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王叔杲(1517~1600)，字阳德，号旸谷，明福建布政使司左参议王澈次子。永嘉场二都英桥里(今温州市龙湾区永昌堡)人。为抵御倭寇侵袭，王叔杲率领族人共同修建永昌堡。嘉靖四十一年中进士，为官期间心系百姓，政绩卓越。此外，王叔杲热衷于家乡民生建设，资助修葺江心屿、仙岩寺、镇宁楼、东瓯王庙等建筑。著有《三吴水利考》《玉介园存稿》《家礼要节》等，其诗文作品主要收于《玉介园存稿》中。
王叔杲的诗学观点主要集中于《〈毅所黄公诗集〉序》一文中：“然语其至者必曰陈白沙、庄定山二先生。夫世所推毂二氏，谓其真见实际，直摅性灵，不眩奇洒采以争价，不极貌穷力以求工，为能得诗之情也。夫诗，言情也。感乎情，发乎诗，古三百篇皆是物也。彼眩奇洒采，极貌穷力，失其真矣。”([1], p. 197)王叔杲肯定陈白沙、庄定山“真见实际，直摅性灵”的艺术风格，并且排斥“眩奇洒采，极貌穷力”这类矫揉造作、失去真实的文风。结合《玉介园存稿》所收的具体诗作，王叔杲的诗学观可以概括为：继承“诗言志”传统，描写真实的生活体验，抒发真情实感，力求情真并重。
2. 王叔杲诗学观的内涵及其实践
(一) 遵循“诗以言志”的传统
诗歌自古以来就有抒发情感、表达志向的功能。《尚书·尧典》中记载：“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2], p. 30)这是“诗以言志”最早的文献记载之一。这里的“志”指的是内心的情感、志向和思想，表明诗歌是表达内心世界的重要方式。《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中记载：“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3], p. 534)这里的“诗以言志”进一步明确了诗歌的抒情功能，强调诗歌可以表达个人的情感和志向，甚至可以反映社会现实。《毛诗序》是汉代对《诗经》的权威解读，其中明确提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朱光潜认为这句论述将诗歌“言”与“达”的功能发挥得最透辟([4], p. 4)。这一论述将“诗以言志”理论化，认为诗歌是内心情感和志向的外在表达。通过分析王叔杲的具体诗作，可以发现其“志”主要包含两个方面：家国之志与隐逸之志。
明代中晚期社会问题严峻，正值青年的王叔杲以咏史怀古表达对现实的关切，写了不少雄伟壮丽之中又夹杂着悲壮之感的诗歌。如《李王战场歌》：
将军战马驱云间，凿山通道逾八蛮。弯弓直射飞狐道，按剑曾开财虎关。将军英武本唐裔，力能拔山气盖世。当时唐室苦分崩，社稷摇摇一丝系。六镇云扰军无功，九鼎卒陷朱全忠。英雄无志图兴复，穷山独守悲元戎。纵横石阵已沦落，暮雨空山转萧索。父老犹能说战场，壮士空怜委丘壑。把酒重登古将台，千年剑戟森蒿莱。北风萧萧思猛士，倚天长啸秋云开。([1], p. 12)
此诗继承了李华《吊古战场文》对残酷战争的揭示。战争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如今石阵沦落，只留下萧索的古战场遗迹。面对此情此景，王叔杲向明王朝的社会现实发问，表达了自己对社会问题的关切。此诗在体式上采用七言古体，篇幅自由而气势连贯。诗中多处运用工整的对仗以强化画面的对比与情感的张力，如“弯弓直射飞狐道，按剑曾开财虎关”，通过“弯弓”与“按剑”、“直射”与“曾开”的动作对举，塑造出将军勇武雄迈的形象；“六镇云扰军无功，九鼎卒陷朱全忠”，则以地名对、事理对，浓缩了晚唐政局动荡、终致倾覆的历史过程，语言凝练而内涵沉重。
除了怀古咏史，王叔杲将目光投向永嘉的花鸟草木，将个人的生命体验融入永嘉的自然景物中。王叔杲善于从生活真实景物发掘诗意，表达内心所感，但其早年与晚年的诗作反映出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取向。
嘉靖十八年(1539)，王叔杲尚未入仕，在一次登李王尖的旅程中，写下了气势豪放、潇洒自如的《李王尖行》：
噫吁嵬乎岌兮，李王之尖郁崔嵬，莲花净染青云开。空蒙晓日低波鸟，烟霞足下盘风回。笑拂吴钩倚天柱，俯从沧海观蓬莱。君不见罗山根蟠一百里，层峦禅律插空起。突兀遥怜海上峰，浮萍数点苍烟里。
噫吁嵬乎岌兮，李王之尖高无垠，太华碣石争嶙峋。精灵磅礴真降神，嵩岳当年生甫申。九龙蟠曲度沧海，半空紫气长氤氲。我闻昆仑之顶泰山颠，羊肠九曲上青天。何时据剑此山上，下瞰四海九州真茫然。([1], p. 11)
李王尖只是温州地区一座海拔约460米的山峰，但这首诗有李白《蜀道难》的气韵，展现了王叔杲丰富的想象力。“噫吁嵬乎岌兮”反复出现，增强了诗歌的节奏感和抒情力度，仿佛诗人面对巍峨山岳时的惊叹与感慨。诗中“李王之尖”“莲花”“青云”等意象，展现了山势的险峻与壮美，一句“层峦禅律插空起”更是强化了山的高耸与神秘。他笔下的李王尖变得神秘莫测、陡峭难登，“下瞰四海九州”表达出诗人旺盛的生命力和内心的豪情。
而在王叔杲的晚年，尤其是他辞官之后，对隐逸的向往愈来愈盛。如《清凉界》：
檀栾影离离，湖风吹许许。境虚神乃超，披裘不知暑。石床磐礴间，天籁自相语。([1], p. 136)
檀栾树的影子疏密有致，湖风轻轻吹拂，带来阵阵凉意。心境空灵，精神超脱尘世，广阔的天地之间，只有自然在与自己对话。全诗都表达出王叔杲在自然环境中感受到的宁静、超脱，心境平和，诗人与自然融为一体。
又如《山中钓台成，诗以落之，七首》其六：
桃花流水武陵溪，九曲回塘逐钓矶。万里江山晴澈滟，水禽晚接彩云飞。([1], p. 22)
首句“桃花流水武陵溪”化用陶渊明《桃花源记》的典故，以“武陵溪”暗示世外桃源般的幽美景象，桃花与流水相映，营造出春意盎然的氛围。“九曲回塘逐钓矶”进一步以曲折的池塘和垂钓的石矶点缀画面，增添了闲适的生活情趣。后两句连用“江山”“水禽”“彩云”等意象，动静结合，色彩绚丽，展现了自然的壮美与和谐。全诗通过对山水景物的细腻描绘，表达了对隐逸生活的向往和对自然之美的赞叹，语言凝练，意境深远，给人以宁静悠远的审美享受。
再如《游少涧虑刑见枉小园，投诗索和，率尔奉答》：
拂衣高枕白云间，一曲方池十晦山。命驾偶因看竹至，忘机相对浴凫闲。老来玩世真成幻，静里观空却类顽。自是墙东聊避迹，敢云身已出尘寰。([1], p. 140)
白云、池塘、山峦、竹林，一幅宁静隐居图已然展开。王叔杲在此诗中明确提到，年老后逐渐参透世事不过是一场梦幻，在宁静中观照空无，却发现自己仍像顽石般愚钝。“墙东”二字，用了东汉王君公乱世隐居的典故。相较于前二首诗，此诗更加直观地表现了诗人对世俗的超然态度，对隐逸生活的向往与自省。
王叔杲的诗歌创作贯穿了他的一生，从早年的豪情壮志到晚年的隐逸超脱，展现了他内心世界的丰富变化。他的诗作不仅继承了“诗以言志”的传统，更通过具体的自然景物和历史题材，表达了对家国命运的关切和对个人生命境界的深刻思考。
(二) “真见实际，直摅性灵”的创作取向
“真见实际”，即诗歌创作需基于生活真实体验，反对空谈虚理。“直摅性灵”，指诗歌创作应直接抒发真情实感，反对矫饰雕琢。王叔杲在其诗作中，将此创作取向一以贯之。
王叔杲在永嘉城郊阳岙修筑了阳湖别墅，又于城区华盖山麓营建了玉介园，莳花植竹，颇得泉林之乐。([1], p. 1)他写了不少关于阳湖别墅、玉介园内景观的诗作，诗句自然清新，不加矫饰，读起来颇有冲淡自然之风。如《阳湖二十咏》，现择二首，其一为《知乐轩》：
林居饶乐事，晓凭池上轩。倏鱼弄波光，初日荡微暄。物类孰非我，濠梁复何言。([1], p. 134)
其二为《纡青阁》：
高阁倚空青，超然万象表。平林飞鸟没，周览群峰绕。啸傲据东窗，天际孤亭小。([1], p. 134)
这两首诗均描写阳湖别墅内的真实景物，王叔杲以简驭繁，用简洁的笔触勾勒出丰富的意境。如“啸傲据东窗，天际孤亭小”，这两句诗文字简单，但表现出王叔杲内心的超脱世俗、孤高自傲。“天际”是遥远、广阔的，是诗人胸怀壮志的体现，而“孤亭小”则描绘了一处孤零零的亭子，显得孤独而渺小，既可能是诗人眼前的实景，也可能是诗人内心孤独感的象征。他虽身处孤独，却心怀广阔，傲然独立于天地之间，既有对自由的追求，也有对世俗的疏离感。这种情感既有豪迈的一面，也有孤独的一面，体现了诗人复杂而深沉的心境。
在众多景物中，王叔杲尤爱菊，写了不少关于菊花的诗。据统计，有十三首诗歌的目录是直接提到菊的，另外有不下二十六首诗是讲到菊花，以赏菊、种菊、悯菊为多[5]。在这些诗作中，王叔杲经常引用陶渊明的典故，如《忆菊花》：
三径寒花半吐英，紫螯黄面无限情。临风细诵归来赋，迟我东篱浊酒倾。([1], p. 39)
这首诗以秋日田园为背景，通过“三径”“寒花”“东篱”等意象，描绘了一幅宁静而美好的隐逸生活图景。诗中多次化用典故，表达了诗人对陶渊明式生活的向往，以及对世俗的疏离感。语言清新自然，意境深远，情感真挚，展现了诗人对自然与隐逸生活的热爱。
又如《访菊》：
嗜菊已成癖，郊园借地栽。不嫌骑马远，每为看花来。渐喜翠茎长，俄看紫艳开。东篱佳节近，取次酿新醅。([1], p. 98)
这首诗以“嗜菊”为主题，展现了诗人对菊花的深厚情感与生活情趣。首句“嗜菊已成癖，郊园借地栽”直抒胸臆，点明诗人对菊花的喜爱已近乎痴迷，甚至特意在郊园借地栽种，凸显了菊花在诗人心中的重要地位。“渐喜翠茎长，俄看紫艳开”则描绘了菊花从生长到绽放的过程，语言简洁而富有画面感，翠茎与紫艳的色彩对比鲜明，展现了菊花的生机与美丽。诗作结尾巧妙化用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典故，将赏菊与酿酒结合，既表达了诗人对隐逸生活的向往，又增添了诗中的生活气息。全诗语言质朴自然，情感真挚，既表现了诗人对菊花的痴迷，又通过菊花寄托了对田园生活的热爱与对隐逸境界的追求，是一首充满生活情趣与哲思的佳作。
王叔杲的诗歌创作始终秉持“真见实际”与“直摅性灵”的理念，通过对自然景物的真实描绘和内心情感的直接抒发，展现了他对生命的深刻感悟与对隐逸生活的向往。无论是描写阳湖别墅还是菊花，他的诗作都充满了自然清新的气息和真挚的情感。王叔杲善于从日常生活中捕捉诗意，将个人的生命体验与自然景物融为一体，既表达了对田园生活的热爱，也寄托了对世俗的超然态度。
3. 王叔杲诗学观的形成背景
英桥王氏是温州地区历史悠久的世家大族。据清章纶《东嘉英桥王氏族谱序》，王氏先祖“旧传五代唐时自闽迁，居永嘉沙城之英桥，历宋元，罹兵燹，中兼海患”[6]。王氏家族在漫长的光阴中逐渐发展成为明清时期温州地区极具声望的大族。英桥王氏十分注重教育，学风浓郁、人才辈出，更是文学世家。王澈、王激、王沛、王德、王叔果、王叔杲、王光蕴、王光美、王名世等为其尤著者。英桥王氏有记载的著述达170多部。其中《槐阴集》《半山藏稿》《玉介园》《鹤山文集》《三吴水利考》《永嘉县志》《江心屿志》《白鹿诗稿》等尤为著名([7], p. 189)。明吏部验封郎中侯一元在《英桥王氏族谱序》中写到：“英桥王氏者，吾温士族之冠也。崇墉比栉，诗书稷契，盖他族莫敢望焉。”[6]这亦反映王氏家族是书香世家。
在这样浓厚的家族文化传统的熏陶下，王叔杲自幼年就展现出其聪慧过人的一面，他“七岁就外傅，受书辄成诵，十二岁从长公学习《礼记》”([1], p. 501)。十四岁时随父、兄入京，跟随父亲好友聂双江、石梁学习《大学》、骚、选、子、史等。“从祖祭酒公(王激，王叔杲之叔)见而心异焉，谓东厓公(王澈，王叔杲之父)曰：此儿有远志，他日必以古文词名者。”([1], p. 501)可以看出王叔杲自少年时期在文学方面就展现出了天赋，很早就开始诗歌创作。而王叔杲的诗学观点与创作取向的形成主要受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
(一) 家学的熏陶
王氏家学对王叔杲的影响，主要来自于王激。王激(1476~1537)，字子扬，号鹤山。王激与阳明弟子交，因徐爱、朱节问学于王阳明，乃浙中王门的传人之一。同时，他自视甚高，好仙释之学。《王氏家录·外编》卷五罗洪先《中宪大夫国子监祭酒鹤山王公墓志铭》称其“居常有意辟谷，酷嗜仙释氏语，稍长才名迸出倾压行辈”([7], pp. 292-294)。王激思想中有崇尚老庄、佛禅的一面，王叔杲在跟随叔叔学习的过程中，自然受其影响，如《江心寺》四首其一：
贝阙开孤屿，金轮壮海城。江山双砥柱，天地一浮萍。铁马云中奏，金莲水底明。登临超万象，俯槛拂尘缨。([1], p. 18)
“天地一浮萍”一句体现了佛教“人生如萍”的思想，强调了人生的渺小与无常，与“江山”“砥柱”等意象形成了鲜明对比。“登临超万象，俯槛拂尘缨”二句，则表达了诗人对超然境界的向往。全诗将广阔天地、壮丽山河与渺小人生作比，体现了佛道思想中对宇宙浩瀚与人生短暂的深刻认识。
又如《宿祖堂留赠海天禅师》：
千岩树色带斜晖，石磴缘萝荫翠微。人座光风翻贝叶，隔帘香霭护铢衣。曾飞仙锡开龙界，偶谒空王宿梵扉。独夜山中群籁寂，海天秋月悟禅机。([1], p. 55)
这首诗一如既往，王叔杲从身边景色起诗，“千岩树色”“石磴缘萝”等意象，描绘了山中的清幽景色，营造出一种远离尘嚣的氛围。“贝叶”“铢衣”“梵扉”等词语，展现了佛寺的庄严与神秘。最后两句“独夜山中群籁寂，海天秋月悟禅机”是全诗的高潮。山中万籁俱寂，秋月高悬，诗人在这样的环境中参悟禅机。海天与秋月的辽阔意象，象征着禅理的深远与超脱。
(二) 白鹿诗社的影响
明代中后期，江南文士结社之风盛行，温州在万历年间出现了著名诗社——白鹿诗社，王氏家族的王叔杲、王光美(王叔杲之子)均为其核心成员。在文人诗社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成员们首先会联系自身及关系密切的亲朋好友，然后将吟咏对象从一个人或一群人，慢慢深入到与集会相关的器物、戏曲、园林、居室、书画、茶酒等意象[8]。社员赋诗酬唱，往往以当地景物，乃至社员的家宅、园林等为语料。
王叔杲在华盖山麓建的玉介园，为文人结社提供了雅致的环境。社员均写了不少有关玉介园的诗作，例如王光美有《君善、忠父、无咎玉介园坐月口占二绝》，何白有《王季中光禄玉介园红白梅花盛开，是夕主人悬灯数百枝花林中，花下布席陈歌舞为高会纪胜八绝句》。王叔杲于城西筑的旸湖别墅，何白《湖上草》序云：“季中先大参公治别业于阳湖。余弱冠交季中时，比卜一廛渚浦山中，去阳湖若衣带，时时以琴酒相过从。”[9]从这些诗作、序文可以看出，玉介园与阳湖别墅已经充分融入了社员们的诗歌创作。
因此，王叔杲在诗社活动时自然会受其他成员的影响，王叔杲与诗社成员之间的酬唱之作，也常选取身边的真实景物入诗，如《侯四谷社兄过饮玉介园，和答二首》：
丙舍联亭榭，真成日社园。竹林元有约，桃李自无言。鸟解迎人语，花知向日繁。共怜华发暮，池上更移尊。
侯芭敦夙好，敢谓著玄言。窗堕华峰月，池分玉洞源。女墙全抱郭，人境半成村。秀句时能和，幽期可共论。([1], pp. 152-153)
这首诗描绘了一个宁静而美丽的园林景象，表达了诗人对自然和友情的珍视，以及对时光流逝的感慨。王叔杲对周边事物的观察十分细腻，诗句简单但情感真挚。
又如《何无咎筑居朱浦，将移家力田，持一扇索书，戏赠》：
山人壮岁欲逃名，村舍新营学治生。手植园蔬斋供足，妇炊秫酿酒尊盈。小楼已饱云山趣，幽梦能忘湖海情。东望吹台才咫尺，扁舟时过听鸾笙。([1], p. 161)
何无咎，即何白，是白鹿诗社的核心成员之一。何白在朱浦建造新居，准备过隐居农耕的生活。诗人以戏谑的口吻赠诗，表达了对友人新生活的祝福和调侃。全诗描绘了一位隐士在山村中的宁静生活，看似是写友人日后的田园生活，实则表达了诗人对自然的热爱和对世俗的疏离感。
(三) 永嘉区域环境的影响
永嘉区域环境对王叔杲的影响主要有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两个方面。
在自然环境方面，永嘉独特的山海格局深刻塑造了王叔杲的诗学视野，瓯江、大罗山、东海，不仅成为王叔杲诗歌的常用意象，更使王叔杲的诗作带有十分鲜明的地域特色。如《游龙潭寺登大罗山》：
予本山中人，湛冥嗜幽玄。闲持一觞酒，言陟罗山巅。羊肠蔽苍莽，绝壁摩青天。未登四五山，已历千万盘。林深散罪雨，石断鸣流泉。夹溪竹卉暗，积径苍苔鲜。人门见山僧，四壁何萧然。行行出谷口，薄暮遵回渊。大岳忽西峙，雄雄镇妙川，长江注东溟，诸峰拱金莲。青冥万里动，翠黛天中悬。秀象乾坤辟，巨灵化工宜。少小论形胜，观兹窃慕焉。([1], pp. 22-23)
这首诗以登山远眺为主线，描绘了大罗山壮丽的自然景色。语言凝练，意象丰富，如“羊肠蔽苍莽，绝壁摩青天”等句，生动展现了山势的险峻。后文“大岳忽西峙”“长江注东溟”等句，描绘了一幅大罗山与东海遥望的壮丽图景，气势磅礴。全诗情景交融，王叔杲从大罗山的景色入手，不仅生动形象地表现了大罗山的雄伟瑰丽，更表达了他对自然的热爱之情。
在人文环境方面，王叔杲主要受到永嘉学与阳明心学的影响。
永嘉学派正式形成于南宋乾道、淳熙年间，这个学派反对风靡当时的空谈心性之程朱理学，注重考究经世致用之学。永嘉学派认为只有较多地接触实际，了解实际，提高思想水平和办事本领，才能达到挽救国家危机、巩固南宋统治的目标([10], p. 1)。注重事功，是永嘉学派的鲜明特征。永嘉学派的事功之学自薛季宣始，经陈傅良等人继承、发展，影响到后来的叶适等人。彼时的永嘉学者，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永嘉事功之学的影响。
王叔杲在《赠辛顺庵年兄令长治序》一文中提到：“然吾之学丁仕也，非以为荣也，以行吾志而施泽于民也，所谓簿书猥琐而役役者，正以成吾志而又奚羡彼佚且荣哉。”([1], p. 170)王叔杲在这句话中直接指出自己入仕并非为了荣誉，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志向，给百姓带来好处。嘉靖四十二年，王叔杲授常州府靖江县知县，从此步入仕途。
王叔杲为官期间，以廉洁自律、亲民重教、务实勤政为准则，政绩显著。他在靖江任职时，面对盗贼横行的局面，采取宽厚仁慈的政策，引导百姓向善，减少严刑峻法，使盗贼逐渐慑服。同时，他重视教育，捐资重建儒学，振兴文教，使当地学风大振。此后，王叔杲在常熟、大名府、湖广等地任职，均一心为民，为地方安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明代永嘉地区人物仕宦者众，与国内名流多所交往，不少人也与王阳明及其高弟来往，或成为阳明学的信徒，或者积极吸纳阳明心学的合理成分([7], p. 288)。王叔杲也不例外。
王叔杲首先通过聂豹接触了阳明心学。聂豹，字文蔚，号双江，江西人。聂豹以其独有的本体论思想和工夫论理念在江右王门中开创“归寂派”的先河，提出“归寂”“主静”的工夫论，并将“主静”一旨贯彻在民生福祉上，希望以此维系风雨飘摇之中的大明王朝([11], pp. 56-57)。王叔杲入仕前后都致力于改良民生福祉，这与他接受了聂豹的“主静”思想是有关联的。
王叔杲自幼时便受到聂豹的赏识，后跟随他学习。“嘉靖庚申，东厘公官兵部郎，携公暨长公如京师就学。时江右聂双江公为吴郡守，素善东厘公，一见公，奇之。聂附为讲《大学》古本及良知之说，公辄会其旨。”([1], p. 501)聂豹提出“致虚守寂”之说，用“归寂以通感，执体以应用”来总结其工夫思想([11], p. 36)。“归寂”，即回归本原。在王门其他学者批判聂豹的思想时，聂豹表示：“夫禅之异于儒者，以感应为尘烦；一切断除，而寂灭之。今乃归寂，以通天下之感，致虚，以立天下之有，主静，以赅天下之动；又何嫌于禅哉？”([12], p. 163)这一思想对王叔杲的影响尤为深远。王叔杲晚年时经常外出游玩，广阔的天地往往唤起他内心的禅思，如《暮春过休凉庵》：
百盘云磴人岩阿，缥渺香台挂薜萝。春尽林花初着蕊，雨馀涧溜渐增波。空山已种新松遍，定室相逢旧衲多。廿载嚣尘今愿息，好参猊座问维摩。([1], p. 131)
开篇写登山的情景，“百盘云磴”形容山路蜿蜒曲折，仿佛通向云端，暗示山寺的高远幽深。“空山已种新松遍，定室相逢旧衲多”二句，以“空山”“定室”构建出一个静寂的本体空间，而“新松遍”“旧衲多”则暗示了静中之动、寂中之感。结尾“廿载嚣尘今愿息，好参猊座问维摩”，并非单纯表达避世之愿，更可视为一种“执体应用”的精神实践——诗人试图在喧嚣尘世中通过诗境构筑一处内在的“归寂”之所，以此安顿身心、通达世务。其诗歌中反复出现的“云磴”“苔径”“幽涧”等意象，以及偏好简淡、内省的句法，均可视为心学修养在审美层面的转化。
永嘉学的事功精神赋予王叔杲诗歌以务实的关怀与入世的焦虑，而阳明心学则为其提供了内在超越的哲学依据与审美表达的资源。在事功之学影响下，王叔杲无论仕宦与否，都热衷于社会事业。而在阳明心学的调剂下，王叔杲保持着超脱的心态，每为宦一方，在完成治理之暇，则酷好山水悠游，晚年林居之时，游玩、歌咏、宴集为其主要生活内容([7], p. 312)。二者共同作用，形成其诗中“居尘而出尘”“即世而超然”的独特情感结构，既不同于纯粹的事功记录，亦有别于蹈虚的玄言或隐逸，而是在诗歌的意象选择、句法经营与情感维度上，留下了思想交融的深刻印记。
4. 总结
综上所述，王叔杲的诗歌创作受永嘉事功之学、阳明心学、佛道思想的影响。王叔杲早年咏史怀古，表达心中的胸怀壮志，其超脱的心性又使他寄情于永嘉的山水，花草树木皆可入诗。步入晚年后，王叔杲林居归隐，在广阔天地之间自省、参禅，究其一生，王叔杲作诗一直保持着“真见实际，直摅性灵”的创作取向。王叔杲的诗歌不仅体现了他个人的思想境界与审美追求，也反映了明代中后期文人思想的多元融合。王叔杲的诗歌语言质朴自然，意境深远，既有对现实生活的深刻观察，又有对宇宙人生的哲学思考。王叔杲的诗学观，是在其家学、白鹿诗社、永嘉区域文化等多重因素影响下而形成的，强调描写真实的生活体验、抒发真情实感，这令他的诗作简单易懂。通过对王叔杲的诗歌及其诗学观念的研究，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中晚明时期永嘉地区文人的精神世界，以及他们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如何通过文学创作实现自我表达与心灵安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