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世纪社会科学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语言学转向”。在这一思潮中，语言的本体论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它不再被视为反映客观现实的透明媒介，也不再被简单归结为索绪尔式的封闭符号系统，而被重新界定为一种通过社会互动建构现实的重要手段。正如Fairclough [1]所强调，语言使用即“社会实践”。这意味着话语与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着一种辩证关系，话语既受制于既有的社会文化语境，同时又通过生产、复制乃至挑战这些关系来重构社会现实。
在这一理论诉求之下，批评性话语分析(CDA)逐渐兴起，并逐步发展为一个重要的跨学科研究范式。对于“批评”的内涵，Wodak [2]指出，其核心在于揭示那些因习惯化而变得不透明的话语运作机制。Simpson [3]亦指出既定的社会规约常通过语言结构的常规化，将自身内化为中立的客观事实。因此，CDA的任务在于“去自然化”，即通过微观的文本语言分析，结合宏观的社会历史语境，将那些隐藏的深层含义显性化，从而为社会理性反思提供依据。这使得CDA从根本上区别于传统的描写语言学，它不满足于回答语言是什么，而是致力于揭示语言“为什么被如此使用”以及“发挥了何种社会功能”。
尽管CDA起源于对西方现代社会的单语分析，但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其与翻译研究的融合日益加深。学者们开始关注话语在跨语言转换过程中发生的再语境化与重构[4]。翻译因而不再被视为一种单纯的语言转换，而被视为一种受社会语境与译者主体性双重影响的活动。
鉴于此，本文旨在系统梳理CDA的理论脉络与应用发展。通过对现有文献的综合评述，试图厘清其演进轨迹，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理论参照。
2. CDA的演变
2.1. 语言学基础
现代社会理论为CDA提供了宏观的分析视角，而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SFL)则为其奠定了微观语言分析的坚实基础。Fairclough [1]指出，在众多语言学流派中，SFL最适合作为CDA的语言学支柱，因为它强调语言的社会属性，关注语言形式如何在社会环境中实现特定的社会功能。
SFL的核心前提是语言的三大元功能：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其中，及物性是分析概念功能的核心工具。Simpson [5]指出，及物性并非简单的语法分类，而是一套关于“谁对谁做了什么”的意义选择系统。通过选择不同的过程类型，话语生产者得以对同一事件进行截然不同的再现。例如，物质过程通常用于描述具体行动，突显行动的强制力与施事性。相反，心理过程(如“他觉得”“他认为”)通过赋予行动者内部视角引导读者产生共情；而刻意剥夺某群体的心理过程，则可能将其客体化。
在人际功能层面，情态系统起着关键作用。Fairclough [1]强调，情态表达了说话者对命题真实性的承诺程度。在劝说性话语中，高量值情态(如“必须”“必然”)的使用，往往旨在构建一种特定的观点或立场，从而确立其话语权威。
此外，CDA同样高度关注句法层面的转换，尤其是名词化现象。名词化是Halliday所定义的“语法隐喻”的一种表现形式，但却是最具话语建构力的一种。在学术话语中，语法隐喻通常被视为一种技术性手段，用于浓缩信息和构建抽象概念。然而，当其被应用于公共事务话语时，其社会功能便发生了质的转化。Fairclough [1]指出，名词化具有两大话语建构效应：一是施事者缺席，从而模糊责任归属；二是过程具体化，将动态的社会过程变成了看似客观存在、必然的事实或物体。通过将过程重构为实体，话语生产者能够切断事件与具体时间、空间及行动者之间的联系。这种“去时间化”和“去施事化”的处理，使得原本充满动态张力和可能性的社会事件，被固化为一种看似不可更改的既定事实。例如，在描述复杂的社会变迁时，使用“全球化”这一名词，往往比使用“全球正在发生变化”这一小句，更能引导受众将其视为一种客观的自然力量，而非人为的政策结果。
综上所述，SFL不仅为CDA提供了一套精确的词汇语法分析工具，更重要的是，它构建了一座连接微观文本特征与宏观社会语境的理论桥梁。韩礼德认为，语言本质上是一个由多重选项构成的“意义潜势”系统，而每一个具体的语言表达都是对这一系统中特定选项的选择[6]。这种选择，无论是及物性过程中对施事者的凸显与遮蔽、情态系统中对肯定程度的调节，还是通过名词化对事件性质的重塑，都并非任意的符号游戏，而是深受社会文化规约影响的有意义的社会行为。
2.2. 从“批评语言学”到“批评性话语分析”
批评性话语分析并非一蹴而就。其前身可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末英国东英吉利大学的“批评语言学”(Critical Linguistics, CL)。1979年，Fowler等人出版了里程碑式的著作《语言与控制》[7]，标志着该研究范式的正式确立。如Simpson [5]所述，批评语言学突破了当时主流语言学局限于形式描述的传统，首次系统性地运用SFL揭示语言结构中话语引导机制。早期CL学者的核心工作便是“去自然化”。他们通过分析及物性、被动语态及分类系统等具体语法特征，揭示那些被“常识化”的语言习惯是如何在实际中维护既定的社会秩序。
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批评语言学的局限性逐渐显现。Fairclough [8]指出，早期CL研究过于侧重文本的微观语言学分析，却忽视了文本生成与传播的宏观社会过程，导致文本分析与社会解释之间产生割裂。换言之，CL虽然能解释“文本说了什么”，却难以充分阐释“文本为何这样说”以及“读者如何理解”这两个根本问题。
为克服CL的“文本拜物教”倾向，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该领域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理论转向。Fairclough在其奠基之作《语言与权力》[9]中，正式提出了“批评性话语分析”(CDA)这一术语，主张将分析视野从单一的文本扩展至话语实践与社会文化实践。这一转向标志着语言分析必须与社会理论相结合，将话语视为一种受制度、历史和社会关系共同塑造的动态社会过程。
这一新范式于1990年代初正式确立并迅速兴起。1991年，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研讨会将Fairclough、Van Dijk、Wodak等核心学者汇聚一堂，标志着CDA国际性学术网络的正式形成。同年，Van Dijk创办了期刊《话语与社会》，为该领域提供了核心的学术发表平台。自此，“批评性话语分析”逐渐取代“批评语言学”，成为这一跨学科领域的通用名称，标志着其从语言学分支演变为一个融合社会学与认知科学的独立研究范式。
3. CDA的主要流派与理论模型
3.1. Fairclough的辩证–关系方法
Fairclough是CDA领域最早进行理论体系化构建的学者，其核心贡献在于确立了话语分析的辩证–关系视角。在《语言与权力》[9]一书中，他率先将权力置于语言研究的中心，区分了“话语中的权力”与“话语背后的权力”，并强调语言不仅反映社会现实，更主动参与社会制度的运作。为将这一宏观视角转化为可操作的分析工具，Fairclough在其经典著作《话语与社会变迁》[8]中提出了著名的“三维分析模型”。该模型指出，任何话语事件都应从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进行综合考察，即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文化实践。
其中，文本维度侧重于微观语言学描述，涵盖词汇、语法、语义及语篇结构，并借助SFL的及物性、情态等工具来揭示文本的形式特征。话语实践维度关注文本的生产、分配与消费过程。为此，Fairclough引入了互文性这一关键概念，用以阐释特定文本如何引用、转化或混合已有的文本与话语类型。他将互文性区分为“显性互文性”与“构成性互文性”。显性互文性主要关注语篇中具体引用的来源，例如直接引语、间接引语或脚注等。在这一层面，分析的重点在于考察话语生产者选择引用谁的声音、将谁的声音置于显著位置(前景化)，以及将谁的声音模糊处理或完全遮蔽(背景化)。这种声音的筛选机制，往往反映了机构对不同信息源权威性的界定。相比之下，构成性互文性则更为抽象和深层，它指涉的是语篇对不同体裁、话语和风格的混合使用。Fairclough [10]对构成性互文性作了进一步细化。其中，体裁指特定的社会行动方式(如新闻报道、媒体访谈)；话语指对世界的特定表征方式(如市场化话语)；风格则指社会身份的构建方式(如公众人物的亲民风格)。互文性分析是连接微观文本与宏观社会的重要桥梁，文本借此吸纳了历史与制度的声音。社会文化实践维度则致力于探讨话语所处的宏观社会历史背景与文化环境，分析话语如何受既定规范制约，又能动地重构社会秩序。Fairclough [1]强调，话语与社会结构之间存在一种辩证关系：话语既被社会结构所塑造，同时也具有社会建构性，能通过再语境化过程推动社会变迁。
3.2. Van Dijk的社会–认知方法
Fairclough直接建立了语言与社会连结的路径，而Van Dijk主张在社会结构与话语结构之间引入“认知”作为中介。他指出，社会身份、性别或种族等宏观结构本身并不能直接产生话语，只有当这些社会属性被语言使用者在认知层面表征为特定的心理模型或语境模型时，话语才得以生成[11]。因此，Van Dijk将其方法命名为“社会–认知方法”，强调社会现实必须通过个体的认知过程才能转化为话语表达，而话语又反过来塑造着受众的社会认知。
在新闻话语分析领域，Van Dijk [12]提出的宏观结构分析框架影响深远。他指出，新闻报道的宏观语义结构，即新闻的主题结构，高度凝结于标题与导语之中。这两个关键位置承载着最核心的价值导向信息，从而界定了受众理解新闻事件的认知图式。媒体通过对新闻宏观结构的掌控，以及在句法、词汇等微观层面对“他者”的差异化表征，实施话语引导，进而在公众心智中强化特定的群体刻板印象。
3.3. Wodak的话语–历史方法
Wodak及其维也纳学派所发展的“话语–历史方法”，通过系统引入历史维度，显著拓展了CDA的分析视野。Wodak与Meyer [2]强调，任何话语事件都是特定历史进程的产物。因此，分析话语不能局限于文本内部，必须将其置于具体的历史背景、社会文化语境以及相关的话语线索中进行历时性考察。该方法论的核心正在于语境化，即通过将文本与具体的历史知识相结合，揭示那些潜藏于文本深层的历史成因与社会动因。
在方法论上，Wodak区别于其他流派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于她始终坚持三角验证原则。这意味着研究者需结合多种数据来源(如历史档案、法律文件、媒体报道、访谈记录)与多种分析手段，以尽可能减少分析者的主观偏差，从而提升研究的科学性与客观性。
为进行具体的文本分析，Wodak [13]提出了一套包含五个维度的分析策略，专门用于揭示话语中的身份构建的机制。这五大策略包括：指称策略，即如何通过隐喻、转喻等方式命名社会行动者；述谓策略，即如何赋予社会行动者正面或负面的特质；论证策略，即如何利用特定论题来常规化某种主张或行为；视角化策略，即通过何种视角或声音叙述事件；以及强化与弱化策略，即如何调节话语的认知力度。
4. CDA在翻译研究中的理论路径与应用领域
4.1. 理论路径
在CDA与翻译研究的跨学科对话中，学界逐渐形成了四条各具特色的理论路径，分别从文本再语境化、社会认知、多模态符号及行动者网络四个维度，深入探究翻译中的话语重构机制。
第一，基于Fairclough辩证–关系视角的文本分析路径。该路径主要追踪文本在跨语言转换过程中的话语重构[14]-[16]，有效地弥补了传统文本中心式CDA难以解释文本转换时文化内涵增减的不足。该路径将翻译视为关键的“再语境化”阶段，并通过分析施事者删除、情态降级及体裁转换等具体语言指标，揭示其背后的社会规范与制度考量。
第二，语料库辅助的社会–认知路径。该路径在微观语言描述与宏观社会规范之间架起了桥梁，通过结合定量的词汇语义证据与认知框架分析，揭示影响受众理解的潜在机制[17]-[19]。此外，尽管认知翻译学已相对成熟，但将CDA与认知过程相结合的实证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目前仅有少量研究尝试引入心理语言学与神经科学的实验手段(如眼动追踪、出声思维法等) [20] [21]，旨在考察视觉与声音模态下的意义建构过程。这些研究初步表明，在意识形态敏感语境中，特定的词汇选择与评价性表达会在认知加工层面引发显著差异，进而干预意义的生成[22]。
第三，多模态社会符号学路径。该路径强调，图像、排版、字体等视觉符号与文字符号共同作用，以传递特定的价值取向[23]-[25]。多模态视角的引入，不仅弥补了传统CDA过度依赖纯文本分析的局限，揭示了图文协同如何重塑话语影响力，还为教科书编撰、国际新闻排版及跨文化视觉编辑等领域，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与干预路径。
第四，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ANT)的社会学路径。该路径将翻译实践视为一个动态的行动者网络，其中译者、编辑、政策文件、算法平台乃至受众反馈等共同交织、相互作用[26]。这一视角修正了早期CDA将译者视为孤立个体的局限，揭示了制度、技术与个人层面等不同层面因素如何相互作用，共同塑造译文。基于此，该路径进一步指出，在职业实践中，通过简化编辑流程与增加算法透明度等干预方式，可以从源头避免视角的单一化，增强翻译话语的公信力。
4.2. 核心议题
基于上述理论路径，现有研究在实证层面形成了三大核心论题，深刻揭示了翻译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实践的内在机制。
第一，翻译即跨文化的“再生产”。传统的翻译观往往将译者视为隐形的语言转换者，但CDA视角下的研究证实，译者是积极的跨文化中介，通过微观的语言选择参与社会认同的构建。在新闻翻译中，译者并非机械地复制源语信息，而是通过系统的“前景化”(foregrounding)或“背景化”(backgrounding)策略，重新分配社会行动者的可见度[27]。例如，通过增加强调性词汇或调整及物性过程，译者能够强化特定群体的“施事者”身份，从而在目标语境中构建出新的形象或集体认同。
第二，能动性与社会规范的张力。译者虽然具有能动性，但这种能动性始终在特定的社会规约与制度约束下运作。Wu [18]关于“斗争隐喻”(fight metaphor)的研究则提供了一个极具说服力的案例：虽然源语文本中包含具有特定历史色彩的“斗争”隐喻，但在英译过程中，译者倾向于将其转化为更为中性、温和的“务实主义”表达。这种“隐喻重构”并非随意的个人选择，而是译者为了适应国际主流话语规范、提升跨文化接受度而采取的适应策略。
第三，系统性重构对受众认知的定向引导。在涉及复杂社会事件的报道中，翻译往往成为重构事件框架、引导舆论走向的关键手段，通过“重新标签化”(re-labeling)、标题再造以及主题重序，译文能够重塑读者对事件性质的理解[28]。例如，对于同一场社会冲突，不同的叙事框架直接决定了道德判断的倾向；或通过将被动语态转换为主动语态，明确或模糊责任归属。这种框架的重构直接作用于读者的认知图式。
4.3. 主要应用领域
随着CDA理论的深化，其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目前主要聚焦于以下三个关键领域：
1) 新闻话语领域。跨语言新闻研究关注翻译过程中意义的重构与协商，采用符合目标语文化认知的叙事框架[14]，对原文进行再语境化处理，使其与本土主流叙事保持一致[29]，或通过编辑介入调整信息呈现方式，从而影响目标语读者的接受视域[24] [27] [30] [31]。除此之外，还有部分媒体倾向于通过语言评价系统构建内群体(in-group)与外群体(out-group)的差异化形象来进行社会群体的身份界定[32] [33]。
2) 法律话语领域。该领域的研究已从单纯的术语对等转向考察翻译在跨法系交流中的再语境功能。学者们关注法律文本在跨语言转换过程中如何协调不同的法律文化与权力关系[34]，揭示翻译通过性别表征等重构特定的社会结构[35]。除此之外，还有部分研究延伸至语内翻译，分析法官如何通过通俗化策略向非专业受众“翻译”复杂的法律概念，从而实现法律知识的传递与权力再分配[36]。
3) 文学话语领域。该领域的CDA研究多以小说(如《孤独者》《废都》等)为考察对象，普遍以Fairclough的三维模型为核心分析框架，通过对同一文学作品多译本的对比，揭示译文中意识形态的再现机制，重点关注词汇选择、句法配置与叙事策略如何参与人物形象与主题意义的重构，强调译者社会位置与时代语境的决定性作用[37]。此外，也有研究在此基础上引入女性主义CDA，将性别意识形态作为分析焦点，指出译者在译入语文化规范与价值体系的规约下，可能通过弱化、重塑甚至逆转原作中的性别形象，从而影响文学作品在目标语文化中的接受与传播[38]。
总体而言，CDA在文学文本翻译研究领域仍有待进一步拓宽。目前CDA翻译研究多集中于具有显性冲突话语的新闻和法律文本，而对于那些意识形态潜藏于文学性和审美性之下的非显著冲突文本，其挖掘深度仍显不足。由于文学语言具有高度的模糊性与多义性，意识形态往往不以直接的“话语权力”形式呈现，这要求未来的CDA研究应更多地关注文学文本中细微的文体选择如何与深层文化、社会差异相交织，从而完善对文学翻译中意识形态作用的考察。例如，典籍翻译即为典型的待拓宽场域。作为跨文化传播的载体，典籍外译常被视为单纯的学术或文学活动，但其本质是国家对外传播与形象构建的场域。现有研究亟需引入CDA视角，深入剖析译者如何通过术语选择与副文本(如序言、注释)对原典进行再语境化，从而揭示出其中介身份背后的隐性意识形态机制。
5. 结论
本文系统梳理了CDA的理论渊源、核心流派及其在翻译与跨文化研究中的应用。回溯其发展，CDA已从20世纪70年代末一种边缘性的语言学尝试，演变为当代社会科学中一个跨学科研究范式。其核心价值在于突破了传统语言学“形式描写”的藩篱，确立了语言作为“社会实践”的本体论地位。通过结合现代社会学理论以及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CDA构建了一套能够“去自然化”的分析工具，用以揭示日常话语、新闻报道及制度性文本背后隐藏的社会、文化与价值观差异。
在理论流派层面，Fairclough的辩证–关系方法、Van Dijk的社会–认知方法以及Wodak的话语–历史方法虽各有侧重，但共同构成了一个互补的分析图景。Fairclough的三维模型为连接微观文本与宏观社会提供了系统操作框架；Van Dijk的认知模型强调了心智模型在话语生成中的中介作用；Wodak的历史视角则强调必须在具体的历史脉络中分析话语的演变。这三大流派极大地丰富了CDA的理论厚度与应用广度。
本文进一步指出，随着CDA与翻译研究的深度融合，翻译活动已不再被视为一种单纯的语言符号转换，而被重新定义为一种涉及译者主体性与文本再语境化的社会行为。现有的研究，无论是基于文本对比、语料库辅助还是多模态分析，均有力地证实，译者在社会文化规范与个人能动性的张力中，扮演着关键的“中介”角色。通过施事者删除、情态调整及框架重组等话语策略，翻译活动在实际中履行着重要的话语功能。
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当前的CDA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现有研究在解释“译者为何如此翻译”这一核心问题时，往往过于依赖对外部社会结构的宏观推断，对译者内部认知过程进行的实证研究仍有不足，导致宏观结构与微观认知之间存在解释断层。此外，现有CDA研究多聚焦于显性冲突话语，如法律判决、性别平等、战争冲突等。然而，针对非显性冲突话语的关注不足。此类话语通常表现为历史性、文化性或审美性特征，实则潜藏着更为隐蔽的意识形态协商。
鉴于此，未来的研究应致力于在以下两个方向寻求突破：第一，融合认知语言学与心理学方法，深入探究译者的内在认知过程；第二，拓展研究的历时维度与文体范畴，系统考察非显性冲突话语文本类型翻译中的话语重构。这不仅有助于构建一个更加全面、立体的批评性话语分析体系，也对理解全球化语境下不同文化之间的深层互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