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日常沟通中，委婉语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手段，几乎可见于全球各类语言体系。它如同交流过程中的调节剂，既能协助我们传达本意，又能顾及他人的情绪与感受。作为一种常见的语言现象，委婉语通过间接或礼貌的表达方式来处理容易引发尴尬或触及敏感的内容。它往往借助措辞的调整与修饰，来降低可能产生的冲突或不适，从而维护对话双方的体面与自尊。使用委婉语体现了人们共情与尊重的社会意识，也有助于促进更融洽、更得体的日常交往。
2. 委婉语的含义
委婉语(Euphemism)的词源可追溯至希腊语，其中前缀“eu”含有“良好、悦耳”之意，词根“phemism”则表示“言语或美言”。因此，从字面含义来看，Euphemism即指运用和缓、含蓄或间接的表达方式来替代原本可能显得直白、生硬或令人不快的说法。在英语中，这一修辞方式具有广泛的使用活力。无论在正式场合或日常对话里，委婉语都能帮助我们避免直接提及那些刺耳、不雅、忌讳或使人难堪的内容，仿佛为语言注入了柔和剂，减少冲突与尖锐，增添几分委婉与幽默。随着现代社会人际与国际交往日益密切，融洽的沟通关系成为文明发展的重要基础，这也促使委婉语在不同文化与语境中持续演进、广泛应用，其表现方式日趋丰富，使用频率逐步提升，文化内涵亦不断深化，从而获得了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与社会条件。
在中文表达中，“委婉”亦可称为“婉曲”。《辞海》将其释义为“也可写作‘委宛’，意为言辞婉转含蓄”。受传统儒家文化熏陶，汉语的表达方式承袭了和谐与中庸的理念，使得委婉语在此语境下的应用更为普遍，其分类也更为多样。例如，针对在众多语言与文化中均属禁忌的“死亡”这一概念，汉语便拥有诸多可替代的词汇，像“仙逝”“捐躯”“天折”“牺牲”“圆寂”“罹难”“暴毙”等说法，各自隐晦地指向不同年龄、身份、阶层者的离世方式或称谓，同时也寄托了使用者各异的情感与态度，反映出中国自古以来对委婉这一修辞手法的高度重视与传承。
3. 跨文化交际中使用委婉语的原因
3.1. 委婉语与礼貌原则
礼貌是每个群体或社会所广泛使用的文明的手段，是人们在社会言语交际中所必须遵守的原则[1]。中西方文化在价值观、自我认知以及语言表达的间接性上存在差异，这些差异直接影响了礼貌原则的具体表现。不同文化对礼貌的理解各有侧重，对其行为规范也各有要求，因此在跨文化沟通中，委婉语的恰当运用显得格外重要。语言与文化紧密相连，它既是文化的传播媒介，也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人际交往中，遵循礼貌原则是基本要求。礼貌作为社会普遍遵循的行为规范，是维护人际关系和谐的桥梁，也是实现有效沟通的重要前提，标志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然而，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国家在社会习俗、行为规范及礼貌表达方式上各有特点。深入理解汉英礼貌原则的文化差异，并正确运用委婉语，有助于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从而确保沟通的顺畅进行。
礼貌，是社会的人的行为准则。这是世界上各个民族都提倡遵守的一个原则。以礼相待是文明社会不可或缺的交际原则之一，以礼相待可以有效避免冒昧与鲁莽带来的负面影响和刺激，所以当有些话题和内容不得不被提及时，选择委婉的表达方法可以将伤害值降到最低[2]。比如汉语中，直呼对方父母亲为“你爸”、“你妈”，甚至是直呼其姓名都会招至对方反感，相比之下使用尊称“令堂”、“令尊”，这种“贬己褒人”的方法更容易得到对方的接受及认可。英文当中也有类似表达，如西方人忌讳别人说自己“老”，所以老年人面前直接称其为old man就很唐突，换种说法称其为senior citizen要显得更加委婉和文明。
3.2. 委婉语与文化价值
中西文化在价值观上存在显著差异。中国文化深受漫长封建历史的影响，等级观念已深深融入民族意识之中。在传统中国社会，严格的等级秩序几乎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语言使用也不例外，这一点从汉语文化中的避讳传统即可看出。避讳是中国封建时期为维护等级尊严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礼仪习俗，其核心原则是“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相关规定严密而细致。以国讳为例，即要求臣民不得直接使用皇帝的名讳，甚至需避免使用与其名字同音的字。此外，还有家讳、圣讳、官讳等多种形式。尽管这类文化现象在今天看来或许显得不合时宜，但它已成为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延续。比如在当代，下属对上级往往避免直呼其名，而是称呼其职务头衔，以示尊敬。相比之下，西方文化中“人人生而平等”的观念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腊罗马时期。到了十七、十八世纪，伴随资产阶级的兴起，这一理念得到进一步发展和确立。因此，尽管当今西方社会仍存在种种不平等现象，但“人生而平等”的口号仍常见于公共话语之中。为体现平等精神，在西方社会中，下级可直呼上司姓名，子孙可直呼长辈名字，学生也可直接称呼教师的名字。
在人际沟通中，人们往往不会仅仅依靠句法或词汇直接表达真实意图，而是倾向于通过隐含的深意，让听者自行领悟话语背后的含义，即所谓的“言外之意”。这种话语表达中含蓄曲折的特点，体现了语言的间接性，它是人类语言中普遍存在的共性现象。然而，不同语言在这一层面的表达方式又各具特色。通常而言，话语的礼貌程度与其间接程度呈正相关：表达越是委婉间接，留给对方理解和回旋的空间也就越大。正如Leech所说，我们可以保持同一命题的内容，而只需增加这个命题言语行为的间接性，便可以使该命题越来越礼貌。但是我们不能一概以话语表达的间接程度来确定话语的礼貌程度，因为中西方在直率的概念上有一定的差异[3]。英语文化通常被视作低语境文化，人们在交流中习惯于清晰直接地表达观点。无论是在提出批评、发出邀请、表达馈赠还是表示拒绝时，交流双方往往坦率明了，语言风格倾向于直接、明确和肯定。相对而言，汉语文化属于高语境文化，日常沟通中更常使用间接、含蓄的表达方式。接收者常常需要结合具体情境，并借助肢体语言、空间距离及上下文语境等信息，才能准确理解对方试图传递的观点、意图或态度。
3.3. 委婉语与自我观
在西方社会的价值观中，个人奋斗与自我实现被置于重要地位。西方人普遍秉持一种独立的自我观念，这种观念具有较为稳定和清晰的内在边界。因此，在人际交往中，他们往往重视个人隐私与自主性，倾向于从个体主义的角度出发，强调维护个人的尊严与空间。在他们看来，尊重他人的自由和独立是礼貌行为的基础，反之则可能被视为失礼甚至冒犯。相较而言，中国人更倾向于一种关系导向的自我认知，其自我概念并不具备完全独立稳定的内核，个体与他人的界限也较为灵活。这种自我观念的确立往往依赖于所处的社会关系，自我只有在特定的社会网络与角色中才能获得意义，并被视为一个完整的整体。汉文化人非常重视及参与个体与团体的关系，强调个人的面子[4]。在他们看来，尊重个人的自由和独立性是一种礼貌的表现，反之，则可能被认为不合时宜，甚至显得失礼。相比之下，中国人通常秉持一种更具关联性的自我认知，这种观念并没有绝对固定的核心，个体与他人的界限相对灵活，自我的定义往往取决于和他人建立的关系。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个体的身份才能得到充分的定义与完整。中华文化非常注重个体与集体之间的联系，强调集体荣誉感。在日常交往中，人们往往从集体主义的角度出发，重视维护群体的形象与面子。因此，在汉语文化里，热情地为客人夹菜、关切地提醒生病的朋友添衣服药等行为，都被视为表达友善与关怀的礼貌方式。然而，在英语文化中，这类行为却可能被理解为对他人自主空间的不当干预。
4. 委婉语的使用原则
4.1. 谦虛和礼貌原则
在人际互动中，人们常常借助自我谦抑和抬高对方的方式来营造融洽的交流氛围，以推动对话顺畅进行。谦辞往往通过降低说话者的姿态来表达对听者的尊重与友好，而敬语则通过抬升对方地位以传递敬意与重视。值得关注的是，通过对比英汉两种语言的委婉语词典可以发现，英语中较少出现类似“抑己尊人”的表达方式，这反映出英汉委婉语系统之间的显著差异，也是两种不同价值观念在语言层面的直接体现。在高语境文化的社会中，人们更倾向于使用谦抑的言辞风格；而在低语境文化中，个体则多采用更具自我肯定意味的表达方式。例如，汉语中存在着如“寒舍”“拙见”等自谦用词，以及“贵姓”“惠顾”等敬称表达，它们常以特定词族的形式出现，比如以“高”构成的“高见”“高龄”“高就”等词语，均起到凸显对方地位的作用。这类表达在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文化中被广泛接受和使用，但在西方文化中往往难以得到同等程度的理解与共鸣，这是因为西方社会更注重对个体和自我价值的直接表达，这也构成了跨文化交际风格差异的具体表现。
4.2. 掩饰和遮盖原则
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出于对听者心理感受的细致体察，人们常常会有意识地选用语义较为模糊的表达方式，以此缓和直白言辞可能带来的心理冲击，降低敏感信息对听者的直接伤害，或适度淡化某些令人不安的现实状况。这种借助语言婉转性传递信息的交际策略，在涉及健康话题时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在汉语历史上，人们曾用“病毒”“毒疮”等词语含蓄地指称“梅毒”；而在英语中，类似的疾病也常被婉转表达为“bad blood”或“delicate disease”，通过词汇的柔化处理，既传达了必要信息，又保留了交谈双方的面子与心理舒适区。对于身体机能存在障碍的群体，社会共识倡导给予充分的同情、理解与人格尊重。在这一语境下，委婉语的使用不仅体现了社会成员共情与关怀的语言修养，也能有效缓解残障人士可能因直接指称而产生的被贬低、被排斥的心理感受。例如，以“失聪”“听力障碍”等表述替代直白的“耳聋”，其中“失”字在汉语里含有“原本拥有、暂时丧失”的动态意味，暗示了恢复的可能，这样的措辞既回避了传统说法中隐含的负面评价，也为听障者保留了希望与尊严。再如古时文献中以“邓艾吃”借指“口吃”，通过关联历史人物的方式间接表达，既传递了含义，也借助文化指涉削弱了直称可能造成的尴尬与伤害。从社会语言学的视角来看，这类表达不仅体现了语言的人性化调节功能，也反映出特定文化对“得体”与“尊重”的集体认知[5]。委婉语在残障议题上的应用，逐渐从个别修辞现象沉淀为社会交往的礼仪规范，其背后蕴含着推动平等、消解歧视、促进社会融合的深刻意图。随着社会观念的演进，相关表述也在不断调整与优化，以更科学、更富共情的方式传递信息，实现语言使用与社会价值观的协同发展。
4.3. 避讳和禁忌原则
在跨文化交际中，对死亡话题的避讳是委婉语应用的一个典型体现。英语中存在大量与死亡相关的委婉表达，例如：cease to think or breathe，to be no more，pass away，run one’s race，go to the west，close one’s eyes，return to dust，go to heaven，answer the call of God，be asleep in Jesus等。其中不少表达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反映了基督教对英语语言的深远影响。尤其《圣经》中包含了众多关于死亡的表述，部分委婉语虽历经时间冲刷，其宗教含义已逐渐淡化，但仍在语言中保留了下来。此外，英语中也有一些较为戏谑的表达方式，如：kick the bucket，kick up one’s heels，但这些更倾向于俚语范畴，而非传统意义上“以温和措辞替代直白说法”的委婉表达。汉语中关于死亡的委婉语数量更为丰富，除了常见的“去世”“咽气”“没了”“老了”等说法外，还深刻反映出传统社会等级制度与宗教观念的影响。在中国古代，不同社会地位者的死亡有不同称谓：皇帝、皇后、皇太后逝世称“崩”，皇贵妃至嫔一级称“薨”，士大夫称“卒”，而普通百姓则直接称“死”。这种用词差异体现了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尽管在现代社会这类阶级区分已逐渐消失。宗教方面，佛教与道教为汉语贡献了许多仅在特定语境中使用的委婉语，如佛教中的“圆寂”“归寂”“坐化”“归真”，道教中的“仙逝”“仙游”“羽化成仙”等。此外，汉语中针对不同身份者的死亡也存在差异化的委婉表达：品德高尚或贡献卓著者逝世可用“星陨”“陨落”；英雄就义常用“牺牲”“殉国”“就义”“捐躯”等；年长者去世可称“驾鹤西归”“寿终正寝”；年轻人离世称“英年早逝”；孩童夭折则谓“夭折”“天亡”。这些丰富的表达不仅体现了汉语在死亡话题上的语言艺术，也折射出中国文化中对生命、身份与价值的深刻认知。
5. 启示
通过对委婉语在跨文化交际中使用原因及原则的分析可以看出，委婉语不仅是一种语言修辞现象，更是深受文化价值观、自我观念与社会规范制约的交际策略[6]。不同文化对礼貌、禁忌、面子以及个体与群体关系的理解存在显著差异，这使得委婉语在跨文化交际中既可能成为润滑剂，也可能因误解而引发交际障碍[7]。因此，在具体交际场景中，有意识、策略性地运用委婉语，对提升交际效果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5.1. 商务交际中的委婉语策略
在跨文化商务交往中，谈判、合作与冲突协调是高频场景，而这些场景往往涉及利益分配、价格讨论及否定性反馈，极易引发紧张情绪。恰当使用委婉语，有助于维护双方关系并推动合作顺利进行。首先，在表达不同意见或拒绝请求时，应避免使用直接否定式语言。例如，在英语商务语境中，与其说“This price is unacceptable.”，不如采用更为缓和的表达方式，如“We are afraid this price might be a little high for us.”，通过模态词与缓冲语降低冲突性。在汉语商务交际中，也常借助“可能”“是否方便”“需要再考虑一下”等表达方式来弱化拒绝的直接性，从而为对方保留面子。其次，在评价对方方案时，应遵循“先肯定、后修正”的原则。例如，可先肯定对方方案的积极之处，再委婉提出改进建议，如：“这个方案整体思路非常清晰，如果在成本控制方面再作一些调整，效果可能会更理想。”这种表达方式体现了谦虚与礼貌原则，减少对方的心理抵触。再次，在涉及薪资、裁员或绩效评估等敏感话题时，商务沟通者应特别注意掩饰与遮盖原则，避免使用可能引发羞辱感或威胁感的词语。例如，用“岗位调整”代替“降职”，用“优化人员结构”代替“裁员”，既传达事实，又避免过度刺激对方情绪。
由此可见，在商务交际中，委婉语的合理运用能够在坚持事实与维护关系之间取得平衡，是跨文化商业成功的重要语言保障。
5.2. 外交与公共事务交际中的委婉语策略
外交话语与公共事务话语属于高度正式且政治敏感的交际领域，其中任何语言失误都可能被放大并产生国际影响。因此，委婉语在外交语境中不仅是礼貌工具，更是一种策略性话语资源[8]。首先，在涉及分歧或批评时，应通过模糊化和间接化表达来降低冲突程度。例如，外交场合中常使用“遗憾”“关切”“希望进一步沟通”等措辞，而非直接指责或否定。这种语言策略体现了避讳原则与礼貌原则的结合，既表明立场，又避免激化矛盾。其次，在谈及国家问题、历史问题或制度差异时，应尊重对方文化价值观，避免使用带有价值评判色彩的词语。比如，在跨文化对话中避免简单使用“落后”“错误”等评价性词汇，而应转而使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路径选择”等中性或委婉表达。再次，在新闻发布会或国际会议中，外交话语常通过引入第三方视角或模态表达来实现“介入性委婉”，如“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我们注意到有关方面的关切……”，从而弱化个人立场的冲击性，使话语更具包容性与协商性。
因此，在外交交际中，委婉语不仅是文化礼貌的体现，更是一种维系国际关系稳定的重要语言机制。
5.3. 医疗与公共健康交际中的委婉语策略
医疗交际是委婉语应用最具人文关怀意义的领域之一。医生与患者之间的信息交流往往涉及疾病、死亡、身体缺陷等高度敏感话题，若表达不当，极易引发恐惧、羞耻或绝望情绪。首先，在告知病情时，应遵循循序渐进与缓冲原则[9]。医生可先从中性描述入手，再逐步引入严重性信息，如用“需要进一步观察”“情况需要系统治疗”代替直接说“病情严重”。这种表达方式既不隐瞒事实，又为患者提供心理缓冲空间。其次，在谈及残障或功能障碍时，应采用社会认可的委婉表达方式，如“听力障碍”“行动不便”“需要辅助支持”等，而避免使用带有贬损意味的词语。这不仅体现医学伦理，也反映社会对人格尊严的尊重。再次，在涉及死亡或预后不佳的情况时，应结合文化背景灵活使用委婉语。在汉语文化中，可使用“情况不太乐观”“需要做好长期准备”等表达；在英语文化中，则可使用“pass away”“be in a critical condition”等缓和性说法。通过语言的柔化处理，减轻患者及其家属的心理冲击。由此可见，委婉语在医疗交际中不仅具有语言功能，更承载着伦理价值与情感关怀，是构建医患信任关系的重要桥梁。
6. 结语
委婉语作为一种普遍存在于人类语言中的表达方式，既是语言现象，也是文化现象。本文从委婉语的定义入手，结合礼貌原则、文化价值观与自我观念，对其在跨文化交际中的使用原因与原则进行了系统探讨。研究表明，委婉语并非简单的语言修饰手段，而是深深植根于不同社会的历史传统、价值体系与人际关系模式之中。
通过对中西文化差异的分析可以发现，汉语文化更强调含蓄、间接与群体关系的维护，而英语文化则更注重直接、清晰与个体自主。这种差异使得同一委婉表达在不同文化中可能产生不同理解，甚至导致误解与冲突。因此，在跨文化交际中，仅掌握语言形式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理解其背后的文化逻辑与交际动机。
进一步而言，本文从商务、外交与医疗等具体交际场景出发，提出了委婉语使用的实践策略，说明理论研究能够为现实沟通提供切实指导。恰当运用委婉语，不仅有助于减少冲突、维护面子、增强互信，也有助于推动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与尊重。
总之，委婉语是连接语言与文化的重要纽带，是实现有效跨文化交际不可忽视的工具。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交往将更加频繁，对委婉语的正确理解与运用也将显得愈发重要。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从语料库分析、真实交际案例及多语种比较等角度展开，以期更全面地揭示委婉语在跨文化交际中的动态发展与实际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