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当前我们正处于数字生存的深刻变革、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文明道路的多元探索以及全球秩序的结构性调整之中，重新审视《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这一经典文本，一个根本性的理论问题随之凸显：形成于工业社会初期的历史唯物主义，其分析框架是否依然能够有效地阐释当代社会的复杂现实？本文对此给予肯定的回答，并进一步主张：这种阐释并非单向的理论应用，而是理论与实践的深度互构。为了系统且合乎逻辑地展现这一互构过程，本文的分析框架直接建构于《形态》所奠定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本身的内在演进逻辑之上。《形态》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其科学叙事遵循着一个严密的内在逻辑序列：一切历史的前提是“现实的个人”及其物质生产活动；个人的生产活动在特定阶段形成的社会力量，即生产力总和决定了社会的状况(交往形式/生产关系)；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推动着社会形态的历史性演进；而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与交往的普遍扩大，则使历史日益成为“世界历史”。这一以“现实的个人”为历史前提，以“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为历史动力，以“社会形态演进”为历史阶段，最终以“世界历史”为历史趋势的逻辑链条，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社会历史的完整坐标系。正是依据这一经典坐标，本文将《形态》的核心原理置于以下四个相互关联、层层递进的当代场域中进行检验与对话：第一，数字时代人的生存境遇：对应“现实的个人”这一历史前提，审视数字技术如何重塑人的活动条件与社会关系；第二，新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对应“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原理，分析新质生产力引发的社会变革要求；第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应“社会形态演进”理论，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对文明发展路径的丰富；第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对应“世界历史”与“交往”理论，探讨全球治理变革的未来方向。这四大场域是历史唯物主义核心分析层次在当代最突出、最紧迫的现实对应物。我们将依循这一框架依次进入数字时代人的生存状态、新质生产力引发的社会矛盾、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追求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实践这四大当代场域。在这一分析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奠定的原理不仅提供了观察社会的基本方法，也构成了我们与时代进行批判性对话的理论根基；而当代中国的实践，既是对这一理论根基的验证，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其内涵的实质性拓展。
2. 数字生存境遇中“现实的个人”：异化的当代审视与解放路径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形态》中实现的哲学革命，首先在于将“现实的个人”及其感性的、物质的生产活动确立为全部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非但没有消解这一前提，反而使其在数字社会错综复杂的现实面前展现出新的理论活力与阐释空间。当算法系统深度规划劳动、数据流重塑社会关系、数字接入能力分化社会群体时，我们恰恰需要重返“现实的个人”这一原点，来审视技术究竟是在解放还是以更精微的方式束缚着人的自主活动。因此，本节旨在应用这一范畴揭示数字时代的生存境遇，恰恰构成了对“现实的个人”如何在其“物质生活条件”中活动、其“社会关系的总和”如何被重构这一经典命题的最直接、最迫切的当代拷问。中国的数字化实践，特别是其“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导向，则为我们探索如何在新的活动条件中保障并推进“个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与经典理论深度对话的实践蓝本。
(一) 理论基点：“现实的个人”在数字时代的重构
《形态》实现的哲学革命，首先体现为对历史前提的根本性重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并不是任意想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1], p. 516)这一论断实现了双重超越：既告别了黑格尔哲学将“自我意识”或“绝对精神”作为历史主体的唯心主义路线，也扬弃了费尔巴哈那种停留于“感性对象”而非“感性活动”的直观唯物主义。他们强调，“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1], p. 524)因此，“现实的个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并且只能在“革命的实践”中得到理解与改变。数字时代并未消解这一前提，而是折射出人类实践条件的历史性变迁。当我们审视数字劳动，问题便不再停留于是否存在生产活动，而在于：当算法系统深度介入并支配了物质生产的时空、节奏与情感管理时，“现实的个人”的自主活动如何被重塑，其社会关系的总和又如何被数据流与平台权力所编织。这一奠基性原理，为我们审视数字时代人的存在方式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论基点。
(二) 异化新形态：算法权威、数据剥夺与数字鸿沟
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在空前拓展人的实践能力与社会关系网络的同时，也衍生出异化的当代形态，对“人的全面发展”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终极价值诉求构成了新挑战。在劳动领域，算法正成为组织与监控劳动过程的隐蔽权威。其具体运作机制构成了新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以外卖平台为例，通过智能派单系统、实时定位监控与严格的超时罚款制度，算法不仅规划了劳动者的时空路径，更通过“微笑行动”等人脸识别技术及客户评价体系，深度介入对劳动情感与身体的管理。平台经济中的零工劳动者，其工作节奏、绩效评估乃至收入都与算法指令深度绑定，劳动过程呈现出高度的“去技能化”与“他主化”特征。马克思曾批判旧式分工，“由于劳动被分割，人也被分割了。为了训练某种单一的活动，其他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能力都成了牺牲品。”([2], p. 308)而“数字泰勒制”在提升配置效率的同时，却可能以更精微的方式加剧这种“分割”，使劳动者困于单调的数据处理任务，创造性潜能受到抑制。在交往与认知层面，个性化算法推荐机制在提供信息便利时，也可能构筑“信息茧房”，窄化个体的视野，固化其既有观念，这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要求相悖。更值得警惕的是“数据异化”现象：个人在数字空间中产生的行为数据，被平台资本无偿或低价占有，转化为用于精准营销、信用评估乃至行为诱导的“数字资本”，人反而被自己的数据产物所支配和塑造。此外，数字接入与使用能力的不平等所导致的“数字鸿沟”，使得老年人、低收入群体、部分农村地区居民等社会群体难以平等享受技术进步的红利，甚至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这直接违背了“现实的个人”应平等发展的内在要求。蓝江指出，“资本的扩张与劳动的泛化最终在数字技术的中介之下催生出更为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和等级化的权力。”[3]
(三) 解放路径：制度环境优化与主体性重建
面对这些困境，可以依据“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1], p. 545)的实践辩证法，探寻数字时代人的解放路径。首先，必须致力于优化“创造人”的数字制度环境。这要求将数字正义纳入社会治理的核心议程：通过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普及数字素养教育，系统性弥合“数字鸿沟”，保障发展权利的平等；通过建立健全算法审计、算法透明与算法问责制度，将伦理原则嵌入技术设计，规范平台用工，保障数字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遏制“算法霸权”。其次，关键在于充分激发“人创造环境”的历史主体性与能动性。应超越将公众视为被动“用户”的观念，通过机制创新鼓励其参与数字治理(如平台算法治理委员会)、数字技术开源创新(如参与开源软件社区)和数字公共品创造(如开放数据应用)，使个体在主动塑造更公正、开放、有益的数字生态的实践中，实现自身能力的拓展与主体性的高扬。最终，所有实践都需锚定“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价值罗盘。这意味着教育体系必须超越工具理性，着重培养批判性思维、数字伦理、跨学科理解力与创造力；社会文化应倡导一种健康、节制、深度的数字生活方式，抵御消费主义与浅薄文化的侵蚀。正如马克思所展望的共产主义图景：“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1], p. 537)这应当成为我们在数字时代追求人的现代化的精神指引与不懈动力。
(四) 实践丰富：以人民为中心的数字化发展
更为深刻的是，中国在数字治理领域的实践，正在反向丰富着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现实的个人”与“交往形式”的理解。传统理论侧重于在既定物质条件下分析人的活动，而数字时代“活动”与“条件”的界限日益模糊，人的数据化活动本身即时生产着新的社会条件。中国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数字化发展，推动数字技术赋能治理、服务民生(如“一网通办”、智慧养老)，并积极探索数据要素参与分配的制度路径，这实质上是将“个人的全面发展”设定为技术演进的内在坐标，而非事后矫正的目标。这种“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数字文明建设理念，正是对《形态》中“现实的个人”主体性地位的当代坚守与创造性发展，它要求我们在理论层面，必须将“人的尺度”更为前置和具体地纳入对技术社会形态的分析框架之中。
3. 新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当代矛盾运动：理论、张力与变革
数字技术对个体生存境遇的深层介入，其根源和影响远不止于个体层面，它本质上催生并表征着一种生产力性质的深刻变革。《形态》将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精辟地概括为理解一切历史冲突与社会变革的钥匙。今天，以数字化、智能化为核心特征的新质生产力的勃兴，正在以极其鲜明和复杂的方式验证并激活着这把钥匙。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所带来的产权、流通与分配难题，人工智能引发的就业形态与技能结构的深刻变迁，无不尖锐地提出了新型生产力要求何种新型生产关系的时代命题。本节通过剖析来说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既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矛盾学说的现实验证，也对其内涵提出了新的理论挑战。而中国在数据制度构建、平台经济治理等方面的主动探索，正体现了在把握规律基础上，对生产关系进行主动构建以适配和引领生产力发展的实践智慧。
(一) 核心原理：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是历史发展的钥匙
《形态》中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1], p. 567)这一矛盾运动规律表现为：生产力是“全部历史的基础”它的发展水平决定着社会状况；“交往形式”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与生产力相适应，是其发展的条件，但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成为桎梏，然后又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1], p. 575)核心阐释了生产力与交往形式(即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形态演进的历史规律。这一经典原理，为我们深刻理解当前以数字化、智能化为核心特征的“新质生产力”所引发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提供了最为根本的分析范式。赵家祥教授在其研究中进一步阐释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的运动，推动着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4]新质生产力，作为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其发展必然要求原有的生产关系，特别是所有制关系、分配关系及交换关系进行深刻的适应性调整，否则便将形成阻碍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
(二) 当代困境：数据产权困境、平台垄断与劳动形态变革
新质生产力的最显著特征在于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成为核心驱动力。然而，数据的非排他性、可复制性、权属复杂性等特性，使得植根于工业文明、以有形物为核心的现行产权法律与制度框架面临“失灵”。数据确权模糊、流通壁垒高企、收益分配机制不合理，已成为制约数据要素价值充分释放的核心梗阻。例如，在自动驾驶领域，海量路测数据的归属与使用规则若不清晰，将严重阻碍技术迭代与产业协作。这本质上是新型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尚在探索期的集中体现，是生产关系滞后于新生产力发展的典型症候。与此同时，资本、技术与数据的深度融合，催生了新的经济组织形态与市场权力结构。大型数字平台凭借对海量数据、先进算法和网络效应的掌控，可能形成“资本–技术–数据”复合型垄断，不仅抑制市场竞争与创新活力，也加剧了财富向少数主体集中的趋势，“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剥夺本质，置个人的发展需求和天赋才能于资本增殖之外，个人劳动的内容、方式、手段和条件都必须配合资本的意志展开，个人的劳动不属于自身而属于资本，生产商品的标准无法忠实地贴合和尊重生产者个人的创造和灵感，物质生产发展不是为了促进社会整体发展和增加大众的福利，而只是为了满足商品消费。”[5]此外，新质生产力推动下的分工形态变革(如零工经济、远程协作)在提升经济弹性的同时，也带来了劳动者就业“碎片化”、社会保障覆盖不足、职业发展路径不稳等社会问题，劳动者面临新的风险与不确定性。
(三) 变革路径：制度创新与生产关系的主动调适
遵循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客观规律，主动、系统地进行制度创新以调适生产关系，是释放新质生产力潜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面向“十五五”及更长远时期，首要任务是进行基础性、引领性的制度建构。核心在于探索建立适应数据要素独特属性的新型产权制度，清晰界定数据生产、流通、使用、收益过程中的各类权利、责任与利益分配，在保障国家安全、个人隐私与市场主体合法权益的前提下，促进数据要素合规、高效、有序流通与价值转化。张占斌教授强调：当前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表现出了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特征，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和服务品质，减少了对资源的浪费，降低了碳排放，为劳动者提供了更加舒适的工作环境和工作场景，为消费者提供了个性化、多元化、差异化甚至定制化的服务……还需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出现了大量的替代就业问题，需要及早关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二是要关注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也就是说人工智能要有规则、规制和发展方向的引领，要引导它向善，为人类作贡献[6]。另外，必须完善与数字时代相匹配的竞争政策与反垄断法规体系，对平台资本实施科学、精准、动态的监管，维护公平竞争、鼓励创新的市场生态。另一方面，必须前瞻性地应对劳动世界变革与社会结构的调整。这要求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与职业技能培训网络，重点提升劳动者在数字技能、绿色技能及跨领域复合能力方面的素养，增强其对产业迭代的适应性与韧性。同时，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探索适应新就业形态的劳动权益保障机制、优化收入分配结构等举措，确保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成果能够更公平、广泛地惠及全体人民。最终目标是实现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公平正义与人的全面发展三者的辩证统一。正如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那样，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这样一种经济形态([7], p. 466)。
(四) 实践丰富：从“客观必然”到“主动构建”
中国在驾驭新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方面的探索，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矛盾学说注入了新的实践内涵。经典理论侧重于揭示矛盾运动的客观必然性，而中国实践则凸显了在认识规律基础上的主动构建与前瞻性调适。我国布局建设数据交易所、推进“东数西算”国家工程、制定《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等，正是主动创设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的制度实践。这提示我们，在生产力发生质变的阶段，生产关系的“适应性”并非完全被动等待，而是可以通过顶层设计和制度创新予以主动塑造和引导。这一实践智慧，丰富了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这一基本原理在当代作用机制的理解，即反作用力可以表现为一种更具能动性和建构性的“制度先行”或“规则牵引”。
4. 中国式现代化：社会形态演进理论的创造性实践与文明超越
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有效驾驭与调适，最终将在一个社会整体的发展道路与文明形态中得到集中体现。《形态》依据分工与所有制形式，首次系统勾勒了社会形态演进的历史序列，揭示了其根植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在一个具有超大规模人口、悠久文明传统和独特社会制度的国家中展开的宏伟实践，其世界历史意义在于，它既是这一普遍规律的具体体现，更是对其演进图式的极大丰富与创造性拓展。经典理论揭示了社会形态更替的“一般逻辑”，而中国式现代化则贡献了关于“特殊道路”的生动叙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在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的前提下，通过驾驭市场和资本来发展生产力，同时避免两极分化、生态危机与对外扩张等传统现代化弊病，这要求我们的研究不能停留在用中国案例“填充”既定理论框架，而必须深入考察中国实践如何实质性地丰富了“社会形态”概念本身，本节旨在阐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演进理论的活的历史证明与卓越理论贡献。
(一) 理论基础：社会形态演进的历史规律
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依据“分工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在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方面的相互关系。”([1], p. 521)，首次系统勾勒了人类社会从“部落所有制”到“共产主义所有制”的演进序列。这一社会形态理论的核心在于揭示：社会历史的演进并非偶然或由观念驱动，而是根植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他们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精辟总结：“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8], p. 592)中国式现代化，正是这一普遍历史规律与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超大规模国家具体实际相结合所开创的伟大事业。它生动诠释了“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8], p. 470)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中国的实践没有拘泥于任何现成的理论图式或外国模式，而是立足自身国情，探索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
(二) 制度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资本逻辑的驾驭
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根本性创新与突破，在于它成功驾驭了资本与市场的力量，创造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体制的本质，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它既“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充分利用资本要素激发经济活力、推动生产力发展；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通过国家发展规划、宏观调控、法律法规和共同富裕政策，对资本逻辑进行有效的引导与规范，防止其无序扩张和导致社会两极分化。这一实践致力于从基本经济制度层面，破解资本主义现代化中固有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根本矛盾，追求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与社会的长期稳定。顾海良指出：“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经济建设发展目标，是中国式现代化在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机制改革以及发展目标方面的集中体现。”[9]
(三) 文明超越：一种新型文明形态的雏形
在价值内核与文明取向上，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整体性超越，展现出一种新型文明形态的雏形。它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本质要求，通过乡村振兴、区域协调、三次分配等系统的制度安排努力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超越了必然伴随贫富分化的资本积累逻辑。它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丰富人民精神世界，超越了物质丰裕与精神贫乏的失衡状态。它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发展全局，实施“双碳”战略，超越了掠夺自然、牺牲生态的不可持续发展模式。它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通过合作共赢促进共同发展，超越了“国强必霸”、对外扩张的历史窠臼。这些特征，共同指向马克思、恩格斯所构想的“真正的共同体”的价值追求。马克思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8], p. 53)中国式现代化对共同富裕、社会和谐、人的全面发展的追求，正是朝向这一崇高理想迈进的坚实步伐。“中国式现代化的全方位发展，在共同体建设方面体现为国家与社会将从传统的共同体向现代共同体进一步发展，致力于成为物质更富足、民族更团结、人民更幸福、精神更主动、文化更繁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牢固的中国特色的现代国家共同体和民族共同体”，[10]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共同体价值理念，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真正共同体”思想的当代诠释与实践探索。
展望未来，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推进，必须继续从历史唯物主义中汲取不竭的智慧。它要求始终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将不断促进“现实的个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持续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促进教育公平、健全社会保障网络，切实增进人民福祉。它要求精准把握和自觉运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一方面毫不动摇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夯实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另一方面，坚定不移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特别是在数据产权、要素市场化配置、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关键领域取得新突破。最终，这体现为一种高度的历史自觉与辩证智慧，即坚持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既严格遵循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实际，稳中求进、循序渐进；又始终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贯穿于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和各领域，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确保中国的现代化航船不仅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更开创出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明新境界。
(四) 理论拓展：社会形态演进路径的丰富与证明
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极大地拓展了社会形态演进理论的历史时空维度和路径可能性。它证明，现代化道路并非只有一种图景，社会形态的演进在遵循普遍规律的同时，完全可以根据不同的历史传统、文化底蕴和现实国情，走出具有自身特色的具体路径。中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获得了新的实践形态，即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充分发展阶段，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充分利用市场经济、资本和技术来发展生产力，并在此过程中始终以社会主义原则规制和引导发展进程。这一成功探索，打破了“现代化 = 西方化”的迷思，为后发现代化国家提供了全新选择，也迫使理论界必须更深入地思考社会形态演进中“一般规律”与“特殊道路”、“连续”与“跨越”、“物质基础”与“价值引领”之间更为复杂的辩证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因而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形态理论在当代最富活力与创造性的“实验场”和“推进器”。
5. 推动全球共同发展：世界交往理论的当代升华与实践探索
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逻辑，不仅塑造了自身的文明道路，也必然将其关怀与智慧投向人类共同面临的全球性未来。本节将进一步扩展到全球秩序的层面，依据《形态》关于“世界历史”与“交往”的论述，审视当代全球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一) 现实映照：世界历史趋势与旧有国际秩序的局限性
《形态》深刻阐述了“交往”(Verkehr)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提出了“世界历史”的著名论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 p. 541)这一判断科学地预见了全球化这一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并揭示其根本动力在于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与普遍交往的建立。然而，他们同时犀利地指出，在存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国家作为“虚幻的共同体”而存在，其本质是维护统治阶级特殊利益的工具。在存在阶级对立的社会形态中，国家表面上代表全社会公共利益，实则是统治阶级维护自身特殊利益的工具，它将统治阶级的利益伪装为普遍的、全民的利益，掩盖了阶级剥削与压迫的实质。首先，《形态》明确界定国家的阶级属性，指出“国家是属于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1], p. 584)，直接表明阶级社会的国家并非代表全体社会成员，而是统治阶级实现共同利益的专属工具。其次，从国家产生逻辑来看，“随着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个人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1], p. 536)，这种“表面凌驾”的属性正是“虚幻性”的根源——阶级国家看似是冲突的调停者，实则是通过维护统治阶级主导的社会秩序，巩固阶级剥削的既定格局。最后，统治阶级通过意识形态建构强化这种“虚幻性”，正如《形态》所强调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1], p. 550)，统治阶级借助国家机器将自身利益包装为“全民利益”，通过思想统治掩盖剥削实质，使被统治阶级认同既定秩序。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由少数大国主导的、基于霸权主义和排他性集团利益的国际秩序，正是这种逻辑的全球性投射。它在形式上倡导普适规则，实质上却垄断规则制定权与利益分配权，将全球交往异化为维护中心国家特权、转嫁体系性危机的机制，直接导致了发展鸿沟、安全困境与治理赤字等全球性挑战。资本主义所开创和主导的世界市场与国际秩序，正是这种“虚幻的共同体”逻辑在全球范围的延伸，其建立和发展伴随着殖民、掠夺和不平等交换。当今世界，尽管遭遇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等逆流冲击，但各国相互依存、命运与共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已成现实。同时，旧有的全球治理体系在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危机、发展鸿沟、数字治理赤字等全球性挑战时日益显得力不从心，其不公正，不平衡的缺陷暴露无遗。这深刻印证了马克思的批判，表明一种并非代表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全球交往模式，必然陷入困境并引发广泛冲突。
本文引用这一论断，旨在支撑“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秩序具有内在局限性与不公正性”的观点。而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本质上超越了“虚幻的共同体”的阶级局限。我国的国家利益与人民的根本利益、人类的共同利益具有高度一致性：对内，我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致力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对外，我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倡导各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这表明，社会主义国家能够成为代表人民利益、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形态，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国家层面的实践基础。
(二) 理念升华：从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到当代全球关系构建
马克思在《形态》等著作中构想的未来社会形态，其核心内涵大致包括以下维度：一是超越阶级对立与剥削，实现人的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形态》中明确指出，“从前各个人联合而成的虚假的共同体，总是相对于各个人而独立的；由于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1], p. 571)。这段话直接区分了二者的本质差异，前者因阶级对立成为“桎梏”，后者通过消除阶级对抗让个体获得自由。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进一步将“真正的共同体”明确为“自由人联合体”，并提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8], p. 53)。二是突破民族与国家的狭隘界限，建立普遍的世界交往，实现各民族的相互依存与共同发展。这一维度的核心依据来自《形态》的世界历史理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 p. 540)。这一论断表明，“真正的共同体”的实现必须以“普遍交往”为前提，打破民族国家的狭隘界限。三是摒弃私有制带来的利益对立，形成共同的利益诉求与价值追求，实现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辩证统一。《形态》深刻揭示了私有制与利益对立的因果关系：“随着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个人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一般说来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1], p. 536)。而“真正的共同体”通过“摒弃私有制”消除这种分裂，“就像无产阶级那样，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以便把自己的利益又说成是普遍的利益，”([1], p. 537)最终实现“只有在这个阶段上，自主活动才同物质生活一致起来，而这又是同各个人向完全的个人的发展以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相适应的”([1], p. 582)。
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具有深刻的理论传承与时代创新关系，是其在当代的具体实践与时代表达。从理论内涵的传承性来看，二者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其一，价值追求的一致性。二者均以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追求摆脱阶级压迫与异化的自由人联合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各国共同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致力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其二，交往逻辑的相通性。二者均强调普遍交往与平等合作，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以生产力普遍发展与世界交往为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各国互联互通、互利共赢；其三，利益格局的整体性。二者均反对利益对立与零和博弈，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主张消除私有制带来的利益分化，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构建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的全球治理格局。从时代创新的维度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回应了当代全球治理的现实需求，对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进行了创造性发展：其一，实践路径的现实性。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是对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构想，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立足当代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现实，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方案，为从“虚幻的共同体”向“真正的共同体”过渡提供了可操作的实践路径；其二，适用范围的包容性。人类命运共同体尊重世界各国不同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与发展道路，摒弃了单一模式的局限，倡导多样性基础上的共同发展，体现了对当代世界复杂性与多样性的深刻把握；其三，价值导向的时代性。人类命运共同体将生态文明纳入核心内涵，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回应了全球气候变化等当代全球性挑战，丰富了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在生态维度的内涵。“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首先深刻把握并坚定引领着“世界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它主张坚定不移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反对一切形式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脱钩断链”。其更深层的理论贡献在于，它旨在以“真正的共同体”的价值原则，重塑全球交往的伦理基础与国际关系的互动范式。它倡导并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合理化。这本质上是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真正的共同体”的理想追求——即超越阶级对立和民族压迫、以共同利益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纽带——应用于全球治理层面，旨在超越和替代基于霸权政治、零和博弈、排他性集团利益的旧式国际关系逻辑。贾莎的研究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真正的共同体’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具体实践和时代表达，与建构‘真正的共同体’的根本要求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同样必须以世界各国的快速发展和世界的普遍联系为基础和前提。”[11]
(三) 实践范例：国际合作倡议的共商共建共享
“一带一路”倡议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和生动范例。它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致力于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这一倡议不仅推动了跨区域的基础设施“硬联通”，更促进了规则标准的“软联通”与不同文明间的“心联通”。通过实施一大批务实合作项目，“一带一路”建设为沿线国家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了新动力，也为缩小全球发展鸿沟、深化文明交流互鉴作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它创新了国际合作的形式与内涵，通过互利共赢的具体实践，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理念的现实可行性与强大生命力。“‘一带一路’”倡议本质是一个各方共商共建共享的国际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非零和性的特征，不管是否属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只要愿意都可以参与，是一个开放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12]通过持续扩大和深化这种平等、开放、合作、共赢的普遍交往，国际社会才能不断增进互信、凝聚共识，有效携手应对各种跨国性挑战，共同开创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四) 理论拓展：世界交往理论的当代路径与创新
全球共同发展的理念及其实践，从目标和路径两个维度，对马克思主义世界交往理论作出了时代性拓展。经典论述深刻揭示了世界历史形成的客观趋势及其背后的矛盾性，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了超越这一矛盾的规范性目标和实践性方案。它将“真正的共同体”从未来的理想拉近为当下的构建议程，将“普遍交往”从客观描述升级为主观倡导的“开放型世界经济”和“全球伙伴关系”。尤其重要的是，它通过“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为世界历史发展提供了一种具有操作性的路径探索。这不再仅仅是对历史趋势的揭示，更是对历史走向的主动引领和塑造，体现了历史主体在认识规律基础上推动历史进步的能动性，从而极大地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世界历史发展动因和机制的理论。
6. 结语
对《形态》的当代重释深刻揭示，历史唯物主义所奠定的方法论原则——从“现实的个人”及其物质实践出发，经由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为核心分析线索，把握社会形态的演进规律，最终指向世界历史性的普遍交往——绝非静止的教条。本文将这一经典范式置于当代四大场域进行检验与对话：个体层面数字时代人的生存境遇、矛盾动力层面新质生产力引发的社会张力、文明形态层面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探索、世界历史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构建，有力论证了其理论框架在面对技术革命、经济结构变迁、文明路径选择及国际秩序调整等全新挑战时，依然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和适应性。它不仅为诊断数字异化、理解生产力质变的社会要求、阐释中国道路的文明意蕴以及构想全球共同体的未来图景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分析工具与价值尺度，更以其与时代议题的持续交锋，证明了自身作为“伟大的认识工具”的持久价值。
尤为重要的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构成了一场与这一经典理论的深度互构。中国在推动人的全面发展、驾驭新质生产力、探索现代化新路、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的创举与成就，既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指引下的自觉实践，是对其真理性的生动证明；同时，这一前无古人的探索过程本身，也以大量原创性的经验与智慧，回应了经典理论提出的根本性追问，并在解决前所未有的现实课题中，实质性地丰富、深化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这种理论与实践的辩证互动与双向滋养，正是马克思主义能够穿越时空、永葆生机活力的根本奥秘。它昭示我们，只有坚持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自觉运用其立场、观点、方法来洞察时代本质、把握发展规律、引领未来方向，才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不竭的思想动力，也为人类社会携手应对共同挑战、开创更加公正美好的未来贡献宝贵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