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言语评价(Verbal Evaluation)是社会交往中核心的交际行为。从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的视角来看，称赞(Praise)与指责(Criticism)不仅仅是对客观事实的陈述，更是具有施为功能(Performative)的言语行动，旨在塑造听话人的社会身份并调节人际距离[1]。根据Brown和Levinson的礼貌理论，称赞通常作为一种“正向礼貌策略”，起到社会润滑剂的作用，能够维护听话人的“积极面子”；而指责则通常被视为典型的“面子威胁行为”(Face-Threatening Acts, FTAs)，易引发听话人的防御性反应或负面情绪[2]。
然而，这些言语行为的“语用效力”(Pragmatic Force)并非固定不变，其最终的交际效果——即听话人的“接收”(Uptake)——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听话人认知语境和情感状态的调节。在常规语用情境下，健康个体倾向于接受称赞以进行自我确认(Self-verification)。但在特定的情感障碍群体中，这种常规的言语解码机制可能发生扭曲。既往心理语言学与认知心理学研究表明，抑郁与焦虑症状会显著干扰个体对自我相关言语信息的加工[3] [4]，甚至引发社会认知偏差[5]。
贝克的认知模型(Cognitive Model)提出，抑郁症患者核心的“负面自我图式”(Negative Self-Schema)充当了一个僵化的语义过滤器[6]。这导致抑郁个体在处理言语反馈时表现出特定的语义偏向：他们倾向于将被指责的负面语义内化为事实(即赋予其高真实性) [7]，同时系统性地拒绝或曲解称赞的正面语义(例如将称赞解读为虚假或违心的客套话)，这种现象被称为“正面钝化”(Positive Blunting) [8]。神经影像学证据也表明，抑郁个体在处理负面评价时，内侧前额叶皮层(MPFC)和杏仁核表现出过度激活 [9]，进一步强化了负面自我形象。
相比之下，焦虑症(尤其是社交焦虑)对言语评价的加工机制则更为复杂。根据评价双价恐惧模型(Bivalent Fear of Evaluation, BFOE)，焦虑个体并非单纯拒绝正向语义，而是对所有评价性话语(Evaluative Utterances)均持有高度警觉[10]。这是因为在言语交际中，即便是正向的称赞也可能隐含着后续的社会期待或更高的被审视风险[11]。因此，焦虑者对话语的加工障碍可能更多源于对交际后果的语用推断，而非对语义内容的直接否定[12]。
尽管已有研究分别探讨了抑郁或焦虑对社会信息加工的影响，但目前尚缺乏从言语接收的角度，对这两类症状及其共病(Comorbidity)状态进行精细区分的实证研究[13]。特别是在面对指向自我的评价性命题时，抑郁与焦虑倾向者在分配“真实性”(Truth-Value)和“情感效价”(Emotional Valence)时是否存在截然不同的语用加工模式？这一问题对于理解情感障碍者的言语交际困境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此，本研究拟采用标准化的言语评价判断任务，考察抑郁倾向、焦虑倾向及共病人群对自我相关称赞语和指责语的加工差异。研究重点关注听话人对不同言语行为的“愉悦度感知”与“真实性判断”，旨在从心理语言学的视角揭示抑郁与焦虑症状在言语反馈加工中的特异性机制，探索基于言语反应的行为学标记在早期识别中的应用价值。
2. 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的目标样本量基于事前功效分析，使用G*Power 3.1软件[14]进行估算，设定效应量为0.25，统计功效为0.99，显著性水平为α = 0.05。根据此估算，我们初步招募了200名成人参与者，通过本地广告进行宣传招募。最终，剔除无效问卷或为了保证各组之间的均衡，最终纳入了116名参与者(42名女性，年龄范围为18至45岁，M ± SD = 22.61 ± 2.88)。
参与者根据贝克抑郁量表(BDI-II) [15]和状态—特质焦虑量表(STAI) [16]得分将其分为四个组：抑郁组(BDI ≥ 14, STAI < 92)、焦虑组(BDI < 14, STAI ≥ 92)、共病组(BDI ≥ 14, STAI ≥ 92)和健康对照组(BDI < 14, STAI < 92)。在初始招募的200名参与者中，共有84人未被纳入最终分析。剔除原因主要包括：未完整完成言语评价判断任务、反应模式呈现明显随意性(如连续同一选项作答)、或问卷数据存在大量缺失。剔除标准均基于任务完成质量与数据有效性，而非参与者的抑郁或焦虑症状水平。分组标准参考了既往研究中关于抑郁[15]与焦虑[17]的截断值建议。
此外，为了进一步考察参与者的情绪调节策略，我们使用认知情绪调节问卷(CERQ) [18]评估参与者的情绪调节风格。该问卷为自评量表，评估个体在情绪体验过程中采用的各类认知调节策略。
所有参与者均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同意参与本研究，符合赫尔辛基宣言的伦理要求。所有参与者均自报无视力、语言障碍及神经精神疾病史。该研究获得电子科技大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2.2. 量表工具
本研究中使用了三项自评量表，分别为：抑郁自评量表(BDI-II)、状态—特质焦虑量表(STAI)和认知情绪调节问卷(CERQ)。
贝克抑郁量表第二版(BDI-II)：该量表由21项自评问题构成，用于评估抑郁症状的严重程度。中文版具有良好的信度(Cronbach’s α = 0.94) [19]。
状态–特质焦虑量表(STAI)：该量表分为两部分，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均使用4点Likert量表进行评分。中文版STAI报告了较高的信度(Cronbach’s α = 0.89) [20]。
认知情绪调节问卷(CERQ)：该问卷评估个体在情绪体验中的认知调节策略，采用5点Likert量表评分，共36项，分为9个子量表(如自责、接受、冥想等) [18]。中文版具有良好的信效度[21]。
2.3. 评价任务
本实验使用了180个中文句子，这些句子分为三类：称赞、指责和中性描述，每类60条，均为性别中立的评价性内容。句子长度为3至8个汉字，平均长度为4.5个字(M = 4.5, SD = 0.9)。实验材料选自我们之前的研究[22]，在效价和唤醒度上已经过标准化评定。
在任务中，参与者被要求将每条句子理解为来自一位普通熟人的社会评价。每条句子显示在屏幕上，参与者根据自己的即时反应，使用7点Likert量表分别对句子的情感唤起度(愉悦度)和真实性进行评分。实验共持续约15分钟，参与者在每条评价后自主进行评分，只有在完成当前句子的评分后，才可继续下一条句子。
2.4. 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使用了IBM SPSS Statistics 22.0版软件进行。对于情感唤起度和真实性评分，采用2 (评价类型：称赞、指责、中性描述) × 4 (组别：抑郁、焦虑、共病、健康对照)混合设计方差分析(ANOVA)。CERQ的得分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比较四组之间的情绪调节策略差异。
3. 结果
通过混合设计方差分析(4 × 3)，我们考察了组别(抑郁组、焦虑组、共病组、健康对照组)与评价类型(称赞、指责、中性描述)对情感唤起度和真实性评分的影响。
3.1. 情感唤起度评分
分析结果显示(图1)，组别主效应显著(F(3, 111) = 3.007, p = 0.033, η2p = 0.075)。事后比较表明，抑郁组(M = 3.983, SE = 0.097)在情感唤起度评分上显著低于共病组(M = 4.354, SE = 0.096, p = 0.046)。其他组别之间的比较差异不显著。
评价类型主效应也显著(F(2, 222) = 269.738, p < 0.001, η2p = 0.831)。具体来说，称赞条件下的情感唤起度评分最高(M = 5.528, SE = 0.076)，指责条件最低(M = 2.630, SE = 0.088)，中性描述位于两者之间(M = 4.499, SE = 0.057)。各条件间的比较均显著(ps < 0.001)。这些结果确认了实验操控的有效性。
*p < 0.05, ***p < 0.001. Bars depict M ± SE.
Figure 1. Pleasantness ratings for critical, neutral and praising comments
图1. 批评、中立和赞扬评论的满意度评级
3.2. 真实性评分
在真实性评分方面(图2)，评价类型主效应显著(F(2, 222) = 395.767, p < 0.001, η2p = 0.878)。指责条件下的真实性评分最低(M = 2.809, SE = 0.059)，中性描述次之(M = 4.523, SE = 0.030)，称赞条件下最高(M = 4.918, SE = 0.067)。所有条件间的比较均显著(ps < 0.001)。
组别主效应也显著(F(3, 111) = 3.575, p = 0.016, η2p = 0.088)。事后检验发现，焦虑组(M = 4.178, SE = 0.052)在真实性评分上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M = 3.968, SE = 0.053, p = 0.034)。
此外，评价类型 × 组别交互效应显著(F(6, 222) = 8.084, p < 0.001, η2p = 0.179)。简单效应分析显示，抑郁组在指责条件下对真实性的评分显著高于焦虑组(M = 2.700, SE = 0.116, p = 0.016)，而在称赞条件下，抑郁组的真实性评分显著低于其他三组(焦虑组：M = 5.244，SE = 0.131，p < 0.001；共病组：M = 4.962，SE = 0.137，p = 0.029；健康对照组：M = 5.065，SE = 0.134，p = 0.005)。
*p < 0.05, ***p < 0.001. Bars depict M ± SE.
Figure 2. Truthfulness ratings for critical, neutral and praising comments
图2. 批评、中立和赞扬评论的真实性评级
4. 讨论
本研究基于言语评价加工视角，考察了不同情绪症状群体对自我相关称赞与指责的情感反应与认知判断差异。结果表明，在总体层面上，所有被试均能区分评价语的情感效价，表现为称赞最为愉悦、最具真实性，指责最低，中性评价居中。这一模式与既有关于评价性言语理解的研究结果一致[23]，说明实验材料与任务在语用和情感层面具有良好的效度。更为关键的是，不同症状群体在评价接受方式上呈现出系统性分化，尤其体现在抑郁与焦虑两类症状对称赞和指责的不同加工路径上。
首先，从指责性言语的加工来看，抑郁症状个体表现出显著的“负性强化”倾向，即更容易将指责性评价判断为真实。这一结果可被理解为负性自我图式在言语理解层面的直接体现[24]。根据认知理论，抑郁个体内部存在稳定而僵化的负性自我表征，该表征在语言理解过程中充当过滤器，使与之相容的评价内容更容易被整合进自我概念之中[25]。在本研究中，指责性陈述在语义上与“能力不足”“人格缺陷”等负性自我信念高度契合，因此被抑郁组更频繁地视为可信。这一发现从语言加工的角度补充了既往主要基于问卷和回忆任务的研究，说明抑郁的负性偏向不仅体现在情绪反应层面，也深度介入了对评价言语真实性的判断过程[7]。
其次，与对指责的高接受度形成对照的是，抑郁症状个体对称赞性言语表现出明显的“正性钝化”或“正性折扣”。他们不仅在情感层面对称赞的愉悦体验较低，在认知层面也显著降低了对称赞真实性的判断。这一结果与“正性反馈折扣”假说高度一致，即当正向评价与既有负性自我图式发生冲突时，个体倾向于通过怀疑评价动机、否认评价准确性等方式削弱其语用效力[8]。从语言学角度看，称赞原本具有强化面子、巩固社会联结的交际功能，但在抑郁个体的理解过程中，其言后行为效果被系统性削弱，甚至被重新诠释为不真诚或无关紧要的信息。这表明，抑郁并非简单降低对积极情绪的反应，而是重构了评价性言语在自我指向语境中的解释框架[26]。
值得注意的是，焦虑症状个体在本研究中的表现明显不同于抑郁组。尽管既有理论认为焦虑，尤其是社交焦虑，与对评价性言语的高度敏感相关，但在本研究所采用的私密、非互动式阅读任务中，焦虑组对称赞的真实性判断与健康对照组并无显著差异。这一结果提示，焦虑对评价言语的加工更依赖具体语境，其核心并非否定评价内容本身，而是对评价后果(如被关注、被期待)的威胁性预测[27]。在缺乏现实社交压力和他人即时注视的实验情境下，称赞的威胁维度被弱化，焦虑个体得以正常整合其积极语义内容[28]。相较之下，抑郁个体即便在安全、非社交暴露的条件下，仍持续拒绝称赞，这进一步凸显了抑郁认知偏向的结构性与情境非依赖性。
从比较视角来看，本研究结果为区分抑郁与焦虑的言语加工特征提供了清晰线索。对指责的敏感在两类症状中均可能存在，但对称赞的认知拒绝则更具抑郁特异性。这一差异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它表明，负性评价加工并非区分情绪障碍的充分条件，而正性评价加工方式，尤其是对称赞真实性的判断，可能构成更具判别力的指标。这一发现亦回应了传统量表在区分抑郁与焦虑时所面临的重叠性问题，为从语言行为层面补充症状评估提供了可能[29]。
进一步结合相关分析结果可以发现，“相信指责、怀疑称赞”的言语加工模式与抑郁量表得分呈显著相关，而与焦虑得分关联有限。这一关联关系强化了上述区分的可靠性，也说明评价性言语的认知加工可以作为抑郁倾向的外显行为线索。从应用角度看，相较于直接询问情绪体验，基于言语评价理解的任务更不易受到社会期望或自我呈现策略的干扰，具有一定的隐性测量优势[30]。共病组表现出的中间模式也提示我们，焦虑症状的存在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掩盖抑郁的典型认知特征，支持了精神病理学中的复杂交互模型[13] [31]。
尽管负性自我图式与情绪调节策略在理论上具有重要机制意义，本研究旨在识别抑郁与焦虑在评价性言语接收中的行为分化，而非检验具体的中介或调节路径。鉴于研究设计与样本规模限制，本研究主要关注症状水平与真实性判断之间的关联结构。未来研究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入结构化路径分析或中介调节模型，系统考察负性自我图式及具体情绪调节策略在情绪症状与言语评价接收之间所发挥的中介或调节作用。例如，可区分不同类型的情绪调节策略(如反刍、自责或积极重评)，以检验其是否在抑郁症状与称赞真实性否定之间构成关键心理机制。此外，结合更大样本与纵向设计，将有助于提高机制推断的稳健性。
5. 结论
本研究从心理语言学视角考察了不同情绪症状群体对自我相关评价性言语的接收差异。结果表明，抑郁倾向个体表现出对指责的过度内化与对称赞的系统性拒绝，而焦虑倾向个体在缺乏现实社交威胁的语境下仍能正常接收称赞。共病个体则呈现出焦虑对抑郁认知特征的部分遮蔽效应。研究提示，对称赞真实性的否定可能构成抑郁的关键心理语言学标记，为区分抑郁与焦虑及其早期识别提供了新的行为学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