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马克思在批判地吸收并超越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过程中，完成了关于人的本质哲学的根本变革。费尔巴哈把人的本质简化为一种抽象的“类本质”，其学说仍局限于感性直观与宗教批判层面，并未触及社会历史的深层现实。与之相反，马克思将视角彻底转向“现实的人”，把人的本质理解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并将其置于具体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物质生产劳动——之中进行把握。他明确指出，异化的根源在于社会关系与劳动过程的异化状态，而只有借助共产主义实践对私有制进行扬弃、对异化劳动加以消除，人才可能实现真正的解放与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本文通过分析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与超越进程，阐释了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所实现的若干重大转向：从抽象走向具体、从直观移至实践、从解释世界转向改变世界。这一理论跃升也为理解新时代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奠定了深厚的哲学基础。
Abstract: Through critically sublifting Feuerbach’s humanism, Marx accomplished a philosophical revolution regarding the essence of human beings. Feuerbach reduced the essence of humans to an abstract “generic essence,” and his theory remained at the level of perceptual intuition and religious criticism, failing to penetrate into the actual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ditions. Marx, however, fundamentally shifted his perspective to “real human beings,” defining the essence of humans as “the ensemble of social relations,” and examining it within concrete historical practices, especially material productive labor. He revealed that the root of alienation lies in the alienation of social relations and the labor process, arguing that only through communist practice—which sublates private property and eliminates alienated labor—can genuine human liberation and free, all-round development be achieved. By sorting out Marx’s criticism and transcendence of Feuerbach, this article illustrates the theoretical leap in Marx’s thought on human essence: from the abstract to the concrete, from intuition to practice, and from interpreting the world to changing it. This leap also provides profound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comprehending the people-oriented development concept in the new era.
1. 引言
人的本质问题是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中心课题。立足于自然主义立场，费尔巴哈将人的本质界定为抽象的“类本质”[1]。他在批判宗教与思辨哲学时，突出强调了人的感性实在性，并尝试揭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联。然而，由于其理论依然停留在直观唯物主义阶段，未能深入到社会历史的具体场域，因而对人的理解脱离了真实的社会关系与实践过程，最终只能成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抽象建构。正是在对费尔巴哈思想进行批判性继承的基础上，马克思实现了哲学视野的根本转变：他从“实践”观点出发，把人的本质安放于现实的社会关系与历史活动中加以考察，强调人的社会性、历史性与实践性，并最终指向人的自由与全面解放。这不仅超越了费尔巴哈的抽象人本学，而且为理解人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崭新的理论框架与实践指南。
2. 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本质的基本观点
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将人的本质抽象为理性的观点予以批判，确立了唯物主义人本学，强调人是感性、个体化的实在存在。这一观点突破了黑格尔哲学的抽象性，为理解人的真实本质提供了新视角。马克思批判性地继承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中的关键观念，如感性自然人、人的“类本质”及本质异化思想等。这些观念成为马克思人学思想的重要来源，为其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奠定了哲学基础[2]。不过，马克思并未止步于此，而是进一步将人的本质置于社会历史背景中考察，揭示了其社会历史性。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思想渊源深厚，与近代西方对人性的探索紧密相连。他在批判宗教神学与思辨哲学的过程中，摆脱了抽象理性的束缚，将人的本质还原到感性层面。人的本质是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核心[3]，对其进行细致剖析与深入理解，不仅有助于把握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精髓，更能揭示其与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的内在关联。这种关联不仅体现在思想内容的传承上，更体现在哲学方法论的转变上，即从抽象走向具体历史，从个体走向社会关系。
2.1. 人的本质是“类本质”
费尔巴哈在探寻人的本质时，采用了与以往不同的路径，即通过剖析人与动物特性的差异来精准把握。他敏锐地指出，意识是人与动物最为根本的分水岭，这一观点为理解人的独特性奠定了基础。费尔巴哈创造性地提出“类本质”这一核心概念，以此构建其人本主义理论框架。在他看来，“类”是个人相互关联的存在形式，人凭借普遍的联系与彼此的结合，成为类存在物，这种类本质构成了人最高且最普遍的本质属性。“类本质”概念以自然和人为基石，从三个维度展开深入论述。其一，从自然层面看，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与自然紧密相连、不可分割。人依赖自然界提供的物质条件维持生存，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求皆源于自然。这表明人具有自然属性，是纯粹的自然存在物，如同其他生物一样受自然规律的制约。其二，人是感性对象性的存在。在现实世界中，人能够切实感知到自身是感性实体，且与周围对象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感性对象性使人能够认识和改造世界，同时也赋予人独特的生命体验。其三，作为类，人的特性集中体现在理性、意志和情感上。这些特性与人的感性肉体存在相互依存、共生共荣。费尔巴哈认为，理性、意志和情感与人的生命有机统一，意识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属人的意识[4]。只要人存在于世，意识便会自然产生，它反映着人的需求、愿望和追求，是人区别于其他存在的重要标志。
2.2. 宗教是人的本质异化的产物
在批判宗教神学的进程中，费尔巴哈深入剖析并深化了对人的本质的认知。他明确指出，宗教的存在本质上乃是人的本质发生异化的呈现。宗教于人而言，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慰藉形式。在现实生活中，当人们深陷苦难、遭遇诸多不如意时，常常会借助宗教来抒发对幸福生活的热切向往。特别是在生存条件恶劣、物质匮乏的状况下，人对神学极易滋生敬畏之情，这种敬畏背后实则潜藏着对现实状况的不满以及对改善生活的强烈渴望。费尔巴哈认为，人对神的虔诚崇拜，追根溯源是对人自身的变相崇拜。神并非独立于人之外的存在，其本质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形态。在残酷的剥削与压迫面前，人们把自身存在的不足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通过想象塑造出一个全知、全能、全善的神，并将摆脱困境的希望全然寄托于它。从哲学层面看，这体现了人在现实困境中的无奈与精神寄托的转移。费尔巴哈进一步强调，宗教不过是一种虚伪的、违背人性的建构，其本质是人的本质异化的产物。只有揭开宗教背后的现实基础，将神还原为人，人们才能真正挣脱宗教的束缚，使异化的人重新回归现实，人的本质也将从上帝的虚幻掌控中回归到人自身。他批判宗教颠倒了人与神的真实关系，将上帝奉为高高在上的主体并赋予其绝对权威，而实际上，人才是真正的主体，上帝不过是人们为逃避现实苦难而幻想出的虚幻乐园。故而，唯有消灭宗教，打破宗教对人的精神支配，才能克服人的本质异化，让人性得以复归本真。
2.3. 以“爱”的宗教克服异化
费尔巴哈深刻洞察到宗教异化对人的扭曲，将爱视为联结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核心纽带。他倡导把对上帝的爱转化为对自身以及他人的爱，进而提出“爱的宗教”这一概念，期望借此克服宗教异化，让人性回归本真。在费尔巴哈的构想中，他所指的宗教关系并非中世纪封建神学框架下那种人对上帝的绝对臣服关系，而是以爱为基石构建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谐关系。其核心要义在于，他所信奉的宗教对象是爱本身，而非传统意义上的上帝，在他看来爱即上帝。然而，费尔巴哈试图通过建立爱的宗教来克服人的本质异化，这一路径存在明显缺陷。从社会实践层面看，它脱离了现实土壤，缺乏可操作性。社会实践是推动社会变革与人性发展的根本动力，而费尔巴哈的方案未能立足于此。从理论深度剖析，费尔巴哈所谓的爱的宗教本质上仍是对旧宗教的一种改良式无神论。他未能科学揭示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宗教的产生往往与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阶级矛盾紧密相连。同时，他对人的本质理解过于片面，仅将人视为自然人，忽视了人是现实的历史的人，是在社会关系中不断发展和变化的。在阶级矛盾尖锐的社会现实面前，幻想凭借爱的宗教来解决人的本质异化问题，无疑是空中楼阁，无法真正实现人性的解放与恢复。
3. 马克思人学思想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批判与超越
尽管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在性质上是唯物主义人本学对唯心主义人本主义的批判，但由于其自然主义哲学立场以及对黑格尔哲学的彻底抛弃，导致费尔巴哈在历史观上陷入唯心主义困境，未能实现德国古典哲学的根本突破[5]。马克思敏锐地指出费尔巴哈的理论局限，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超越与发展。
3.1. 将“类本质”建立在实践基础上
费尔巴哈将主要精力聚焦于宗教问题，在探讨“类本质”时，其认知始终囿于意识的范畴。他以感性直观的方式审视对象，所捕捉到的不过是如镜像般浅表的直观印象，难以触及事物本质。这种认知方式使得他对“类本质”的理解存在明显局限。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马克思从实践视角出发，对人的“类本质”进行了深刻阐释。马克思认为，人与动物的本质差异，体现在人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中[6]。人源于自然，却又不局限于自然，而是通过实践活动对自然进行改造。人与自然并非彼此孤立，而是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经人改造后的自然界，处处留下人类活动的印记，人正是在这种对象性活动中确证自己的存在与价值。马克思明确指出：“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他必须在既定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己是类的存在物。”[7]这表明人的本质并非先天给定，而是在历史进程中逐步生成的。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必须回归到现实的、历史的对象性活动之中。马克思多次强调，自然界在人的感性活动中转化为“人化的自然”，人及其社会唯有通过感性活动才能得以生成。对于人来说，感性实践活动具有根本性意义。在实践中，人改造自然，自然也因人的活动而改变；人不断发展自身的本质，同时推动人类社会与历史的演进。正是基于对实践的深刻洞察，马克思超越了费尔巴哈，成功地将“类本质”奠定在坚实的实践基础之上。
3.2. 从抽象的人到现实的人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将人理解为“抽象的人”，强调应当将人置于其所处的现实社会关系中进行考察。人在其所生活的社会关系中追求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个体与社会由此联结起来，社会历史成为人类的历史，人们形成了共同的目标——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认为，人无法脱离社会现实，必然要与各种社会关系交往，人是社会中的人。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复杂多样，只有从具体的社会关系出发，才能准确把握人。因为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更是社会存在物。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是在社会实践过程中被发现和确立的。通过立足人的社会实践、关注人的社会关系，马克思超越了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抽象本质的思想。
3.3. 从爱的宗教到人的全面解放
马克思将人的本质界定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不仅是对费尔巴哈抽象“类”的简单替换，更是在哲学本体论上的一次根本性变革[8]。近年来的研究进一步深化了对这一论断的理解，强调“社会关系”在马克思那里并非静态的背景板，而是构成人之为人的动态的、实践性的生成基础。费尔巴哈的“类”仍是基于自然属性的、普遍静止的联结，而马克思的“社会关系总和”则指向由物质生产实践所编织的、具体历史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文化关系等复杂网络。个体正是在参与、内化并改造这些关系的过程中，才获得其现实的规定性与本质力量。更进一步，当代研究指出，“社会关系”在本体论上优先于原子化的个体。人的意识、需求乃至感知世界的方式，都受到所处社会关系结构的深刻塑造。这意味着，对人的分析必须从对社会关系结构的分析入手。例如，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关系，塑造了工人与资本家截然不同的生存境遇和本质显现——一方是出卖劳动力的商品化存在，另一方则是追求价值增殖的人格化资本。因此，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界定，内在地包含了对社会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及其历史形态的批判性分析，为理解人在不同社会形态下的具体境况提供了钥匙。这一“关系主义”本体论，彻底超越了费尔巴哈基于感性直观的“自然主义”人学，将人的问题彻底锚定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坚实大地之上[9]。
3.4. 从爱的宗教到人的全面解放
费尔巴哈在批判宗教神学的进程中，大胆提出构建“爱的宗教”。他试图以爱为纽带，取代宗教在人们精神世界中的地位，以此化解异化问题，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然而，这一构想存在明显缺陷，它未能扎根于现实社会关系，犹如空中楼阁，难以切实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终究无法摆脱宗教的固有局限性。马克思则以深邃的洞察力，透过宗教异化的表象，揭示其本质在于人的异化。宗教异化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社会现实在精神层面的反映。马克思深刻批判了费尔巴哈那种脱离社会实践、试图凭借爱的宗教实现人的本质复归的路径。马克思认为，要真正解决宗教异化问题，必须从人自身这一根源着手，立足实践，探寻切实可行的方案。马克思提出，消除异化劳动是实现人的全面解放与本质复归的关键所在。异化劳动是人类发展历程中的一种特殊且负面的形态，它严重扭曲了劳动的本质。在异化劳动状态下，劳动不再是自由自觉、充满创造性的活动，而成为人们沉重的负担。人们在劳动中感受不到快乐与满足，反而饱尝不幸与苦难，身心都将劳动视为敌对力量，本能地想要逃避。从学术角度看，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与现实依据。他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劳动的异化表现及根源，指出只有通过变革社会制度、消除异化劳动，才能让人重新占有自己的本质，实现全面解放。与费尔巴哈相比，马克思提出的途径与方法紧密联系实际，更具现实可行性与科学性。
4. 马克思人学思想对新时代我国社会发展的启示
从马克思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继承与超越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始终秉持人本主义精神，高度重视人的实践活动，以实践思维科学阐释人的本质，致力于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的人学思想具有跨越时代的真理性，对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发展具有重要启示。在新时代，我们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不懈奋斗。
4.1. 对为确立以人为本理念提供价值指引
马克思对费尔巴哈重视人的思想进行了批判性继承与创造性发展。费尔巴哈在哲学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他首次将人置于与自然同等重要的高度，打破了以往哲学对人的忽视，为人的发现与重视奠定了基础[10]。马克思在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基石上，掀起了一场以人的实践为核心的哲学革命。马克思深刻指出，社会发展史本质上就是人类的活动史，人民在历史与现实中占据主体地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力量[11]。从学术逻辑来看，自然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人化”的产物，是人类实践改造的对象与成果；历史是人类实践活动的长期积淀，每一阶段的发展都镌刻着人类实践的印记；社会则是人与人之间各种关系相互交织、凝聚而成的有机整体。基于此，脱离人本身空谈社会进步与发展，无疑是舍本逐末。我们必须从实践的人出发，深入考察社会问题产生的现实基础与历史根源。这一深刻洞见为新时代确立以人为本理念提供了坚实的价值指引。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根本政治立场，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政治底色。历经百年奋斗，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确立了“人民至上”的崇高发展理念。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无论是革命年代的浴血奋战，还是建设时期的艰苦奋斗，亦或是改革时期的开拓创新，党始终将人民利益置于首位，为实现民族复兴与人民幸福，不惜付出艰辛努力与巨大牺牲。这一理念与实践，正是对马克思以人为本思想的生动诠释与伟大传承。
4.2. 以实践唯物主义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及生态危机
马克思的人学思想内在地包含了一种深刻的生态维度，这源于其“实践唯物主义”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理解为以物质生产劳动为中介的、历史的代谢过程。人类通过劳动从自然界获取资料，并将废弃物返还自然，构成一个“社会–自然”的代谢系统。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定社会关系——追求无限增殖的资本逻辑——破坏了这个代谢的平衡。马克思在其后期著作中提出的“代谢断裂”理论精准地揭示了这一点：资本主义农业和工业化大生产割裂了人与土地之间物质循环的自然联系，导致土壤肥力衰竭、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这一分析表明，生态危机的根源并非抽象的人类中心主义或技术进步本身，而在于特定的、异化的社会关系所主导的实践方式。因此，营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环境，不能仅停留于伦理呼吁或技术修补，必须从变革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入手。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其深层哲学意蕴正是对马克思“代谢”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它要求我们将自然系统真正纳入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关系与实践规划之中，打破资本短视逻辑对代谢过程的破坏，建立一种能够修复并维系代谢平衡的、新型的人与自然关系[12]。这体现了马克思人学思想从“社会关系总和”出发，对当代全球性生态问题的强大解释力和实践指导力。
4.3. 在破解资本与技术逻辑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
在数字化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人的异化呈现出新的形态，如算法支配下的“数字异化”、消费主义带来的“符号异化”以及劳动过程中的“情感异化”等。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为我们剖析这些现象提供了根本方法论：必须穿透技术表象，审视其背后起主导作用的社会权力关系与资本逻辑。技术本身是中性的，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它被系统地吸纳为资本增殖和强化劳动控制的工具，从而导致人的碎片化、自主性丧失和发展片面化。因此，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当代语境下首先意味着对资本逻辑无限制扩张的批判与规制，以及对技术发展方向的社会性引导。这要求我们在发展中，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13]，确保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最终服务于人的本质力量的拓展和生命丰富性的提升，而非相反。这意味着要构建一种能使技术从资本解放出来、服务于共同体福祉的社会关系，使劳动从谋生手段重新复归为自由自觉的、确证人之类本质的活动。马克思所展望的共产主义，正是一个扬弃了私有制从而消除了异化劳动和技术异化基础的社会，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4]。新时代追求共同富裕、促进公平正义、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等一系列实践，正是沿着这一方向，在具体历史条件下为打破束缚人的发展的旧关系、创造人的全面发展的新条件而进行的持续努力。
5. 结语
费尔巴哈在人的本质问题上的所有失误与理论局限，根源在于缺乏科学的实践观点。他没有从实践立场出发对人的本质属性进行考察与分析。马克思突破了费尔巴哈的局限，扬弃了其感性直观的思维方式，将实践引入对人的本质的研究，并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意识的关系建立在实践基础——尤其是生产劳动的基础——之上，从而对人的本质属性作出科学而全面的把握，同时也为人学理论的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