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一) 研究背景
简牍是中国古代书写于竹简和木片上的文献载体，内容广泛，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医学、法律等多个领域。作为中国传统物质文化的一部分，简牍承载着中国古代社会的语言符号系统，向后人展现当时社会的日常生活与思想观念等，是研究先秦至魏晋时期历史文化的珍贵资料，具有学术价值与实用价值。近年来，随着里耶秦简、走马楼吴简、北京大学藏秦简等大量简牍文献被发现，简牍研究学术版图持续拓展，研究涉及语言文字文学研究、人文地理类、法律类、历谱历日类及中西交流等多个方面。然而，鉴于简牍术语的特殊性与复杂性，要实现简牍文献的跨语言传播，仍面临着诸多挑战。简牍术语不仅包含“简”“牍”“札”“觚”等器物类术语和涵盖“爰书”“课役”“博局占”等制度与文化类术语，还涉及“苦唾”“榆柎”等具有特定时代内涵的物质类术语，这些术语的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符号的表层转换，更需要站在历史和文化的维度，实现知识与文化内涵的准确传递。
当前简牍术语翻译研究尚存诸多亟待完善之处：其一为翻译标准缺乏统一规范，同一术语往往对应多种译法。如“简牍”既有译作“bamboo slips”，也有译作“wooden tablets”，易引发国际学术交流中的信息误读，影响研究成果的跨文化传播；二是对术语蕴含的文化内涵挖掘不深，部分翻译仅停留在字面意义，未能准确传递出术语背后的历史语境与文化逻辑；三是缺乏系统性的理论指导，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具体术语的译法探讨，尚未形成兼具普遍性与针对性的翻译方法论。在此背景下，亟需引入适配的翻译理论，构建科学的简牍术语翻译体系。
(二) 研究意义
1. 理论意义
知识翻译学以“知识”为核心范畴，打破了传统翻译研究聚焦“语言转换”的单一视角，将翻译活动置于知识生产、传播与重构的宏观框架中审视。将这一理论引入简牍术语翻译研究，具有多重重要的理论价值。
(1) 拓展知识翻译学的理论应用边界，丰富其研究视域。
知识翻译学作为翻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前沿理论，其现有研究多聚焦于现代学术术语、科技文本或文学经典的知识转译，对中国古代出土文献术语的关注相对不足。简牍文献作为中华文明的“活化石”，其术语兼具历史性、专业性与文化独特性，涵盖政治、法律、经济、军事、文化等多个领域的古代知识体系。将知识翻译学理论应用于简牍术语翻译研究，能够将该理论的适用场景延伸至古代出土文献的跨时空、跨文化知识传播领域，填补其在古文献术语翻译研究中的空白。同时，简牍术语翻译中面临的“历史语境还原”“文化专有项转化”“知识准确性与可读性平衡”等特殊问题，也能反向推动知识翻译学理论的深化与完善，促使其形成更具包容性和解释力的理论框架。
(2) 构建简牍术语翻译研究的理论新范式，突破传统研究局限。
长期以来，简牍术语翻译研究多停留于“字面对应”“术语考据”或“实用译法总结” 的层面，缺乏系统性理论的指导，研究成果呈现出碎片化、经验化的特点。部分研究仅关注语言符号的转换，忽视了术语背后承载的古代知识内涵与文化逻辑，导致译出的术语难以准确传递简牍文献的知识价值。将知识翻译学理论应用于简牍术语翻译研究，能够为其提供全新的理论范式，从“知识生产”角度，剖析简牍术语的知识生成语境与内涵；从“知识传播”角度，探讨术语译法对国际学界接受简牍知识的影响；从“知识重构”角度，研究译入语语境下简牍术语的知识再生路径。这一范式转变，能够将简牍术语翻译研究从“技术层面”提升至“理论层面”，推动其向系统化、科学化方向发展。
(3) 助力中国翻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彰显本土学术特色。
简牍文献是中国独有的文化遗产，简牍术语翻译研究是中国翻译学界的“主场领域”。知识翻译学的核心要义之一，便是立足中国本土文化与学术实践，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将知识翻译学与简牍术语翻译研究相结合，本质上是本土理论与本土实践的双向赋能。一方面，简牍术语翻译的独特实践能够为知识翻译学提供丰富的本土案例，验证并发展该理论的核心观点，使其摆脱西方翻译理论的话语束缚，彰显中国翻译学的自主性与原创性；另一方面，以知识翻译学为指导的简牍术语翻译研究，能够打破 “以西释中” 的翻译误区，构建符合简牍知识内涵与国际学术规范的术语译介体系，让简牍所承载的中华古代知识以更准确的方式走向世界。这一研究路径，既强化了知识翻译学的本土属性，也为中国翻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具体的实践支撑与理论滋养。
2. 实践意义
知识翻译学以跨语言知识加工、重构和传播为核心逻辑，为翻译实践提供了超越“语言对等”的系统性指导框架[1]。将这一理论应用于简牍术语翻译研究，能够有效破解当前简牍术语译介的现实困境，推动简牍文化的跨文化传播，具有显著的实践价值。
(1) 为简牍术语翻译提供标准化、系统化的实践路径
当前简牍术语翻译因译者理解差异、缺乏统一指导原则，往往衍生出多种译法，既影响了术语的准确性，也阻碍了简牍知识的有效传递。知识翻译学强调翻译需以“知识准确传播”为核心目标，作为跨语际、跨领域和跨时空信息、知识和智慧的转换者，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兼顾术语的历史语境内涵与目的语知识体系的融合，适配受众的知识接受习惯[2]。基于这一理论，简牍术语翻译可建立“知识溯源–内涵解构–受众适配–译法优化”的系统化流程。先查证文献，厘清术语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的知识内涵，再通过合适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选择既能准确传递知识本质、又符合国际学界认知习惯的翻译译本。同时，针对简牍术语中大量的文化专有术语，可依托知识翻译学中的“知识重构”理论，采用“显性注释 + 语境补充”的翻译策略，避免出现因文化缺省而令读者对术语产生误读。这一标准化路径的构建，能够有效解决简牍术语译法混乱的问题，提升译介成果的科学性与规范性。
(2) 提升简牍文化的国际传播效能，促进跨文化学术对话
简牍文献作为中华古代文明的重要载体，其对外传播的核心目标是让国际学界精准把握术语所蕴含的历史知识与文化逻辑，而非单纯的语言符号转换。然而当前简牍术语翻译多囿于“字面直译”的局限，忽略了术语本身的知识属性，致使译介成果难以被国际学界深度接纳，也由此制约了简牍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提升。
知识翻译学秉持“知识受众”导向的核心原则，可为简牍术语的国际传播提供精准化的实践指引。在该理论指导下，译者能够针对不同的传播对象，制定不同的译介策略：面向专业学者的译介成果，可以学术严谨性为重点，同时辅以必要的知识背景注释；面向大众层面的传播文本，则可在确保知识准确的前提下，采用更通俗易懂的表述方式。这种以知识有效传播为核心目标的译介模式，能够切实消解国际受众对简牍术语的认知壁垒，让简牍所承载的中华古代政治、法律、经济、文化等知识，以更简单易懂的方式融入国际学术视野，进而助推中外学界在简牍研究领域的深度对话与协同合作。
(3) 为地域出土文献术语翻译提供可复制的实践范式
无论是甘肃简牍、敦煌文书等简牍类地域文献，还是三星堆铭文、楚地简帛等特色出土文献，其术语翻译均普遍面临文化内涵深厚、专业属性突出、译介标准缺失等共性困境，多依赖译者个人经验进行翻译实践，严重制约了地域出土文献的跨文化传播效能。将知识翻译学理论应用于简牍术语翻译研究，形成的系统化翻译流程与策略，打破了地域出土文献术语翻译“各自为战”的困境，为不同类型的地域出土文献翻译提供了标准化、可操作的流程指引，有效降低了翻译实践的难度，助力更多承载地域文化特色的古代知识走向世界，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力与影响力。
(三) 研究思路与方法
本文以知识翻译学理论为核心框架，首先梳理知识翻译学的核心内涵与理论要素，明确其对简牍术语翻译的指导价值；其次，分析简牍术语的类型与特性，剖析当前翻译实践中的难点；在此基础上，构建基于知识翻译学的简牍术语翻译方法论；最后，通过具体术语翻译案例进行实践验证，并提出翻译质量评估标准。研究方法采用文献研究法、案例分析法与比较研究法，结合简牍学、历史学与翻译学的跨学科视角开展研究。
2. 知识翻译学核心理论阐释
在全球化知识传播与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背景下，知识翻译学作为一门融合翻译研究、知识论、传播学等多学科理论的交叉学科应运而生。它打破了传统翻译研究聚焦于语言转换的局限，将研究视域拓展至知识的生成、传递、接受与重构全过程，核心在于探讨“知识的加工、重构和传播”这一根本命题。其核心理论体系围绕知识翻译的本质、研究对象、核心要素、方法论原则及价值展开，形成了具有内在逻辑关联的理论框架，为理解跨文化知识传播的复杂性与规律性提供了重要支撑。
(一) 知识翻译学的本体论与核心内涵
知识翻译学突破了传统翻译研究聚焦语言转换的局限，将本体论基础确立为“人与知识的共在”，明确知识既是翻译的对象，也是翻译的本质。它突破了传统翻译学聚焦“语言转换”的研究范式，将翻译视为跨时空、跨文化的知识交互实践，其核心命题是地方性知识与世界性知识的互动变迁。翻译作为连接二者的桥梁，其存在的根本价值就在于推动地方性知识向世界性知识的转化与变迁，在打破语言、文化、政治等壁垒的过程中，实现知识的跨语境传播与再生产。
知识翻译学明确将“跨语言知识加工、重构和再传播的行为、关系、运动和规律”作为核心研究对象，聚焦地方性知识向世界性知识的生产变迁过程[3]。这一研究对象涵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三大知识门类，既包括显性知识(如公共空间传播的系统知识)的翻译转化，也涉及隐性知识(如译者的翻译技巧、文化直觉)的传递与重构。与传统翻译学相比，其研究视野更为宏阔，不仅关注语言转换的技巧与规律，更注重考察知识传播背后的文化背景、社会条件与政治环境，分析不同语言面对特定知识时的选择、加工与改造机制，以及概念生成、话语建构等知识生产环节的深层逻辑。
知识翻译学将语言、译者和知识界定为翻译活动的三大核心要素，三者的互动关系构成了翻译实践的基本框架。语言作为知识的载体，是翻译的物质基础，但并非意义的本源，翻译的关键在于穿透语言符号的表层，实现符号背后知识意义的迁移与再生；译者作为知识转化的主体，承担着知识筛选、加工与重构的使命，其主体性的发挥直接决定知识传播的有效性；知识则是翻译的核心内容，不同学科、不同类型的知识具有独特的传播规律，决定了翻译策略的差异化选择。基于三大核心要素，知识翻译学进一步将翻译实践划分为语言转换、话语生成和知识建构三个层面。语言转换是翻译的基础环节，追求知识意义的准确传递；话语生成是在目标语语境下对知识的重新编码，需契合目标受众的认知习惯与话语体系；知识建构则是翻译的高阶目标，通过知识的跨文化传播，推动新观念、新思想的产生，甚至引发社会思潮的变革与社会结构的调整。这三个层面层层递进，构成了知识翻译的完整实践过程。
(二) 知识翻译学的方法论原则
知识翻译学的提出为翻译研究开辟了全新路径，注入了新鲜活力。杨枫在《知识翻译学宣言》中将“以真求知”“以善立义”“以美行文”三重原则作为该理论体系中统领翻译生产实践与批评范式的核心准则[3]，这一原则并非孤立的三个标准，而是相互融合、有机统一的系统理想建构——真为根基，善为导向，美为助力，共同构成了知识翻译的完整价值判断与实践指导框架，既回应了传统翻译理论中“信、达、雅”的经典追求，又结合知识传播的时代需求进行了理论创新，为不同类型知识的翻译实践提供了统一且具弹性的评价标准。
“真”即追求知识传递的准确性，“以真求知”强调翻译的科学性，要求译者尊重知识的客观本质，准确传递知识的核心内涵，避免因主观偏见或功利目的导致知识失真，这是知识翻译的底线要求；“善”即坚持翻译的价值导向，“以善立义”凸显翻译的伦理性，要求翻译活动契合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兼顾不同文化群体的利益与需求，促进跨文化理解与包容，实现知识传播的正向社会价值；“美”即追求语言表达的规范性与流畅性，“以美行文”注重翻译的艺术性，要求译文在语言表达上具有可读性与感染力，契合目标语的语言美学规范，提升知识传播的接受度与影响力。立足于知识之真、知识之善与知识之美的价值基底，知识翻译学的三大方法论原则展现了翻译活动所需的逻辑性、伦理性、语境性、平等性、美学性等关键标准，也是所有翻译生产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4]。
(三) 知识翻译学对简牍术语翻译的适配性
简牍作为秦汉时期重要的文字载体，承载着丰富的政治、法律、文化等地方性知识，其术语翻译是实现简牍文化国际传播的核心环节。当前简牍术语翻译面临着术语不统一、文化意涵传递缺失、受众适配不足等诸多瓶颈，而杨枫提出的知识翻译学以“跨语言的知识加工、重构和再传播”为核心定义，将翻译置于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历史视野中，其理论内核与实践原则和简牍术语翻译的核心需求高度契合。
(1) 理论内涵适配：锚定简牍术语的知识属性与知识翻译学的核心本质
知识翻译学的核心突破在于将翻译界定为“地方性知识向世界性知识的生产变迁过程”，它表明翻译不仅仅是语言层面的简单转换，更是知识层面的加工与重构。这一理论定位与简牍术语的翻译目的不谋而合。简牍术语并非单纯的语言符号，而是凝聚着特定历史阶段制度规约、物质文明成果与认知思维模式的知识载体。从“觚”“楬”等器物类术语，到“符传”“傅籍”等制度类术语，再到“鞫狱”“耐刑”等法律类术语，均是秦汉时期独特知识体系的浓缩。因此，简牍术语翻译的核心要义并非实现字面对等，而是帮助目的语读者精准理解这些蕴含中华古代文明特质的地方性知识。
(2) 实践路径适配：三大原则引领简牍术语翻译的精准实施
知识翻译学提出“以真求知”“以善立义”“以美行文”的三大方法论原则，体现了知识之真、知识之善与知识之美的价值导向，这与简牍术语翻译的需求高度适配，为解决其翻译瓶颈提供了可操作的路径。
“以真求知”原则为简牍术语的准确性提供了方法论指引。译者需结合多学科知识，对术语从历史语境探究、古文字学辨析、“形、音、义”考据等多方位考证，进而选择更为准确且贴切的译本。例如对“觚”的翻译，从历史语境中探究其为一种多棱形的书写用的木板，所以根据其材质和形制特征，确定“short polygonal rods carrying writing”的译法，而非简单译作“wooden slip”，确保术语知识的真实性传递。
“以善立义”原则解决了简牍术语翻译的受众适配与知识传播问题。知识翻译学理论中的“善”要求翻译既要服务于知识的世界性传播，也要兼顾不同受众的认知水平。简牍术语的受众既有学术研究者，也有普通大众，受众不同，他们的知识背景与求知需求也存在差异。针对学术研究者，译者可采用异化策略，必要时可辅以注释，以达到精准传递术语知识的目的，如将“傅籍”译作“registration of conscription”并补充注释其“the system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for liable males in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针对普通大众，则可采用归化与异化相结合的翻译策略，在保证知识准确性的前提下简化表达，如将“符传”译作“a permit of travel”，避免直译过于专业化，影响了读者的理解。
“以美行文”原则保障了简牍术语翻译的语言流畅性与可读性。知识翻译学要求译者翻译时需契合语言的美学规范，具有可读性。简牍术语蕴含中国优美的语言文字艺术，翻译时虽然要准确传递其知识内涵，但是其语言魅力也不应忽视。如对于并列式术语如“律、令、式”，可保持译法的一致性与节奏感，可译作“laws, decrees, and regulations”。
简牍术语的核心属性是其承载的历史文化知识，这与知识翻译学以“知识”为核心的研究对象高度契合。简牍术语作为地方性知识，其国际传播面临着文化差异与认知隔阂的挑战，而知识翻译学关于“地方性知识与世界性知识互动”的理论，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核心思路。它既为解决简牍术语翻译中存在的不统一、不精准、受众适配不足等瓶颈提供了方法论指导，也为简牍文化的国际传播与知识传承奠定了理论基础。在知识翻译学的指导下，简牍术语翻译能够实现从语言转换到知识传播的升级，让承载着中华早期文明的简牍知识真正走进世界知识共同体。未来，随着简牍研究的深入与翻译实践的丰富，知识翻译学与简牍术语翻译的结合将更加紧密，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提供更多有益的探索。
3. 简牍术语的类型、特性与翻译难点
简牍承载着从殷商至魏晋时期近两千年来丰富的历史、政治和文化信息，对于文字传承和文明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简牍术语是解读这类珍贵文献的基础密钥，其形成与当时特定的历史语境、语用及书写习惯和行政制度深度绑定。厘清简牍术语的类型划分、核心特性，进而破解其跨文化翻译的难点，不仅对简牍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具有学术价值，更对中华古代文明的国际传播意义深远。
(一) 简牍术语的类型划分
通过梳理国内文献研究与分析博物馆简牍文物藏品，可以发现简牍基本术语一般包括材质、形制和用途等方面[5]。结合简牍的内容与功能，现将简牍术语划分为以下四类：一是器物类术语，指与简牍载体相关的术语，如“简”“牍”“觚”“绳”“封泥”“斛”等；二是文书类术语，指各类简牍文书的名称，如“爰书”“册书”“诏册”“课役册”等；三是制度文化类术语，指简牍中涉及的古代制度、礼仪、习俗等相关术语，如“爵级”“徭役”“博局占”“户籍检核”等；四是物质与技术类术语，指简牍中记载的古代物质、技术及医学相关术语，如“苦唾”“榆柎”“丹砂”“针灸”等。不同类型的简牍术语具有不同的知识内涵与翻译重点，需要针对性的翻译策略。
(二) 简牍术语的核心特性
(1) 历史性与专业性。简牍术语依托特定的历史语境，承载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如“杀青”“汗简”等术语源于竹简制作工艺，仅存在于竹材广泛使用且纸张未普及的时代。同时，简牍术语涉及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等多个专业领域，专业性较强，要求译者不仅具备翻译学相关知识和能力，还要涉猎多个专业领域，理解术语的含义，以便选择术语的准确译本。
(2) 文化专属性与不可替代性。简牍术语中大多术语所承载的文化内涵是中国特有的，需要特定的文化语境进行理解，很难在目标语的语言中找到对应的词汇对其进行解释。如“封泥”是中国古代密封文书的独特方式，其文化内涵无法通过简单的字面翻译传递。这种文化独特性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深度解读术语的文化内涵，采取适宜的方法和技巧来传递术语所蕴含的深层文化信息，避免出现文化误读或者文化内涵流失的问题。
(3) 语义的复杂性与模糊性。由于年代久远，部分术语存在语义交叉与模糊性，需结合出土文献语境与历史背景进行考证。如北京大学藏秦简《病方》中的“尼”字，经考证应指“粪便”，而非传统释义中的“亲近”，这种语义的复杂性要求译者结合多领域学科知识，综合考证后再进行翻译，给翻译带来了极大挑战。
(三) 简牍术语翻译的核心难点
如上文所述，简牍术语产生于特定的历史语境和文化环境，且其语义较为复杂，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时，不能仅仅停留在文字表面的符号转换，而是要进行深入的历史考证，深度理解术语的文化语义。
(1) 文化负载信息的传递难题：简牍术语中的文化独特性元素，如制度、习俗、物质等，在目标语文化中缺乏对应的认知基础，如何在翻译中完整传递这些文化负载信息，同时避免目标语读者产生理解障碍，是简牍术语翻译的核心难点。
(2) 历史语义的准确把握。部分简牍术语的语义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与现代语义存在较大差异，译者若缺乏深入的历史考证，容易采用现代语义进行翻译，导致知识传递失真。如“苦唾”在秦简《病方》中实为“苦酒”的讹写，若按字面译为“bitter saliva”，则会完全偏离其真实内涵。
(3) 术语翻译的统一性与规范性不足：当前简牍术语翻译缺乏统一的标准与规范，同一简牍术语因研究者理解角度、翻译策略差异，衍生出多种译法，甚至出现语义偏差。如“简牍”的译法就有“bamboo slips”“bamboo and wooden tablets”“bamboo documents”等多种。缺乏统一的翻译规范，容易导致海外研究者对简牍术语的内涵认知错位，降低简牍文化传播的有效性。
4. 基于知识翻译学的简牍术语翻译方法论构建
本文依托知识翻译学的核心理论，结合简牍术语的类型与特性，构建“知识解构–语境适配–知识重构–回译校验”的翻译方法论，旨在实现简牍术语所承载的地方性知识向世界性知识的有效转化。
(一) 第一步：知识解构——深挖术语的知识内涵
对术语进行知识性解构是简牍术语翻译的第一步，其核心目标在于厘清术语所承载的历史背景、文化知识与语义内涵，实现知识翻译学“以真求知”的方法论原则。这一阶段需要译者从多学科、多领域的角度出发，整合历史学、考古学、传播学等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将术语的知识内涵拆解为核心语义、文化背景、功能属性三个维度，理解其基本含义、历史文化信息和具体作用。如“封泥”的核心语义是“密封文书的泥块”，文化背景是中国古代文书保密制度，功能属性是“文书密封凭证”。
(二) 第二步：语境适配——衔接源语与目标语知识体系
语境适配阶段的核心是搭建地方性知识与世界性知识衔接的桥梁，实现知识翻译学“以善立义”的方法论原则。根据目标语的学术语境与读者认知习惯，针对术语的文化负载程度，选择不同的适配策略。如“札”(短小的简)，可采用直译法译为“slip”；对于文化负载较高、目标语缺乏对应概念的术语，如“爰书”(古代的法律文书)，可采用“直译 + 注释”的策略，译为“Yuanshu (ancient legal document)”，既保留源语文化特色，又帮助目标语读者理解。
(三) 第三步：知识重构——实现术语的跨语言转化
知识重构是简牍术语翻译的重要一环，在完成了前两步的知识解构与语境适配后，采用直译法、意译标注法或音译注释法等翻译方法，对术语进行跨语言转换，实现知识的准确传递与有效建构。如“牍”此类文化负载较低、语义明确的术语，可采用直译法，译为“wooden tablet”，既准确传递核心语义，又体现简牍的物质特性。“苦唾”采用意译标注法，译为“bitter wine (vinegar in ancient China)”，明确其在古代的实际所指。
(四) 第四步：回译校验——保障知识传递的准确性
回译校验是确保翻译质量的重要环节，在语言学范式下，以翻译对等为前提，回译通常被当作语言对比、译文质量检验、翻译教学等辅助手段来研究[6]。通过将翻译后的术语回译为中文，放入简牍文献的上下文中，检验其与整体文本的协调性与可读性，检查是否存在语义丢失、扭曲或添加的情况，确保术语翻译符合学术文本的表达规范。如将“Bo Ju Zhan (divination using a chessboard-like board)”回译为“博局占(使用棋盘状器具的占卜)”，与原术语内涵一致，说明翻译准确。
5. 基于知识翻译学的简牍术语翻译实践案例
选取器物类、制度文化类、物质技术类三类典型简牍术语，运用前文构建的四阶段翻译方法论进行实践，验证方法论的可行性与有效性。
(一) 器物类术语：“检”
(1) 知识解构：通过《居延汉简》《悬泉汉简》等出土文献考证，“检”是古代用于密封文书的木片[7]，其核心语义为“密封文书的载体”，文化背景是中国古代文书保密制度，功能属性是“文书密封与标识”。
(2) 语境适配：国际汉学界对“检”的翻译多译为“sealing tags”或“slip covers”，目标语读者对“古代文书密封”的概念具有一定认知基础，可采用直译法适配语境。
(3) 知识重构：结合核心语义与语境适配结果，将“检”译为“sealing boards”，既能准确传递“密封”的核心功能，又体现出其“木片”的物质属性。
(4) 回译校验：将“sealing boards”回译为“密封木板”，与“检”的核心内涵一致，能够准确传递“检”的知识内涵。
(二) 制度文化类术语：“传食”
(1) 知识解构：睡虎地秦简和张家山汉简中均有《传食律》，其中提到的传食制度是汉代驿置传舍系统对公务人员招待的一种制度[8]。“传食”指的是由驿站提供的膳食，官吏在途中可在指定的“传舍”获得规定标准的食物供应。传食的核心语义是“公务食物配给”，文化背景是公务员招待制度，功能属性是文书传递。
(2) 语境适配：目标语读者对中国古代制度的认知较为有限，仅根据字面意思，难以将“传食”与“公务员招待制度”相连接，若选择直译，或许难以准确传递“传食”的核心内涵，导致读者的理解障碍，因此需采用意译标注法。
(3) 知识重构：将“传食”译为“Qin-Han official relay rations(for travel on duty)”，将分散的“公务人员”“驿站”“配给食物”等概念，重构为一个目标语中可理解的核心概念“官方定量配给”，并限定了其应用场景“公务人员”和来源“驿站系统”，实现知识的完整建构。
(4) 回译校验：回译为“秦汉时期官方的差旅配给(用于公务出行)”，与原术语的知识内涵一致，放入简牍文献上下文翻译中，具有良好的可读性与协调性。
(三) 物质技术类术语：“榆柎”
(1) 知识解构：通过北京大学藏秦简《病方》的相关考释文献考证，“榆柎”中的“柎”应读为“朴”，指树皮，核心语义为“榆树皮”[9]，文化背景是古代中医药材的应用，功能属性是“药用原料”。
(2) 语境适配：目标语读者对中国古代药用植物的认知有限，且“柎”的语义具有特殊性，需采用“音译注释法”的翻译方法。
(3) 知识重构：将“榆柎”译为“Yu Fu (elm bark, where ‘Fu’ refers to bark in ancient Chinese)”，直译保留源语术语形式，括号内补充语义说明，明确“柎”的具体所指，避免目标语读者误解。
(4) 回译校验：回译为“榆柎(榆树皮，古代‘柎’指树皮)”，与原术语的考证结果一致，这样翻译准确传递了术语的药用知识内涵，符合学术规范。
6. 结论
本文基于知识翻译学的核心理论，结合简牍术语的类型与特性，构建了“知识解构–语境适配–知识重构–回译校验”四阶段翻译方法论。该方法论以准确传递知识内涵为核心目标，强调各领域知识的整合与语境的适配，提出了直译法、意译标注法、音译注释法等具体翻译方法，并通过典型案例验证了其可行性与有效性，为简牍术语翻译的规范化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与实践支撑。研究表明，知识翻译学与简牍术语翻译具有高度的适配性，其关于“地方性知识与世界性知识互动”的理论，能够有效解决简牍术语翻译中文化负载信息传递的难题，其跨学科的研究视角，能够满足简牍术语翻译对译者专业素养的多元要求。通过本文构建的翻译方法论，能够有效提升简牍术语翻译的准确性、规范性与可读性，促进简牍知识的国际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