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公共服务外包是政府转变职能和创新治理模式的重要途径，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关键作用。近年来，伴随服务型政府建设和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公共服务外包在扩大供给渠道、提升服务效率与质量、优化职能配置以及促进社会力量参与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该领域研究仍面临理论体系不够完善、实践路径有待优化、风险评估机制不足等问题，迫切需要系统梳理已有研究成果。
本研究基于CNKI数据库中2004年1月1日至2025年6月1日间的北大核心与CSSCI来源期刊相关文献，采用CiteSpace可视化工具，对公共服务外包研究进行知识图谱分析。借助关键词共现分析识别热点主题，通过聚类分析归纳核心知识结构，并利用突现词分析把握领域发展脉络，从而系统展示该方向的理论进展与实践趋势。研究旨在明确公共服务外包的知识体系和研究热点，探索合作网络特征，并对未来发展趋势作出研判，推动该领域实现高质量发展。
2. 数据来源与方法设计
2.1. 数据来源说明
为保证文献质量，从源头保障研究对象的质量和结论的严谨性，本文选取北大核心与CSSCI两类高水平期刊作为来源。北大核心期刊涵盖国内各学科领域的重要成果，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则聚焦社会科学领域的权威研究。通过在CNKI数据库中以“公共服务外包”为主题词，设置2004年1月1日至2025年6月1日时间范围进行高级检索，得到有效文献169篇(检索日期为2025.6.1)。为明确169篇文献的时间分布，制作了图1 [1]。
Figure 1. Time distribution chart of public service outsourcing research—core papers from Peking university and CSSCI publications
图1. 公共服务外包研究北大核心与CSSCI文献的时间分布图
2.2. 方法设计
信息可视化(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最早由斯图尔特·卡德、约克·麦金利和乔治·罗伯逊于1989年提出，其要义在于把大量非数值型信息转化为图形，从而直观呈现复杂数据的内部结构与关联。公共服务外包作为新兴交叉研究方向，传统文献综述难以全面展现其研究热点与演进趋势，而可视化分析能系统梳理文献分布与知识网络，为该领域研究提供有效支持。因此，本研究计划借助知识图谱工具CiteSpace，对经过筛选的公共服务外包文献进行可视化剖析，从关键词共现、聚类等多维视角，探寻其研究现状与未来发展走向[2]。
3. 研究者与研究机构分析
3.1. 研究者合作网络分析
研究者之间的合作强度及其核心成员的学术影响力是评估我国公共服务外包研究现状的关键依据。利用CiteSpace构建的研究者关系图谱(图2)客观反映出该领域内作者的合作模式与网络结构。该合作网络由171位学者构成，节点大小对应作者发文量。图中可见，詹国彬等作者节点较大、位置居中，表现出较高学术活跃度。网络中存在多个合作子群，如张新奥、李燕领等5人形成的紧密协作群体，夏芹、尹畅等4人组成的合作簇，以及刘波、朱瑞钰等尚未完全闭合的合作组。该领域整体合作网络较为松散，多数为一次性合作，持续性不足。同一子群内学者发文量差异明显，反映出合作动力与科研进程不同，部分成员在短暂参与后便退出研究。
3.2. 机构合作网络分析
基于169篇公共服务外包研究论文，本研究对相关机构进行了共现分析，并据此构建出研究机构合作关系图(图3)。图中节点代表研究机构，节点尺寸与机构发文数量相关，机构合作网络包含150家研究单位。宁波大学、中山大学、南京体育学院等机构节点突出，显示其在该领域具有较高产出。图谱中节点通过连线标识合作关系，以上海、北京、武汉、南京等城市为核心形成多个区域性集聚板块，并呈现出跨地域的合作联结。机构类型涵盖高校、党校及科研院所，如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等，显示出多类型主体共同参与的研究格局。整体网络结构反映中国精细化治理研究高度依托大城市资源，兼具实践基础与学术协作优势。
Figure 2. Distribution of core authors of the research on domestic public service outsourcing policies from 2004 to 2005
图2. 2004~2005年国内公共服务外包政策研究的核心作者分布
Figure 3. Distribution of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ions for domestic public service outsourcing from 2005 to 2025
图3. 2005~2025年国内公共服务外包政策研究机构分布
4. 公共服务外包研究的热点分析
4.1. 关键词共现分析
基于CiteSpaceV6.3.R1(64-bit)Basic生成的2004~2025年我国公共服务外包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图4)，能够直观呈现该领域研究前沿问题的频次及热点分布特征[3]。根据图4的CiteSpace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我国公共服务外包研究主要集中在服务外包、合同外包、政府购买、民营化、公共服务、外包、交易成本等核心议题，各议题间的关联互动构成该领域研究的前沿聚焦方向。
Figure 4. Co-occurrence map of keywords in the field of public service outsourcing research in China
图4. 我国公共服务外包研究领域关键词共现图谱
使用Excel处理CiteSpace数据后得到表1，其中列出了各前沿问题的频次、中心性及首次出现年份。通过分析频次与中心性，可以识别2004~2025年间公共服务外包研究的热点话题及其重要性[4]。从关键词的出现频次来看，“公共服务”、“合同外包”、“服务外包”等始终是该领域内受到长期、持续关注的核心主题，反映出相关研究具有显著的基础性与延续性。从中心性分析来看，研究焦点集中于公共服务外包的概念内涵与理论基础，如交易成本理论在合同外包等具体形式中的应用及其效果差异，不同场景下的运行机制与风险识别受到持续关注。研究还覆盖了国内外地方政府实践案例的比较分析，尤其是欧美国家的经验借鉴。
Table 1. List of keywords in China’s border research: Frequency of appearance, centrality, and year of appearance (Excerpt)
表1. 我国边疆研究关键词出现频次、中心性、出现年份列表(节选)
频次 |
中心性 |
首次出现年 |
关键词 |
49 |
0.69 |
2004 |
公共服务 |
36 |
0.19 |
2008 |
合同外包 |
19 |
0.25 |
2008 |
服务外包 |
17 |
0.12 |
2008 |
外包 |
11 |
0.06 |
2006 |
民营化 |
8 |
0.05 |
2011 |
政府购买 |
7 |
0.02 |
2011 |
政府 |
7 |
0.07 |
2010 |
交易成本 |
6 |
0.04 |
2009 |
风险 |
5 |
0.04 |
2009 |
美国 |
… |
… |
… |
… |
4.2. 关键词聚类分析
关键词聚类方法能够有效梳理某一研究领域中的核心议题与知识体系。本文采用CiteSpace工具，对公共服务外包相关文献进行了关键词聚类分析，所得结果展示于图5。该图谱总共包含220个节点，对应2004至2025年间该领域所出现的220个热点关键词；聚类按规模从大到小依次编号为#0至#10，其模块化指数(Q)为0.8069，平均轮廓值(S)达0.9614，表明聚类效果显著[5]。由此，在聚类结果可信度较高的情况下，公共服务外包研究围绕着上述11个聚类群，基于LLR算法所获得的各聚类群所含特征词(表2)，反映了国内(2004~2025)公共服务外包研究的三大类研究内容。
Figure 5. Cluster map of research topics on public service outsourcing in China
图5. 我国公共服务外包研究主题聚类图谱
Table 2. Relevant research themes on public service outsourcing in China
表2. 我国公共服务外包研究相关研究主题
研究主题 |
大小 |
平均轮廓值 |
年份 |
特征词聚类(节选) |
0：治理与反腐败 |
33 |
0.866 |
2012 |
治理，交易成本，风险防控，公共服务，合同外包，地方政府，服务外包，道德风险，混合供给 |
1：公共服务外包 |
29 |
0.904 |
2013 |
业务外包，服务外包，公共体育场馆，公共服务，合同外包，公共图书馆，政府绩效，多元主体 |
2：电子政务外包 |
23 |
0.841 |
2013 |
电子政务，外包，巴西，第三方，有效性，责任，慈善组织 |
3：民营化与政府购买 |
19 |
0.876 |
2012 |
民营化，政府购买，管理外包，公共化，英国，社区公共卫生服务 |
4：市场化与风险 |
17 |
0.945 |
2012 |
市场化，政府，风险，合同管理，责任缺失，法律规制，价值功能，竞争 |
5：美国公共服务改革 |
16 |
0.883 |
2014 |
美国，高绩效，政府职能，公共服务改革，公共体育赛事，社会组织 |
6：风险控制与合同治理 |
10 |
0.912 |
2014 |
风险控制，合同治理，公共文化服务，权威治理，社会力量，公法 |
7：交易成本理论 |
9 |
0.985 |
2014 |
交易成本，医疗保险，法定机构，交易合同，晋升激励 |
8：环卫服务外包绩效 |
5 |
0.995 |
2022 |
环卫服务，绩效，履约监管，市场竞争，公共服务外包 |
第一类别聚焦于核心行为及其理论支撑，这个类别涵盖了研究领域中最根本的操作模式和支持其存在的经济学理论，是整个研究领域的基石。包含聚类#0服务外包，#1外包，#4合同外包，#6交易成本，#0，#1，#4从不同层面定义了外包这一基本操作模式，其中后两者可视为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具体表现和形式延伸。交易成本理论为理解外包行为的动因提供了经济学依据，构成分析相关决策的重要基础。
第二类别涉及外包过程中的主要参与主体及其互动方式，这个类别聚焦于外包行为中涉及的主要各方，以及它们之间形成的核心关系。包含聚类#2社会组织，#3民营化，#5政府，#10政府采购。#5政府作为关键的行动主体，是绝大多数研究的核心主体，#2社会组织作为常见的服务承接方，与政府形成协作关系，#3民营化则代表了一种比外包更为彻底的政策选项，二者常被置于同一讨论范畴中进行比较。
第三类别关注外包实践中的管理问题及具体案例，这个类别关注外包实际操作过程中的挑战、风险以及在不同领域和地区的具体实践。包含聚类#7风险控制，#9环卫服务，#8巴西风险控制体现了实施过程中对各类不确定性的管理需求。#9环卫服务是公共服务外包的一个代表性领域，而#8巴西则作为区域案例，反映了特定背景下的实践经验[6]。
5. 公共服务外包研究的演进脉络
为了更进一步研究主题的历史跨度和研究热点的变化趋势，本文在关键词聚类的基础上制作了突现词图谱(图6)。结合图6，2004年至2025年我国公共服务外包研究热点的演进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Figure 6. Analysis of emergent words in the research on public service outsourcing in China
图6. 我国公共服务外包研究的突现词图谱分析
第一阶段(2006~2008)这一阶段以引入与探索为主题，突出表现为“民营化”(突现强度2.02)和“市场化”(突现强度1.13)等关键词的显著突现。据CNKI可查，研究主要探讨合同外包、市场化在公共服务中的应用，并涉及环卫、医疗等领域，体现了学界引入市场化机制的早期探索。2004年，陈振海发表在《党政论坛》上的《美国公共服务的市场化改革》一文是最早将市场化引入公共服务外包的北大核心期刊，但影响这一阶段研究方向的核心文献是句华于2008年发表于《中国行政管理》的《美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发展趋势及其启示》，下载次数达4645次，被引用次数达221次。这一阶段学界对公共服务外包的关注重心逐渐由公共服务外包的概念界定与理论溯源研究转移到将市场机制运用于公共部门的可能性研究[7]。句华等学者对美国政府服务外包实践的系统引介，提供了可操作的制度参照，更激发了国内研究者对合同管理、竞争机制与政府监管等关键议题的探讨，为后续形成分领域、分类型的精细化研究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这一转向也促使学术界更加关注中国情境下的特殊性与适配性，从而引发了对国内外地方政府实践案例的本土化限度的批判性思考。
第二阶段(2009~2017)这一阶段是公共服务外包研究的飞速发展期，伴随公共服务外包范围的扩大，研究开始更多关注外包过程中的风险识别、控制手段以及政府监管责任，同时“公共责任”“现实动因”也成为热点，显示出研究已不再局限于效率提升，而更注重公平、责任与合法性等治理维度。2012年，王春婷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研究进行概括，她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研究综述》(2008) (下载次数14193次、被引次数311次)一文强调未来研究应聚焦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绩效评价与合同管理能力提升，以强化理论支撑和实践效能。此外，《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边界及实现机制研究》(2015) (下载次数6674次，被引次数254次)、《如何为公众做个好交易?——四维模式下的合同制治理》(2015) (下载次数364次，被引次数7次)等文章更是定格了这一时期的研究热点，并掀起了公共服务外包的高潮[8]。这一阶段的深化探索显著拓展了公共服务外包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推动该领域从理念倡导走向实践操作与制度反思。学界在关注效率之外，日益聚焦风险控制、责任机制与合法性建构等治理维度，使研究议题更贴合复杂现实需求。
第三阶段(2018–2025)这一阶段的研究则以“绩效”“政府职能”与“风险控制”为关键议题，拓展至绩效评估、数字化治理与制度构建等更深层次问题。这一时期核心文献有陈家建与赵阳的《“低治理权”与基层购买公共服务困境研究》(2019) (下载次数9702次，被引次数284次)、韩清颖与孙涛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有效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153个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案例的探索》(2019) (下载次数9212次，被引次数170次)、杨宝强与钟曼丽的《社会智库嵌入政府公共服务外包决策的路径研究——基于交互嵌入的视角》(2022) (下载次数767次，被引次数13次)等。
综上所述，公共服务外包研究呈现出清晰的演进脉络：从初期的概念引入和形式探索，逐步拓展到风险管理、绩效评估与政府监督等深层问题，近期更聚焦于复杂治理环境下的制度优化与可持续运行。这一发展既呼应了我国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实践进程，也体现了多学科融合的理论创新趋势。
6. 公共服务外包研究议题的梳理与述评
公共服务外包是推动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实践，相关研究主要围绕行为研究、治理结构、情境研究展开。本文基于核心期刊文献的可视化分析，梳理该领域的研究脉络与核心议题，以把握其发展趋势。
6.1. 外包行为：从效率驱动到风险认知的演进
外包行为研究主要分析政府的外包决策机制，重点关注其决策动因与风险认知。早期研究深受新公共管理理论影响，倾向于从效率角度理解外包行为，将其视为节约行政成本、提升服务质量和引入市场竞争的有效途径，甚至还包括政治层面所隐含的缩小政府规模的意识形态倾向。如文政较早地指出通过最大限度地利用市场力量来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降低公共服务的成本，并抑制政府规模的扩张，促进市场主体的发育[9]。随着理论发展，学者逐渐认识到外包决策实际上受到多元动机的驱动，不仅包括政策层面来自上级的指令或模仿效应，如刘波等人认为政府间的竞争和领导支持与政府的外包管理能力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10]，也涉及管理层面获取专业技术的实际需求，如吴月红与叶常林认为需要推行政府信息服务外包满足公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11]。在决策模型方面，“制作还是购买”这一基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影响深远，它假定政府作为理性主体，通过全面衡量自建与外包的各项成本——不仅限于经济效率，也逐步拓展至公共价值、社会公平和政治风险等非经济维度——来作出最终判断。近年来，随着外包实践中各类问题的浮现，学术关注更多转向风险感知及其防范，诸多研究显示，承包商可能存在投机行为或专业能力欠缺[12]，而政府亦可能由于合同监管能力不足或出现腐败问题[13]，最终导致服务供给不稳定、质量下降和公共责任弱化等后果，这类风险意识正日益成为制约政府外包决策的关键因素。
由此可见，现有研究对部门利益、领导偏好等动态因素的分析尚不充分，且风险讨论多集中于经济与管理层面，对社会合法性风险及公共服务韧性下降等系统性风险关注不足。未来需通过过程追踪等方法，构建多维度整合的风险分析框架，为实践提供更全面的理论支撑。
6.2. 治理结构：从合同完备性到关系治理的深化
治理结构的研究已经从早期市场与科层制二元对立的分析范式，转向维持外包合作关系的制度设计，尤其是如何通过有效治理机制防范风险并保障绩效。早期研究较为重视合同的完备性，主张通过细致的技术条款和激励约束措施来规范承包商行为，杨欣与李文沛较早指出为保护公众权益，政府应将公法要求作为核心条款注入外包合同，使承包商接受公法原则的规制[14]。但由于公共服务存在不确定性、绩效难以量化以及资产专用性等现实约束，在实践中很难订立真正完整的合同。因而学术关注逐渐转向构建多元主体合作的法律与政策环境，重视信任、承诺、沟通与互惠这些要素在长期合作中发挥的作用[15]，以增强正式合同所缺乏的适应性，推动形成更为灵活的治理方式。此外，政府合同管理能力普遍被视为决定外包成效的关键，涉及招标时的方案设计、供应商评估、合同执行中的监督与控制，以及绩效评价与反馈等一系列环节。在这一过程中，政府需扮演“精明买家”角色，这意味着它必须拥有较高水平的专业能力来应对合作中的各类复杂问题。句华以上海市民政部门在购买社会服务方面的实践为例，回答了“政府如何做精明买主”的问题[16]。与此同时，赵全军认为公共服务外包并不代表政府完全转移其最终责任，因此重构问责机制成为治理结构的核心议题[17]。现有研究致力于构建一个行政、法律、专业和公众参与等多个维度的问责体系，以缓解“委托–代理”关系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和权责配置问题。
总体上看，治理结构研究体现了该领域从“是否外包”向“如何管理”的深化，引入了制度主义和社会网络视角，揭示了外包不仅是交易工具，更是政府–市场关系重塑的过程。
6.3. 情境应用：从普适模式到本地化适应的转变
情境应用研究强调外包策略需结合具体政策领域、政治体制和发展阶段，避免“一刀切”的做法。句华对公共服务按照其可度量性与资产专用性进行分类[18]，詹国彬提出合同外包具有选择性，得出公共服务不宜外包的情形[19]，像垃圾处理与基础设施维护等服务因绩效易于量化监督，通常更适合外包；而社会保障、心理健康及教育等服务涉及较多价值判断，绩效难以精确衡量，社会影响广泛，因此外包时更易引发争议且实施难度较大。此外，公共服务外包的成效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特定的制度环境，包括法律合同与争端解决机制、承包商的专业能力、政府内部的协作水平以及公民社会的成熟度，在发展中国家，制度基础的薄弱往往是外包未能实现预期效果的重要原因。鲍芳修认为，公共服务外包的有效实施需要健全的法律与制度基础，当前中国缺乏专门立法，导致操作性较弱[20]。熊伟等人指出，承包商的合同绩效既取决于其先天资源条件，也与其所处的网络位置有关。资源是基础保障，而有利的网络位置则能创造更多竞争优势[21]。近年来，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推动了外包模式的演变，平台型外包、数字政府业务外包等新形式开始出现。如丁堃等人的《软件外包公共科技服务平台建设模式研究》(2015)，陆和建与崔冉的《我国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风险控制研究》(2021)等，概括得出了这些技术手段在降低交易成本、提升监管精确度和绩效评估质量方面潜力显著，但同时也引发了诸如数据安全、算法伦理等新型治理问题。
总体来看，情境应用研究推动公共服务外包理论走向更精细化和本地化的发展路径，不再简单视其为一种标准化的“最佳实践”，而更加强调动态适应具体情境的重要性。
7. 基于数据分析的空白地带
根据CiteSpace生成的聚类图谱(Q = 0.8069, S = 0.9614)，国内公共服务外包研究已形成11个具有较高稳定性的主题簇群。然而在数字化相关领域存在明显的结构缺失，“数字化公共服务外包”未能形成独立聚类，仅有“电子政务外包”(#2)以4个节点的规模零星出现，且其关键词仍局限于“第三方”“有效性”等基础概念，未能延伸至数据主权、算法审计、实时动态监管等新兴议题。与此同时，“平台型外包”“政务数据外包”等表征数字治理形态的关键词在共现网络中均未出现，反映出当前研究对数字化外包的认知广度和深度存在明显不足。
这一簇群缺位现象揭示了三个层面的研究滞后：现有文献仍集中于传统线下服务场景，对云计算、数据流动与终端协同架构下的新型外包风险缺乏足够关注；监管研究未能跟上技术迭代速度，尚未建立与数字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治理话语体系；地域样本过度集中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东部发达城市，中西部县域及乡村地区的数字化外包实践几乎处于学术研究的盲区。
针对上述空白，未来研究可沿着“议题—方法—场景”三个维度展开深入探索。在议题方面，应重点分析平台型合同的不完全性与算法黑箱共同构成的复合型风险，突破传统外包研究的理论边界。方法上需要引入过程追踪、大数据审计实验及多案例比较等混合研究设计，增强对复杂数字治理过程的解释力。场景上则应下沉至县域数字乡村等基层实践场域，检验现有理论在制度薄弱环境中的适用性，从而系统性弥补知识图谱的结构性缺失。
8. 不足与展望
通过绘制知识图谱并结合关键文献的深入解读，我们发现：国内公共服务外包研究已经超越了早期单纯引入源自不同治理传统的理论借鉴的阶段，学者们开始更多关注本土实践中的具体问题。研究视角不再局限于宏观层面的讨论，而是逐渐深入到对具体运行机制的剖析。在方法上，合约理论、绩效评估等定量工具的运用，推动了研究向精细化方向发展。目前该领域的理论框架正在形成，但仍需正视存在的不足，以提升研究的原创性和系统性。
8.1. 目前公共服务外包研究存在的不足
8.1.1. 多学科交叉融合有待加强
首先，从学科构成来看，公共服务外包研究主要依托公共管理、经济学等学科，已形成核心学者与机构，但学科间交叉融合不足，尤其缺乏公共价值等前沿理论的系统融入，制约了多维度审视。研究方法上多受学者学科背景影响，目前仍以理论推导等定性研究为主；同时，也有一部分研究借助典型案例剖析或宏观层面的论述，来讨论政策导向与制度设计等现实问题，例如房冠辛与杨昊月的《公共服务下沉过程中的“邻避冲突”——以N市S社区养老服务实践为例的研究》(2023)等。但不得不指出，该领域在实证数据的运用、定量方法的开展以及系统性分析框架的构建方面，仍显得相对薄弱。未来亟须推动更多基于调查数据、统计分析和经验证据的研究路径，以增强研究的科学性和解释力。
8.1.2. 研究主体间合作较为匮乏
主要体现在研究者与机构间合作较为有限，多数研究仍以个别或短期合作形式开展，尚未建立起持续且稳定的学术协作网络。如图1和图2所示，作者与合作机构之间的联系较为松散，缺乏跨地域、跨机构的深层协作机制，这种结构上的缺陷可能阻碍学术观点的有效碰撞与理论创新的进一步突破。
8.1.3. 研究主题高度集中，宽领域学术谱系尚未形成
首先，既有的研究在公共服务外包领域中，仍较多聚焦于效率、成本控制和服务质量等常规议题。相比之下，数字技术的应用、法律规制与监管机制、伦理争议及其防范，以及外包项目对环境与社会可持续性的影响等方向，不论在研究成果的数量还是深度上都显得滞后。这种研究态势，限制了公共服务外包理论体系的系统构建，也制约了其在现代治理体系中发挥潜能。从研究对象的地理分布来看，中西部地区、中小城市以及广大农村区域的外包实践，尚未引起足够重视。这种区域关注度的不均衡，可能导致理论总结与政策建议缺乏普遍性和适应性。
尤为关键的是，公共服务外包不仅在实际操作中具有相当的特殊性和复杂程度，更深深植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体制转型的宏观进程之中。现有研究大多侧重于强调其独立意义，未系统探讨如何借助国家层面的制度资源与战略部署，来切实提升公共服务外包的效能与社会公众的认可度。
8.2. 公共服务外包的未来展望
8.2.1. 强化学科交叉，推动研究方法的创新与整合
未来研究应着力打破学科壁垒，推动公共管理学、经济学、法学及社会学等学科的深度融合，尤其需主动引入网络治理、数字治理等前沿理论，构建更具解释力的多维分析框架。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为公共服务外包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如数据挖掘、机器学习等方法可广泛应用于该领域。研究方法上，应更多倡导开展追踪调查、政策实验及多案例比较等实证研究方法，以系统揭示服务外包背后的运作机制、效果差异及情境约束。此外，应注重研究过程的透明性与结果的可重复性，并通过推动建立全国性“公共服务外包智库论坛”，整合各地研究力量以构建高效合作的学术共同体。
8.2.2. 构建多元均衡、纵深拓展的公共服务外包研究新谱系
首先公共服务外包的研究议程需要一次范式迁移，从“效率–成本–质量”的古典三角稳定结构扩展到“技术–制度–伦理–可持续”的四维空间，跳出零散化、宏观化的现状，聚焦实施过程中的关键机制、利益冲突与深层治理矛盾，开展更为连贯和整合的分析。未来研究需在关注效率、服务质量等经典议题基础上，拓展至平台型外包、数字化应用与跨部门协同等新兴领域，借助国家战略资源提升研究效能。应加强对中西部、中小城市及农村地区实践的考察，增强理论对不同语境的解释力。同时，通过国际比较推进本土化理论创新，提升中国研究的学术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