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德意志意识形态》诞生的时代背景与思想缘起
(一) 工业革命引发的社会巨变
一是资本主义的扩张与内在矛盾的暴露。19世纪40年代，工业革命在欧洲大陆迅猛推进，英国已基本完成工业革命，法国、德国等国的工业资本主义也快速发展。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机器生产取代手工劳动，工厂制度普遍建立，商品经济打破了封建割据的壁垒，推动了统一市场的形成；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开始集中爆发。1825年英国首次爆发经济危机后，周期性危机逐渐蔓延至欧洲大陆，导致大量工人失业、贫富差距急剧扩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日益尖锐。德国虽处于封建割据状态(1848年前尚未统一)，但资本主义已在各邦国萌芽，封建残余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冲突、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与无产阶级的觉醒，共同构成了德国特殊的经济矛盾格局，为理论反思提供了现实土壤。二是欧洲封建势力的复辟与曲折的资产阶级革命。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欧洲进入“神圣同盟”主导的封建复辟时期，各国封建君主联合镇压资产阶级革命与人民运动，试图恢复封建专制秩序。但资产阶级仍然主张追求政治权利、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推翻波旁王朝，建立七月王朝；1832年英国通过议会改革，扩大了资产阶级选举权。而德国的政治状况更为落后，普鲁士、奥地利等邦国的封建贵族掌握实权，资产阶级因依赖封建势力而缺乏革命勇气，导致德国社会的政治变革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这种“政治滞后性”使得德国思想界必须通过理论批判来回应现实的政治困境，为社会变革寻找方向。三是无产阶级的觉醒与工人运动的兴起。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逐渐从分散的个体转变为有组织的政治力量。19世纪三四十年代，欧洲工人运动进入新阶段，三大工人运动爆发使无产阶级已从“自在的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开始有意识地参与社会革命。但工人运动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部分运动因思想混乱、目标模糊而失败，这一现实需求促使马克思、恩格斯深入研究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构建科学的理论体系，为工人运动提供思想武器。《形态》正是在这一实践背景下，系统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为无产阶级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 德国哲学思想的影响和发展
一是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影响。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德国哲学界主要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黑格尔哲学曾在德国思想界占据统治地位，其辩证法思想虽有深刻之处，但他将绝对精神视为世界本原，具有浓厚的唯心主义色彩。青年黑格尔派在继承黑格尔哲学时，进一步将这种抽象思辨推向极端，专注于对宗教与自我意识的批判，忽视了现实社会问题。黑格尔把历史看作是绝对理念的辩证发展过程，提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的观点。这一历史哲学观念影响了德国哲学界对历史的研究和思考方式，许多哲学家开始从哲学的角度探讨历史的发展规律和趋势，为后来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思想基础。黑格尔对人类历史发展整体性的认识和规律性的把握影响了马克思，不同于黑格尔从观念和意识出发，以先验的方式认识和构建历史，马克思从具体的人和人的实践活动出发，得出了与黑格尔截然不同的结论。但在对事物发展规律的认知上，马克思与黑格尔一脉相承，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同时引入现实的实践活动，深入考察历史发展规律。二是费尔巴哈机械唯物主义思想的影响。费尔巴哈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宗教观，提出“宗教的本质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上帝是人的类本质的对象化”。他强调人是感性的、现实的存在，而不是抽象的精神实体。这一批判在德国哲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促使许多哲学家重新审视宗教的本质和起源，对宗教批判的人本主义转向产生了重要影响。费尔巴哈坚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认为自然界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实在，他的这一观点对德国哲学界的唯物主义思潮起到了推动作用，使一些哲学家开始关注自然界的客观性和物质性，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基础提供了一定的思想资源。同时，费尔巴哈强调人是感性的、有血有肉的存在，人的本质在于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他的人的类本质的思想后来马克思主义对人的本质的科学认识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2.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核心理论
(一) 出发点：从“现实的个人”到物质生产
1) “现实的个人”概念的提出与内涵
在西方哲学史上，人本思想经历了漫长的演变。从古希腊时期对人的理性和德性的关注，到文艺复兴时期强调人的价值和尊严的人文主义兴起，再到启蒙运动对人的自由、平等、权利的深入探讨。尤其是黑格尔时期对人的抽象理解及费尔巴哈的人本思想，都对马克思产生深远影响，然而，这些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仍存在局限性，往往是在抽象层面讨论人。马克思则将人置于现实的社会历史环境中，置于实践中去理解，他批判地继承了前人的思想成果，旗帜鲜明地确立了历史的全新出发点：“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并不是任意想出的，它们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加以抛开的现实的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1], p. 516)从现实的个人出发，探讨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及进程。
“现实的个人”这一概念，是与一切唯心史观和旧唯物主义人本学划清界限的基石。首先，它反对唯心主义抽象。不同于黑格尔将历史视为“绝对精神”的展开，也不同于青年黑格尔派纠缠于“自我意识”、“类”、“唯一者”等抽象范畴，《形态》指出，“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其次，它超越了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费尔巴哈虽然抓住了“感性的人”，但他“把人只看作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1], p. 530)换言之，费尔巴哈看到的是静止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而非在历史中实践着的、创造着自身生活条件的人。
马克思则强调实践的作用，认为实践是人类社会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是人的本质活动，同时对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具有重要作用。“现实的个人”是从事物质生产实践的个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 p. 531)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正是从这一最简单、最基础的事实出发，整个宏大的历史理论大厦得以建立。这意味着马克思从实践来理解人的本质，认为“现实的个人”并非是抽象的、孤立的个体，而是处于特定社会历史环境和物质生产关系中的人。这些个人的首要活动是物质生产，通过劳动来满足自身的生存与发展需求，而他们的活动又受到当时生产力水平、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以及社会交往关系等因素的制约。例如，在封建生产关系下，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其生产活动主要是为了向地主缴纳地租，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都受到封建等级制度的深刻影响。
2) “现实的个人”对唯物史观的奠基作用
首先，“现实的个人”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基石，确立了唯物史观的出发点，揭示了社会历史的前提和基础。马克思将唯物史观建立在对现实的人的科学认识基础之上，使唯物史观具有了坚实的现实基础。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个人不是想象中的人，而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人。这一观点揭示了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为唯物史观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原理奠定了基础。其次，“现实的个人”促进社会关系的形成和发展。现实的个人在生产活动中必然会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如生产关系、交往关系等。这些社会关系是由现实的个人的活动所产生的，同时又反过来制约着个人的活动。这就揭示了社会关系的本质及其与现实个人的辩证关系，为唯物史观对社会形态的演变和社会结构的分析提供了依据。另外，更加关注个体的实际生活，使唯物史观的研究聚焦于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包括人的生产、生活、交往等实际活动，为深入研究社会历史提供了具体的切入点。
现实个人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他们在物质生产实践中，不仅创造了物质财富，还孕育了社会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说：“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1], p. 524)而且，现实个人的发展程度反映了社会的进步水平。当个体能够充分发挥其创造力，在自由、平等、公正的社会环境中发展时，社会也将充满活力与创新力。反之，若个体受到压抑与剥削，社会发展也将受阻。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的异化劳动限制了其自身发展，也为社会矛盾的激化埋下伏笔，而无产阶级革命则是工人阶级摆脱异化、实现自我解放与社会变革的必然途径。
(二) 动力机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及其辩证规律
从现实的个人及其物质生产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立即进入了对社会历史发展动力的分析，提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形态》中常表述为“交往形式”)辩证关系的经典原理。
1) 历史发展过程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它由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个基本要素构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因为劳动者具有主观能动性，能够运用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尤其是生产工具的特征，是划分不同历史时代的客观标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1], p. 602)从原始社会的石器工具到现代社会的高科技智能化设备，生产工具的每一次重大变革都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劳动对象的范围随着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而不断扩大，从最初的自然资源如矿石、动植物等，到如今的各种人工合成材料。这三个要素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生产力的有机整体。马克思在《形态》中也提到：“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1], p. 524)这进一步说明了生产力要素间的紧密联系与生产力的多元内涵。
“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例如，英国工业的竞争使德国潜在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了)。”([1], p. 568)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生产关系)构成一个矛盾的统一体。“这些不同的条件，起初本是自主活动的条件，后来却变成了它的桎梏，它们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构成一个有联系的交往形式的序列，交往形式的联系就在于：已成为桎梏的旧的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更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的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变成桎梏并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1], p. 575)这一矛盾运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此。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时，它促进其发展；当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的桎梏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例如，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通过自由竞争、资本积累等机制，激发了资本家的投资热情和创新精神，推动了工业革命的蓬勃发展，使得生产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然而，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内在矛盾逐渐暴露出来。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一矛盾导致了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如1929~1933年的全球性经济大危机，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典型例证，这深刻地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动态关系。
2) 历史发展过程中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不是机械决定论，也不是历史宿命论，而是以历史主体的人的实践活动为基础的能动的辩证决定论，他揭示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同时强调现实的人的主观能动性。马克思认为，社会历史发展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基本矛盾运动中推进的，同时，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历史不会在矛盾运动中自发前进，而是人民群众利用矛盾运动，发挥主体选择性，推进历史运动及革命。“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1], p. 545)
社会历史发展是具有规律性的，一般随着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从低级到高级发展，其中，生产力具有决定意义。“只要把全部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就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就可能发现‘各国社会现象中的重复性和常规性’，即规律性”。([2], p. 8)依据马克思在《形态》中的观点，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生存的首要前提，而自然环境构成了物质生产的基础要素。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如气候、土壤、资源分布等，决定了人类早期不同的生产方式，如在土地肥沃、水源充足之地易于发展农业，而在自然资源丰富且交通便利之处可能兴起手工业与商业。这是生产力发展受自然环境制约的体现，遵循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的初始设定，即生产力的发展起点受环境左右，进而推动生产关系在特定环境框架内逐步形成与演变，彰显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性。同时，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 p. 470)这里的既定条件很大程度包含了自然与社会环境要素，也就是说，人们在限定的前提和条件，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内容都是限定的，没有选择的，是在前人既定的情况下继承发展起来的，比如生产力的水平，生产工具的应用等。
社会历史规律具有客观性，但并不否定人们活动的能动性和主体选择性，人们往往在尊重社会发展规律的同时，发挥着对某种社会形态的主动历史选择，“人们对于社会形态的历史选择最终取决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根本意愿以及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和顺应程度。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是社会形态变革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对于社会形态的历史选择，正是在遵循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通过参与社会变革实现的。”([4], p. 148)尽管环境具有强大的塑造力，但人并非全然被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个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做一个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人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含在这个合力里面的。”([5], p. 592)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是不同的主体按照自身的需要、价值要求和利益驱使去改造历史客体的，他们的目的、动机互相融入“合力”中，这个“合力”的方向虽然可能和每个主体预想的不同，甚至表现为异己的力量，但是这个合力的结果反映的事社会历史的必然方向和趋势。
“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本质区别在于：自然界中是各种因素盲目地、自发地发生作用的；而社会历史领域，人的任何活动都是有目的的、有自觉意识的。自然规律和社会历史规律的本质区别在于：自然规律中没有人的主体因素，没有人的目的作为规律发生作用；而社会历史规律中有人的主体因素，有人的目的作为规律发生作用。”([6], p. 140)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现实的人既是“剧中人”，又是“剧作者”，表现为，每一代人，都是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从事活动，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前人创造条件的制约，同时，每一个人又按照一定的目的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因此，社会历史发展体现了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
(三) 社会结构：分工、交往与社会形态的演进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通过一系列中介环节，具体地展现为社会结构的形成与历史形态的更替。其中，分工和交往是两个关键的分析节点。
1) 社会分工的发展及影响
分工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在社会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分工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可以分为四个发展阶段：(1) 以地理自然和生理自然为基础的自然分工；(2) 从原始社会后期开始出现，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确立起来并不断发展的自发分工，即旧式分工；(3) 社会主义社会的半自觉分工；(4) 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自觉分工。”([6], p. 214)自发分工属于分工发展进程中的特定阶段。其中，以生理自然为根基的分工，乃是依据性别、年龄、体质等纯粹生理差异所构建的分工形式，常见于原始共同体内部。例如男性多在外从事打猎、捕鱼等活动，女性则主要在内部承担采集植物、烹制食物、缝制衣物以及照料孩童等事务，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而基于地理自然的分工，是因不同共同体所处地区自然条件的差异而产生的地域分工，此为共同体外部的分工类型，其促使了产品的相互交换，并非导致生产领域出现差别，而是使不同生产领域相互关联，使其成为社会总体生产中彼此依存的部分。在自然分工的前提下，伴随社会生产力的持续演进，依次催生了三次意义重大的社会大分工：先是农业与畜牧业的分离，原始人群由此分化为游牧部落与农业部落；接着是手工业与农牧业的脱离，专业工匠群体得以形成；最后是商业与生产领域的分立，商人阶层随之出现。这些均属于生产领域范畴内的分工，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一般分工。在此基础上又产生特殊分工，从而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造成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的分离，形成了社会基本分工。以上各种分工造成了城乡的分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又说：“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7], p. 408)
马克思在《形态》中对社会分工进行了深入剖析。分工是联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重要环节。真正意义上的分工是从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分离时开始的。其一，分工与生产力有密切联系。分工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决定，同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又能通过分工体现出来。一个民族的分工发展程度最能清楚地展示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只要是新出现的生产力(并非是对已有生产力的单纯量的扩充)，都会推动分工进一步发展。其二，分工和生产关系相关，尤其与生产资料所有制有联系。分工的发展会改变人们对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的关系，也会改变人与人之间在物质交往上的关系。“分工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在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方面的相互关系。”([1], p. 521)。
另一方面，分工也导致了人的片面发展。薛俊强指出，“正是由于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还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分工是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条件下自然形成的而非发乎人的社会历史性的选择，所以由分工带来的一系列生命活动就成为压迫人的异己力量，分工使劳动者只能在极为有限的范围内活动，从事各种令人难以忍受的无效劳动。‘现实的个人’尽管是以人的样貌呈现出来的，但实质上是丧失灵魂与激情的‘经济人’”。[8]分工造成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每个人的需要都要由他人的产品来满足。“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1], p. 521)由于人的活动范围受到分工和私有制的束缚，人们无法理解和驾驭这种社会关系，它作为异己的力量统治着人。同时，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长期被局限在特定的生产环节，重复单一的劳动动作，其能力和个性受到压抑，逐渐成为机器的附属品。如马克思所说：“由于劳动被分割，人也被分割了。为了训练某种单一的活动，其他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能力都成了牺牲品。”([1], p. 533)
2) 社会交往理论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首次系统构建了社会交往理论，将“交往”视为理解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核心范畴，指出了交往的本质、结构及其发展规律。
马克思明确界定了交往的本质属性——它并非抽象的精神互动，而是“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所必然发生的社会关系总和。“这种生产第一次是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开始的。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1], p. 520)这里的“交往”概念具有广泛性，既涵盖单个人、社会团体及国家间的物质往来，也包括精神层面的思想交流。田雨晴指出，“交往作为一个实践范畴，它是主体人的一种客观活动、行动、行为；作为一个关系范畴，它是主体间交往活动的一个结果，涵盖了一切社会关系”。[9]马克思在原著中划分了多层次的交往形态，形成了系统的理论结构。从内容维度，分为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前者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包括生产资料交换、劳动协作等；后者则涵盖思想、观念、道德等意识形态的传播，《形态》中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1], p. 524)。从范围维度，分为个人交往与普遍交往、民族地域交往与世界交往，个人交往作为社会关系的微观基础，体现个体在家庭、社群中的日常互动；普遍交往则指向超越局部范围的社会联系网络，展现出社会关系的宏观结构特征。民族地域交往与世界交往的划分，深刻反映了人类交往空间的历史性扩展从封闭的部落共同体，到区域性贸易网络，再到工业革命后形成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展现了交往从局部到整体的扩展逻辑。但在所有的“交往”概念中，核心是“物质交往”——尤其是生产过程中的协作关系，这是“任何其他交往的基础”。这种界定打破了唯心史观对“交往”的精神化解读，确立了“生产–交往”的辩证关系：生产为交往提供物质前提与内容，交往则为生产提供组织形式与扩展条件。陈映霞指出，“生产在交往中进行，受交往的限制；交往的形式又由生产所决定，二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共同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10]正如原著所指出的，个人的存在“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而这些物质条件的传承与发展，正是通过代际间的交往实现的。而“交往形式”(或“交往方式”)作为理论核心，与“生产关系”构成本质性的同义表达，共同指向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物质联系。这种物质联系并非个体意志的随意建构，而是受制于特定历史条件的客观存在。马克思强调，交往形式的历史嬗变作为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持续推动社会结构的解构与重构，其演进轨迹深刻反映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其次，交往与分工也具有共生性。交往和分工是相互促进的，一方面，分工是交往的前提，推动交往形式的延展及深入，马克思指出，“分工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在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方面的相互关系”([1], p. 521)，而分工本身就是交往的具体体现——分工使个人的劳动专业化，必然要求通过交往实现劳动成果的交换与互补，这意味着，分工的深化推动交往形式的变革。另一方面交往的扩大为分工提供更广阔的物质基础、技术支持和劳动力资源。交往形式的演变不断影响分工的范围，如地域分工向国际分工的扩展。
另外，马克思通过辩证唯物主义视角，深刻揭示了交往发展的双重规律：一方面，交往具有历史传承性。在《形态》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每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他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1], p. 545)这种历史传承性如同一条无形的纽带，将不同时代紧密相连。从物质层面看，前代积累的生产工具、技术知识等生产力成果，为后代的生产实践提供了基础；从社会关系层面，特定的交往形式(如宗法制度、经济契约等)塑造了代际间的互动模式。例如，古代农业社会形成的土地分封制与宗族血缘关系，不仅决定了当时的社会结构，还通过制度延续和文化传承，影响着后续封建王朝的政治经济秩序，使社会发展呈现出鲜明的连续性特征，有效避免了历史发展出现断裂式的跳跃。同时，交往具有扩张性，这种内在动力推动着“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马克思敏锐观察到，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地域交往必然突破地理与社会边界。以15~16世纪的大航海时代为例，造船技术与航海知识的进步打破了各大陆之间的地理阻隔，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开辟新航路，使原本孤立的区域市场开始联结，形成了早期的世界性贸易网络。这种世界性联系的建立并非单向过程，“世界交往”的形成会反过来促进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全球范围内的商品流通带动了工业技术革新，殖民扩张带来的资本积累加速了生产方式变革，不同文明间的思想碰撞激发了科学与艺术的进步。这些变化最终指向马克思理论中的核心目标——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物质基础与社会条件。当世界交往发展到高级阶段，人类将摆脱地域与社会关系的狭隘束缚，在更广阔的空间中实现自身价值。
3) 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形态理论
在1845至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撰写的《形态》里，他们利用唯物史观思想，按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尤其是所有制的变动状况，首次对社会历史的演进历程予以剖析。他们提出，“部落所有制”作为人类历史首个社会形态，其特征为社会分工极为落后，存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及以原始家庭为根基且有所扩展的社会架构。“古代公社和国家所有制”是第二种形态，此时生产力有了一定进展，分工逐步拓展，动产私有制和国家开始出现。第三种社会形态即“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此社会的主要阶级并非奴隶与奴隶主，而是农民与地主或者农奴与农奴主。第四种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其源于商业与工业的进一步分化，社会分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阶级，资产阶级不断加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无产阶级生活的极度贫困和痛苦。而第五种社会形态则是共产主义所有制，马克思满怀革命热忱且秉持严谨科学的态度对共产主义的作了预见，清晰阐释了人类社会从低级迈向高级、从野蛮时期过渡到文明时期的演进路径。
3.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历史意义及时代价值
《形态》是马克思第一次系统正面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通过撰写，马克思与旧哲学彻底决裂，清算了自己以往的哲学信仰，《形态》中所形成的彻底的唯物史观思想，包括“现实的个人”，社会矛盾运动理论，社会交往理论，共同体建设理论等对历史和现实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 历史意义的多维度审视
1) 哲学思想的根本性革命
《形态》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变革，它彻底摒弃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唯心主义传统及费尔巴哈半截子唯物主义，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真正实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完整意义上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是确立了“实践”的首要地位。《形态》明确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哲学不再是书斋里的思辨游戏，而是根植于物质生产实践、并旨在改造现实世界的理论武器。这实现了哲学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范式转换。二是发现了历史的真正发源地。马恩将历史的出发点确定为“现实中的个人”，即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历史不再是抽象观念或“自我意识”的历史，而是物质生产的发展史和交往形式的更替史。这一发现，驱散了笼罩在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迷雾，为社会科学提供了真正科学的出发点，这一理论将哲学从抽象的思辨拉回到现实的社会生活，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与方法。不再将历史发展归结为精神或观念的运动，而是基于物质生产实践与社会关系的演变来理解人类历史进程，使哲学真正成为指导社会实践的有力武器。
2) 无产阶级运动的科学指南
为无产阶级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和行动纲领。《形态》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动力，系统阐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一理论使他们明白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和必然走向。无产阶级作为与大机器生产紧密相连的阶级，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他们有能力也有责任去打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通过革命来推动社会向更高级形态发展。同时，揭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激发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觉醒。无产阶级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下，能够清晰认识自身的历史地位与使命，从自发的反抗走向自觉的革命斗争。书中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处于最底层，他们除了自身的劳动力外一无所有，受到资产阶级最残酷的剥削，而无产阶级的这种地位也决定了他们具有最彻底的革命性。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消灭私有制，才能解放自己。
3) 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在科学社会主义诞生前，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如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思想)虽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性进行了深刻批判，提出了未来社会的美好设想，但因缺乏科学的理论基础，始终未能找到实现社会变革的正确路径。《形态》通过系统阐述唯物史观，为科学社会主义搭建了坚实的理论框架，彻底摆脱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局限。首先，明确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空想社会主义将社会进步寄托于“天才人物”的偶然出现或资本家的道德觉醒，而《形态》指出，社会变革的根源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时，社会革命便成为历史必然。其次，确立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体地位。空想社会主义忽视工人阶级的力量，而著作强调无产阶级是实现社会变革的“现实力量”，只有依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才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最后，指明社会变革的实践路径。空想社会主义停留在“空想方案”的设计，而著作提出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逐步消灭阶级和剥削，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些理论创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走向“科学”，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核心基础。
(二) 当代价值的深度挖掘
《形态》对工业革命时代社会关系的深刻剖析，其理论生命力在数字时代获得了新的印证。数字技术所引发的变革，其核心不仅在于生产力的飞跃，更在于它深刻重构了人类协作、互动与联结的基本形式——即马克思所聚焦的“社会交往”关系。这种由平台、算法和数据流所中介的新型交往形态，正构成我们理解当代“人的现代化”困境、全球联结的复杂图景以及数字经济内在矛盾的关键理论切入点。
1) 为推进“人的现代化”提供理论指引
在当代社会，“人的现代化”已成为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议题，随着数字技术等科技进步和社会变革，人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但同时也面临着“异化”“主体性丧失”等问题。《形态》中关于“现实的个人”的论述，为我们反思和超越“物化的现代化”，追求以人为主体的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支撑。
首先，以“现实的个人”为核心，把握人的现代化的本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著作中强调，“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论断启示我们，人的现代化并非“抽象的现代化”，而是嵌入于具体、历史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的现实过程，在数字时代，这一关系网络愈发由平台、算法与数据流所中介。因此，推动人的现代化，必须关注个体在新型数字社会关系中的具体境遇与发展需求，既要提升其科学文化素质与适应技术变革的能力，更须警惕其在算法编织的“过滤气泡”中认知窄化、在社交媒体的“表演性劳动”中自我异化，从而避免成为“单向度的人”。
其次，以“环境改变人，人创造环境”为原则，构建人的现代化的实践路径。《形态》指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人的发展与环境的变革是辩证统一的。这一原理在技术深度介入社会的今天尤为凸显。一方面，必须通过完善公平的教育制度、适应新技术形态的就业保障制度、包容性的社会保障体系等制度环境，为每个人创造平等的发展机会，破除阻碍人全面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另一方面，必须充分激发人的主体性与实践性，鼓励人们通过劳动、创新与负责任的数字公民实践，主动参与对技术社会环境的塑造与优化。唯有将“环境的制度性优化”与“人的主体性发挥”有机结合，才能真正推动人的现代化。
最后，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引领人的现代化的方向。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著作中指出，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是“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而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社会分工的合理调整为前提。在当代，推动人的现代化，必须始终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导向，在经济层面，要通过发展生产力、优化社会分工，减少“异化劳动”对人的限制；在文化层面，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人的创新精神、批判精神；在社会层面，要构建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保障人的各项权利，使每个人都能在实践中实现自我价值。《形态》的思想指引我们，人的现代化终点，始终应是具体的、现实的个人在其社会关系中获得自由的、创造性的发展。
2) 为理解全球交往新图景提供理论支撑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化进程遭遇逆流，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安全等全球性挑战日益凸显，人类社会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抉择。《形态》中的“交往理论”“社会形态理论”“共同体理论”等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深刻的理论启示。
从“交往理论”与“世界历史”的视角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著作中指出，“交往是人类实践的重要形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1], p. 538)，这从历史哲学层面揭示了全球互联互通是不可逆转的客观趋势。数字技术正是这一趋势在当代最强劲的引擎。各国之间日益紧密的经济、文化与科技联系，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这意味着，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网络安全，数字技术变革等全球性挑战，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必须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摒弃零和博弈的旧思维。例如，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各国必须加强合作，共同推动绿色发展；在公共卫生安全领域，必须打破信息壁垒，共享疫苗、技术资源，才能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从“社会形态理论”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形态》中阐述了社会形态更替的规律，指出人类社会将经历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这一理论表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都离不开世界历史的大背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顺应社会形态发展的规律，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创造良好的条件。当前，一些国家推行单边主义政策，试图通过“退群”“筑墙”等方式孤立自己，违背了社会形态发展的规律，最终必将损害自身和全球的利益。
“世界交往”的扩大并不自动导向和平、发展与正义。数字时代在促进连接的同时，也伴随着数据垄断、算法偏见、数字鸿沟与治理碎片化等新挑战，这些都可能侵蚀互信，加剧不平等，形成新的壁垒。这要求国际社会对全球交往进行自觉的、民主的治理与塑造。关键在于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开放、包容、安全的全球数字治理体系，保障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权益与发展空间。
3) 以“交往与分工”理论剖视数字时代的社会形塑
数字技术的崛起不仅是一场生产力革命，更是一次社会交往形式与劳动分工模式的深刻重构。平台、算法与数据流构成了组织当代社会经济生活的新型基础设施。重返《德意志意识形态》，我们会发现马克思对“交往形式”与“分工”的经典分析，为穿透“数字中性”的技术迷思，揭示其背后的社会权力关系与人的生存状态变迁，提供了无比锐利的理论解剖刀。
数字平台作为新型“交往形式”是生产关系的数据化重塑。高慧敏指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社交媒体的‘嵌入’，个人兴趣与需求已不完全是交往的动力，出现新的潜在因素：其一，算法推荐技术作用下的人机交互为整个交往实践助力，人机交互为机器深度学习个人兴趣并精准化推荐内容提供保障，因此，人–机交互与人–人交互共存也将重构交往关系框架；其二，AI音箱、AI机器人等技术具身成为新型社交主体，而AI本身具有类人特征，因此本质上人机交互仍从属于人–人交往形态”。[11]马克思将“交往形式”视为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人们在生产中结成的社会关系。数字平台(如电商、社交、零工平台)正是这样一种主导性的新型交往形式。它通过架构规则与算法，重新组织了生产、交换与协作。在这种形式下，传统明晰的雇佣关系被模糊化，代之以“平台–个人”的数据化连接。劳动者(如骑手、网约车司机、内容创作者)的劳动过程本身——其移动轨迹、服务时长、互动反馈——被实时转化为数据，成为平台优化调度、实施控制并提取价值的基础。这标志着生产关系的一种“数据化转型”，其核心矛盾体现为：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资料，其生产具有社会性(源于亿万用户的集体活动)，但其占有与控制却高度私人化(集中于平台资本)。这正是《形态》所揭示的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矛盾在数字时代的鲜明体现。
从“社会分工”角度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著作中分析了社会分工与生产力发展、阶级分化的关系，指出“分工的发展程度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但同时分工也会导致“人的异化”(如片面的劳动)。在数字经济时代，社会分工呈现出“数字化、精细化、灵活化”的新特征。一方面，数字分工提高了生产效率，平台企业利用“任务分解”“远程协作”将复杂的工作任务分解成多个简单的子任务，分配给不同的劳动者，通过远程协作的方式完成工作，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另一方面，数字分工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如“零工经济”中劳动者的“碎片化”就业、数字技能的“垄断”导致的数字鸿沟等问题。胡莹指出，“数字技术通过降低直接劳动过程的专业化程度来提高劳动力之间的可替代性，从而削弱了这些低技能劳动者在反抗中的话语权”。[12]这有可能进一步扩大了贫富差距。《形态》对旧式分工造成人片面、畸形发展的批判，以及现代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警示我们必须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规制和引导技术发展的根本原则。我们必须思考，如何通过制度创新，使数字技术成为解放人、发展人的工具，而非强化剥削与控制的枷锁。
从“社会交往”理论看，数字经济时代交往异化的展现出新形态。在平台架构中，人最丰富的社交行为(沟通、情感表达、兴趣分享)被系统地捕获、量化，转变为可分析、可预测、可交易的数据流。这导致了“交往活动本身的异化”。交往不再是目的(丰富人的社会性)，而沦为生产“用户数据”和“注意力”这一特殊商品的手段。用户的闲暇、情感与社会联系成为被资本无偿征用的“原材料”。学者将这种剥削称为“数据剥削”，它构成了一种超越传统剩余价值榨取的积累新范式。其社会后果是“连接的悖论”：技术使人空前互联，但个体却可能体验到更深的关系浅薄化、情感商品化与自我的表演性焦虑。
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始终内蕴着解放的指向。数字技术在强化资本控制的同时，也蕴含着突破旧有交往与分工桎梏的潜能。其去中心化、可复制、低成本协同的特性，为基于共享、互助与合作的新生产模式(如开源软件、知识共享)提供了技术基础，展示了“自由人联合体”劳动形态的雏形。关键在于，通过自觉的社会实践与制度创新，将技术潜能导向人的解放。这要求我们：在治理层面，推动算法问责、数据治理与数字公共领域建设；在经济制度层面，探索数据权益、平台民主治理与适应数字劳动的保障体系；在价值层面，必须始终坚持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规制技术发展的根本坐标，使数字技术从“资本增值的加速器”转变为“人的创造力与社会性丰富发展的赋能者”。
《形态》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典著作，其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完成了哲学革命、指导了工人运动、奠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更在于其蕴含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具有永恒的时代价值。在当代，面对“人的现代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数字经济发展”等重大议题，我们仍需从这部著作中汲取理论智慧，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为实现人类解放和全面发展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