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文旅融合发展的路径探析——基于17个典型案例的研究
Exploring the Path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Culture and Touris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Research Based on 17 Typical Cases
摘要: 研究旨在分析农文旅融合发展的必要条件及条件组态,探索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方法:选取17个典型农文旅融合项目作为案例,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依据TOE理论框架,系统解析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行动路径。结果:(1) 资源禀赋是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独特的自然、文化及农业资源增强了农文旅融合发展的竞争力;(2) 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受多重因素交互影响,包括项目主导者、资源禀赋、人才资源、科技进步度、交通便捷度以及市场规模。具体而言,共存在“技术创新与市场需求双轮驱动型”“集体引领与科技创新协同驱动型”“制度创新–人才支撑–交通基建复合驱动型”和“市场驱动–制度创新–人才协同型”四条行动路径。结论:研究揭示了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背后多因素间的复杂互动机制,明确了项目主导者的桥梁纽带作用及资源禀赋的核心支撑地位,为各地推动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启示。
Abstract: The aim of the study is to analyze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and groups of conditions for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culture and tourism, and to explore the effective ways for the integrate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culture and tourism. Method: Seventeen typical agriculture, culture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projects are selected as cases, and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is applied 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action path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culture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OE. Result: (1) Resource endowment was identified a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achieving high-quality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culture, and tourism. Specifically, distinctive natural resources, cultural assets, and agricultural advantages were found to enhanc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models. (2) The development is driven by the interaction of multiple factors including project leadership, human resources, technology, transportation, and market size, forming four distinct pathways: “Technology-Market Dual-Driven Model”, “Collective Leadership-Tech Innovation Synergy Model”,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Talent-Infrastructure Composite Model”, and “Market-Driven Institutional-Talent Coordination Model”. Conclusion: The findings clarify the complex causal mechanisms, highlight the bridging role of project leaders and the centrality of resources, and provide practical insights for promoting integrated development.
文章引用:梁月.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文旅融合发展的路径探析——基于17个典型案例的研究[J]. 社会科学前沿, 2026, 15(2): 277-286.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6.152130

1. 问题提出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并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促进农村地区的全面发展。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农文旅融合发展则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和表现形式。自2017年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来,历年“中央一号文件”均有涉及“一二三产融合”的相关内容。自2017年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来,历年“中央一号文件”均有涉及“一二三产融合”的相关内容。2025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指出要“深入实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项目,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推进乡村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党和政府的一系列政策部署都明确强调了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重中之重在于产业振兴,而农文旅融合发展则是农村产业体系提质升级和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抓手。

农文旅融合是以农业为基础,通过市场共享、技术与机制创新等途径整合农业、文化、旅游资源,打破一二三产之间的藩篱,促进产业互相交叉渗透,从而达到生产要素优化配置、拓展产业链条、实现农民增收的目的[1]。目前,既有研究主要通过理论溯源、案例分析等方式对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核心内涵、实践模式、影响因素和优化路径等展开了一系列研究,为本研究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借鉴。然而,既有研究的重点大多采用单案例研究,对典型案例的农文旅融合形式和机制展开分析,较少开展多案例间的比较分析,对于农文旅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和路径选择讨论得还不深入,且现有研究成果也多以发达地区为研究对象,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关注较少,未能深入探讨农文旅融合发展的地区差异。事实上,我国地大物博,各地乡村在地理位置、资源禀赋、产业结构以及发展路径等方面的异质性极高,单一的个案研究难以回应农文旅融合发展的多种路径选择问题。近年来,各地乡村依托自身资源条件和风土人情,逐步构建起农业与二、三产业相互交融的现代乡村产业体系,不断探索出多样化的农文旅融合发展路径,为本研究提供了丰富翔实的研究数据。综上所述,本研究旨在借助定性比较分析法,遵循TOE理论框架,对我国西北、西南以及东部沿海地区的17个典型案例展开研究,试图通过回答“各地乡村在农文旅融合发展过程中有哪些差异化的行动路径,以及是否遵循共性的行动逻辑?”这一核心问题,在深化对于农文旅融合发展理性认知的同时,为我国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2. 文献述评与研究框架

2.1. 关于农文旅融合发展的相关研究

农文旅融合发展作为推动乡村产业升级的重要路径,已成为近年来多学科交叉研究的热点议题。

2.1.1. 关于农文旅融合模式类型的研究

根据我国已经出现的农村农文旅融合发展模式,学者们已经从不同维度进行了多样化的分类:一类是从动态视角将农文旅融合发展模式划分为产业要素、产业链内和产业链间的融合模式[2],另一类则是从静态视角将农文旅融合发展模式按照地域发展程度划分为东部示范引领型、中部转型协同型、西部绿色开发型[3]。另外,部分学者按农文旅融合发展经营方式的不同分为全产业链延伸融合、农业功能扩展型融合、多业态复合型融合等[4]。全产业链延伸融合是以农产品加工为根本,串联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沿产业链向前或者向后的融合发展[5];与前两种模式相比较,在多业态复合型融合模式中,三次产业以更深的程度全部参与融合,嵌入信息、互联网等领域的新技术,产业链条更长,并提高了农户在价值链分享中的地位,是农文旅融合发展最典型的模式[6]

2.1.2. 关于农文旅融合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

农村地区产业融合的参与主体、技术创新、产业基础、优势产业[7]、产业融合的深度与广度、产业人才[8]等众多因素都会影响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效果,同时因融合发展模式的不同,不同因素会呈现出差异化的影响。具体而言,从市场逻辑出发,农文旅融合发展的驱动因素是政府政策、技术创新、主体利益与市场需求[9],其中技术创新被认为对于农文旅融合发展起着明显的制约作用[10]。主要体现在:技术应用不足或滞后可能导致乡村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特色产品以及服务同质化严重、无法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求、影响农文旅潜在价值的充分挖掘与乡村末端技术的普及,从而限制农文旅融合发展的广度与深度。从公共管理的学科视角出发,农文旅融合发展是产业兴旺的出路,产业兴旺的重点之一就是带动农民就业与增收,因而促进农民就业与增收也可成为评估农文旅融合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外,有实证研究指出公共资源配置效率对于农文旅融合发展成效也存在显著影响,尤其是只有在农村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达到一定程度时才能促进农文旅融合发展,同时这种积极作用有着很强的地区异质性。

2.1.3. 关于农文旅融合发展优化路径的研究

关于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的路径,在新的产业与业态方面,多数学者认为可以通过促进农业经营主体深度挖掘农业功能,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助力农业资源与优势外部资源整合[11];在基础设施方面,学者们认为地方政府应重视并完善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建立起城乡高效的联通机制[12];在促进农民增收方面,有学者认为应积极发挥政策的激励作用,提高农民参与的积极性与组织化程度[13],鼓励经营主体吸引小农户参与农文旅融合并分享相关收益。

2.1.4. 文献述评

农文旅融合发展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途径。既有研究为推动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翔实的理论基础,但亦有可拓展的空间:一是既有研究的重点大多采用单案例研究,对典型案例的农文旅融合形式和机制展开分析,较少开展多案例间的比较分析,对于农文旅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和路径选择的讨论有待进一步深入。本研究采用定性比较分析这一研究方法,对影响农文旅融合的因素进行系统性审视和梳理,提炼出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二是现有研究成果也多以发达地区为研究对象,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关注较少,未能深入探讨农文旅融合发展的地区差异。本研究选取了我国西北、西南以及东部沿海地区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7个案例进行组态研究。

2.2. 分析框架

新经济增长理论主张,技术作为现代生产要素的关键组成部分,构成了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乡村产业振兴同样需要利用新技术、新模式推动旧产业转型升级,助力农业、文化与旅游三产之间高质量融合发展,最终助力乡村振兴。TOE (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分析框架是一种以技术应用为核心构建的综合性分析框架,该框架系统性地将影响组织应用创新技术的关键因素归纳为三大维度:技术因素、组织因素与环境因素。此框架旨在探讨在外界环境动态变迁的情境下,组织如何凭借内部技术革新与组织结构调整的策略性应对,以实现适应性与发展性的双重目标。

当前,以技术–组织–环境(TOE)框架为理论基础展开的研究汗牛充栋,涉及医药制造企业的转型升级[14]、数字政府建设的推进策略、区域创新链的构建优化以及文旅产业的融合发展等领域。已有研究成果不仅有效验证了该理论框架的广泛适用性,而且为本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鉴。具体而言,运用TOE框架分析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路径的契合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文旅融合发展是一个多要素综合作用的过程,TOE框架将组织内部环境、外部环境以及技术因素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为研究者根据农文旅融合发展的实际选择和设定变量提供了有益借鉴。二是在农文旅融合发展过程当中,科学技术不断拓展各产业边界,是促使乡村不同产业间的要素实现流动与深度融合的重要动能。鉴于此,本研究依托TOE分析框架,从技术、组织和环境三个维度出发,深入识别出影响农文旅融合发展的五个关键条件变量,探讨影响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素,进而基于17个典型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系统梳理并提炼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行动路径。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为确保所研究案例结果具有充分同质性和案例条件之间具有最大异质性的设计,在遵循案例选择具有可获得性以及科学性的基础上,本研究案例样本的选择根据以下三条原则:(1) 相似性原则,注重选取的农文旅融合案例在背景、特征以及情景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可进行同维度的比较;(2) 典型性原则,所选农文旅融合案例能够代表一定范围内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效果,且各案例样本之间存在最大程度的异质性;(3) 多样性原则,所选农文旅融合案例具有地区发展的差距性,汇集分布在东、中、西部地区的现实案例,将地区差异纳入考量,如表1所示。本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2023年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调研,部分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3.2. 研究方法

定性比较分析研究方法是Ragin在其著作《比较法:超越定性和定量的策略》一书中率先提出,主要研究取向为案例研究,是通过对多案例的比较分析,得出事件发生的成因及其影响因素组合关系。结合研究问题和研究需要,本文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来探究TOE框架中技术、组织与环境三方面要素对农文旅融合发展的多重并发作用,具体而言:一是贴合研究问题。农文旅融合发展是一个复杂过程,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单个因素能否解释其背后的驱动机制还需进一步分析,因此可用fsQCA来探究TOE框架下农文旅融合发展的优化路径。二是能够精准定位覆盖案例。通过fsQCA对多个案例进行分析后,能够精准定位每一个等效组态所覆盖的案例,识别案例之间实现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差异以及案例的特殊性与复杂性。三是样本数量要求较低。fsQCA对于样本数量的要求并不高,适用于分析中等规模的样本(10个或者15~50个案例),并且可以通过深入剖析典型案例,可以更细致地展现融合过程中的诸多细节。

Table 1. Sample inventory

1. 样本清单

案例编号

地点

案例名称

WN-1

甘肃省兰州市李家庄

栖云小镇

WN-2

甘肃省兰州市浪街村

老家·浪街

WN-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平西梁村

天山民宿第一村

WN-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吐格勒勤布拉克村

红色小镇

WN-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市巴彦岱镇

“这边风景”文化小镇

WS-6

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唐昌镇

战旗村

WS-7

四川省成都市崇州市白头镇

五星村

WS-8

四川省成都市崇州市白头镇

大雨村

WS-9

重庆市璧山区正兴镇

本草传说家庭农场

WS-10

重庆市璧山区八塘镇

璧山“世外桃源”

WS-11

贵阳市花溪区高坡乡

石门锦绣田园

WS-12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西江镇南贵村

苗江千户苗寨

E-13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

震泽镇

E-14

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递铺街道

鲁家村

E-15

浙江省海宁市周王庙镇

博儒桥村

E-16

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新镇

“盐港皂村、烟火七灶”

E-17

上海市奉贤区青村镇

吴房村

3.3. 变量的设置与测量

3.3.1. 结果变量

本文将“农文旅融合发展效果”定义为通过将农业、文化、旅游三产业有机结合与协同发展,在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等多方面取得的综合性成果,并将其作为结果变量。2023年农业农村部组织评选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是乡村当地资源禀赋、人文底蕴、产业发展等多方面的客观反映,通过梳理其评选指标与申报标准可发现,这与农文旅融合发展效果的内涵是一致的。因此,本研究以案例乡村是否入选“中国休闲美丽乡村”作为衡量结果变量的依据:入选“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的案例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3.3.2. 条件变量

项目主导者。农文旅融合发展的主导者主要有政府、市场、村民或村集体等。因此本研究以乡村实际情况,根据农文旅融合发展项目的核心主导类型进行赋值,政府主导型赋值为1、村民或村集体主导型赋值为0.5、市场主导型赋值为0。

资源禀赋。农文旅融合发展需要农业资源、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作为支撑,其中农业资源是农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基础;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是发展乡村旅游的关键要素。以上每类中,有一项要素存在,则判定该类别存在。综上,资源禀赋变量赋值规则为:出现农业、文化与旅游三类中的一类赋值为0.33,两类赋值为0.67,三类赋值为1。

人才资源。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同样离不开人才支撑,本研究按照乡村当地能人带头、人员培训、人才引进相关政策的出台、执行情况作为赋值依据:无相关政策的赋值为0,有相关政策未落实的与无相关政策有具体行动的皆赋值为0.5,有相关政策且执行的赋值为1。

科技进步度。本研究根据案例在农业、文化与旅游三类产业方面是否采取智慧化技术为赋值依据。在智慧农业、智慧文化和智慧旅游三方面中,完全没有使用智慧化技术的赋值为0,存在一类使用智慧化技术的赋值为0.33,存在两类使用智慧化技术的赋值为0.67,存在三类使用智慧化技术的赋值为1。

交通便捷度。鉴于公路是乡村居民出行的首选方式,本研究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案例乡村在1小时内可抵达的县市数量作为量化其交通便捷程度的依据,以此深入探究交通条件对农文旅融合发展的具体影响。

市场规模。市场需求是乡村产业发展的轴心。市场规模显著影响着农文旅融合发展的供给考虑到数据的科学性、可获得性,本研究以各县区2023年GDP(单位:亿元)作为衡量市场规模的赋值依据。

4. 数据校准与结果分析

4.1. 数据校准处理

使用fsQCA4.1软件对原始数据进行校准,使原始数据转变为集合论中的隶属度。除本研究条件变量中的交通便捷度和市场规模,其余变量均为直接赋值,因此为进行不同性质数据的比较,需对上述两项变量进行校准。以本研究各案例中变量的数值分布来选择完全隶属、交叉点(最大模糊点)和完全不隶属三个校准锚点,从而使得各变量的数值转换为数值范围在0~1之间的模糊集。参考既有研究成果,分别选取农文旅融合发展各变量数据的75%、50%和25%分位数作为本研究完全隶属、交叉点以及完全不隶属的校准锚点。为保留大部分案例,参照模糊集常用的基准锚点设定,将所有50%隶属度调整为50.01%,最终的校准锚点如表2所示。

Table 2. Calibration anchor points for variables

2. 变量校准锚点

校准

交通便捷度

市场规模

完全隶属点(隶属度 = 0.75)

7.20

998.36

交叉点(隶属度 = 0.50)

6.00

615.12

完全不隶属点(隶属度 = 0.25)

1.80

195.57

4.2. 结果分析

4.2.1. 单个变量必要性分析

按照fsQCA的分析过程,在全部变量完成校准之后,需要分别对各条件变量进行必要性检验,即检验单个影响农文旅融合发展效果的变量能否构成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本研究参照学界普遍认同的标准,即当单个条件变量的一致性水平大于0.9时,视该条件变量为结果产生的必要条件。进一步,通过变量的覆盖度可判断条件变量对于结果产生的解释力度。使用fsQCA软件对相关条件数据进行布尔最小化运算,经分析后得出本研究单个条件变量的必要性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可以看出,仅有一个条件变量即资源禀赋的一致性水平大于0.9,项目主导者、人才资源、科技进步度、交通便捷度和市场规模五个条件变量的一致性水平均小于0.9。

Table 3. Analysis results of the necessity of a single condition variable

3. 单个条件变量必要性分析结果

条件变量

一致性

覆盖度

项目主导者

0.687875

0.578958

资源禀赋

0.958750

0.499674

人才资源

0.687625

0.687281

科技进步度

0.625000

0.789889

交通便捷度

0.636375

0.511555

市场规模

0.578875

0.517372

4.2.2. 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

组态分析适用于检验多个条件变量协同作用产生的不同组合能否成为结果产生的充分条件。本研究将案例频数设置为1,一致性阈值设置为0.8,PRI一致性设置为0.7,并通过运行fsQCA软件得到复杂解、简约解和中间解三种结果。分析条件变量在中间解与简约解中的分布情况,得出TOE框架下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组态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共存在四种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条件组态,且单独解与总体解的一致性水平皆高于0.8,表明四种条件组态均能够实现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总体覆盖度为0.57,所得结论对实际案例的解释力较强,具有代表性,结果较有说服力。

Table 4.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onfiguration of agriculture, culture,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4. 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组态

条件变量

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组态1

组态2

组态3

组态4

项目主导者

资源禀赋

人才资源

科技进步度

交通便捷度

市场规模

典型案例

江苏吴江震泽镇

四川崇州五星村

四川成都战旗村

浙江安吉鲁家村

原始覆盖度

0.35

0.10

0.35

0.35

唯一覆盖度

0.08

0.10

0.08

0.08

一致性

0.9

1

0.98

0.98

解的一致性

0.92

解的覆盖度

0.57

注:表示“核心条件”存在,表示“核心条件”缺失;表示“边缘条件”存在,表示“边缘条件”缺失。

一是技术创新与市场需求双轮驱动型路径,即将TOE框架中技术维度的科技进步度与环境维度的市场规模作为核心条件,辅以人才资源、资源禀赋和交通便捷度为边缘条件。该路径是指在科技与市场规模均能够得到较好发展与实现的情况下,以资源禀赋和较好的交通便捷度为基础,发挥人才资源的辅助作用,从而实现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符合该路径的典型案例位于江苏吴江的震泽镇,该镇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基础较为坚实以及科技发展水平相对较好。一方面,震泽镇地理位置优越,紧邻上海、苏州、杭州等一线大都市,坐拥庞大的江浙沪市场。震泽镇敏锐洞察市场动态,精准捕捉了消费者对于周末休闲游、亲子游、非遗文化深度体验以及绿色有机食品的热切向往。与此同时,震泽镇依托当地200余家丝绸企业形成的强大产业集群,紧密贴合市场需求,不断推陈出新,研发出深受年轻一代青睐的产品系列。并联合苏州太湖雪丝绸股份有限公司打造集农业示范、生态旅游、蚕桑科研及文化科普于一体的“太湖雪蚕桑文化园”,开展种桑、养蚕、择茧、缫丝等传统工艺体验活动,精心策划非遗文化体验项目与青少年研学课程,不仅激发农业文化遗产新活力,更显著提升了农业、文化、旅游三大产业的综合效益,促进了乡村经济的蓬勃发展。另一方面,震泽镇积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施生态修复与退渔还湖等措施,对本地自然资源进行精细化管理与优化提升,借助“湿地”和“丝绸”两大特色,依托湿地片区“千亩桑林、四季养蚕”的独特景观,开创了“丝绸 + 旅游”的全景式体验新模式。其中,智慧农业技术的引入,特别是无人机的应用,显著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与产品质量。与此同时,震泽镇还通过数字化营销策略,创新旅游宣传方式,并致力于提升游客的旅行体验,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当地农文旅产业的融合发展。

二是集体引领与科技创新协同驱动型路径,即将项目主导者与科技进步度作为核心条件,辅以资源禀赋为边缘条件。该路径聚焦于应对人力资源匮乏、区位交通条件受限以及市场容量不足等现实困境,通过政府或村级组织发挥引导作用,构建集约化发展模式。其核心在于深度挖掘本土资源优势,充分借助现代技术,全力推进农业、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四川崇州五星村的农文旅融合发展模式为该路径的典型案例。五星村以村集体为主导,通过成立“五星土地股份合作社”实现经营主体转型,以土地集约化破解传统小农经济困局。同时统筹协调土地、资金、技术等关键要素,成功培育认养农业、观光农业等新型业态,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同时,五星村通过系统性规划川西特色民居群落,创新性地活化利用传统林盘资源,巧妙整合文化创意、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成功塑造出“景农一体”的乡村旅游特色品牌,为村民开辟了产权入股、劳务合作、收益分成等多元化增收渠道,实现了村民持续稳定增收。在科技创新驱动方面,五星村采取了三项关键举措。其一,引进专业农业管理团队,搭建规范化生产线,显著提升叶烟、羊肚菌等特色作物的产出效益。其二,构建全链条农业服务体系,通过数字化营销渠道推动“五星品牌”市场化进程,提升品牌影响力与市场竞争力。其三,运用智慧生态理念,将桤木河湿地生态治理与休闲旅游开发有机结合,创新“公共标准+空间经营”发展模式,科学打造生态经济示范区,成功实现环境效益向产业效益的价值转化。

三是制度创新–人才支撑–交通基建复合驱动型路径,即将人才资源、项目主导者以及交通便捷度作为核心条件,辅以资源禀赋和市场规模为边缘条件。该路径以制度创新为核心驱动力,通过人才支撑提升要素配置效率,依托交通基建突破地理限制,形成“制度供给–人才集聚–设施完善”的协同演进机制。作用机制表现为:这一路径下农文旅融合发展项目的核心主导者是政府或村集体,体现为党建引领下的制度创新,通过整合土地、人才、交通、农业等各类资源推动项目落地实施,典型案例如四川成都战旗村。战旗村在党建引领下构建“农商文旅康”全链式融合业态,实施土地统筹管理机制,通过土地入市盘活闲置用地,整合4200亩集体建设用地发展智慧农业与文旅项目,年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带动村集体收入增长270%。在人才支撑方面,构建校地协同创新机制,成立乡村振兴培训学院,建立“理论+实践”双轨培育平台,培训基层干部、新型职业农民等十大主体,培训新型职业农民860人次;吸引传统技艺传承者及乡创人才扎根发展,为传统工艺振兴与现代产业创新提供支持。在交通建设方面,战旗村以郫都区“四好农村路”示范区为依托,实施主干道网络优化工程,创新搭建智能化交通管理系统,通过数字交通指挥中枢实现全域路况动态监测,为农文旅融合发展筑牢基础设施。

四是市场驱动–制度创新–人才协同型路径,即将人才资源、项目主导者以及市场规模作为核心条件,辅以资源禀赋和交通便捷度为边缘条件。该路径以市场机制为核心驱动力,依托制度创新降低交易成本,通过人才协同效应提升要素配置效率,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动态平衡,实现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该路径的典型案例有浙江安吉鲁家村和上海奉贤吴房村,这些村庄位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市场广阔,人才资源丰富且交通发达,政府或村集体通过政策引导进行资源整合,促进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以浙江安吉鲁家村为例,其市场驱动体现在通过“1 + I + P”开发模式构建全域服务体系,制度创新是指借助股份经济合作社整合资源,人才协同则依靠“青年入乡”战略形成创新生态圈。具体而言,鲁家村推行“青年入乡”战略,通过创业激励政策成功招引百余位高校毕业生回流发展,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乡村振兴培训学院,系统培育现代农业经营主体及文旅运营团队,同步引入传统手工艺匠人及创新设计团队,形成复合型人才生态圈。在拓展市场方面,鲁家村运用“1 + I + P”开发模式,与中国旅游集团等战略伙伴共建全域旅游服务体系;通过开发环线观光轨道列车、研学基地等业态,构建多元化消费场景,显著提升区域市场承载力。

4.2.3. 稳健性检验

为了避免组态分析的随机性与片面性,验证研究结果的科学性与严谨性,本研究采取两种方式对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路径的前因组态进行稳健性检验。(1) 通过将PRI一致性阈值从0.8调整至0.75,通过运行软件后,所产生的组态结果与原先结果基本保持一致。(2) 在不更改其他阈值的情况下,将PRI一致性由0.70提升至0.75,所产生的组态结果与原结果基本保持一致。综上所述,本研究结果的稳健性较好。

5. 结语

本研究基于TOE框架,选取我国西北、西南及东部沿海地区的17个农文旅融合发展项目作为案例样本,使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系统地探讨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和路径选择。研究发现:(1) 不同地区农文旅融合发展效果存在差异是多重影响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尚未形成共性的行动路径。项目主导者、资源禀赋、人才资源、科技进步度、交通便捷度和市场规模共同构成了影响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复杂组态机制,成功实践本质上是地方资源特性、主体能动性与外部条件非线性组合的创新结果。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存在多种路径选择,分别是技术创新与市场需求双轮驱动型,即本质是通过技术赋能实现资源重构,同时依托市场需求精准匹配供给,以此突破传统农文旅业态同质化的瓶颈;集体引领与科技创新协同驱动型,即核心是借助集体组织的资源整合能力,破解小农户分散经营与大市场对接的矛盾;同时还有制度创新–人才支撑–交通基建复合驱动型和市场驱动–制度创新–人才协同型,可以发现每种组态均由多个前置条件构成,由不同前置条件构成的不同组态,都能够实现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2) 项目主导者在农文旅融合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他们通过整合多方要素,系统提升农文旅融合发展项目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并在此过程中形成要素优化配置与集约化开发的良性循环。(3) 资源禀赋是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核心支撑,自然资源如特色农业景观、自然生态景区等是农文旅融合发展项目引流的重要载体;文化资源则赋予项目差异化内核;通过品牌价值赋能与产业链延伸,在地物产与服务实现经济效能跃升;以上三者的价值转换与协调发展促进了农村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参考文献

[1] 吴英力, 周晟瑾. 新时代推动畲族农文旅融合发展研究[J]. 黑龙江民族丛刊, 2024(2): 94-102.
[2] 刘威, 肖开红.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三产融合模式演化路径——基于中鹤集团的案例[J]. 农业经济与管理, 2019(1): 5-14.
[3] 郝汉, 辛岭. 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国际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 农业经济, 2023(12): 107-109.
[4] 雷明, 王钰晴. 交融与共生: 乡村农文旅产业融合的运营机制与模式——基于三个典型村庄的田野调查[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39(6): 20-36.
[5] 刘建生, 亓子青, 邱俊柯. 共同富裕视角下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研究[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4, 45(1): 106-115.
[6] 姜天龙, 舒坤良. 农村“三产融合”的模式、困境及对策[J]. 税务与经济, 2020(5): 57-61.
[7] 宋晓华, 尹德斌, 李慧. 产业振兴视域下农村产业融合的创新模式[J]. 农业经济, 2022(10): 43-45.
[8] 徐辉. 坚持农文旅深度融合激活乡村振兴新活力[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2, 43(11): 120-132.
[9] 赵霞, 韩一军, 姜楠. 农村三产融合: 内涵界定、现实意义及驱动因素分析[J]. 农业经济问题, 2017, 38(4): 49-57+111.
[10] 苏振, 郭峦. 如何提升文旅融合效率?——基于TOE框架的组态效应研究[J]. 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45(2): 122-130
[11] 王乐君, 寇广增. 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思考[J]. 农业经济问题, 2017, 38(6): 82-88+3.
[12] 黄凌云.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旅游与农村三产融合发展路径研究[J]. 农业经济, 2021(11): 73-74.
[13] 郝华勇, 杨梅.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带动农民增收: 分析框架与路径对策[J]. 湖北社会科学, 2023(8): 78-85.
[14] 王娟, 李梦淼. TOE框架下医药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组态路径——基于fsQCA 和NCA混合研究方法[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 44(9): 148-160+187-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