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论
纵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历程和谱系，“异化”一直以来都是处于争论中心的经典概念和主题。究其原因，“异化”一词使用界限不甚明晰，尤其在中文语境中与“对象化”、“外化”、“物化”、“物象化”等概念相混杂在一起，且对该词的阐释常常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进程的判断密切相关，使得对该词的阐释更加复杂和困难。近年来，学界在谈到异化问题及其理论发展史时，多围绕马克思异化理论中的各类概念进行文本学解释，寻找不同概念或理论阶段的内在逻辑。在这一过程中，常常忽视了卢卡奇物化这一富有参考价值的理论，或在提到卢卡奇的“物化”概念时只是一笔带过，持有简单的批判态度而不深入讨论，仅满足于将其定性为“唯心主义”性质的理论，既不能深度挖掘该理论的现实潜力，也将导致卢卡奇物化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发展史的分离，割断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此外，对卢卡奇物化理论与马克思异化理论比较分析，也未在澄清马克思“异化”概念的基础上进行，混淆了马克思在早期与晚期对这一词在不同意义上的使用，既忽略了马克思在其理论生涯中所实现的结构转换，也无法正确地评价卢卡奇的理论成就，难以得出更进一步的结论。
本文试图在明晰卢卡奇物化理论和马克思早期异化思想定位的基础上，分别在概念内涵、问题线索、批判立场与方法三个方面说明卢卡奇物化理论与马克思早期异化思想的共通性；其次，阐释卢卡奇物化理论与马克思早期异化思想的异域性，分别在对异化根源的分析、对异化历史地位的认识、对扬弃异化路径的回答三个方面，解释卢卡奇受到黑格尔、韦伯等人的影响，虽是在马克思晚期商品拜物教理论的基础上得出物化概念，最终却与马克思本人的立场越来越远，无法达到其成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高度与深度。
2. “物化”与“异化”的概念定位
在将卢卡奇的物化批判理论与马克思早期的异化思想作比较前，鉴于异化问题的复杂性，必须给予两者清晰的概念定位，明确比较对象，说明两者所处的现实背景和思想阶段，从而为比较提供可能性，为说明这两者的理论交叉和分向奠定基础。关于马克思主义广义上“异化”理论的研究中，有早期马克思人本主义立场上所使用的“异化”、马克思多次提到的“物化”、广松涉提出的“物象化”以及卢卡奇在《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中提出的“物化”等诸多概念，说明以上概念间的关系结构是更好理解关于“异化”问题和进行比较工作的基础，分析概念本质以及梳理概念间的关系，也可以帮助我们在马克思思想的不同阶段中纵观异化这一重要理论所经历的发展过程，明晰卢卡奇提出“物化”这一概念时所面向的理论语境和边界。
首先需要表述“异化”的概念定位，阐明它与其他类同概念的复杂关系，这一工作必须放置在分析马克思思想发展不同阶段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在孙伯鍨先生看来，马克思“异化”理论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过程：第一阶段持人本主义异化观，以《1844年手稿》完整展现的劳动异化理论为代表，这一阶段马克思将自由自觉的劳动看作是人的类本质，在哲学的抽象思辨基础上理解劳动，抽离了现实和具体的内容，讨论异化及其根源在逻辑结构上还处在黑格尔辩证法框架中。第二阶段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到《共产党宣言》这一段时期，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还继续使用异化概念，但内容已发生了质的变化”，“由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的确立，他的批判思路和论证方法已经完全摆脱了抽象的主体异化理论的逻辑框架，清除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影响的残余”[1]。有学者认为，从人本主义异化观转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是一个逐步赋予感性现实以重要地位的过程”[2]。这个过程中马克思对“异化”概念进行了科学的说明，对人的本质性诠释从抽象的类本质逐步转向了现实的社会关系，而这一根本性的转变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取代了旧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第三阶段是1857年之后，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一直到《资本论》，这一时期马克思认为异化是“资本逻辑下社会关系物化的必然表现”，“异化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现象，又是由历史的进一步发展所必然要超越的现象。”([1], pp. 475-476)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完成了对历史之一般与对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的科学认识，揭示了资本关系的客观矛盾，对商品与货币、资本与劳动关系进行了深刻而集中的分析，通过完成了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深度解析复杂的“异化”现象，并以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三大批判形式展现出来，真正将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纳入社会关系领域来讨论，而不仅限于生产领域和物的具体形态。
以上是对马克思广义上“异化”理论发展过程的梳理与说明，为我们理解卢卡奇的物化概念与《1844年手稿》和《资本论》中不同的“异化”概念之间的关系建立了理论坐标，同时也能够为批判“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既是对《资本论》的正确解读，又是对青年马克思异化思想的天才洞见”[3]这一观点提供佐证。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在狭义上使用“异化”这一概念，主要指在《1844年手稿》中早期马克思对异化问题的分析，这一阶段马克思主要从劳动产品、劳动本身、人的类本质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四个方面来说明异化的现实表现，分析异化形成的根源。这一概念的特殊性在于：彼时资本主义矛盾尚未明显激化和凸显，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也尚处在萌芽状态，尚未真正理解主体间性社会关系的重要性，是在人本主义话语式的价值悬设中谈论现实的劳动异化状态，总体上尚未摆脱和超越旧哲学的抽象和思辨特质，这意味着这一时期马克思的异化思想与晚期马克思成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话语中的异化理论不相等同，存在一定差距。但与此同时，他也已经突破性地注意到主体劳动的维度，积极寻找应然与实然不相符合的现实原因，并将矛头对准了市民社会，这为他将来确立唯物史观，实现逻辑转变，“从抽象的人性研究转向研究主体间关系性的研究，并进一步发展为作为社会关系的人与承载这种社会关系的物之间的总体性关系的研究”[4]奠定了基础。
卢卡奇的“物化”概念是在其青年时期所写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被提出，面对日益物化、机械化、专业化的个人与社会，卢卡奇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盛行的技术理性与合理化统治进行了批判，创造性地提出了物化批判理论。这一理论的特殊性在于：首先，在理论背景上，面对将马克思主义歪曲成为“经济决定论”的第二国际、以近代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思考的第三国际、资本主义社会盛行的实证主义对革命意识与实践的威胁，卢卡奇需要重新解释马克思的学说，恢复人的主体力量和批判性精神；其次，在实践背景上，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资本主义社会统治也相应地转变了方式，面对资本主义日益合理化的统治对阶级意识的侵蚀，无产阶级革命陷入低潮，卢卡奇需要针对人的物化问题发起批判，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结合现状创建新的革命方案；最后，关于卢卡奇提出物化概念的特殊时间节点，实际上，卢卡奇对物化问题的阐释是在未看到《1844年手稿》的状况下，受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商品拜物教理论的启发，并在韦伯合理化理论和黑格尔总体性辩证法的影响下，由其理论的内生动力所推动形成了独特的物化批判理论，而非简单的模仿和重复，这也恰恰反映了在卢卡奇与早期马克思两者的独立阐释中相同的理论旨趣。
3. 卢卡奇物化与马克思异化的理论交叉
在明晰卢卡奇物化理论和马克思早期异化思想定位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发现两者有着相近性和共通性，即都在人与物的关系框架中分析异化问题，都着重展现了在应然层面上关注主体价值维度的批判线索，从一定的经济事实出发关注人直接面对的异化处境，具体而言，分别在概念内涵、问题线索、批判立场与方法三个方面表达出了相同的价值旨趣和方法论特征。
(一) 概念内涵
早期马克思对异化的规定主要在四个方面：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异化、类本质异化、人与人关系的异化，主要是以人的劳动能力为中心，将以往主体以外的私有财产问题转化成人的劳动与人类发展进程的问题，将异化问题描述成一种与主体相独立甚至对立的现实运动。同样，卢卡奇的物化批判也充分展现了相似的提法，卢卡奇对物化的定义是“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5]，可见他对物化的理解与马克思早期异化观在概念内涵上十分相近。卢卡奇同样是以人的劳动或主体性活动为基点认识物化现象，并赋予主体以应有的价值地位，以此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条件“非人”的特征。两者都突出人自己创造和对象化出来的东西、人自己的劳动与活动都成为了与自己相对立的东西，并在生活各处控制了应处在“主体地位”的人本身。
进一步分析，两者对异化概念的表述都处在主体–客体二元结构，“异化是一种主客体关系，或者说是一个主体与自己的对象之间的运动。因此，对异化而言，只要有一个主体就可以自组，它属于一个主客二元结构。”[6]“在广松涉看来，物化(Verdinglichung)一词与异化(Entfremdung)概念一样，都标识着一种主体与客体、有尊严和人格的‘人’跟无人格和尊严的‘物’之间的对立与颠倒，其哲学根基是一种前马克思的近代主体性哲学(内在意识哲学)，依赖于一种内在的先验主体性设定。”[7]与晚期马克思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特质不同，早期马克思与青年卢卡奇仍处在“主体的东西直接成为物的存在这种构想”[8]之中，还尚未深入到主体与主体间通过物形成的间接且颠倒的多元社会关系结构，更无法在社会历史运动的层面上理解异化问题形成的根本原因。这是因为他们还没能够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虽然敏锐地察觉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问题，高扬主体的应然尺度，却不能突破物的屏障，发现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象形成的历史成因，以及物背后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二) 问题线索
与概念所展现出来的主客二元结构相照应，异化问题的主要线索便是主体同与主体相独立、对立的客体之间的矛盾。在这一矛盾下，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呈现出颠倒的特征，人的客体化问题日益突出，人应有的主体位置与实然的异化表现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
正是出于这一冲突，对处在客观异化条件下主体处境的关注，强调主体性的存在，使马克思和卢卡奇能够进一步寻找主体呈现异化状态的深层原因，使其不断向现实和历史发起批判。马克思在处理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间的矛盾关系时，认为要实现“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9]。卢卡奇在《物化与阶级意识》一文开篇便引用了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一句话：“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5], p. 148)马克思与卢卡奇没有将异化现象合理化和固定化，他们一致要求人的主体地位和应然价值的实现，共同从人本身出发去解释和解决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物化问题，对当下主体境遇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与分析，都作为一种“改造世界”的革命性理论，而不只是作为一种认知机制在“解释世界”，体现出人本主义哲学传统和对现实的批判超越精神。
两者考察物化现象的出发点都是人与人的发展，都是对“人的根本是什么”这一问题的答复，都是围绕着无产阶级与全人类的解放提出革命路径。马克思早期异化思想针对资本主义社会对无产阶级的经济剥削和压迫发起了猛烈的批判，要求改变私有财产的占有方式，使之符合人的特性，成为确认人的个性与力量的对象。卢卡奇物化理论揭示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无产阶级的生存境遇，面对人愈发物性，成为机械的附庸的现实，他反复强调无产阶级的自主革命斗争，超越物化真正成为历史的主体，克服自身的分裂。这都充分展现出早期马克思与青年卢卡奇共同关注着“人的问题”，循着这一问题线索展开自己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问题的分析，始终要求人的主体地位和应然自由的实现。
(三) 批判立场与方法
通过分析卢卡奇物化理论和早期马克思异化思想所共同持有的抽象价值批判立场与方法，可以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的一定联系，马克思早期类本质的设定与卢卡奇对物化概念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共同理论路径。
在批判立场上，两者共同呈现出人本主义价值批判的特征。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将自由自觉的、有意识的活动看做是人的类本质，在类本质的预设下，异化对面还有一种非异化的状态，存在一种人原本本真的状态。人的类本质规定作为一种价值悬设成为了劳动异化解释框架的逻辑起点，而将预设的类本质作为推论起点，最终只能导向抽象和理想化的理论内容。马克思对于劳动的理解是在思辨意义上作为劳动本身和人的抽象自由的说明，而不是从具体的、历史的人出发，没有观察人类生产的历史形式，科学地说明异化现象产生的现实根源以及这一现象出现的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故对人与劳动的阐述都呈现出非科学的人本主义话语性质。同样，卢卡奇也是从有限的价值批判立场出发去解释物化概念，“历史”和“总体性”构成了卢卡奇理论的逻辑起点，“通过对《资本论》的解读，卢卡奇正确地理解了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批判的实质——一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批判。但卢卡奇所使用的批判方法却是从黑格尔辩证法中获得的总体性方法。”[10]非物化状态的预设使得物化的话语体系得以可能，“所谓‘物化’正是相对于总体性而言的，是总体性的失落或失陷。这‘总体’便是思维或意识与存在的统一、主体与客体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而作为这一统一体或‘总体’便是‘历史’”[11]。实际上卢卡奇的异化批判是一种伦理价值批判，站在价值尺度上抽象地看待人和自由，他看到的是人的活动、他自己的劳动与其自身的对立表象，他无法进入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层面而只能满足于思辨的解释，无法理解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不可克服的矛盾运动将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社会解体的论断，无法区分客观发展规律和特殊的历史现象，“形而上学地把人和物、思维和存在、自由和必然绝对对立起来，把独立于人的物质存在和物质规律一概视为和人相异化的，是人的自由的界限和限制”[12]。
在批判方法上，两者共同呈现了黑格尔唯心主义方法论的特征。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的实现归结为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是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一齐实现，对异化与异化扬弃路径的讨论未深入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现实矛盾运动层面，而只是抽象地说明，带有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特质。孙伯鍨先生认为，马克思在这一阶段阐述异化时，“和黑格尔一样，把这个观点上升到历史哲学的层面，认为以往的全部人类历史就是人通过劳动而自我诞生的过程，而劳动的异化及其扬弃正是为揭开‘真正人类历史’的序幕而进行准备的‘前史’。”([1], pp. 2-3)这一特质主要是由于他此时仍然还是以人道主义的眼光和方法看“人”，他的理论起点和终点始终是实现具有“真正人性”的人。卢卡奇讨论问题的方式也同样体现了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特质，“在黑格尔那里，它是以一种纯粹逻辑的和哲学的方式提出的……然而，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这个过程表现为一种社会–历史的过程，当无产阶级在它的阶级意识中达到了这一阶段，并因而成为历史的统一的主体–客体时，上述过程也就达到了顶点。”([5], p. 18)卢卡奇在关于革命路径的理论中对无产阶级和历史的诠释同马克思早期所提出的异化扬弃路径一般都体现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抽象内核。他所阐述的历史概念排除了“孤立”的自然，将自然看成是一个社会的范畴，拒绝自然本体论，在表面上似乎与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区别开来，但实际上他没有认识到马克思与黑格尔在本体论上的本质差异，不能对黑格尔的思想遗产进行彻底唯物的改造，而将无产阶级幻化为“绝对精神”般的存在，同时割断了自然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导致他无法真正理解“劳动”这一基本范畴，抽离了本体论的自然基础，本质上还是抽象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是比类本质设定更加“黑格尔”的理论表现。
马克思对非异化状态的设定和对劳动、共产主义的理解都明显带有抽象和思辨的特征，而卢卡奇对物化和历史的解释都受到了黑格尔的过多影响而呈现出唯心主义的倾向，两者都将批判重点放在人的主体地位和个性自由的丧失，以至于难以辨认物化现象发生的真正根源和解决出口，没有挖掘出异化得以扬弃的历史与现实根据，不能找到解决异化问题的真正出口。
4. 卢卡奇物化与马克思异化的理论分向
卢卡奇物化理论相较马克思早期异化思想而言，理论内容有所交叉和共同的同时，由于思想与时代背景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故呈现出一定的异域性发展特性。首先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卢卡奇的物化概念是从马克思晚期商品拜物教理论中解读得来，在其分析与表达中多次引用了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原文，他力求以马克思的科学话语体系来阐述他所关注的问题，换言之，卢卡奇对异化根源的分析是部分地吸收了晚期马克思成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成果，早期马克思异化思想与之相较有所差距；其次，受到卢卡奇本人理论水平和思想资源的限制，他没有区分对象化与物化(异化)，而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已经对两者作出了明确区分；最后，卢卡奇结合了时下革命的现实境遇，针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特征进行理论延展，提出了与早期马克思不同的革命路径。
(一) 对异化根源的分析
卢卡奇的物化批判理论直接依据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商品拜物教理论，故他对异化根源的分析是在这一理论基础上进行的。他认为商品拜物教是物化的集中表现，主要通过剖析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商品及其生产来分析物化现象，他坚持，“在人类历史的这个阶段，任何问题最终都要返回到商品的问题，任何答案都会在商品结构之谜的答案中发现。”([5], p. 148)卢卡奇批判性地吸收了韦伯的形式理性或合理化思想，从商品等价交换的理性原则出发，强调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具体劳动中对象与主体的根本差异被抽象劳动所简化或抽离，而生产商品的人类形式化劳动是可比较和可量化的，由此从对资本主义商品等价交换原则的遵循中找到了社会合理化的经济基础，正如韦伯指出：“现代资本主义企业在内部首先建立在可计算的基础上。为了它的生存，它需要一种法律机构和管理系统，他们的职能至少在原则上能够根据固定的一般规则被合理地计算出来，像人们计算某一架机器大概可能的功率一样。”[13]同时，卢卡奇以历史性观点去看待物化现象，认为商品拜物教问题是现代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一个问题，“商品形式向整个社会的真正统治形式的这种发展只有在现代资本主义中才出现”([5], p. 151)，物化现象是人类社会发展到这一特设节点的特有产物。在关于商品拜物教的论述中，卢卡奇将商品拜物教阐释为以物的关系掩盖人的直接关系的本性，人的社会属性投射成为物的独立属性，商品世界本身作为人类改造自然的产物，却以独立的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及其运动。卢卡奇在《物化与阶级意识》开篇批判物化现象时直接引用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第四节的陈述：“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5], p. 152)并从这一理解出发，进一步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合理化的实质与主体由于分工呈现的物化属性，意图从社会生产方式角度切入，探析资本主义社会呈现物化现象背后的根源。
而早期马克思对异化现象的分析尚未如此深入，只是停留在私有财产与私有制的层面上，讨论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之间的矛盾关系，从主体劳动的角度去理解私有财产，思考私有财产和“真正的人”之间的关系。这一时期的马克思尚未展开对经济领域的深入研究，受到理论水平的限制，并未阐述清楚劳动何以异化，如何造成私有财产的积累，私有制何以对人产生压迫和剥削等问题，仍旧局限在“真正人的”、“人本身”的抽象思维中，难以勘破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的本质，到达生产力与交往方式的历史运动这一理论高度，更难以对经济社会中的抽象形式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有所分析。
就异化根源这一要点而言，卢卡奇在商品拜物教理论的基础上阐发了自己的看法，注意到资本主义社会阶段的商品形式，挖掘它的生产过程及过程中主体的异化问题，由此透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原子化、破碎化的生存方式。早期马克思的异化思想与之相比，虽然某些问题中已然蕴含着理论进一步拓展和跃升的潜力，但客观地说，尚未跃升至历史唯物主义的层面上，无法对社会经济条件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和分析。
(二) 对异化历史地位的认识
在对异化问题中各类概念的讨论中，卢卡奇对“物化”概念的特殊使用造成了一定混乱。因为他将在未区分对象化和异化(物化)的情况下使用了物化这一词，没有对物化作进一步的规定，这导致他无法正确认识异化的历史地位，从而有将异化现象永恒化的风险。而马克思则在《1844年手稿》中明确地对两者进行了划分，并将之贯彻到以后的理论中去，从而能够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规律。
对象化和异化是两个不同的哲学术语，二者之间有着严格的内在界限。“对象化”就其本义而言，是指主体将自身本质力量赋予对象，对象作为外在于主体的存在，“劳动对象化”是指劳动的实现，马克思将其表述为：“劳动的产品就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物化为对象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9], pp. 156-157)；而“异化”在更进一步的意义上，指向对象本身作为主体的创造物，主体却无法占有，且与主体相对抗的存在，“主体将无法领有自己的对象，对象无法复归于主体之中，主体与对象永远分离……称为异化”([4], p. 8)。对象化与异化的根本差异在于：劳动对象化是人类社会的永恒现象，只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象化才会异化，并非所有对象化都是异化，也就是说异化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被谈论的一种特殊对象化。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新版序言中也提到：“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是由于经常把两个对立的根本范畴错误地等同起来的缘故。因为对象化这种现象事实上是不可能从人类社会生活中消除的。”([5], p. 20)将物化与对象化等同的后果便是物化现象也相应成为人类社会生活中永存的一部分，并在完全的意义上否定对象化的力量，否认资本主义社会所实现的历史成就，以完全批判的态度使用“物化”这一词。实际上，“‘对象化’的劳动过程，虽然受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支配，但其自身的性质还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很不相同的。因此，它还有转换为无产阶级革命主体意识承载的可能性。”[14]
与早期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将工业视作为人本质力量的确认相较，“卢卡奇眼中的‘物象化’(事化)成了一个负面概念、贬义词。比如，马克思关于工厂和机器既大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又限制人的个性和人格的思想，卢卡奇只是重视后一方面。”([7], p. 11)这是由于他受到韦伯的影响，否认现代生产体系能够导向社会进步，以及对机械宿命论的极端厌恶，要求破除现代性社会的事化“铁笼”，力图用黑格尔辩证法中的主体精神来克服现代异化现象，从而对“物化”概念的判断失去了历史肯定性的一面，成为单纯的批判性概念，以抽象的态度看待异化的消除任务。但马克思在《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一节中则肯定了“在黑格尔那里还是非批判的运动所具有的批判的形式”([9], p. 201)，看到了绝对精神的对象化环节，以及它作为一般历史的思辨表达所发挥的肯定性作用。
(三) 对扬弃异化路径的回答
由于早期马克思与卢卡奇所处的时代不同，有着不同的特征和历史现状，理论水平和发展方向也不尽相同，故他们针对异化现象也提出了不同的扬弃路径。早期马克思是在积极扬弃私有财产的意义上谈论的，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建制和物质现实提出扬弃路径，而卢卡奇没有停留于生产领域，而是更加强调现代社会中人的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文化批判，要发挥主体的力量自觉认识到异化的现实处境和无产阶级所处的社会历史、生产过程的特殊地位，掌握总体性辩证法，实现历史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从而能够扬弃异化。
卢卡奇关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人的客体化问题，这与马克思早期异化思想的问题域是同一的，但不同的是这一时期卢卡奇注意到人的客体化困境不仅体现在社会现实层面，也体现在人的意识形态层面。人的力量是通过他所占有的物体现出来，人的个性、创造性与自由被物性抹杀，人成为附属于物的抽象存在，并由物化结构的社会现实所决定，在意识形态层面受到物的统治。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同样是基于商品的价值形式分析，晚年马克思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性阐述，揭示了社会劳动的独特的资本主义社会形式。“而卢卡奇则创造性地发展了物化的主观性维度，并与对阶级意识的分析相结合，在揭露资产阶级意识陷入主观与客观不可克服的矛盾之后，卢卡奇认为真正能够在自我认识中实现对社会本质的认识，从而超越物化和拜物教的力量，就是无产阶级。”[15]在考察商品形式与商品生产的过程中，卢卡奇认为，随着生产活动的合理化和机械化，“资本主义社会物质生产和商品运转导致了人的客体化，而人的客体化却被社会化、规则化、机械化的形式接受与认同，意识思维的活动被社会物质运转所规定，更为严重地浸入到思想文化与精神文明当中，阻碍了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16]主体失去了主动性而愈发以一种直观的态度面对世界，计算的法则抽象地统治了人类活动内容与方式，人的客体化发展侵入至精神层面和伦理境域，物化意识被进一步加强，渗透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领域，使得无产阶级无法从总体上认识、把握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无产阶级必须实现整体性的“意识革命”与“实践革命”的结合，意识到自身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一个环节，并进一步认识到这个体系的整体联系，获得“总体性”认识并以此为指导进行实践，从而实现“主客体的同一”。
早期马克思对扬弃路径的解释则侧重于私有制，将扬弃异化与资本主义性质私有制的消除紧密联系起来，这也使得马克思能够逐步走向后期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与之相较，卢卡奇则由于过于注重意识与文化层面，忽略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经济和物质基础，无法领会社会历史运动的基本规律，陷入了唯心主义的困境。
5. 总结与评价
通过分析马克思早期异化思想与卢卡奇物化理论两者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两者既有一定的相似性，他们共同关注人的问题，都受到了主体–客体二元思维方式的一定限制，对异化问题的批判都带有一定价值批判性质与唯心主义倾向；但又因为各自的时代背景与理论路径不同，两者在对异化根源的分析、异化历史地位的认识和扬弃异化路径的解答上有所差异。在这一比较维度中，我们既可以看到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线索，何以继续深探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根本性质，发现社会历史运动的两大基本矛盾，创建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以及早期异化思想展现出的理论潜力和不足；又可以将卢卡奇的物化批判理论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相联系起来，发现他与早期马克思一致的理论向度和价值旨趣，以及与马克思本人的理论发展轨迹相较出现偏斜，其中可能存在的理论缺陷，以能够正确地评价其理论地位和理论价值。
一方面，我们可以发现卢卡奇物化思想的特殊理论价值，他在未看到当时还未出版《1844年手稿》内容的情况下，从《资本论》的商品拜物教理论中解读出了与早期马克思异化思想相近的物化概念，由理论内生动力驱动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物化问题发起了批判。可以说，卢卡奇的物化批判理论既为广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异化思想研究提供某种史料价值和后继视野，又为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克服由过度强调马克思晚期理论所导致的经济决定论、无主体历史等错误解读倾向作出理论贡献，可以看到其中主体价值维度和客观事实维度两者间的张力，窥见对资本主义现实的科学分析、人的总问题、历史主体之革命实践间的有机联系。除此之外，“卢卡奇实际上是试图根据时代的新情况、新特点和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特殊条件和需要，结合现代各种社会思潮来‘改造和发展’马克思的学说，创建一种既不同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又不同于现代各种资产阶级理论思潮的新理论，寻求一种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不同于俄国式社会主义的新道路。”[17]这意味着异化问题在现代社会依旧存在，而卢卡奇面对发展着的资本主义现实和统治形式将批判视野延伸至意识形态领域，结合革命境遇重新解释马克思的学说，这不仅为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要求他们面向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保持理论的实践性和开放性。在后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领域中，物化理论得到了更多的拓展性阐释和批判性解读，在不同方向上被深化、修正和挑战，如巴克豪斯等人对价值形式理论进一步的阐释，阿尔都塞的反历史主义和反人道主义论述，哈贝马斯期望改造物化范式的交往理论，霍耐特试图为物化概念提供一个更稳定的人类学基础提出的承认理论等，这些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卢卡奇物化理论的潜力。正如国际卢卡奇协会主席吕迪格·丹内曼博士所表达的：“有学者认为物化理论无法应对新的具体化形式，我认为这是不准确的。物化理论正是一个将具体的物化形式放置在社会总体性、社会制度的关联中加以分析阐释的方法……西方学界需要反思的问题是，在事实上简单地拒绝社会主义和革命思想的传统，是否是合理以及可能的？”[18]这也启示和引导我们摒弃过去直观和简单的“唯心主义”定性方式，转而去提炼卢卡奇物化理论可贵的核心本质和根本特征，探索其背后的现实意蕴，以及可供批判性继承的现代化资源。
在另一方面，卢卡奇物化批判也充分展现了其学徒期的“试验性质”。卢卡奇在新版序言中表达了他转变阶级立场时的思想混乱，“我的思想一直在这样的两端徘徊：一方面是吸收马克思主义和政治行动主义，另一方面则是纯粹唯心主义的伦理成见不断增强”([5], p. 3)。即一方面，青年卢卡奇已经接触到马克思晚期著作《资本论》中的一些核心观点，但在另一方面，他受到了西美尔、马克斯·韦伯以及黑格尔等人的影响，导致其吸收马克思主义与原有的唯心主义倾向之间出现了矛盾。我们必须正视和反思卢卡奇物化批判理论所存在的两大理论缺陷：一是无法区分对象化与物化，没有充分理解马克思晚期《资本论》中的异化理论，更无法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商品–货币结构以及资本异化。虽然卢卡奇同样是将物化问题放置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加以探析，但他错误地将物化与异化看作是一回事而混淆使用，并未认识到对象化和异化二者的本质差异，而马克思则做到严格区分对象化力量与资本主义对抗性经济形态下的异化力量。这根源于卢卡奇不能完全把握和科学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现实和运行规律，尚未掌握历史辩证法，导致他直接否定了物质生产力量，不能深入到资本逻辑层面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以抽象、思辨的观点看待和解决物化现象。故他只能依托于个体直面的现实境遇去批判资本主义统治，主张意识形态革命，却难以为阶级斗争找到现实和历史的基础，这让其理论的解释力和说服力大打折扣。二是他在理论上受到黑格尔唯心成分的过多影响，体现出浪漫的反资本主义色彩，在文化政治领域走向了抽象的乌托邦主义，劳动与实践失去了它原本的位置，带有抽象与直观的特征，为了恢复马克思理论的革命性质，他将总体的方法凌驾于经济优先性之上，夸大主体力量，却忽略了客观矛盾的运动，不能深入到货币与资本物化形式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实质，从人类生产的发展历史角度看到异化问题的产生是必然的，它是人类物质实践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特定阶段的特定产物，故终究无法走到核心问题处，难以找到革命的现实出口，而只能对现存困境发起人本主义性质的伦理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