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大学阶段是个体完成心理断乳、实现社会性成熟的关键时期。在这一阶段，大学生要体验四年甚至更久的宿舍生活，宿舍已超越了其作为居住空间的物理属性，演变为一个充满密集性、长期性与强制性互动的人际微环境(王婷，赵冬梅，2023)。正如社会生态系统理论(Bronfenbrenner, 1979)所强调的，这种朝夕相处的微观系统对个体的认知、情感和行为模式具有最直接、最深远的影响。因此，宿舍人际关系的质量，已成为预测大学生心理健康、学业成就与社会适应能力的核心指标之一。调查显示，大学生宿舍人际冲突普遍存在，且冲突的感知与处理深刻影响其情绪状态(耿炎，2019；付春新，2012)。也有研究表明，宿舍人际关系质量深刻影响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与社会适应，不良的宿舍关系与抑郁情绪、孤独感乃至自杀风险存在关联(周春芬等，2020；郝雨，朱媛媛，2016)。然而，对于宿舍中普遍存在的社会排斥如何影响个体的亲社会行为，其中冲突应对方式可能发挥的中介作用，以及共情能力可能产生的调节作用，尚待深入探讨。
社会排斥，作为在此环境中一种普遍存在的负性人际体验，指个体被其他个体或群体排斥或拒绝，从而导致其归属与关系需求受挫的现象和过程(杜建政，夏冰丽，2008)。针对这一现象的研究已发展出多种经典范式，如放逐范式(Cyberball)、拒绝范式与回忆范式等，并形成了系统的理论模型以解释其影响机制(程苏，刘璐，郑涌，2011)。
在宿舍这一特殊场域中，社会排斥表现出与实验室或一般社交情境不同的特征：它具有长期性(朝夕相处，排斥源持续存在)、不可逃避性(物理空间限制，难以完全回避)以及高情感投入性(室友属于“重要他人”) (程苏等，2011)。Williams (2001)提出的需求威胁模型指出，社会排斥会直接威胁个体的归属感、自尊、控制感和存在意义感。采用本土化测量工具的研究也证实，大学生对直接和间接排斥均有感知，且与心理困扰相关(吴惠君，张姝玥，曾宇倩，2013)。
亲社会行为，即个体自愿实施的、旨在使他人受益的行为(Carlo & Randall, 2002)，是衡量大学生社会适应与人际和谐的重要指标。它不仅促进个体良好人际关系的发展(金佩琳，2025)，还对群体凝聚与社会福祉具有积极意义(祝婷等，2024)。然而，社会排斥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在学术界尚未达成一致结论。部分研究证实，社会排斥会显著减少个体的亲社会行为，如降低捐款意愿、减少合作行为等(Twenge et al., 2007; 林培钿，2023)。也有研究发现，经历排斥的个体会表现出更强的社会联结动机，从而可能促进亲社会行为(Maner et al., 2007)。这种分歧提示，社会排斥的影响并非单一和直接的，其最终行为结果可能受到排斥类型(如拒绝与忽视)、个体认知解释及文化背景等多重因素的调节(杨晓莉，魏丽，2017；Lin et al., 2025)。考虑到宿舍情境具有长期性、不可逃避性与高情感投入性，个体在遭遇排斥后更可能面临持续的资源耗竭与负面情绪，从而削弱其实施亲社会行为的动机与能力。因此，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H1：宿舍社会排斥负向预测大学生的亲社会行为。
冲突应对方式，作为个体在面对人际矛盾时惯常使用的策略性反应，可能是解开上述悖论的关键中介变量。大学宿舍作为人际冲突的高发场域，其冲突来源多样，常涉及生活习惯差异、公共资源使用、作息时间不合等具体问题(耿炎，2019；杨露，2022)。根据Rahim (1983)的经典冲突应对理论，个体在冲突中可能采取合作、顺从、竞争、回避等多种应对风格。研究表明，中国大学生在宿舍冲突中最常使用合作与顺从策略(贾晓宾，2009；梁洁，2016)。合作应对作为建设性策略，有助于营造信任氛围，促进亲社会行为(Oliveira & Beuren, 2024)；而竞争与回避等消极策略可能加剧人际疏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顺从应对在必须长期共处的宿舍情境中，可能表现为一种旨在维持关系和谐的策略性行为，在测量上近似于亲社会倾向(贾晓宾，2009)。因此本研究提出H2：宿舍冲突应对方式在社会排斥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Figure 1. Hypothesized model of the impact of social exclusion on prosocial behavior
图1. 社会排斥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假设模型
共情是个体知觉、理解他人情绪，并做出适应反应的能力(Decety & Svetlova, 2012)。大量研究证实，共情是促进亲社会行为、建设性冲突解决和人际和谐的核心因素(袁博等，2024；胡月萱，2024；Kahn & Lawhorne, 2003)。然而，共情的作用并非总是积极的，尤其在负性社会互动中，其效应可能变得复杂。有学者指出，共情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受到诸多因素制约，共情未必总能转化为亲社会行为，高共情者对社会排斥信号更敏感，归属需求受威胁的感知更强烈，这可能导致其建设性合作动机更易受挫(古若雷等，2025)。Twenge等人(2007)发现社会排斥可能通过降低共情来减少亲社会行为，暗示共情可能在排斥与行为之间起条件性作用。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3：共情能力在社会排斥与冲突应对方式(特别是合作应对)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为此，本研究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假设模型见图1)，旨在考察宿舍情境下社会排斥对大学生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并检验冲突应对方式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以及共情能力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有望为理解宿舍人际互动的复杂机制提供实证依据，并为提升宿舍人际和谐、促进大学生社会适应提供具有路径针对性的干预思路。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通过线上发放电子问卷，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中国南方某综合性大学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共回收问卷450份，剔除无效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410份，有效回收率91.1%。其中男性247人(60.2%)，女性163人(39.8%)；平均年龄20.12岁(SD = 1.65)；专业涵盖理科(49.0%)、文科(33.2%)、艺体类(12.9%)等。
2.2. 研究工具
大学生社会排斥问卷(吴惠君等，2013)：共19个条目，包括直接排斥(10题)和间接排斥(9题)两个维度，得分越高表明感知到的相应类型排斥越严重。总量表总分范围19~95分，得分越高代表整体社会排斥感越强。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91。
亲社会倾向量表(寇彧等，2007)：共26个条目，包括情绪性、依从性、利他性、匿名性、公开性、紧急性六个维度，得分越高表示个体在该亲社会倾向上表现越突出。总分反映整体亲社会倾向水平。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93。
大学生宿舍人际关系诊断量表(杨荣，2005)：共28个条目，包括交谈、交际与交友、待人接物、与室友支持四个维度，得分越高表明宿舍人际关系困扰越大。总分0~8分为较少困扰，9~14分为有一定困扰，15~28分为严重困扰。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89。
大学生宿舍冲突应对方式问卷(贾晓宾，2009)：共17个条目，包括竞争、合作、回避、顺从四个维度，得分越高表示个体越倾向于采用该应对方式。竞争、回避属消极应对，合作属积极应对，顺从性质相对模糊。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86。
人际反应指针量表(张凤凤等，2010)：共22个条目，包括个人悲伤、共情关注、幻想、观点采择四个维度，前两者测量情绪共情，后两者测量认知共情。总分越高代表共情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88。
2.3. 数据处理与分析
采用SPSS 26.0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及共同方法偏差检验。使用Hayes (2013)的PROCESS宏程序(Model 4和Model 7)，通过Bootstrap法(5000次抽样)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所有连续变量均进行标准化处理。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对所有题项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KMO值为0.935，Bartlett球形检验显著(χ2 = 38024.267, p < 0.001)。提取出的第一个公因子解释变异量为28.058%，低于40%的临界标准，表明共同方法偏差不严重。
3.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在中介与调节效应分析之前，首先对各核心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与皮尔逊(Pearson)相关分析，以检验变量间的基本关系，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见表1。社会排斥与亲社会行为、合作应对呈显著负相关，与回避、竞争应对呈显著正相关。共情与亲社会行为、合作应对呈显著正相关。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variables (N = 410)
表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结果(N = 410)
变量 |
M ± SD |
1 |
2 |
3 |
4 |
5 |
6 |
1. 社会排斥 |
20.39 ± 15.52 |
1 |
|
|
|
|
|
2. 共情 |
57.11 ± 9.99 |
−0.219** |
1 |
|
|
|
|
3. 亲社会行为 |
99.37 ± 16.53 |
−0.208** |
0.703** |
1 |
|
|
|
4. 合作应对 |
11.41 ± 2.47 |
−0.152** |
0.490** |
0.593** |
1 |
|
|
5. 回避应对 |
9.05 ± 2.41 |
0.570** |
−0.022 |
−0.129** |
−0.088 |
1 |
|
6. 竞争应对 |
7.00 ± 2.78 |
0.735** |
−0.288** |
−0.240** |
−0.160** |
0.552** |
1 |
7. 顺从应对 |
10.16 ± 2.20 |
0.325** |
0.264** |
0.314** |
0.472** |
0.296** |
|
注：M ± SD表示平均值 ± 标准差；*p < 0.05, **p < 0.01 (双尾)。
3.3. 冲突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检验
对所有核心变量标准化处理后使用PROCESS Model 4进行Bootstrap分析(控制人口学变量)，结果如表2所示。社会排斥对亲社会行为的直接负向效应显著(效应值 = −0.1285，95% CI不包含0)。同时，冲突应对方式整体上发挥了显著的中介作用，总间接效应值为−0.1032，95%置信区间为[−0.189, −0.018]，不包含0。进一步分析各条具体路径发现：合作应对(效应值 = −0.0928)与竞争应对(效应值 = −0.1489)的负向中介效应显著；顺从应对的正向中介效应显著(效应值 = 0.1481)；回避应对的中介效应不显著。结果显示，冲突应对方式在社会排斥与亲社会行为之间起多重并行中介作用，假设H2得到支持。
Table 2. Mediating effect analysis of conflict coping styles
表2. 冲突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分析
路径关系 |
效应值 |
SE |
Bootstrap 95% CI |
中介效应判定 |
直接效应(X → Y) |
|
|
|
|
社会排斥→亲社会行为 |
−0.1285 |
0.0426 |
[−0.212, −0.045] |
显著 |
间接效应(X → M → Y) |
|
|
|
|
社会排斥→顺从应对→亲社会行为 |
0.1481 |
0.0269 |
[0.098, 0.205] |
显著 |
社会排斥→合作应对→亲社会行为 |
−0.0928 |
0.0281 |
[−0.149, −0.040] |
显著 |
社会排斥→回避应对→亲社会行为 |
−0.0096 |
0.0354 |
[−0.078, 0.063] |
不显著 |
社会排斥→竞争应对→亲社会行为 |
−0.1489 |
0.0538 |
[−0.255, −0.046] |
显著 |
注：X = 社会排斥；Y = 亲社会行为；M = 冲突应对方式。
3.4. 共情的调节效应检验：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使用PROCESS Model 7检验共情对“社会排斥通过合作应对影响亲社会行为”路径的调节作用(有调节的中介)。结果(见表3)显示，社会排斥与共情的交互项对合作应对的预测作用边缘显著(β = −0.0014, p = 0.079)。
Table 3.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analysis (stage 1: impact of social exclusion on cooperative coping)
表3.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分析(第一阶段：社会排斥对合作应对的影响)
预测变量 |
β |
SE |
t |
p |
95% CI |
常数项 |
3.3794 |
1.0472 |
3.227 |
0.001 |
[1.321, 5.438] |
社会排斥(X) |
0.0709 |
0.0451 |
1.574 |
0.116 |
[−0.018, 0.160] |
共情(W) |
0.1429 |
0.0176 |
8.132 |
<0.001 |
[0.108, 0.178] |
社会排斥 × 共情 |
−0.0014 |
0.0008 |
−1.759 |
0.079 |
[−0.003, 0.000] |
注：模型整体：R = 0.498，R2 = 0.248，F (3.406) = 44.69，p < 0.001。
为揭示调节作用的实质，进一步进行简单斜率分析。简单斜率分析(见表4)显示，对于低共情个体(W = 47.12)，社会排斥对合作应对无显著影响(β = 0.0052, p = 0.601)；对于高共情个体(W = 67.10)，社会排斥对合作应对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β = −0.0226, p = 0.043)。且由此产生的经由合作应对的间接效应也显著为负(效应值 = −0.0810，95% BootCI不包含0)。有调节的中介指数为−0.0054 (BootSE = 0.0028)，其95% Bootstrap置信区间为[−0.0112, −0.0002]，不包含0，表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显著。
Table 4. Conditional indirect effects at different levels of empathy
表4. 不同共情水平上的条件间接效应
共情水平 |
社会排斥对合作应对的效应 |
p |
经由合作应对的间接效应 |
BootSE |
Bootstrap 95% CI |
低(47.12) |
0.0052 |
0.601 |
0.0202 |
0.0329 |
[−0.0414, 0.0882] |
中(57.11) |
−0.0087 |
0.219 |
−0.0334 |
0.0250 |
[−0.0826, 0.0152] |
高(67.10) |
−0.0226 |
0.043 |
−0.0869 |
0.0421 |
[−0.1726, −0.0081] |
注：图中社会排斥的低、高水平分别为均值减一个标准差(4.87)与均值加一个标准差(35.91)。
Figure 2. The impact of social exclusion on cooperative coping at different levels of empathy
图2. 不同共情水平下社会排斥对合作应对的影响
为直观展示上述调节效应，本研究绘制了不同共情水平下社会排斥对合作应对的预测图(见图2)。如图所示，对于高共情个体(图中实线)，社会排斥水平的升高会显著降低其合作应对倾向；而对于低共情个体(图中虚线)，社会排斥对合作应对的影响趋势平缓且不显著。这一结果直观地揭示了共情的调节作用模式：高共情放大了社会排斥对合作应对的负面影响，进而抑制了亲社会行为。
4. 讨论
4.1. 社会排斥的直接作用与冲突应对的多重中介路径
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在控制人口学变量后，社会排斥能直接负向预测亲社会行为(H1得到支持)，这与先前研究中关于排斥引发亲社会行为抑制的观点一致(Twenge et al., 2007; 林培钿，2023)。
冲突应对方式在其中扮演了关键且复杂的中介角色(H2得到支持)。具体而言，合作应对路径表现为负向中介效应，即社会排斥程度越高，学生越少采用合作应对策略，进而表现出更少的亲社会行为。这表明排斥削弱了个体采取建设性沟通的意愿，而合作行为恰恰是亲社会互动的重要基础((Oliveira & Beuren, 2024)。
竞争应对路径同样呈现负向中介效应，社会排斥会激发更多的竞争应对倾向，而竞争策略进一步抑制了亲社会行为。此路径的效应量最大，提示在归属感受到威胁后，个体可能通过对抗来试图恢复控制感，这与“排斥–攻击”循环的理论预期相符(DeWall et al., 2009)，也部分印证了冲突可能激发竞争行为并间接导致排斥的观察(Yang et al., 2024)。
顺从应对路径呈现出独特的正向中介效应。社会排斥可能促使部分学生增加顺从应对，而这种“委曲求全”的策略，在测量上表现为更高的亲社会倾向。然而，这并不等同于真正的亲社会行为。为厘清二者概念边界，我们进一步对顺从应对与亲社会行为的测量条目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CFA)。结果显示：两因子模型的拟合指数为χ2 (404) = 1525.106，CFI = 0.918，TLI = 0.912，RMSEA = 0.082 (90% CI: 0.078~0.087)，SRMR = 0.069，表明模型整体可接受；平均变异抽取量(AVE)分别为0.520 (顺从应对)与0.495 (亲社会行为)，均接近或超过0.5的门槛；异质性–同质性比率(HTMT)为0.690，低于0.85的判别标准，说明两个构念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因此，顺从应对虽在测量上与亲社会行为有相关，但二者在理论内涵上存在本质差异：亲社会行为强调利他与自愿，而顺从应对更侧重于策略性的关系维持或冲突避免。在本研究的宿舍情境中，长期排斥可能导致个体将顺从作为一种适应策略，表面上看似“利他”，实则可能隐藏着关系焦虑或自我压抑(贾晓宾，2009)。
本研究中回避应对的中介效应不显著，可能源于宿舍情境的特殊性。在空间受限、难以彻底回避的环境中，人际不满的表达往往无法通过简单的“离开”或“不争执”来化解。相反，它可能被迫转向更隐蔽、更具策略性的形式。近年研究指出，在必须长期共处的微环境中(如宿舍)，一种称为“被动攻击行为”的隐性冲突模式尤为突出(田一迪，2024)。这类行为表现为暗中诱导、冷眼旁观、故意拖延敷衍等，其核心是通过表面配合或消极不作为，来间接表达敌意、破坏关系。相较于传统冲突应对量表中所测量的“回避”，“被动攻击”是一种伪装的关系对抗，其破坏性更强，也更难以被常规的“回避”条目(如“我会尽量避免与室友发生争执”)所捕捉。因此，本研究使用的“回避应对”维度，可能未能有效测量这种在宿舍高压共处情境下实际发生的、已转化为被动攻击的隐性冲突。未来研究可考虑引入《大学生被动攻击行为量表》等专门化工具，以更准确地区分并测量宿舍冲突中各类复杂的消极应对策略。
4.2. 共情的调节作用：“敏感者困境”的证据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结果表明，共情在社会排斥影响合作应对的路径中起调节作用(H3得到部分支持)。简单斜率分析结果表明，对于高共情学生，社会排斥对合作应对的负向预测作用更强；对于低共情学生，该作用不显著。
这一结果说明，共情能力并未如通常预期的那样缓冲排斥的负面影响(袁博等，2024；De Wied et al., 2007)。相反，高共情个体在遭遇排斥后，其合作意愿下降更为明显，进而抑制了亲社会行为。共情在本研究情境中表现出一定的“脆弱性”，高共情者可能因对排斥信号更敏感、情绪卷入更深，导致情感资源耗竭(Vallette d’Osia & Meier, 2024)，从而使其建设性的合作动机更易受挫(古若雷等，2025)，陷入“敏感者困境”。这也为Twenge等人(2007)关于排斥可能降低共情进而减少亲社会行为的发现提供了另一种解释路径。
4.3. 研究启示与局限
理论贡献方面，本研究将冲突应对理论整合到宿舍排斥研究中，通过多重中介模型揭示了社会排斥影响行为的“合作抑制”、“竞争激化”与“顺从补偿”三条并行路径，深化了对排斥后果复杂性的理解。研究不仅验证了共情对中介路径的调节作用，更发现了其加剧(而非缓冲)负面影响的“双刃剑”效应，为共情研究的精细化提供了重要实证证据。
实践启示方面，本研究为优化高校心理健康与宿舍管理工作提供了若干具有路径针对性的启示。在环境预防层面，研究结果凸显了营造包容性宿舍氛围的重要性。减少社会排斥的发生，可能是维护和促进学生亲社会行为的基础性环境因素。
在个体干预层面，依据学生在排斥后表现出的不同应对倾向进行差异化引导，或能提升干预效率。对于倾向于竞争或回避的学生，干预重点可置于情绪管理与建设性冲突解决技能的培养(Kordnoghabi et al., 2017)；而对于习惯性顺从的学生，支持其发展在维护关系与自我表达间取得平衡的能力则显得尤为重要。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揭示了高共情学生在人际挫折中面临的独特风险，即其合作意愿更易受挫。这一发现提示，在心理健康教育中，有必要在肯定高共情特质价值的同时，关注并增强这部分学生的情绪调节能力与心理韧性。通过针对性的训练(如正念、认知重评)，帮助他们在面对负性人际事件时，能够保护其固有的建设性合作动机，从而更有效地发挥其亲社会潜力。
4.4.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存在以下几方面局限：首先，横断面设计限制了因果推断，虽然模型符合理论预期，但变量间可能存在反向或双向影响。未来可采用纵向追踪或实验操纵进一步验证。其次，数据主要依赖自我报告，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未来可结合同伴评定或行为观察。此外，本研究未区分情感共情与认知共情，也未考察被动攻击等隐性冲突形式。未来可在更广泛样本中检验模型，并纳入心理韧性、自我同情等保护性因素。
5. 结论
本研究验证了宿舍社会排斥对大学生亲社会行为的直接负面影响，并揭示了冲突应对方式在其中复杂的中介机制：合作与竞争应对承担负向中介作用，而顺从应对则呈现正向中介作用。同时，研究发现共情能力调节了社会排斥经由合作应对影响亲社会行为的间接路径，高共情个体在排斥后合作意愿下降更甚，表现出“敏感者困境”。本研究为深入理解宿舍人际动力学及构建多维度、精准化的大学生心理健康促进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实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