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1920年8月创刊的《劳动界》，作为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创办的首份工人阶级马克思主义通俗刊物，以“改良劳工阶级境遇”为宗旨，在1920年8月至1921年1月的刊行期内，刊物将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等经典原理与工人生存实践相结合，构建了独特的理论传播与思想启蒙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早期中国化、大众化的关键载体，见证了中国工人阶级从“自在”到“自为”的思想觉醒，其蕴含的哲学逻辑与传播方法，为解读中共早期理论实践提供了核心样本。
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大致上可分为三方面：在中共早期刊物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领域，日本学者石川祯浩揭示了《劳动界》与共产国际的关联，国内学者杨荣、杨宏雨等聚焦理论内容梳理与劳动观剖析，但对历史唯物主义通俗化的哲学逻辑与方法论探讨不足；在马克思主义在华传播史领域，学界多关注传播主体、路径与效果，却忽视历史唯物主义向通俗表达转化的具体机制与路径，存在“重结果轻过程”倾向；在中国早期工人运动领域，学界认可刊物对工人运动的推动作用，但未充分揭示历史唯物主义通俗化与工人觉醒的内在关联，对其哲学方法论关注不够。
既有研究还存在显著缺口，研究视角上偏“知识分子中心主义”，忽视工人的主体性；研究内容侧重理论传播结果，缺乏对历史唯物主义通俗化转化的微观剖析；研究维度割裂，未能衔接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与工人运动之间的关联。
本文以《劳动界》全24册文本为核心史料，深挖文本背后的哲学逻辑与方法论，以期填补历史唯物主义通俗化文本生成机制与哲学逻辑的研究空白，同时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认知，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提供历史镜鉴。
2. 《劳动界》对经典理论的通俗化转化
《劳动界》所面向的读者群体是广大劳工阶级，大多数人的文化水平不高(甚至不识几个大字)，生活条件艰苦(且缺乏理论指导，无力改善现状)。“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 = 最高限度的通俗和简单明了。”[1]面对这种情况，中共要想在工人群体中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首先要做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
(一) 劳动价值论的生活化阐释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劳动力、劳动的定义作出解释：“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一个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他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2]“劳动力的使用就是劳动本身。”[2]
原理性的话语对工人阶级来说理解难度较大，于是在《两个工人的疑问》一文直白地表达为：“劳动是什么？就是做工。劳动者是什么？就是做工的人。劳动力是什么？就是人工。”[3]
文章透过粮食、矿产、砖瓦、衣服等劳动产品的具体形式，抓住劳动产品所同一的抽象本质，用“人工造万物”的常识化表达来向工人解释抽象劳动价值，“世界上若是没有人工，全靠天然生出来的粮食，我们早已饿死了。而且把粮食收下来和运到别的地方，也都非人工不行。地下生长的许多有用的矿产，更非用人工去开采，不会自己出来的。砖瓦不用说是人工做成的，木料生在山上，不用人工砍伐搬运，他自己也不会跑到砖瓦一块，自然替我们造成了一个房屋。我们穿的衣服，自从种棉养蚕以至纺纱缫丝织成布匹，哪一样离得了人工？”[3]，这一表述本质上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劳动是人类存在的根本方式”命题的通俗化诠释，揭示了劳动作为人的类本质的核心内涵，与马克思抽去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来看抽象人类劳动是异曲同工，不过作者以日常生活常见的劳动产品为例，用生活化的文字口吻，进行简单经济概念的阐释，更易于工人的吸收理解，唤醒工人对自身劳动价值的认同。
(二) 剩余价值理论的具象化揭露
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两大基石之一。在马克思的口中剩余价值“从无生有”的魅力深深引诱着资本家对工人进行毫无人道的盘剥，因此《劳动界》通过具体数据来量化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剩余价值的程度。
人杰在《工人如何对付米贵》一文中，借探讨米价一事来谈“米价上涨——工资不变”的现实矛盾；通过对比十年间的工资涨幅与物价涨幅来说明货币贬值背后流向资产阶级的剩余价值。他将一石米作为一般等价物，在与十年前以货换货相对比中，向工人直观地展示货币的贬值。如，“比方十年前一石米可以换三件衣服和两根木头，现在却只换得一件衣服和一根木头了。”[4]在物价上涨的情况下，那米价的上涨也是理所当然。然而，“现在做饭的米比十年前涨了三倍，做衣服的棉纱涨了五倍，做房子的木头涨了三倍，工人工钱最高的却只涨了十分之三有奇，最低的只涨了十分之四。”[4]物价上涨，工人的工资却不涨，“比方十年前最高的工钱一天好买一斗五升米或八尺布或给十天的房租，现在却只能买五升米或一尺八寸布或给三天的房租。最低的十年前好买二升半米或一尺三寸布或给两天的房租，现在却只能买九合米或两寸多布或半天的房租了。”[4]随着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资本家不断延长剩余劳动时间，降低劳动力的价值，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十年前各工厂的纯利至多不过两分，甚或还有要折本的。去年却至少也有三四分，还有赚上一倍多的。你看我们的工钱涨那么少，他们东家的利益却这样多，这不是将应当给我们的没有给我们，东家自己上了腰包了吗？”[4]
季陶对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作了口语化的说明，方便工人直观地体会到自身所创造出的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那部分价值，“一个工人每天穿的吃的住的，只消五角钱，只要做六点钟的工作便可以造出和五角钱相当的货色，他们却硬要强迫着工人做十二点钟的工，仍旧只给他五角钱的工钱，于是还有六点钟内所做的东西，他们也就作为利钱卷上腰包去了。他们的利钱就是从这里来的。”[5]
这些具象化的现实场景，其哲学根源在于资本逻辑对人的异化，《劳动界》的传播实践正是对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大众化启蒙。《劳动界》以米价、工钱、房租等具象化的实例，通过具体的数据为工人“算了一笔账”。
(三) 资本积累与现实矛盾的现实化呈现
“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2]资本的积累势必带来工人贫困的积累，这一点是政治经济学家们无论如何也否认不了的。《劳动界》将抽象的阶级矛盾转化为可感知到的生存困境，通过贫富生活环境的对比展现资本积累的两极分化。
人杰把工人和东家的生活平铺直叙，意在让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他们的事情”，睁眼看清资产阶级本质与工人阶级的苦难现实。他在《为什么要印这个报？》一文中，以白描手法将工人与东家的现实生活进行对照，工人一天到晚的劳动却挨饿受冻与有钱的人不劳而获的现实状况形成鲜明对比，这都是广大劳工群体切身体会。
这种两极分化的现实，印证了历史唯物主义“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的哲学预判，也凸显了工人觉醒对打破异化状态的重要性。
3. 《劳动界》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路径
(一) “问题–理论–行动”的闭环传播策略
1) 以现实困境为传播起点
《劳动界》深谙“从群众中来”的传播逻辑，始终以工人最关切的生存议题为切入点，将抽象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转化为可感知的生活矛盾。人杰在《工人如何对付米贵》中以“米价上涨–生存压力”为核心的叙事策略，精准锚定工人“每天做十五六点钟工却买不起米”的困境，避免了理论抽象化。在《穷人和富人热天生活的比较》中，更以白描手法刻画阶级差异：富人“开着电风扇吃冰淇淋”，而工人“昼夜在烈日下做工，喝脏水、住矮屋”[6]，通过生活场景的强烈对比，唤醒工人对自身处境的认知。同时《劳动界》通过调查工人实际生活，如《上海申新纺纱厂一瞥》揭露学徒工“向白壁跪拜三次”的封建压迫，《一个工人的报告》曝光工头制度下“稍有干犯即打骂交加”的管理暴行，将政治经济学的阶级理论转化为具体的生存体验，使工人在共鸣中产生认知需求。这种从生活问题切入的策略，本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原理的实践应用。
2) 以通俗话语阐释政治经济学原理
《劳动界》在提出生活问题的基础上，巧妙引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念来揭示问题根源。李人杰在《工人如何对付米贵》中，以货币贬值解释米价上涨，并通过计算工人实际购买力变化证明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季陶在《劳动者应该如何努力》中，更以生动比喻阐释剩余价值产生过程：“工人每天做六点钟工即可创造五角钱价值，但资本家强迫做十二点钟工，仍只给五角钱”[5]，而另外六点钟的劳动成果就是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叔言在《价值和公道》中则用“皮鞋比布鞋贵是因为人工多”的生活常识，解释劳动价值论的核心原理：“值价钱的不是东西本身，是劳动者的工作”[7]。这种将《资本论》理论转化为“工钱–劳动时间”“物价–劳动量”等日常逻辑的阐释方法，打破了理论传播的知识壁垒。
3) 以理论认知推动阶级斗争实践
《劳动界》将理论阐释的最终目标指向行动动员，通过“问题认知–理论认同–行动转化”的逻辑链条，引导工人从个体抱怨走向集体抗争。在《中国劳动者可怜的要求》中明确提出“星期日休息、每天八小时工、每月加三元工钱”[8]的具体诉求，将抽象的阶级意识转化为可操作的斗争目标。李中在《一个工人的宣言》中呼吁：“我们少数工人联络多数，成中国一大团体，再联络世界团体”[9]，主张通过组织化斗争实现“工人的中国”。
刊物特别注重以罢工案例激发行动勇气。第八册连续报道三新纱厂工人因“米贵减薪”罢工事件，编辑评价，厂主减少工钱，工人罢工反抗本是理所当然的事，并以“牛替主人种田，主人还要吃他的肉”的类比，论证罢工的正当性。第九册《工人的两个好教训》总结南京机织工人罢工经验，指出工人必须自己组织真正团体，而非依赖资本家操纵的公所，直接指导工人运动策略。
这种行动导向还体现在对工会组织的系统建构上。《劳动界》介绍上海机器工会发起经验，强调工会应“不被政客利用、不搞同乡观念”，并翻译《劳动运动通论》，引入“工联主义”“工团主义”理论，为工人团体提供组织原则。到1921年初，上海工人罢工次数显著增加，如杨树浦电灯厂工人致信《劳动界》称有了《劳动界》“工人有冤可申”[10]，印证了传播策略的实践成效。
(二) 多元文本形态的理论承载
1) 语言文字类文本
语言文字类文本是由语言文字符号构成的文本形态，能够清晰地传递教育内容，并且通过留白的方式引发教育对象思考，提高受教育者对理论的可接受度。《劳动界》创刊人的文章多以此类文本形态表达，不仅直白简单地将马克思主义原理内容普及给受众群体，更是多以疑问、反问、设问等手法不断诘问读者内心，以实现对工人阶级的思想启发。
首先，在题目拟定上言简意赅。例如在“演说”栏目有《两个工人的疑问》《此时中国劳动运动的意思》《中国劳动者可怜的要求》《此时劳动的宗旨》四篇文章，在题目中已把问题简明扼要地提示出来，并且逐步深入讨论劳动问题，譬如题目可见对劳动–劳动运动–劳动者–劳动宗旨的层层递进。
其次，在行文上开门见山。文章开头直接点明主旨，而后再展开论述。比如，《两个工人的疑问》一文中，开篇以设问形式回答了：劳动就是做工；劳动者就是做工的人，劳动力就是人工；在《此时中国劳动运动的意思》中明确表达了中国劳动运动的意思，不是凑外国热闹，也不是高谈阔论；在《中国劳动者可怜的要求》一文中列出“一、星期日休息；二、每天只做八点钟工；三、每月工钱加上三元五元”[10]的要求，为切实改善劳工生活状况发声。这种行文表达，不仅开宗明义，在文章开篇就明确表明立场、目的或原则，不留任何疑问；而且也是将文章的思想精华直接传达给工人受众，不拖泥带水，避免文学式隐晦地表达意图，更适合工人群体对于马克思主义原理内容的吸收。
再次，在修辞上采用大量问句。作者偏好在文章中用疑问、反问、设问的手法一步步引导受众思考，或是给出结论，或是存而不论。比如，在《两个工人的疑问》中，不仅用设问的排比句回答了劳工群体所面临的也是不可回避的最基本的问题，“劳动是什么？就是做工。劳动者是什么？就是做工的人。劳动力是什么？就是人工。”“我们为什么要做工？为什么要劳动？是因为不做工不劳动，便没有粮食吃，没有屋住，没有衣穿。”[3]；而且文中用朴实的语言描述了劳动的重要，却将两个工人的疑问按下不表，“既然是劳工神圣，既然是人工如此重要，为什么大家都说做工的人是下等社会，不做工的人反而是上等社会呢？”“有许多出力做工的人做出粮食房屋或是衣服，却仍然没得吃没得住没得着，有许多人不劳一点力不做一点工，反来吃得很阔住得很阔衣服也穿得很阔，这还不算，还要把出力做工的人压在脚底下不当人看待，这又是什么缘故呢？”[3]。虽然文章并没有给出答案，但是这种留白的手法，既契合工人认知逻辑，又引导思考方向，引发工人阶级的深思与共鸣，潜移默化地启发工人觉悟。
最后，在目的上明确表达宗旨。《劳动界》是一本工人刊物，在第二册开篇写着，“本报宗旨，是要改良劳工阶级的境遇的”[11]。因此文章中多次谈及，“所以我们现在不必谈什么改革政治和经济，也不必谈什么社会主义。我们但凡有一点对于人类的同情心，我们但凡有一点对于同胞的感情，便应该出力帮助这种贫苦的劳动者。”[12]“诸君若真心从事劳动运动，务必要专心在工会组织和工人生活改良上做功夫。”[13]这也正是中共早期组织办刊的初心。
2) 文学艺术类文本
语言文字类文本需要教育对象具备一定的文化基础和理解能力，而劳工群体的文化水平有限的现实限制了此类文本的传播空间，并且语言文字类文本并不完全贴合工人大众的生活语境。于是，文学艺术类文本填补了文章叙事与情感上的空白，将意识形态以审美的方式植入工人思维之中，调控其思想与行为。
《劳动界》开设“小说”“诗歌”“闲谈”等栏目，用短小精悍的文字，来描写工人阶级悲惨痛苦的生活，讽刺被压迫的阶级现状，歌颂劳工神圣。
例如，朱信庸的诗歌《一个铁匠》，以铁匠的形象反映工人阶级在资本家的压迫下，犹如机器一般重复劳作维持生计。
“朝也打铁
暮也打铁
一天到晚不得歇，
管不得手儿烦，顾不得心儿悦，也禁不住人家的讨厌，
他只有努力——
努力去打铁。”[14]
叔言在小说《一个水手》中借水手之口称颂劳动伟大，反对阶级压迫，“同船合一命还要分出许多上下阶级来，我看这风浪倒很平等的看待我们人类！”“什么船主！没有我们，这船是一寸也不会走的。”[15]
诸如此类文学创造中，大多选取底层劳动工人形象，如车夫、裁缝、铁匠等具有代表性又贴近工人生活的角色，用对比、讽刺、象征、环境描写等文学艺术手法，刻画工人所处的生活环境、时代环境，直接拉近报刊与读者的距离，激发读者共鸣。
3) 工人参与类文本
建党以来，我们党明确指出“报纸、刊物、书籍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最锐利的武器”[16]。《劳动界》不仅是中共早期组织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载体，更是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相互交流的平台，是知识分子为工人阶级发声，也是工人阶级为自己发声，正如工人代表评价《劳动界》是“救我们工人的明星呵”[10]。因此，在《劳动界》刊文中不乏工人群体的投稿与互动，体现了文本生产的大众参与性。
4. 历史意义与当代反思
(一) 奠定早期工人运动的思想与组织基础
《劳动界》作为中国首个面向工人的通俗马克思主义刊物，首次系统将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等核心范畴转化为工人可理解的话语体系，打破了资产阶级对理论话语权的垄断。通过具象化呈现资本家无偿占有剩余价值的场景、运用通俗类比，《劳动界》让工人直观认知资本家本质，推动工人阶级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为1922~1923年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播下思想种子，直接促成上海机器工会等早期工人组织的建立，为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筑牢根基。
(二) 开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范式
《劳动界》突破知识分子精英话语局限，创造“生活问题–理论解构–行动动员”的闭环传播模式，以俗语解构、现实批判等手法将《资本论》抽象原理转化为日常叙事。其首创的“本埠劳动界”“国内劳动界”等栏目设置，形成“本地案例–全国动态–理论分析”的报道框架，被《工人周刊》《劳动音》等后续刊物继承，构建了理论通俗化与实践化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方法论雏形。
(三) 深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思辨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并非简单的理论普及或话语简化，而是充满历史复杂性的动态创造性实践。它要求在坚守马克思主义核心立场与哲学逻辑的同时，扎根具体历史语境回应大众现实诉求，实现理论本质与大众认知、意识形态引领与生存需求的辩证平衡。《劳动界》的历史经验启示我们，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生命力在于其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联系实际”原则的坚守，在于其在具体历史实践中不断调适自身形态、回应时代课题的开放性与实践性，这也为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逻辑提供了重要的微观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