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原始理论
(一) 经典著作中的生态思想溯源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并非零散的观点集合，而是植根于唯物史观的系统理论体系。在唯物史观创立初期，马克思、恩格斯就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次明确了生态问题的核心立场，随后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以及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等著作中，逐步构建起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的生态思想框架。
1)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自然观双重维度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马克思创造性地提出“自在自然”与“人化自然”的双重自然观，打破了传统将人与自然对立的认知局限。“自在自然”指人类未干预的原生自然状态，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先在物质前提；“人化自然”则是经人类实践活动改造、渗透人类历史痕迹的自然形态，与人类生存发展紧密交织。马克思在书中明确指出：“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1]这一论述揭示了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历史起点，而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深入，自然逐步被纳入历史进程，成为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历史也因此成为“自然的历史”。这种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相互塑造的统一关系，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逻辑起点。同时，《形态》通过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的掠夺性开发，揭示了早期生态危机的制度根源，并指出共产主义是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路径[2]，为后续生态理论发展奠定了批判基调与价值指向。
2)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批判与依存关系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马克思从人的本质出发，深刻剖析了生态问题的本质：生态问题表面上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本质上是私有制下人与人关系异化的必然结果[3]。通过批判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马克思找到了人与自然关系破裂的根源——私有制导致人类对自然的工具化对待，将自然仅仅视为满足资本增殖的物质载体，而非人类生存发展的有机整体。马克思在《手稿》中极具穿透力地指出：“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无机的身体。”[4]这一论断深刻阐明了人与自然的本质依存关系：从物质维度看，自然界提供了人类生存必需的空气、阳光、水等资源，是人类生产劳动的首要条件，“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4]；从精神维度看，自然是人类意识活动、科学研究与艺术创作的对象，为人类精神需求提供了不竭源泉。这种双重依存关系决定了人类必须以敬畏之心对待自然，如同呵护自身有机身体般维护“无机身体”的健康，方能实现人类的永续发展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3) 《资本论》中的制度批判与生态危机揭示
《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作，更是一部深刻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生态逻辑的批判性著作。它从资本主义生产规律出发，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危机的内在关联。马克思指出：“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5]资本的逐利本性驱动资本家不断扩大生产规模、提高劳动生产率，对自然界进行无节制的掠夺式开发。这种以资本增殖为核心的生产方式，不仅加剧了对劳动者的剥削，更造成了资源耗竭与环境破坏的严重后果。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对立取代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资本逻辑主导下的资源过度开采、环境污染与生态系统崩溃，与阶级对立、贫富差距扩大相互交织，形成了系统性的生态危机。资本为了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必然导致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榨取”和“生态赤字”，形成“生产–污染–扩张”的循环。这种“生产–污染–扩张”的资本积累模式，不仅在空间上不断侵占新的生态领域以转移危机，更在时间上透支着后代的生存根基。《资本论》中的生态思想至今仍具强大生命力，为我们剖析当代生态问题的制度根源、探索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路径提供了重要理论启示。
(二) 原始生态观的形成背景与思想根基
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对其所处时代社会现实的深刻回应。19世纪工业文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大机器生产的繁荣与资本的快速积累，但同时也催生了早期生态危机的苗头：资本家为追求产量与利润，对自然资源进行无休止掠夺，森林砍伐、土地退化、环境污染等问题初露端倪。马克思、恩格斯敏锐捕捉到这一趋势，深刻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缺陷——资本的无限增殖欲望与自然的有限承载能力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正是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劣根性。基于对工业文明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性观察，马克思、恩格斯构建了其生态思想的核心框架：强调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反对将自然工具化、异化；主张通过变革生产方式与社会制度，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双重和谐。这一思想不仅超越了当时流行的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更为后世生态理论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思想根基与方法论指导。
2.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历史演变逻辑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并非僵化的理论体系，而是随着时代发展与实践推进不断丰富完善的动态过程。从20世纪初期的零星关注到21世纪的系统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始终紧扣时代主题，回应不同历史阶段的生态诉求，形成了脉络清晰的演变轨迹。
(一) 20世纪初期：生态关注的萌芽与零星探索
20世纪初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关注生态问题，但尚未形成系统的生态理论体系。俄国革命家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等著作中，明确将俄国的生态问题与资本主义制度关联起来，指出工业化进程中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是环境破坏的直接原因，并强调社会主义制度在解决生态问题上的潜在优势——社会主义以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整体利益为目标，能够摆脱资本逻辑的束缚，实现生产与生态的协调发展。这一观点为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同时期的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也在著作中偶尔涉及土地、农业、自然资源等生态相关议题，但这些论述多为具体实践中的经验总结，缺乏理论层面的系统梳理与提炼。马克思经典著作中虽蕴含丰富生态思想，但在这一阶段尚未被专门挖掘与阐释，生态问题仍未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核心议题。总体而言，20世纪初期的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处于萌芽状态，这些零星的关注与探索为后续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形成积累了思想素材，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 20世纪至21世纪：中国语境下的丰富与发展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推进，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发展理念，经历了从经济发展优先到可持续发展导向的逐步转变。
1) 邓小平理论时期(1978年至1992年)：发展基础上的生态意识觉醒
这一时期，邓小平理论的核心聚焦于经济改革与现代化建设，虽未将生态问题作为核心议题，但已蕴含生态保护的潜在逻辑。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强调通过科技创新提升生产效率，这一思想为后续绿色技术发展、资源高效利用埋下了伏笔。在改革开放的实践进程中，中国逐步认识到粗放型发展模式带来的环境问题，开始重视工业生产中的污染治理与资源节约，生态保护意识逐步觉醒，为生态观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实践基础。
2)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期(1993年至2004年)：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初步实践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虽未明确提出系统的生态观，但在实践层面推动了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落地。这一时期，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环境污染与资源约束问题日益凸显，国家开始将生态保护纳入发展规划，出台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法规与政策，加大了对污染企业的治理力度，强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兼顾环境效益，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不断深化，为后续生态理论的系统化积累了实践经验。
3) 科学发展观时期(2003年提出至2018年)：生态理念的系统化与明确化
科学发展观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核心要求，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发展全局，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进入系统化发展阶段。科学发展观丰富和发展了《资本论》中的发展思想，强调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调推进，反对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环境代价。这一时期，生态文明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生态保护政策，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倡导资源循环利用，生态保护从被动治理转向主动预防，为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4) 新时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与体系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全球生态危机的严峻挑战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需求，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在中国实现了理论创新与实践突破，形成了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核心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这一思想始终立足抵制“环境殖民主义”、破除“不平等交换”的国际背景，既回应国内发展诉求，又彰显鲜明国际视野，成为建设美丽中国、推进全球生态治理的行动纲领与科学指南。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辩证地处理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明确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核心理念，打破了“发展与保护对立”的思维定式，强调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同共进。在法治层面，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全面依法治国框架，通过完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为生态保护提供了坚实法治保障，实现了生态治理从政策引导向制度保障的转变。在战略层面，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明确了生态文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核心地位，推动生态保护从局部治理转向系统治理、全局治理。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不仅立足中国实践，更直面全球生态治理的突出困境。长期以来，部分发达国家通过“碳排放外包”、垃圾输出等方式推行环境殖民，将高污染产业转嫁至发展中国家，凭借技术和规则优势制造生态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交换，严重损害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权益与发展权。对此，中国始终坚定立场、主动作为：大力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将生态环保理念融入合作各领域，与150多个国家及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相关合作文件，分享环保技术与经验，助力共建国家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坚决拒绝污染转移，通过严格管控“洋垃圾”入境、严禁高污染产能跨区域转移等政策举措，从源头阻断境外污染输入，为全球抵制环境殖民主义树立标杆；积极倡导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生态治理体系，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推动发达国家履行资金支持、技术转让等义务，保障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生态治理中的话语权。
这一系列实践既践行了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又深刻诠释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内核，为解决全球性生态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使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实现了从理论探索到实践引领的历史性跨越。
3.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当代实践价值
(一) 当代全球生态问题的现实困境
当前，全球生态问题呈现出系统性、全球性与复杂性特征，严重威胁人类生存发展与文明延续，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气候变化加剧。全球气候变化的加剧，表面上是温室气体排放累积的结果，其深层逻辑则是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高碳资本积累模式的历史产物。发达国家通过早期工业化与殖民扩张，完成了以化石能源为基础的资本原始积累，形成了“高碳排放基础设施”与“碳密集型产业结构”。气候变化问题不仅是环境问题，更是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不公正在生态领域的集中体现；二是生物多样性的快速减少。根本原因在于资本的无止境扩张及其将整个生命体系变为可交易、可金融化商品的趋势。大型跨国公司为了追求利润，在全球范围内大面积开辟种植园、开矿、砍伐森林和进行大规模基建，直接抢占土地并推行单一的种植或生产模式，这严重破坏了当地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自我恢复能力；三是土壤退化与荒漠化。土壤的持续退化和荒漠化的扩张，与农业在全球范围内资本走向走上工业化道路有直接关系。为了实现最大的规模效应和最快的利润回报，资本采用大规模、密集型的农业模式，采取不合理的农业实践如过度使用化肥农药、过度放牧、森林破坏等行为，导致土壤有机质流失、结构疏松，水土流失与土地荒漠化问题日益严重。土壤作为农业生产的基础，其退化直接威胁粮食安全；四是大气与水体污染。大气与水体污染的全球化扩散，揭示了环境殖民主义的运行逻辑。发达国家通过产业转移，将高污染、高耗能的制造业环节转移到环境标准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实现污染的空间转移与生态代价的外部化。与此同时，电子垃圾、塑料垃圾等废弃物的跨境转移，在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体系中，处于产业链高端的经济体享有清洁的环境与高附加值产品，而处于低端的经济体则承受着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和健康损害的大部分后果。这种不平等交换将生态危机转化为全球范围内的环境不公与社会压迫问题。
这些生态问题的交织叠加，凸显了全球生态治理的紧迫性与必要性，也为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当代实践提供了现实场景。
(二)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实践路径与价值彰显
面对当代生态危机，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延伸出可持续发展、生态正义与生态文明建设三大核心理论，为破解生态难题提供了系统的实践路径，彰显了重要的当代价值。
1) 可持续发展理论：实现三维平衡的发展模式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继承并发展了可持续发展理念，强调社会、经济与环境的三维平衡，核心是在满足当代人需求的同时，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在社会层面，可持续发展追求社会公平与包容性增长，通过缩小贫富差距、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确保不同群体公平享有生态红利，避免生态问题成为加剧社会不平等的推手；在经济层面，倡导绿色发展模式，推动产业结构向低碳化、循环化转型，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等绿色产业，通过科技创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现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环境破坏的脱钩；在环境层面，聚焦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减缓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推动可再生能源替代，维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与稳定性，为人类生存发展提供可持续的生态服务。这一理论范式已广泛融入中国的发展规划与政策制定，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遵循。
2) 生态正义理论：破解环境不平等的价值导向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中的生态正义理论深刻指出，全球生态危机绝非单纯的技术或管理问题，其深层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全球体系所形成的“环境殖民主义”与“生态不平等交换”。
发达国家凭借其经济与技术优势，长期通过两种主要方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生态成本：一是“污染外包”，即将高污染、高耗能的产业转移至环境标准较低的地区，使后者在承担健康与环境风险的同时，却难以获得产业链中的核心价值。例如，大量电子废弃物与塑料垃圾从欧美流向东南亚与非洲，将处理难题与二次污染留给了当地。二是“资源榨取”，跨国公司通过大规模种植园、采矿等方式，以低价获取自然资源，却将生态破坏的代价留在了资源国。这种“中心”享受清洁环境与高额利润、“边缘”承受污染与资源枯竭的格局，正是生态危机的结构性症结。因此，生态正义理论强调，生态治理必须兼顾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代内公平要求发达国家承担更多生态保护责任，避免将污染产业与生态风险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国内层面需关注区域间、城乡间的环境公平，加大对生态脆弱地区与污染受害者的扶持力度。代际公平则要求当代人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时，为后代人保留足够的发展空间与生态资源，避免透支未来发展潜力。生态正义理论为构建公平合理的全球生态治理体系、解决国内生态发展不平衡问题提供了价值导向，确保生态保护不偏离以人为本的核心立场。
3) 生态文明建设理论：构建和谐共生的实践蓝图
生态文明建设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核心实践载体，其核心目标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这一理论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在国内层面，通过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建立自然保护区、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提升生态系统自我修复能力；通过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推动绿色生活方式，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生态保护格局。在全球层面，倡导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推动国际社会加强生态治理合作，分享绿色技术与治理经验，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全球性生态问题。中国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念，超越了传统工业文明的发展模式，为全球生态治理提供了全新思路，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实践伟力。
4. 结语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演变历程，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代实践相结合的创新史。从马克思、恩格斯在经典著作中确立的人与自然辩证统一、批判资本主义生态异化的原始理论，到20世纪初期的零星探索，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下的丰富发展，直至新时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体系化形成，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始终紧扣时代脉搏，回应生态问题的现实挑战，实现了理论内涵的不断深化与实践路径的持续拓展。这一演变过程的核心逻辑，是从“批判旧制度”到“构建新模式”的转变：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对生态的破坏，揭示了生态危机的制度根源；中国共产党则结合不同历史阶段的实践需求，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逐步构建起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核心的实践模式，实现了从理论批判到实践建构的跨越。
在当代全球生态危机日益严峻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实践价值愈发凸显：其可持续发展理论为实现经济与生态的协同发展提供了路径指引，生态正义理论为构建公平合理的生态治理体系奠定了价值基础，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绘制了实践蓝图。作为不断发展的开放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不仅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注入了新的时代活力，更为破解当代生态难题、构建可持续发展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与实践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