影响自伤的过程中起着调节作用。其主要有两条作用路径：第一条是冲动性对同伴侵害影响自伤的过程中起调节作用；第二条是冲动性对不良同伴交往影响自伤的过程中起调节作用。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法，共有476名调查对象，来自中国某中部省份的2所公立初级中学，男生256人，女生220人，平均年龄13.21岁(SD = 0.51)，年龄范围12~15岁。

2.2.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7.0来检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运用Hayes的SPSS PROCESS模型4来探讨不良同伴交往是否在同伴伤害与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之间起中介作用，并使用模型15进一步检验冲动性对同伴伤害与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的直接和间接关系的调节作用。

2.3. 测量工具

2.3.1. 同伴侵害

采用Liu et al. (2020)改编的Vikse Nicholson et al. (2018)编制的同伴侵害量表。该量表选取了4个项目(例如，有同伴指责或谩骂我)，采用5点计分，计算平均分，得分越高同伴侵害越严重。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系数为0.73。

2.3.2. 不良同伴交往

采用江艳平等(2015)改编的青少年结交不良同伴问卷。问卷共选取了10个条目(例如打架、逃学、撒谎、网络成瘾等)。问卷采用5点计分，从“没有”计1分到“6个或以上”计5分，计算平均分，分数越高青少年的结交不良同伴的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系数为0.86。

2.3.3. 冲动性

谢东杰等人(2014)修订的Dvorak和Simons (2009)编制自我控制双系统量表(DM SC-S)。本研究采用冲动性(impulsivity)分量表，共6个题目，每个挑5点计分1 (非常不符合)~5 (非常符合)，计算平均分，得分越冲动性越强。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系数为0.89。

2.3.4. 非自杀性自伤

采用Ren等人(2018)研究中使用的非自杀性自伤问卷，该量表共12个项目，采用6点记分，0表示从不，5表示五次或更多。计算各项目的平均分，分数越高表示非自杀性自伤越严重。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系数为0.85。

3. 结果

3.1. 初步分析

本次研究中，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见表1。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s for all variables.

表1. 各变量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变量	1	2	3	4	5	6
1. 性别	1.00
2. 年龄	.10*	1.00
3. 同伴侵害	.08	.11*	1.00
4. 不良同伴交往	.01	.08	.33***	1.00
5. 非自杀性自伤	−.19***	.01	.31***	.31***	1.00
6. 冲动性	−.08	.01	.23***	.26***	.20***	1.00
均值	.54	13.21	.28	1.48	.10	2.36
标准差	.50	.51	.50	.62	.34	.76

注：性别编码1为男性，0为女性。*p < .05. **p < .01. ***p < .001。

3.2. 不良同伴交往的中介效应

注：***p < .001。

Figure 2. Model of the mediating role of deviant peer affiliation between peer victimization and non-suicidal self-injury

图2. 不良同伴交往对同伴侵害与非自杀性自伤的中介模型

图2为中介模型的结果。在控制性别和年龄后，同伴侵害对不良同伴交往(b = .40, SE = .05, p < .001)、非自杀性自伤(b = .13, SE = .03, p < .001)、不良同伴交往对非自杀性自伤(b = .14, SE = .02, p < .001)均有正向预测作用。偏差校正显示，不良同伴交往在同伴侵害和非自杀性自伤之间有显著的中介作用(间接效应= .05，SE = .02，95% CI = [.02, .10])。

3.3. 冲动性调节的中介效应

图3为经过调节的中介模型的结果。在控制性别和年龄因素后，结果表明同伴侵害对非自杀性自伤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均受到冲动性的调节。其中，冲动性调节同伴侵害与非自杀性自伤的关系(b = .08, SE = .04, p < .05)和不良同伴交往与非自杀性自伤的关系(b = .11, SE = .03, p < .001)。简单斜坡测试的结果如图4所示：当表现出高冲动性时，同伴侵害与非自杀性自伤之间的关系显著(b=.13, SE = .03, p < .001)。然而，当表现为低冲动时，这种关系不显著(b =.00, SE =.05, p = .05)。如图5所示，当表现出高冲动性时，不良同伴交往与非自杀性自伤之间的关系显著(b =.18, SE = .03, p < .001)。然而，当表现为低冲动时，这种关系不显著(b = .02, SE = .03, p = .05)。

注：*p < .05. ***p < .001。

Figure 3. Model of the moderating role of impulsivity on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peer victimization and non-suicidal self-injury

图3. 冲动性对同伴侵害与非自杀性自伤的直接和间接关系的调节模型

Figure 4. Interactive effect of peer victimization and impulsivity on non-suicidal self-injury

图4. 同伴伤害与冲动性对非自杀性自伤的交互作用

Figure 5. Interactive effect of deviant peer affiliation and impulsivity on non-suicidal self-injury

图5. 不良同伴交往与冲动性对非自杀性自伤的交互作用

4. 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同伴侵害显著正向预测非自杀性自伤；不良同伴交往在同伴侵害影响非自杀性自伤的过程中起中介作用，此外，同伴侵害还可以通过不良同伴交往间接影响非自杀性自伤行为；更为重要的是，冲动性在同伴侵害和不良同伴交往影响自伤的过程中起到了调节作用：第一，高冲动性人群更容易受到同伴侵害对非自杀性自伤的影响；第二，高冲动性人群也更加容易受到不良同伴交往对非自杀性自伤的影响。

首先，本研究支持了同伴侵害是导致青少年自伤的重要因素之一，与以往研究结果基本一致(Espelage & Holt, 2013; Hankin & Abela, 2011)。在中国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个体社会化的过程中强调“群体归属感”与“人际和谐”，同伴关系是这一过程中获得“群体归属感”与实现“人际和谐”的重要载体。相对于个体主义文化而言，中国集体主义文化下的同伴关系对青少年的自我认同感有重要影响，同伴的评价甚至会直接改变个体的认知。在这一文化背景下，同伴侵害不仅会带来强烈的负性情绪，还会引发“被同伴排斥”的孤立感，进而加剧了青少年的情绪调节困难(Cross et al., 2000)。在情绪调节困难的情况下他们往往会采取自伤这一极端行为去缓解情绪痛苦(Nock, 2009)；此外，中国集体文化强调“社会联结”，同伴侵害所导致的社会剥离，本质上是切断了个体融入社会的纽带，使青少年的社会归属感在重视集体主义的文化背景下被放大。在这一缺乏社会归属感的情况下他们也会通过自伤行为去进行宣泄(Steine et al., 2017; Vogel-Scibilia, 2003)。其次，本研究发现不良同伴交往在影响同伴侵害和非自杀性自伤的关系中起着中介作用，这一机制也与中国集体主义文化对同伴侵害的要求密切相关。一方面，在集体主义文化所主导的环境下，“良好的同伴关系”是青少年的重要心理需求，受同伴侵害的个体因长期遭到同伴排斥导致自我价值感低下，而集体主义环境对这一类青少年贴上“不合群”的隐形标签，这导致他们未来寻求归属感与自我价值感而向不良同伴群体寻求接纳与认同。因此，受同伴侵害群体因自我价值感低下为寻求归属感而去进行不良同伴交往(Madden et al., 2018; Victor et al., 2019)；另一方面，不良同伴交往通过社会习得、认知和情绪强化而导致个体去做出自伤行为。集体主义文化强调个体对集体规范的服从，当集体中有成员采取自伤的方式进行情绪宣泄时，个体也容易对其进行模仿而习得自伤行为模式(You et al., 2016; Yu et al., 2025)。第三，本研究还发现了冲动性在同伴侵害和不良同伴交往影响自伤的过程中起着调节作用。其主要原因如下：中国集体主义文化强调“人际隐忍”与“情绪克制”，青少年也常被教育通过压抑负面情绪以维持人际关系和谐。但高冲动性人群因抑制困难和认知水平削弱导致情绪不稳定，无法遵循该文化背景下对情绪调节的要求。因此他们不能合理调节同伴侵害所带来的强烈负面情绪，在这一情况下导致他们通过自伤行为去进行情绪宣泄(Hankin & Abela, 2011; Twenge et al., 2001)。同理，高冲动性人群因敏感性高以及认知控制能力削弱，对不良同伴交往所带来的负面刺激极其敏感；而中国集体主义文化强调“集体大于个体”的价值观会进一步放大这种负面刺激的作用，导致他们更难应对不良同伴交往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最终通过自伤的模式加以应对(Nock, 2009; Nock & Prinstein, 2004; Pontes et al., 2018)。

4.1. 本研究的教育意义

首先，本研究聚焦于同伴侵害与非自杀性自伤的关系，为减少同伴侵害提供了研究范本。学校应制定明确禁止欺凌的制度，以及加强反欺凌的教育，为青少年建设一个和睦、有支持性的校园环境，以减少同伴侵害发生的概率。其次，还要干预不良同伴交往行为。社会上需要针对有遭受同伴侵害的群体去提供社交技能训练以及心理安抚，引导他们去建立安全、健康的同伴关系，避免因归因偏差而遭受不良同伴的负面影响；第三，还要对冲动性高的群体去进行冲动性管理，采取认知疗法或冥想去帮助他们提高情绪调节能力，从而降低自伤行为发生的风险；最后，家庭和学校都应关注青少年群体的同伴交往情况，若发现不良的交往行为应及时进行干预。

4.2. 本研究的局限性

尽管本研究已揭示了同伴侵害和非自杀性自伤的关系，也验证了不良同伴交往在同伴侵害影响非自杀性自伤的过程中起中介作用与冲动性在从中起着调节作用，但仍有局限性。

首先，本研究采取了横断面的研究设计，未来该类型研究可以采取纵向研究设计去验证其中介作用和调节机制；其次，本次数据收集主要依赖于被试根据问卷内容去进行自我报告，这使得数据可能会受到社会期望和回忆偏差所造成的影响，在日后研究中可结合同伴、教师、家庭等多源数据；第三，本次研究的样本主要来自单一地区，可能会受特定文化背景的影响，以后研究可以扩大研究样本的范围，增强研究结果的普适性；最后，本次研究没有考虑家庭环境以及自身心理状态等会导致自伤行为的内部机制，在未来的研究中可纳入更多的变量。

5. 结论

1) 同伴侵害显著预测了非自杀性自伤。2) 不良同伴交往在同伴侵害对非自杀性自伤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3) 冲动性可以调节同伴侵害对非自杀性自伤的影响以及不良同伴交往对非自杀性自伤的影响。

基金项目

本研究得到了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GD25YXL02)和广州医科大学2025年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02-408-2501-2357)的资助。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