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一直是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内容，也是学界长久以来孜孜不倦研究的重点话题。少数民族大学生兼具现代科学知识与民族文化情感，其就业不仅关乎每个大学生个体的发展，关乎少数民族人才培养与成长，还关系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以及民族交融和民族团结的重大问题。本文返乡就业的概念是指少数民族大学生离开自己家乡到内地高校就读后再次返回户籍所在的农村、乡镇或者城市进行求职与供职活动。也就是说不仅是“乡村”的“乡”，更是“家乡”的“乡”。根据推拉理论，认为返乡就业意愿主要是由一系列“推力”和“拉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作为负面的推力因素可能包括城市地区生活成本高、农村地区缺乏就业机会等；而积极的拉力因素可能包括城市地区更高的收入、乡村地区方便赡养父母等(武晶斌等，2024)。不过实际决策情况更复杂，还要考虑个人期望、家庭状况、政策环境等因素(陈旺达，2021)。因此，本研究试图打开从外部因素到决策意愿之间的内在作用机理以及相关因素，对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和人才回流有着重大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
感知压力(Perceived Stress)是指个体将生活事件评估为不可控或者难以解决的程度，本质上是主观的心理压力感受(Cohen et al., 1983)。客观存在的压力是否对个体产生影响取决于个体对压力事件的知觉和解释，受个人情绪、经历、由情境引发的回忆、个体脆弱性、应对技巧等多种主观因素影响(Endler & Parker, 1990)。因此，不同个体面对相同压力刺激事件会产生不同反应(Cohen et al., 1983)。知觉到的压力会引起个体生理状态和心理状态的改变，如紧张感和失控感(杨廷忠，黄汉腾，2003)。失控感指个体感到无法预测或控制生活中的负性事件，与习得性无助、低自我效能感高度相关(Maier & Seligman, 1976; 员东婷，王英春，2022)，它表现为对某些事件或情境感到无能为力，认为个人努力无法改变结果。紧张感则更多指一种情绪上的唤醒状态，包括紧张、焦虑、易怒等情绪反应(Cohen et al., 1983)，是一种高唤醒的负面情绪。有理论指出，失控感是压力更核心、更具破坏性的成分(Sapolsky, 2004)，它对认知功能的损害更大，更直接地削弱个体采取目标导向行为的动机(Lee & Marshall, 2013)。有研究证实感知压力过高会损耗心理资源，引发决策疲劳与认知窄化，使得个体更倾向于做出省力、短视的决策(Yu, 2016; 高满枝等，2024)。
家乡依恋是环境心理学中“地方依恋”的衍生概念，指“个体与家乡之间积极的情感联结”。根据Williams et al. (1992)等的地方依恋二维框架理论，家乡依恋可以划分家乡认同和家乡依赖两个维度，其中，家乡认同强调主观上的精神性依恋，反映家乡能够界定个体身份的自我向度以及个体对家乡意义的认可；家乡依赖强调个体对家乡的客观上的功能性依恋，反映家乡满足个体目标的适宜性以及个体对家乡的趋近倾向，这是预测个体返乡行为的关键驱动力量(胡颖超，2020；刘梦圆等，2022)。以往研究表明，对家乡的认知和情感能够催化大学生返乡就业意愿的产生和提高，如黄海平(2023)认为，乡土情感、乡镇资源、乡村环境的改善，以及乡村振兴政策等构成的乡村拉力，促使农村青年作出了返乡创业的决策；刘甲坤和万利(2022)地研究中发现，乡土情怀能够正向预测农村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意愿，有强烈乡土情怀的农村大学生更愿积极搜集返乡创业政策信息，更易获得创业支持。
并且由Hobfoll (1989)提出的资源保存理论看，个体具备维持、保护和获取关键心理资源的倾向，当面临资源损失威胁时会产生心理紧张。当少数民族大学生在他乡面临高强度的学业、就业与经济压力时，这些压力情境会持续消耗其心理能量与情感资源(庄建锋，2022；罗春芳，2022)。为应对眼前压力，个体可能无暇也无力去主动维系或深入体验那些需要投入情感资源的远期联结，从而导致对家乡的情感关注与认同感被动减弱。对个体而言家乡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种重要的心理社会资源，它象征着来自家庭、亲友的情感支持、文化认同、熟悉感和掌控感。在刘梦圆等(2022)人的实证研究中也证实了当个体拥有较高的家乡依恋时，即拥有丰富资源时，个体更有能力和动机去采取主动行为、追求有意义的目标。对此返乡不仅是一个职业选择，更是个体在工具理性引导下对个人资本的投资与在价值理性驱动下实现文化认同、情感归属和责任履行的复杂决策过程(巨绍炜，蔡萌，2024)。反之，若故土依恋因长期压力而耗损，那么返乡的吸引力与心理动力便会大大减弱。基于此，本研究调查少数民族大学生感知压力、家乡依恋和返乡就业意愿的现状，并分析三者之间的关系，以了解少数民族大学生返乡就业意愿的影响因素，并探究家乡依恋是否在感知压力和返乡就业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研究结果不仅可以丰富返乡就业的理论研究，也为制定人才引导策略，为实现个人发展与地方振兴的良性循环提供实证依据。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2024年9月至12月，采用方便取样法，从四川多所高校选取少数民族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共发放问卷625份，剔除漏答、敷衍作答(答题时间 < 90 s)及反应一致的无效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588份，有效回收率为94.1%。其中，性别分布男性258人(43.9%)，女性330人(56.1%)；年龄范围16~28岁，平均年龄19.3岁；独生子女363人(61.7%)，非独生子女225人(38.3%)；回族103人(17.5%)、彝族99人(16.8%)、藏族91人(15.5%)、苗族86人(14.6%)、羌族58人(9.9%)、土家族42人(7.1%)、壮族23人(3.9%)、其他86人(14.6%)；2020年前家乡为贫困地区有398人(67.7%)，非贫困地区有190人(32.3%)。本研究样本中，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家庭所在地是否属于国家级贫困县，依据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于2012年3月发布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名单》进行界定。
2.2. 研究工具
2.2.1. 知觉压力量表
采用杨廷忠和黄汉腾(2003)汉化修订的知觉压力量表。该量表用于测评个体近1个月的感知压力水平，包括紧张感和失控感2个维度，共14个条目。采用5级计分，含7个反向计分题(第4、5、6、7、10、12和13)，得分数越高，压力知觉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17。
2.2.2. 回乡就业意愿问卷
采用张圆刚等(2023)设计的3个问项，从过去意愿、长期意愿、家庭重要性3个角度进行测量。5点计分，分数越高，表示返乡就业意愿越高。在本研究中Cronbach’s α值为0.756
2.2.3. 地方依恋量表统计学处理
采用池丽萍和苏谦(2011)在中国青少年中进行修订的地方依恋量表，其将家庭、学校、自然微环境、文化微环境作为地点，取得了良好的信效度，说明可以将地方依恋问卷具体到小范围的环境。该量表包括分为两个维度：地方依赖与地方认同，各6个题项。5点计分，1 = 完全不同意，5 = 完全同意，分数越高，表示地方依恋越强。在本研究中Cronbach’s α值为0.910。
2.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27.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X ± S描述，两组间差异比较采用t检验；随后进行描述统计与Pearson相关分析；回归分析采用多元逐步线性回归；运用Hayes编制的PROCESS 5.0中的模型4，来验证可能存在的中介效应。以P < 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Harman单因素检验结果显示，共提取出4个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其中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29.8%，低于40%的临界值，表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感知压力、家乡依恋和返乡就业意愿整体情况
感知压力总分为(41.31 ± 4.59)分。其中紧张感维度总分为(24.26 ± 5.73)分，紧张感维度 ≥ 24的样本有295名，占50.2%；失控感维度总分为(17.04 ± 5.55)分，失控感维度 ≥ 17的样本有312名，占53.1%。家乡依恋量表总分为(44.27 ± 8.46)分，地方认同维度总分为(22.49 ± 4.4)，地方依赖维度总分为(21.78 ± 4.7)。返乡就业意愿问卷总分为(10.95 ± 2.48)分。
3.3. 各研究变量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上的差异
Table 1. Differences in perceived stress across demographic groups (X ± S) (Unit: score)
表1. 感知压力在不同个体特征组的差异(X ± S) (单位：分)
项目 |
类别 |
感知压力 |
得分 |
t/F |
P |
性别 |
男 |
41.00 ± 4.45 |
−1.41 |
0.16 |
女 |
41.54 ± 4.69 |
年级 |
预科 |
40.63 ± 5.98 |
1.89 |
0.09 |
大一 |
41.52 ± 4.46 |
大二 |
42.01 ± 3.20 |
大三 |
41.80 ± 3.29 |
大四 |
41.23 ± 2.63 |
研究生 |
42.12 ± 2.41 |
是否为独生子女 |
是 |
41.66 ± 3.94 |
2.24 |
<0.05 |
否 |
40.73 ± 5.44 |
是否是贫困地区 |
是 |
41.53 ± 4.40 |
1.65 |
0.10 |
否 |
40.84 ± 4.94 |
不同个体特征组研究对象感知压力、家乡依恋和返乡就业意愿得分比较结果见表1、表2。不同性别、年级和2020年前家乡是否为贫困地区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在感知压力、家乡依恋和返乡就业意愿总分上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是否为独生子女在感知压力和家乡依恋上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其中，独生子女的感知压力和家乡依恋总分均高于非独生子女。
Table 2. Differences in hometown attachment and willingness to return and work across demographic groups (X ± S) (Unit: score)
表2. 家乡依恋和返乡就业意愿在不同个体特征组的差异(X ± S) (单位：分)
项目 |
类别 |
家乡依恋 |
返乡就业意愿 |
得分 |
t/F |
P |
得分 |
t/F |
P |
性别 |
男 |
44.66 ± 8.72 |
1.00 |
0.32 |
11.00 ± 2.38 |
0.44 |
0.66 |
女 |
44.27 ± 8.46 |
10.95 ± 2.48 |
年级 |
预科 |
43.25 ± 8.23 |
1.96 |
0.08 |
10.70 ± 2.48 |
1.42 |
0.22 |
大一 |
44.27 ± 9.32 |
10.98 ± 2.59 |
大二 |
44.82 ± 7.62 |
11.40 ± 2.30 |
大三 |
44.15 ± 8.66 |
10.82 ± 2.46 |
大四 |
46.87 ± 8.31 |
11.39 ± 2.58 |
研究生 |
44.88 ± 8.52 |
10.88 ± 2.45 |
是否为独生子女 |
是 |
45.06 ± 8.65 |
2.91 |
<0.01 |
11.05 ± 2.56 |
1.22 |
0.23 |
否 |
42.99 ± 7.99 |
10.79 ± 2.35 |
是否是贫困地区 |
是 |
44.05 ± 8.57 |
−0.92 |
0.36 |
10.85 ± 2.46 |
−1.45 |
0.15 |
否 |
44.74 ± 8.21 |
11.16 ± 2.52 |
3.4. 各研究变量的相关分析
少数民族的学生感知压力和家乡依恋、返乡就业意愿呈负相关，家乡依恋和返乡就业意愿呈正相关，见表3。为进一步探究少数民族大学生感知压力、家乡依恋对返乡就业意愿的影响，本研究把感知压力维度(紧张感与失控感)作为自变量，把家乡依恋(家乡认同和家乡依赖)作为中介变量，再把返乡就业意愿(过去意愿，长期意愿和家庭重要性)作为因变量，用Pearson相关分析来探究各个变量之间的联系特点以及潜在的作用机制，结果见表4。由统计结果可知，家乡依恋量表、返乡就业意愿问卷各维度间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P < 0.001)，感知压力量表中的紧张感仅与家乡依赖呈显著负相关(P < 0.001)，失控感与其他变量各维度显著负相关。
Table 3. Correlations among perceived stress, hometown attachment, and willingness to return and work (r values)
表3. 感知压力、家乡依恋及返乡就业意愿的相关(r值)
变量 |
感知压力 |
家乡依恋 |
返乡就业意愿 |
感知压力 |
1 |
|
|
家乡依恋 |
−0.11** |
1 |
|
返乡就业意愿 |
−0.08* |
0.70** |
1 |
注：**p < 0.01，*p < 0.05 (同下)。
Table 4. Results of dimensional correlational analysis among variables (r values)
表4. 各变量的维度相关分析结果(r值)
变量 |
1 |
2 |
3 |
4 |
5 |
6 |
7 |
1紧张感 |
1 |
|
|
|
|
|
|
2失控感 |
0.05 |
1 |
|
|
|
|
|
3家乡依赖 |
−0.16** |
−0.14* |
1 |
|
|
|
|
4家乡认同 |
−0.11 |
−0.17** |
0.73** |
1 |
|
|
|
5过去意愿 |
−0.04 |
−0.22** |
0.42** |
0.47** |
1 |
|
|
6长期意愿 |
−0.07 |
−0.15** |
0.49** |
0.48** |
0.76** |
1 |
|
7家庭重要性 |
−0.09 |
−0.12* |
0.45** |
0.42** |
0.53** |
0.61** |
1 |
3.5.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本研究采用SPSS软件中的宏程序Process插件的model 4，在加入控制变量(性别、年级、是否为独生子女、家乡2020年前是否属于贫困地区)后，对家乡依恋在感知压力和返乡就业意愿间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表5和图1)表明，感知压力对返乡就业意愿的预测作用不显著(P > 0.05)；当加入中介变量(家乡依恋)后，感知压力对返乡就业意愿的直接预测作用也不显著(P > 0.05)。感知压力对家乡依恋的预测作用显著(β = −0.22, t = −2.95, P < 0.01)；家乡依恋对返乡就业意愿的预测作用显著(β = 0.21, t = 23.61, P < 0.001)。采用Bootstrap法进行5000次重复抽样，结果见表6。根据研究数据可知，总效应值为−0.047，95%置信区间为[−0.084, −0.008]，排除了零点，说明所建立的模型是有统计学意义且有理论依据的。家乡依恋作为中介变量95%置信区间为[−0.083, −0.008]，排除了零点，说明家乡依恋在感知压力与少数民族大学生返乡就业意愿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可以解释98.73%的总效应。
Table 5. Regression analysis of hometown attachment, perceived stress, and willingness to return and work
表5. 家乡依恋、感知压力、返乡就业意愿的回归分析
回归方程(n = 588) |
拟合指标 |
系数显著性 |
结果变量 |
预测变量 |
R |
R2 |
F |
β |
t |
直接效应模型：返乡就业意愿 |
感知压力 |
0.71 |
0.50 |
82.52*** |
−0.001 |
−0.04 |
|
性别 |
|
|
|
−0.01 |
−0.04 |
年级 |
|
|
|
0.01 |
0.17 |
民族 |
|
|
|
−0.04 |
−1.13 |
是否为独生子女 |
|
|
|
0.21 |
1.16 |
是否为贫困地区 |
|
|
|
0.15 |
0.95 |
模型：家乡依恋 |
感知压力 |
0.19 |
0.04 |
3.52*** |
−0.22 |
−2.95** |
性别 |
|
|
|
0.16 |
0.21 |
年级 |
|
|
|
0.38 |
1.62 |
民族 |
|
|
|
0.03 |
0.16 |
是否为独生子女 |
|
|
|
−1.82 |
−2.15* |
是否为贫困地区 |
|
|
|
1.02 |
1.35 |
加入中介后的模型：返乡就业意愿 |
感知压力 |
0.71 |
0.50 |
82.52*** |
−0.001 |
−0.04 |
家乡依恋 |
|
|
|
0.21 |
23.61*** |
性别 |
|
|
|
−0.01 |
−0.04 |
年级 |
|
|
|
0.01 |
0.17 |
民族 |
|
|
|
−0.04 |
−1.13 |
是否为独生子女 |
|
|
|
0.21 |
1.16 |
是否为贫困地区 |
|
|
|
0.15 |
0.95 |
注：***P < 0.001，**P < 0.01，*P < 0.05。
Figure 1. The mediation effect path diagram of hometown attachment between perceived stress and willingness to return and work
图1. 家乡依恋在感知压力和返乡就业意愿之间的中介效应路径图
Table 6. Decomposition of total,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表6. 总效应、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的分解表
路径 |
效应值 |
BootLL |
BootUL |
效应占比(%) |
总效应 |
−0.047 |
−0.084 |
−0.008 |
|
直接效应 |
−0.001 |
−0.032 |
0.031 |
1.27 |
中介效应 |
−0.047 |
−0.083 |
−0.008 |
98.73 |
4. 讨论
4.1. 少数民族大学生感知压力、家乡依恋、返乡就业意愿的特点
本研究结果显示，少数民族大学生感知压力整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此结果与多篇文献中关于少数民族大学生面临特殊挑战的描述一致，无论是因文化适应、语言差异，还是学习基础等他们承受着显著的心理压力(罗春芳，2022；苏倩倩，王艳霞，2020)。在家乡依恋方面，整体得分较高，说明大多数少数民族大学生对家乡怀有较强的情感认同与归属感。返乡就业意愿整体处于中等水平，这说明在乡村振兴政策背景下，乡村对人才的大量需求以及广阔的发展空间为大学生创业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因此大学生有意愿去到或返回乡村进行创业。尽管如此，由于乡村经济基础薄弱，生源地企业产业结构与自身能力不匹配、父母期待等问题，乡村对大学生的吸引力遭到削弱，因此大学生返乡就业的意愿不够强烈，具有较大提升空间(高岳涵，刘思成，2023)。有且仅有是否为独生子女在感知压力和家乡依恋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独生子女的感知压力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这一现象可能源于独生子女在家庭中承载了更集中和唯一的期望，同时在异地求学过程中，可能体验到更强烈的孤立感，并且更容易将外部压力内化为个人责任。非独生子女大学生的家乡依恋水平显著高于独生子女。这可能源于非独生子女在成长过程中与家乡的亲属联结更为广泛和深刻，从而积累了更深厚的地方性社会资本与情感记忆。相比之下，性别、年级、家乡所在地在三个变量上均未呈现显著差异，这一结果或许反映了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推进的宏观背景下，欠发达地区对青年心理与行为决策的直接影响正在减弱(Tang et al., 2025)。
4.2. 感知压力与少数民族大学生返乡就业意愿的关系分析
从研究数据来看，感知压力中只有失控感与返乡就业意愿各维度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这说明对少数民族大学生返乡就业意愿产生抑制作用的，可能并非压力带来的普遍紧张或焦虑情绪，而是压力情境下个体所体验到的对生活和未来的失控感、无力感。根据社会认知理论，个体的行为选择受自我效能感和结果预期影响，失控感弱化了学生对“我能在家乡成功”的信念，尤其是当家乡的就业资源不足时，也就降低了对“返乡能带来好结果”的预期，从而抑制返乡就业的意愿(Bandura, 1977)。这一发现提示在关注大学生压力时，需要区分压力的不同类型和核心成分，干预的重点或许应放在增强学生的控制感、自我效能感以及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上，而非单纯地试图消除所有紧张情绪。
4.3. 家乡依恋与少数民族大学生返乡就业意愿的关系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家乡依恋各维度与返乡就业意愿呈显著正相关，且对返乡意愿具有稳定的正向预测作用。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家乡依恋不仅是个体情感联结，还承载着家族责任、文化传承与社会认同(任晶晶，余林，2024)。对于少数民族学生而言，家乡往往与族群语言、传统仪式、亲属关系紧密相连，这种情感结构使其在就业决策中可能将“回乡”视为一种文化延续、责任履行与情感回归的综合体，而不仅是地理或职业的迁移(古丽扎伯克力，辛自强，2011)。从地方依恋理论视角看，自幼成长的人文环境和社会环境让短期离乡的少数民族大学生群体更容易产生熟悉感和安全感，在面对外界不确定性就业局面时可激活归属感与意义感，从而增强其返乡的心理安全感与行动勇气(古丽扎伯克力，辛自强，李丹，2011)。
4.4. 家乡依恋的中介作用分析
中介效应检验证实，家乡依恋在感知压力与返乡就业意愿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这意味着感知压力并不直接降低返乡意愿，而是通过削弱个体对家乡的情感依恋间接产生负面影响。当个体承受较高压力时，会对事件的严重程度进行判断并产生不同的情绪体验，其心理资源占用，情感体验趋于负面或麻木，可能导致对家乡的情感联结感知减弱、维护意愿降低，甚至出现暂时性的情感疏离或认同困惑(朱亮等，2023)。为进一步揭示这一关联的内在心理逻辑，本研究补充了20名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深度访谈数据。结果显示，压力情境下少数民族大学生家乡依恋降低的核心心理机制可概括为三重路径：一是压力驱动的认知资源挤占与逃避型疏离。高强度的学业竞争、就业焦虑等压力会占用个体有限的认知与心理资源，使其陷入“问题聚焦”的应对模式，为规避情绪内耗而主动切断与家乡的情感联结，表现为对家乡相关信息的刻意忽视。正如访谈中部分学生提及“压力大时满脑子都是论文、实习和就业竞争，根本没精力维系对家乡的感情，甚至怕想起家里人会分散注意力，反而加重心理负担”，这种防御性反应本质是为节省资源以应对即时压力的适应性行为（赵志强，2024）；二为家乡资源供给预期与现实需求的错配。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核心压力多集中于职业发展、专业适配等维度，当他们感知到家乡在产业结构、岗位资源、培训机会等方面无法满足自身发展需求时，对家乡的情感寄托会逐渐弱化（谢璐，王小卫，2024.）。访谈中提到“家乡没有我学的专业相关岗位，就算回去也解决不了核心压力，对家乡的期待也就降低了”的表述高度契合；其三，文化适应压力引发的身份认同困惑。少数民族大学生在跨文化校园环境中，常面临文化差异、语言障碍等适应挑战，易产生孤独感、疏离感。尤其当遭遇隐性文化歧视或交往不畅时，这种困惑会加剧对家乡的情感疏离。个体会暂时将情感重心放在适应眼前环境、解决即时困境上，进而回避谈论家乡。从实践角度看，这一量化结合质性的研究结果表明，若仅通过政策激励或物质条件改善来促进返乡，而忽视学生当前的心理压力状态及其对家乡情感的影响，干预效果可能有限。反之，若能在缓解学生压力体验的同时，注重唤醒、维护或强化其与故乡的情感联结，例如通过民族文化活动、家乡情感支持网络、乡土认同教育等，则可能更有效地提升其返乡意愿。
4.5.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设计，难以推断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后续可尝试纵向追踪，考察感知压力与家乡依恋在不同阶段的动态变化及其对就业意愿的长期影响。另外本研究样本选取采用方便取样法，主要集中于四川地区高校，地域覆盖范围较窄，且未充分平衡各民族的样本比例，之后可以扩大样本的地域与民族覆盖范围，优化样本结构，提升研究结果的代表性与普适性。最后研究虽补充了质性访谈数据，但访谈样本量较小，且未针对不同压力水平、民族、独生子女身份等特征进行分层深入探究，对压力情境下家乡依恋降低的文化特异性心理机制挖掘不够充分，后续结合分层访谈、个案研究等质性方法，深化对不同群体文化特异性机制的探讨，丰富研究的深度与厚度。
5. 研究结论
综合本研究结果，可得出以下结论：(1) 少数民族大学生感知压力整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家乡依恋水平较高，返乡就业意愿呈中等水平，其中独生子女的感知压力与家乡依恋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性别、年级、家乡贫困状态对三者无显著影响；(2) 感知压力不能直接预测少数民族大学生返乡就业意愿，但其通过降低家乡依恋水平间接产生负向影响，家乡依恋在两者间起完全中介作用；(3) 感知压力中的“失控感”是影响返乡就业意愿的核心成分，与返乡就业意愿各维度均呈显著负相关；(4) 家乡依恋的两个维度(家乡认同、家乡依赖)均显著正向预测返乡就业意愿，且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家乡依恋承载着文化传承、家族责任等多重内涵，是其返乡就业决策的重要情感驱动力。
基金项目
西南民族大学2025年研究生创新型科研项目资助。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