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并购动因及绩效的文献综述

A Literature Review on the Motives and Performance of Green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摘要: 在经济绿色转型的背景下，绿色并购作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工具备受关注。本文通过系统梳理国内外绿色并购领域的研究文献，聚焦概念演进、动因机制与多维绩效评价三大核心议题。研究发现：绿色并购概念已从技术并购的延伸发展为以获取绿色资源、绿色技术、推动低碳转型为核心的独立范畴；其动因可归纳为获取绿色技术、跟随政策导向及追求协同效应三维体系；实证研究进一步表明，绿色并购能显著提升企业三重绩效——财务绩效、环境绩效和社会绩效。基于文献综述，本文总结研究特征并指出未来需深化绿色并购风险机制及政策适配性研究。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conomic green transformation, green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M&A) have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a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tool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on green M&A at home and abroad, focusing on three core issues: concept evolution, motivation mechanism and multi-dimensional performance evaluation.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concept of green M&A has evolved from an extension of technology M&A to an independent category centered on obtaining green resources, green technologies and promoting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its motivations can be summarized into a three-dimensional system of obtaining green technologies, following policy guidance and pursuing synergy effects; empirical studies further show that green M&A can significantly enhance the triple performance of enterprises—financial performanc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erformance.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review,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characteristics and points out that future research should deepen the study of green M&A risk mechanisms and policy compatibility.

1. 引言

绿色并购是21世纪经济可持续发展背景下涌现的战略行为，既是企业响应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议题。作为现代企业实现绿色转型的高效路径，绿色并购通过整合外部环保技术资源，快速提升环境治理能力，显著降低自主研发的时间与成本压力。同时，绿色并购推动企业重构环境管理架构，强化生态责任约束机制，并有效弥补内部绿色创新能力的短板。

本文从绿色并购概念演进、动因机制与多维绩效三个核心维度系统梳理国内外研究成果。近年来，在“双碳”目标政策驱动下，我国重污染行业、环保企业等绿色并购实践日益活跃，既折射出国家环境规制的刚性约束，也凸显全球经济绿色化浪潮中的发展机遇。纵观当前实践，绿色并购在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协同成效上呈现显著差异——部分企业通过绿色技术协同实现实质性转型，亦有企业因战略失当陷入“漂绿”困境。因此，深入解析绿色并购的内在逻辑与绩效规律，对引导企业科学规划绿色扩张战略具有迫切意义。

2. 文献检索与筛选

本研究通过系统性的文献检索与筛选来确立该文献综述的基础文献池，检索工作于2025年12月完成，主要利用了中国知网(CNKI)和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两大数据库，中文检索以“绿色并购”、“并购绩效”等为关键词进行组合，英文检索则以“Green Mergers and Acquisition”“Mergers and Acquisitions”等构建检索式，初步共获得相关文献3892篇。随后依据研究的主题相关性、发表时间(主要为近五年)及文献类型(优先选择期刊论文与权威综述)进行初步筛选，通过阅读标题与摘要排除了明显不相关的文献，再经过全文阅读评估，最终有54篇文献被纳入本篇综述的分析与讨论之中，其中核心文献有44篇。

3. 绿色并购概念的研究

对于并购领域的探索，国内外学者已有了丰富的见解，但对于绿色并购的研究，却略显匮乏，在早期，绿色并购通常被认为是对技术并购概念的拓展延伸。Williamson (1975)首次系统阐述了技术并购的概念，并深入阐释了其发展动因，将其归结为满足企业技术创新的内在需求[1]。此概念的提出在欧洲学术界引发了广泛探讨，吸引了研究者的高度关注，进而掀起了对该领域系统研究的热潮。Link (1988)研究表明，技术并购是企业获取绿色技术资源的有效方式[2]。类似地，Ahuja和Katila (2001)指出，大型企业将技术并购作为一项战略举措，其核心目的在于整合外部技术资源，进而提升自身的技术能力[3]。

随着对绿色并购研究的深入，绿色并购也不简简单单是技术并购的延伸，其已具有不一样的内涵。胥朝阳与周超(2013)首次在国内学术研究中界定了“绿色并购”概念，其核心在于提出区分并购与绿色并购的判别标准：即企业实施并购活动的根本目标是否在于获取或拓展其绿色竞争优势[4]。黄维娜和袁天荣(2020)、曹玉珊和马儒慧(2021)亦持此观点，即绿色并购是指企业为实现绿色战略资源整合目标，通过并购方式获取或拓展绿色技术、清洁能源、绿色产品及服务等核心资源要素的活动。其核心目的在于，通过有效降低环境污染、规避潜在环境成本，优化资源配置并强化企业竞争优势，最终达成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协同统一[5] [6]。

潘爱玲(2019)的研究，揭示了高污染企业转型策略的一个新特点：相较于内部环保投资，绿色并购因其显著的速度优势成为更受青睐的环保信号传递途径。该研究强调，绿色并购不仅能快速推进企业转型，其公告发布还能有效发挥信号传递作用，通过吸引市场关注，来展示企业的社会责任担当与环保承诺[7]。毕茜、陶瑶(2021)综合既有文献，将绿色并购定义为：植根于环保理念、服务于环境保护与节能减排目标，并促进企业向环境友好型产业多元化转型的并购策略。其实证检验清晰地揭示了绿色并购对企业绿色创新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8]。吴烨伟等(2023)将绿色并购定义为重污染企业基于国家生态文明战略导向，为达成绿色转型而对环保节能企业进行的并购活动。他们认为，这既是企业战略转型的核心举措，也是落实“双碳”目标不可或缺的微观实现机制[9]。杨子函和吕婵(2025)认为绿色并购是指企业通过收购或合并具有绿色技术或环保业务的企业以增强自身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环境保护能力，其在当前全球环保意识不断提升的背景下，具有重要战略意义[10]。韩金(2024)对于绿色并购的认识，认为其是将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因素纳入考虑因素的一种并购策略[11]。李方园等(2025)通过对高耗能企业的研究，认为绿色并购能够促进企业ESG评级，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12]。

4. 绿色并购动因的研究

绿色并购作为近年兴起的新型企业并购模式，其动因既包含企业内生战略需求，也受到外部制度环境与市场压力的形塑。相较于传统并购，绿色并购的核心特质在于其显著的环保导向，且现有学术研究在探讨绿色并购动因时，多延循传统并购的理论框架。基于此背景，本文通过对既有文献的系统回顾与整合，将企业实施绿色并购的驱动因素凝练为以下三个维度：获取绿色技术、跟随政策导向及追求协同效应。

4.1. 获取绿色技术，促进绿色转型

企业实施绿色并购是为了获取绿色技术和资源，提高环境绩效，从而实现绿色转型。国外学者Antonio等(2018)的研究指出，自然环境劣化与不可再生能源短缺加剧等生态压力，正持续驱动企业绿色并购活动呈现高水平增长态势[13]。在此背景下，Li等(2020)进一步阐释，当企业面临显著的社会环境变革或遭遇重大技术冲击时，为主动适应并推动战略转型，其管理者倾向于积极采取绿色并购策略[14]。而国内学术界对绿色并购的战略目标存在多维解读。胥朝阳与周超(2013)率先指出，绿色并购的核心目的在于获取外部技术资源，以有效降低企业生产活动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规避未来的潜在环境成本[4]。随后，邱金龙等(2018)的研究进一步阐明，绿色并购是重污染企业实现污染物减排、减轻环境污染，进而向环境友好型企业转型的关键路径[15]。毕茜和陶瑶(2021)的实证研究则揭示了更深层次的战略意图：企业通过绿色并购旨在提升绿色创新能力与水平，最终达成节能减损、环境保护的根本目标，并推动自身向低污染、低能耗的可持续产业形态转型[8]。吴烨伟等(2023)认为通过引入绿色技术，并购方可以获得清洁能源技术和设备，降低绿色管理和转化成本，从而企业可以开发更加环保的产品和服务，减少生产过程中的环境污染，降低碳排放[9]。鲁依依(2025)对紫金矿业绿色转型的研究，表明环保问题是促进企业绿色转型的一块重要拼图[16]。

4.2. 跟随政策导向，确保持续发展

政府通过并购相关激励制度与环境规制政策，为并购活动的显著增长提供了制度性动力。Asane-Otoo (2016)研究结果表明随着环境政策的严格实施，环境质量提升效果也会随之增强[17]。胥朝阳和周超(2013)认为企业在进行绿色并购会受到环保法规、政府管制的影响[4]。王波和谭霞(2018)指出，政府对污染企业加大了环境规制力度，污染企业因此将承担更加沉重的环境保护责任，迫使企业进行绿色并购转型[18]。陈红等(2019)中指出，政府补助能够降低企业进行绿色并购的成本和风险[19]。面对日趋严格的环境规制与持续推进的绿色产业政策所带来的社会责任压力(黄维娜、袁天荣，2020)，企业不得不诉诸绿色并购策略，以期减轻环境污染、实现可持续经营[5]。与此同时，潘爱玲等(2021)的研究则凸显了政府导向性激励政策的关键作用，指出其能够有效驱动企业实施绿色并购，并有力促进绿色企业群体的培育与发展[20]。吴烨伟等(2023)通过实证验证，环境规制可有效提高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环境绩效以及ESG评级[9]。张娆和李天虹(2023)通过实证检验，“节能低碳”政策显著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且结果稳健[21]。

4.3. 追求协同效应，实现战略升级

实现协同效应是并购双方共同追求的核心目标，旨在通过经营、管理及财务层面的整合优化，创造超越独立运营总和的超额价值，以实现“1 + 1 > 2”的效应。聚焦于具体动机，国外学者们提供了多维视角：Lehtoranta (2004)强调技术并购的战略意图在于获取关键性先进技术资源[22]。Wicki (2015)则侧重指出其作为实施多元化经营战略的载体，特别依赖于绿色技术的整合[23]。Awewu和Alagidede (2019)则从市场竞争维度阐释并购动因，认为其服务于提升市场实力、增强产品竞争力及扩大市场份额[24]。胥朝阳与周超(2013)提出，企业实施绿色并购的动因根植于其对绿色资源的战略需求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目标。相较于自主技术研发的高时间成本与资本投入，绿色并购能显著加速技术迭代与绿色转型进程，从而快速提高企业竞争力[4]。在此背景下，曾洁(2021)进一步指出，民营企业普遍将绿色并购作为提升创新能力与经营活力的有效战略手段[25]。凌润泽(2024)的研究从合法性视角解析了绿色并购驱动重污染企业创新的路径：即通过增强企业合法性来争取外部创新资源支持，从而激励研发投入，最终提升绿色创新绩效；同时，企业会实施相应策略持续巩固其合法性地位。这一发现构建了基于合法性机制的理论框架，拓展了现有关于绿色并购创新效应的理论认知[26]。

5. 绿色并购绩效的研究

绿色并购如何影响企业及其效果评估，正日益成为学术界关注的核心议题。对于企业绿色并购的绩效评价研究，以往学者多基于三重底线理论，从财务绩效、环境绩效、社会绩效三个层面分析。

5.1. 财务绩效

现有研究普遍通过实证研究，表明绿色并购对企业财务绩效具有积极影响。胥朝阳和周超(2013)通过对华孚色纺构建绿色并购绩效评价体系，将财务绩效与环境绩效相结合，研究发现：并购后企业的财务状况获得持续优化、绿色生产能力得到显著提升、综合绩效实现正向跃迁，成功达成协同发展目标[4]。这一结论，得到了多项研究的支持：Salvi等(2018)的实证研究表明，实施绿色并购策略的企业，其财务绩效得到了显著改善[13]；韩金红与唐燕玲(2019)同样基于实证分析指出，并购活动能够有效改善企业经营效益，加速其发展进程，并显著提升其盈利能力[27]。进一步地，学者们探讨了绿色并购提升财务绩效的作用机制。何帆和孟凡臣(2022)认为绿色并购可以有效提升企业经济绩效、优化企业资源配置水平、获取绿色管理理念，从而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28]。赵金国(2023)的研究揭示了绿色形象的关键中介作用：绿色创新显著正向提升绿色形象，而绿色形象又显著正向驱动财务绩效，表明绿色形象是连接绿色技术创新与财务绩效的重要桥梁[29]。于建静等(2024)的发现与其相呼应，认为加强绿色技术创新能够促进财务绩效提升[30]。值得注意的是，王许(2024)的研究提供了更细致的比较视角：无论是绿色并购还是非绿色并购，均对企业的经济绩效有积极作用，绿色并购和非绿色并购的垄断增强效应无显著性差别，但绿色并购的效率提升效应强于非绿色并购[31]。

也有不少学者通过案例研究或数据分析，得出绿色并购能够提升企业的财务绩效。聚焦高耗能行业上市企业，高汉与胡超颖(2019)基于面板数据构建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其研究结果证实：企业选择绿色并购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财务绩效看，均有利于企业达成战略目标[32]。张晓等(2024)进一步深化对这一行业的研究，他们发现企业在采取绿色并购策略后，其经营业绩呈现显著提升态势[33]。郭恒溪和郝晓雁(2024)在双碳背景下，通过以2007~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数据分析，表明绿色创新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财务绩效，使得企业的资产收益率提高，同时还发现行业竞争程度会强化绿色创新对企业财务绩效的促进作用[34]。针对异质性环境规制、绿色创造力及企业财务绩效的关系，郭梓涵(2024)对2012~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调节效应分析，得出关键结论：绿色创造力对企业财务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显性环境规制和隐性环境规制亦均显著正向作用于企业财务绩效[35]。

5.2. 环境绩效

基于环境保护视角，学术研究普遍认同绿色并购是企业获取绿色竞争优势、增强环境保护能力并提升环境绩效的重要战略途径。这一路径的核心驱动力之一是绿色创新。该概念由Fussler和James (1996)率先提出，其定义为能够降低环境污染并为企业和消费者创造价值的创新活动[36]。早期探索方面，国内学者秦颖等(2004)已关注企业与环境绩效间的关系，发现企业行为的改善与环境绩效改善存在着很强的正相关性[37]。聚焦于绿色并购的直接环境效应，近期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持：Zhao and Jia (2022)研究发现绿色并购能够显著提升公司环境治理水平[38]。王文华与沈嘉敏(2022)同样支持这一核心结论，并通过对重污染企业的聚焦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其作用路径：绿色并购不仅能有效改善企业的环境绩效(如显著降低排污费率)，还能显著增强其绿色技术创新能力[39]。张晨和吕永辰(2024)研究也认为绿色投入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40]。韩金(2024)研究发现绿色并购可以对企业环境绩效产生积极影响，改善企业环境表现、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并创造共享价值[11]。

在探讨环境绩效时，也有不少学者通过设计环保评价体系、运用相关方法以及数据分析，对环境绩效的影响机制进行研究，如：王红娟(2012)基于绿色会计理念，创新性地构建了一套环保财务评价体系。该体系将货币化计量指标划分为三大类，分别用于反映环境活动总体状况、环境支出结构以及环境收益结构[41]。许立芸(2018)则在其研究中采取了一种聚焦特定环境投入的测量策略，将环保研发投入与实际废水处理支出合并作为核心环境绩效指标[42]。在运用层面，宋迎春与黄婉婕(2018)运用突变级数法，对中国建材集团旗下水泥企业并购前后的财务绩效、环境绩效、社会绩效及综合绩效进行了系统对比分析。其研究结果证实，并购后企业的环境绩效与社会绩效均获得显著提升[43]。另一方面，吴昊洲(2020)致力于环境绩效评价模型的构建，尤其关注方法论基础。他不仅运用熵权法深入探讨了指标体系的权重赋值问题，还着重解析了指标选取标准及其量化计算技术。此外，其研究创新性地从宏观经济学视角与微观操作层面，对影响并购绩效的决定性因子展开了多维度剖析[44]。王薇等(2022)基于2000~2020年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显示，并购显著提升了目标企业的环境绩效，该提升效应主要通过两条路径实现：一是通过加强研发投入促进技术创新；二是通过降低经理人代理成本与抑制大股东利益侵占行为来提升环境治理效率[45]。基于因果森林算法对2013~2020年A股359家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王耀中等(2024)发现，企业绿色创新能够显著降低其运营成本及排污费用，进而提升环境绩效[46]。

5.3. 社会绩效

对于绿色并购与社会绩效的研究，多数学者持正相关性的观点。Elkington (2007)主张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同时，应当同等重视环境效益与社会效益，致力于实现三方面的协同进步与发展[47]。潘爱玲等(2018)研究发现，绿色并购能通过提高社会责任履行度，提高企业社会绩效[15]。高汉与胡超颖(2019)的实证分析表明，企业整体在绿色并购前后的社会责任承担水平并未立即呈现显著提升。他们推测，这可能源于绿色并购社会效益的显现往往存在滞后效应[32]。张敏等(2015)将风险承担界定为企业在追逐价值与未来收益过程中所展现的代价承受意愿与能力[48]。曾洁(2021)则以民营企业主体角度出发，强调了绿色并购的活力激发作用及其绩效评价的综合性。她主张，绿色并购不仅能提升企业经济活力，其效果评估更应涵盖财务、环境与社会三重绩效维度，唯有如此方能全面实现其战略目标[25]。谢婷婷与李慧(2022)聚焦高污染企业，发现绿色并购的实践被证实能够有效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评分，并加速其绿色转型进程[49]。

也有学者从不同的视角探讨绿色并购与社会绩效的关系。王晓祺与宁金辉(2020)从社会责任评价体系视角论证指出，社会责任综合表现量化评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的成效；同时，强制性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被证实是驱动企业实施绿色转型的有效政策工具[50]。梁永忠(2020)基于突变级数法与三重绩效相结合，构建石油企业绿色并购三重绩效评价体系，发现企业绿色并购后，其财务、社会、环境绩效都会提升[51]。简冠群和冯浩文(2023)通过对安踏并购斐乐的案例研究表明，从长期看，并购方主动披露社会责任，有助于并购绩效增长[52]。张娆等(2024)以2008~2021年我国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并购事件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发现：绿色并购能够显著提升了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形象，有利于企业践行绿色发展理念[33]。曾姝婷和蔡军(2025)与于天娇和时军(2025)都通过对绿色并购案例研究，发现企业绿色并购后社会效益能得到显著提升[53] [54]。

6. 文献述评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目前绿色并购作为企业绿色转型的重要手段已逐渐引起学界关注，在理论研究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从整体而言，该领域的研究尚处于发展阶段，仍有诸多问题亟待深入探讨。

首先，在绿色并购的概念界定上，目前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标准。国外研究多将其视为技术并购在环保领域的延伸，强调其对绿色技术与管理理念的整合。相比之下，国内学者则更侧重于从战略目标的角度进行界定，普遍认为绿色并购是企业以获取绿色技术、资源与竞争优势为核心，旨在实现节能减排、转型升级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活动。

其次，在绿色并购的动因方面，现有研究揭示了其驱动因素的多元化，主要可归纳为三类：一是获取绿色技术或资源，以推动企业绿色转型；二是跟随政策导向，以确保企业可持续发展；三是追求协同效应，实现战略整合升级。然而，现有研究多基于大样本实证分析，其结论往往具有普适性，却难以充分揭示特定行业、特定企业在复杂内外部环境下的独特决策逻辑，因此对具体案例的动因进行深度剖析显得尤为重要。

最后，在绿色并购的绩效层面，学者们的研究结论尚存分歧。多数学者研究证实企业在绿色并购后，其市场、财务、环境及社会绩效均能产生积极影响；但也有观点认为，其绩效表现受到并购类型、整合能力等多重因素干扰，存在不确定性，这使得对单一案例进行长期、多维度的绩效追踪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综上所述，现有关于绿色并购的研究在提供宏观框架的同时，也为深入的案例研究留下了空间。本文正是基于此，拟采用文献研究法、案例分析法与比较分析法，以军信股份公司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其绿色并购的全过程，深入挖掘其绿色并购的战略动因，通过对并购前后绩效变化情况的对比，分析绿色并购对企业资源整合与价值创造的实际效果，最后进行归纳总结，旨在为环保企业的绿色并购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经验证据与实践启示。

7. 研究结论

本文系统梳理了绿色并购的概念演进、动因机制与多维绩效研究。在概念层面，绿色并购已从技术并购的延伸发展为以获取绿色战略资源、推动低碳转型为核心的独立范畴，但其边界界定仍需进一步厘清。在动因层面，学界形成获取绿色技术、跟随政策导向及追求协同效应的三维驱动体系，然而多重动因交织作用，难以完全剥离单一因素的独立影响。在绩效层面，多数研究证实绿色并购可提升财务绩效、环境绩效及社会绩效，但受政策强度、行业属性与整合能力差异影响，绩效表现存在显著情境依赖性。

值得注意的是，当下对绿色并购动因的文献研究多聚焦于技术获取、宏观政策与协同效应等共性因素，往往忽视了管理者这个微观层面的异质性特质，当管理者具有与环保相关的教育背景或职业背景时，会更积极地响应国家环保政策和公众的绿色需求，进一步影响企业绿色并购的实施；同时在绩效方面，也少有文献提及绿色并购对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与边界条件，未来还可从该两个方面进行深入研究，以完善绿色并购的全方位研究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