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我们生活在一个被影像深度包裹的时代。从都市天际线的巨幅广告屏到个人掌中的手机界面，视觉符号以前所未有的密度编织着日常生活的经纬。法国思想家居伊·德波早在半世纪前便预见了这一现象。他在《景观社会》中开宗明义：“在现代生产条件无所不在的社会，生活本身展现为景观的庞大堆聚。直接存在的一切全都转化为一个表象。”([1], p. 1)
德波的“景观”概念并非指影像的简单堆积，而是一种以影像为中介的物化社会关系，它通过制造幻象、殖民闲暇、驱动消费，成为维护当代资本主义的无形统治形式。
然而，德波的理论体系深深植根于电视、电影等大众传媒的技术背景。彼时的景观更多地呈现为单向度、中心化广播式的“表征”，观众与景观之间尚存有特定的批判性空间。进入数字时代，特别是随着移动互联网、社交媒体与推荐算法的深度融合，景观的形态与作用机制已发生根本性变革。今天的景观变得高度交互、深度个性化且沉浸式，用户从被动的“观看者”转变为积极的“产消者”。景观统治的关键环节，已从影像“内容”的意识形态操控，转向算法“程序”对意识过程的组织与编程。
国内学界对德波理论的研究虽已积累丰硕成果，但多数仍停留在理论套用层面，缺乏对其在数字时代局限性的深入反思。更为关键的是，在寻求理论对话时，较少引入贝尔纳·斯蒂格勒这一与德波思想血脉相连的技术哲学家([2], pp. 1-9)。斯蒂格勒的“一般器官学”框架、“意识的时间客体”等概念，为我们剖析数字景观如何从外在表象操控深入至内在意识编程，提供了极为精准的哲学工具。
本文旨在通过促成德波与斯蒂格勒的跨理论对话，构建一个用于分析数字景观的“超工业化景观”批判框架。文章首先系统梳理德波景观理论的核心要义及其在数字时代面临的阐释困境；其次引入斯蒂格勒技术哲学的关键概念，完成理论上的迭代与融合；再次以中国数字文化实践为经验场域，通过典型案例剖析“超工业化景观”的具体运作机制；最后探讨可能的抵抗路径与“负熵式实践”方向。此研究期望在理论层面推动景观社会批判的当代化，在经验层面为理解中国数字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提供新的哲学视角。
2. 德波景观理论的要义及其在数字时代的局限
2.1. 景观作为物化社会关系的理论建构
德波的景观社会理论是一个植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传统的复杂思想体系，其核心内涵可概括为四个相互关联的命题。首先，景观的本质是中介化的、物化的社会关系。德波反复强调：“景观不是影像的堆积，而是以影像为中介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1], p. 3)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支配下，真实、直接的人际互动日益萎缩，取而代之的是通过消费共同影像来“感知”彼此的存在与联系。这种以影像为媒介的社会关系是抽象的、被动的、单向度的，是人的关系被物化在视觉领域的集中体现。
其次，景观是“分离本身的高度完成”([1], p. 5)。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的多重异化，德波则认为景观将这种分离逻辑推向顶峰，并将其从生产领域彻底拓展至整个社会生活。景观精心制造幻象世界，诱导人们通过对幻象的凝视和消费来寻求认同与满足，但这种寻求恰恰使人更深地远离真实的生命体验与创造潜能。
第三，景观通过沉默地呈现驱动消费。景观的运作不依靠强制或辩论，而是通过其单方面、无处不在的呈现本身来言说。它的意识形态是直观的：“一切呈现都是好的。”([1], p. 7)
景观通过制造层出不穷的时尚、欲望和“伪需求”，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持续运转不可或缺的“欲望引擎”。
最后，景观殖民了闲暇时间([1], p. 9)。德波的重大贡献在于指出，资本主义统治的深化在于将最后一个潜在的批判与解放空间——闲暇时间——也纳入掌控。景观将本可用于自由发展、创造性实践的时间转化为被动的消费时间，实现了对个体生命时间的全方位殖民。
2.2. 数字时代对经典理论的挑战
尽管德波的诊断具有穿越时代的洞察力，但在数字算法时代，其理论的一些基本预设遭遇了结构性挑战，暴露出历史局限性。
首先，主体角色从“静观”到“交互”的范式转型。德波理论模型中的观众是沉默的、被动的凝视主体。然而在数字时代，用户通过点赞、评论、转发、创作短视频等行为，深度卷入了景观的生产、传播与意义再生产([3], pp. 23-45)。景观统治的逻辑因此发生了关键转变：它不再仅仅依赖于让主体被动“沉默接受”，而是通过精巧的设计激发、捕获并利用主体的“主动参与”。
其次，景观形态从“统一”到“碎片化与个性化”的原子化裂变。大众传媒时代的景观相对统一，塑造着某种“集体意识”。而个性化推荐算法的成熟，使景观碎裂为无数与个人趣味高度同构的“微景观”。统治的效力由此变得更加精准和深入，它能贴合每个人的心理弱点进行微观干预。
最后，统治机制从“表象”到“程序”的深层转移。德波批判的焦点在于景观的“内容”及其意识形态。但在数字时代，算法作为一种非视觉的“程序”，成为了新的权力核心。它直接“结构化”着我们的认知过程、注意力流向与时间体验([2], p. 4)。统治的逻辑从通过内容进行意识形态“欺骗”，转向通过程序对意识过程本身进行“组织”与“编程”。
综上所述，数字时代的高度交互性、极致个性化与深度程序化特征，已使德波的经典景观理论在解释当代统治形态时呈现出显著局限。要深入理解景观统治的新形态，就必须超越对影像“内容”的单纯批判，转向分析支撑数字景观的“技术程序”本身，以及这些程序如何系统性地塑造、捕获和商品化人类的“意识时间”。这一转向，恰可借由斯蒂格勒的技术哲学得以实现。
3. 斯蒂格勒技术哲学视域下的景观“超工业化”
如前文所述，德波的景观理论在解释数字时代的交互性、个性化和程序化特征时面临局限。要突破这一局限，必须将批判的焦点从影像内容转向支撑数字景观的技术程序本身。贝尔纳·斯蒂格勒的技术哲学，特别是其关于技术作为人类存在的构成性条件、以及技术如何塑造时间意识和社会组织的深刻论述([4], pp. 15-30; [5], pp. 45-60)，为完成这一理论迭代提供了关键的思想资源。本部分将首先阐述斯蒂格勒哲学的核心基石——“代具性”与“一般器官学”框架，进而分析其“意识的时间客体”概念如何揭示算法时代的意识捕获机制，最终在此基础上，系统界定“超工业化景观”这一新的批判范式，以清晰展现其与德波经典理论的根本区别与演进逻辑。
3.1. 理论基石：代具性与一般器官学
斯蒂格勒思想的革命性在于，他彻底重构了技术与人类存在的关系，将技术视为构成人之为人的根本条件。
斯蒂格勒提出“代具性”概念：技术是人体器官的延伸，但这种延伸并非外在的、次要的附属品，而是内在地、构成性地参与构造了“人”这一独特存在本身。不存在纯粹的“自然人”，只有始终与“技术器官”共生共存的“代具人”。技术因此是人类存在的“药”，既是解药(构成可能)，也是毒药(带来异化风险) ([4], pp. 18-22; [5], pp. 50-55)。
基于这一存有论立场，斯蒂格勒发展出“一般器官学”这一原创性分析框架，旨在系统研究三种不同类型器官的协同演化：人体器官(生物性身体与心智)、技术器官(从石器到算法的人工物系统)以及社会组织器官(家庭、国家、市场等制度形式) ([4], pp. 25-30)。这一框架的核心洞见在于，这三种器官系统处于持续的相互扰动、相互塑造的动态关系中。数字平台和算法作为技术器官的重大发展，必然深刻改变我们的感知习惯、注意力模式(人体器官)，同时也催生全新的经济模式、社会联结形式与文化逻辑(社会组织器官)。
3.2. “意识的时间客体”：数字景观的时间捕获机制
为更精细地分析数字技术如何作用于我们的意识，斯蒂格勒引入了“意识的时间客体”这一关键概念([4], pp. 35-42)。所谓“时间客体”，是指其自身的时间流与体验该客体的意识流完全重合、同步展开的客体，如一段旋律或一部电影。广播、电视是工业化生产“时间客体”的早期机器，它们将无数个体的意识流同步到同一节目流中，实现集体时间的首次大规模捕获。
斯蒂格勒在《时间与技术》系列中进一步指出，数字时代的短视频、信息流、直播等是“时间客体”的超级进化形态，他称之为“超级时间客体”。它们具有三个强化特征：极致的碎片化与即时满足逻辑，将时间压缩至秒级刺激单元，使任何反思性停顿变得困难；技术驱动的无限连续性与平滑流体验，通过“无限下滑”、“自动播放”等设计消除中断，营造无摩擦的沉浸感；高强度的交互性与数据反馈循环，每一次互动都成为优化下一次推送的数据点，使消费者的意识流与算法的决策流紧密绑定，形成闭环([4], pp. 40-42; [5], pp. 70-75; [6], pp. 78-87)。
通过对“意识的时间客体”的工业化生产和分发，数字景观实现对个体“意识时间”的精密捕获与结构化。这种捕获不同于德波所描述的闲暇时间被被动影像填充，而是意识时间本身被转化为可测量、可预测、可编程的“行为数据”，成为斯蒂格勒所警示的、被工业化开采的“新原始积累”对象([5], p. 68)。这为“超工业化景观”的建立，提供了生理–心理层面的基础。
3.3. “超工业化景观”：从表象堆积到意识编程的范式转型
在整合了上述概念后，可以清晰界定德波意义上的“景观”与斯蒂格勒视域下的“超工业化景观”之间的根本区别。这种区别标志着数字时代社会统治范式的深层转型。
在德波的范式中，景观统治的逻辑核心是“分离”与“表象”。景观如同一幅覆盖社会的诱人画卷，通过影像内容制造虚假需求，诱使人们沉迷于视觉幻象，从而与真实生命活动相分离。批判的关键在于揭露表象之下的异化关系。其统治模型的核心是一种“视觉意识形态操控”([1], pp. 10-15)。
而在斯蒂格勒的视角下，数字时代的“超工业化景观”，其统治逻辑核心已转变为“捕获”与“程序”。它不再满足于展示供人静观的画卷，而是直接将我们的“意识”本身，特别是“时间流”与“注意力”，接入一个由算法精密计算、数据驱动、工业化生产的“时间客体程序”之中。统治的直接对象，从“观看内容的眼睛”转向了“体验时间的心灵”。“程序”取代“表象”，成为权力运作的关键机制([4], pp. 50-55; [5], pp. 80-85)。
“超工业化”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工业化逻辑，在主导物质生产领域后，已全面侵入并试图主导精神生产与再生产领域。注意力、情感投入、闲暇时间等构成个体意识与集体智慧的基础要素，成为被系统性开采、加工、组织、优化和商品化的新型“原材料”([2], p. 3; [5], p. 88)。数字平台及其算法，就是这座“意识工厂”的“自动化车间”与“中央控制系统”。斯蒂格勒在其后期著作中，将这种资本主义形态称为“控制论超资本主义”，其特征正是将生命的所有方面(包括意识)纳入计算、优化和自动化的过程之中([5], pp. 100-110)。
算法在此框架下扮演着“总工程师”与“编程语言”的角色。它通过分析我们在线活动的“数据痕迹”，实时地、个性化地为我们每个人编织独一无二的“超级时间客体流”。其根本目的在于最大化捕获、占有和优化“意识流时间”，并将其转化为可测量、可预测、可货币化的“注意力商品”([2], pp. 5-7; [7], pp. 45-60)。这与德波所描述的、相对统一的、中心化传播的景观形成了鲜明对比。
因此，“超工业化景观”可定义为：一种以数字平台和算法为核心技术器官，以“意识的时间客体”为主要作用媒介，通过将个体与集体的意识流实时同步、结构化并编程进入无限连续、高度个性化的“时间流”之中，从而系统性地实现注意力捕获、行为塑形、欲望制造、数据积累与资本增值的新型社会统治形式。在这一新形式中，景观的统治不再仅仅是外在的、表象性的，而是内在于我们意识体验的、程序性的。
这一批判框架的建立标志着，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数字形态进行批判，必须从德波时代的“视觉意识形态批判”，深化为斯蒂格勒所警示的“意识过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4], pp. 60-65; [5], pp. 120-125)。统治的战场已从外在的“表象”领域，决定性转移到了内在的“意识时间”与“感知架构”领域。下文将结合中国语境下的具体实践，对此框架进行经验层面的阐释。
4. 中国语境下超工业化景观的实践分析
“超工业化景观”作为一个批判框架，其解释力需要在具体的经验场域中加以检验。中国高度发达且特色鲜明的数字生态，为观察算法如何编程意识时间提供了丰富的典型案例。接下来，将分别以直播电商、短视频平台和数字节日消费为例，深入剖析“超工业化景观”在不同层面的运作机制：直播电商展现了算法如何通过同步集体欲望并构建消费闭环来实现高效编程；短视频平台揭示了其对个体意识流进行“微粒化”管理和瘾式循环构建的微观权力技术；而“双十一”等数字节日则体现了算法在宏观社会层面进行时间预同步与超工业化协同的强大能力。这些案例共同印证了景观统治从视觉表象到算法意识的范式转型。
4.1. 直播电商景观：欲望的同步与闭环编程
中国的直播电商生态是诠释“超工业化景观”运作机制的绝佳范本。首先，直播本身构成强效的“超级时间客体”与准宗教性集体仪式。一场头部主播的带货直播经过精密设计，通过极具表演性的话术、戏剧性价格对比，营造“限时稀缺性狂欢”氛围([8], pp. 68-70)。用户的意识流被高度同步，个体理性计算在群体情绪与从众压力下被削弱，正如德波所言，景观通过其“呈现”本身驱动消费([1], p. 12)，而直播则将这种“呈现”的即时性与压迫感推向极致。
其次，交互性设计非但没有打破统治，反而成为深化统治的工具。实时弹幕、点赞、打赏等功能创造“在场感”与“参与感”幻觉([8], p. 72)。用户疯狂刷着“买它！”的弹幕时，不再是外在观看者，而是景观戏剧的“现场共谋者”与“数据生产工”。这种“主动参与”让用户体验“主体性”错觉，实则是在向商业目标“主动献祭”注意力、情感与时间，这深刻体现了数字景观对德波所描述的被动凝视模式的超越，转向一种更为隐蔽的“参与式剥削”。
最后，算法扮演“从欲望唤起至满足的全流程管道工”。整个消费行为被嵌入算法驱动的闭环系统：前期根据用户画像精准“引流”；中期实时监测互动数据(如停留时长、互动率)，动态调整流量分配，优化直播效果；后期记录消费数据，优化未来推荐并触发关联推送([8], pp. 75-78)。这构成了高效率、可预测的工业化“欲望实现、数据回收与再生产闭环”，精准地实践了斯蒂格勒所言的通过对意识时间的编程来实现行为的塑形与优化([4], pp. 40-42; [5], pp. 70-75)。例如，淘宝直播的算法不仅推荐你可能喜欢的直播间，更在直播中根据实时反馈调整推送策略，确保“意识时间”的捕获效率最大化。主播的脚本节奏、互动节点设计，也往往依据后台数据反馈进行“工业化”调整([8], p. 80)，形成“意识编程”与“行为驱动”的完美闭环。
4.2. 短视频景观：意识流的微粒化管理与瘾式循环
短视频平台是实践“意识工业化”的典范。其核心机制在于对用户时间与注意力进行极致“微粒化”管理。短视频的反叙事逻辑将时间切割为以秒计算的“感官刺激脉冲单元”，在最短时间内输送最高强度信息刺激，让基于深度思考的“连续性时间意识”难以维系，正如吴冠军所指出的，短视频作为典型的“时间客体”，深刻地重构了我们的时间感知，并在此过程中塑造了一种“即刻反馈、情绪优先、拒绝深度”的“意识的政治”([6], pp. 78-80)。这种“微粒化”管理，是数字时代意识捕获的技术前提。
在此基础上，推荐算法化身为“意识流优化工程师”。它通过分析用户对每个视频的微观行为数据(停留时长、是否点赞、完播率、重复播放等)，不断逼近能让用户“无法停止下滑”的最优内容配方。这形成高度精密、个性化的“刺激–反应–正强化”行为主义训练回路，用户的意识被系统训练成对“下一个视频”抱有持续期待的“条件反射体”。斯蒂格勒曾警示，这种基于算法的个性化推荐，本质上是将个体的感知、记忆与判断过程“外包”给技术系统，最终导致个体精神能力的系统性“无产阶级化”，即个体不再能主动、独立地组织自己的感知与判断，而是依赖于算法提供的、预先结构化了的感知流([4], pp. 55-58; [5], pp. 90-95)。短视频的瘾式循环正是此“无产阶级化”过程的微观例证。
这种机制带来的后果远不止“闲暇时间的殖民”，更是对主体核心心智能力的侵蚀。它严重削弱了进行批判性反思、理性决策与深度学习所必需的持续注意力、连贯逻辑思考与信息审慎考察能力([9], pp. 30-35)。当意识长期习惯于碎片化、高刺激性的感官喂养，深度阅读、复杂论证与独立思考能力便面临退化风险，这正是“超工业化景观”对个体“负熵”能力的消耗与破坏([5], pp. 130-135)。
4.3. 数字节日消费景观：社会时间的算法预同步
“双十一”等购物节是“超工业化景观”在宏观社会层面进行编程与协同的典型案例。它首先体现为对社会集体欲望与日常生活节奏的大规模工业化“预制”与“预同步”。通过复杂、游戏化的规则体系(预付定金膨胀、组队PK、喵糖盖楼等)，平台提前数周甚至数月对整个社会的消费注意力、时间安排进行系统性“预热”与“编程”，将普通日期成功建构为充满象征意义的“消费主义节日”，这可以看作是德波所描述的景观对时间殖民的升级版([1], p. 20)，即从个体闲暇时间的殖民扩展到对整个社会时间的算法化预同步与结构化。
其次，它展现了数字时代“社会器官”的“超工业化”协同，完美印证了斯蒂格勒“一般器官学”的分析框架([4], pp. 25-30)。在技术器官层面，云计算中心处理天量交易，支付系统承受峰值压力，智能物流优化配送路径。在社会组织器官层面，数百万商家调整生产计划，物流公司临时招募快递员，媒体全方位报道造势。在个体心智器官层面，消费者的时间、注意力、计算精力被深度卷入([10], pp. 15-25)。个体的每一次点击、比价、下单，看似是自由选择，实则是庞大“社会机器”在算法调度与资本逻辑驱动下运行的标准化数据反馈。这种三位一体的协同，使得“双十一”不再仅仅是促销活动，而是一场全社会规模的、高度工业化的意识与行为编程实验，其目标是将集体性的“意识流”最大规模、最高效率地同步到预设的消费轨道上。
5. 走向负熵：批判性反思与实践可能
在揭示了“超工业化景观”的运作机制及其带来的意识异化风险之后，批判理论的最终目的在于探寻可能的出路。斯蒂格勒提出的“负熵”概念，为思考如何在技术环境中抵抗意义的耗散、培育个体性与集体智慧提供了积极的哲学指引([5], pp. 140-150)。本部分将首先基于前文的分析，总结数字时代统治形式的深刻转变及其挑战，继而系统阐述“负熵式实践”的内涵与方向，并最终从批判性素养培育、非商品化数字公地建设、平台合作模式探索以及制度伦理创新等多个层面，勾勒出具体的抵抗路径与未来展望。
通过德波与斯蒂格勒的对话，前述分析论证了数字时代的统治形态已从“景观社会”演进为“超工业化景观”。这一新型景观的核心在于，资本主义的工业化进程在数字技术赋能下，已全面侵入精神生产领域。数字平台与算法将“意识流时间”、“注意力”与“行为数据”作为原料进行工业化开采、编程与商品化，实现社会统治从外部关系操控向内部心智过程管理的深化([2], pp. 5-7; [5], pp. 88-90; [7], pp. 45-50)。斯蒂格勒所警示的，正是这种工业化逻辑对“精神生态”的毁灭性威胁，他将此过程与“熵”的增加，即意义的耗散与差异性的抹平，直接联系起来([5], pp. 130-135)。
在此框架下审视中国数字生活，我们在享受技术便利的同时，应洞察其可能蕴含的深度异化：注意力时间被切割、捕获并商品化；闲暇时间被转化为数据生产性的“数字劳动”([7], p. 60)；集体记忆、欲望与社会共识形成过程被算法预制与同步；我们与技术的关系从能增进个体化的“药理学”积极面向，滑向“毒性”的依赖与精神贫困化([4], pp. 18-22; [5], pp. 50-55)。
面对这一困境，斯蒂格勒提出的“负熵式实践”指向可能的抵抗路径([5], pp. 140-150)。“负熵”指系统抵抗无序、增加有序性与差异性的过程。在人类语境下，“负熵实践”指向那些能培育个体化进程、增进集体智慧、丰富意义世界的技术形式与文化实践。具体而言，这种实践可沿四个层面探索：
第一，发展批判性数字媒介素养与“注意力训练”([3], pp. 100-120; [5], pp. 145-148)
教育的核心在于揭露算法机制与注意力经济的运作逻辑，使公众认识到自身意识时间是如何被捕获、被商品化的。这不仅是知识普及，更是一种“注意力主权”的训练，旨在帮助个体重新获得对自身时间、注意力的分配、聚焦和转移的控制力，培养“断流”的意识和“深度思考”的能力。
第二，支持与共建非商品化数字公共领域
对抗平台资本的完全收编，需要积极建设那些不被商品化逻辑完全主导的数字空间。这包括开源软件生态、维基百科式的知识协作平台、公共数字档案馆、去中心化社交媒体实验等。这些空间旨在探索基于共享、协作、公共价值而非数据提取和广告变现的技术与社会组织方式([3], pp. 80-95)，它们是数字时代“负熵”得以生长的关键土壤。
第三，探索平台合作与数字公地模式([5], pp. 150-155; [7], pp. 200-220)
在制度与经济层面，可以探索由用户、劳动者、创作者等利益相关方共同拥有和民主治理的平台合作社。这种模式试图从所有权结构上改变数据垄断，将数据主权和价值分配权回归社区，从根源上挑战“意识工业化”的资本驱动逻辑。
第四，推动促进个体化的制度创新与伦理建设([2], pp. 8-9; [5], pp. 155-160; [7], pp. 230-250)
这包括制定严格的数据隐私保护法、算法透明度与可审计性要求，监管旨在诱导成瘾性的设计；在教育、文化政策上，应大力支持批判性思维、艺术创造、哲学反思等人文素养的培育，为培育能够“解毒”技术、创造性使用技术的、具备深厚“负熵”能力的个体，提供制度性保障。
6. 结语
本研究的理论建构是初步的。后续研究可运用质性方法深入探究不同群体在“超工业化景观”中的差异化体验与抵抗策略；可结合量化研究测量算法使用与注意力碎片化、心理幸福感等指标的相关性；还可更具体地研究数字治理的政策创新。在算法编织的超工业化荒漠中，重新审视我们与技术的关系，夺回对意识时间与生命经验的主导权，是数字时代紧迫的政治、哲学与文化任务([5], pp. 160-165)。这不仅关乎个体精神世界的完整性，更关乎一种更具创造性、更少异化的集体未来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