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马克思在《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中提出的“报刊的有机运动”理论，深刻揭示了新闻真实并非静态的产物，而是在无数个体理性交往中动态生成的辩证过程。然而，新媒体技术在拓展传播边界的同时，也带来了主体的情绪化、过程的断裂化与结构的碎片化，导致传统管理模式失效。本文基于马克思的过程真理观与系统交往观，提出治理范式应从“机械管控”转向“有机规制”。所谓“有机规制”，即遵循新闻真实生成规律，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全周期动态管理、技术–制度–文化耦合的治理生态系统。通过对治理主体、过程与环境的系统性重构，旨在恢复信息生态的“有机性”，在不确定的舆论场中锚定确定的新闻真实，为构建清朗网络空间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路径。
Abstract: The theory of “the organic movement of the press”, proposed by Karl Marx in The Defence of the Moselle Correspondent, profoundly reveals that news truth is not a static product, but a dialectical process dynamically generated through the rational interactions of countless individuals. However, while new media technologies have expanded the boundaries of communication, they have also engendered the emotionalization of actors, the rupture of processes, and the fragmentation of structures, resulting in the failure of traditional management models. Based on Marx’s view of process truth and the systemic view of communicatio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governance paradigm should transition from “mechanical control” to “organic regulation”. “Organic regulation” refers to adhering to the laws governing the generation of news truth and constructing a governance ecosystem characterized by multi-subject synergy, full-cycle dynamic management, and the coupling of technology, institutions, and culture. By systematically reconstructing the governance subjects, processes, and environment, this study aims to restore the “organic nature” of the information ecology, anchor definite news truth within an uncertain public opinion sphere,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pathways for constructing a clean and healthy cyberspace.
1. 引言：经典理论的在场与现代性焦虑
追求新闻真实，如同在流动的河水中探寻稳定的河床。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在《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中，并未诉诸报道的绝对无误，而是提出了“报刊的有机运动”这一深邃概念。他指出，只要报刊有机地运动着，全部事实就会完整地被揭示出来。这一论断的精髓在于，它将新闻真实从一个静态的“产品”还原为一个动态的、社会的“过程”[1]。真理并非由权威一次性赐予，而是“通过无数个别人的头脑”在持续的社会交往中逐步生成。这一思想确立了报刊作为社会有机体的能动性与自我修正能力。
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我们身处传播生态高度碎片化与情绪化的时代。互联网技术虽然实现了“无数个别人”的即时连接，理论上加速了真相揭示，但现实却呈现悖论：技术赋权在扩大传播广度的同时，也在消解其内在的“有机性”。面对主体情绪化、过程断裂化与结构碎片化的现状，传统的管理模式已陷入困境。马克思的理论为我们提供了过程真理观与系统交往观的指引。新时代的治理不应是对动态过程的简单压制，而应是对其内在规律的尊重与引导。治理的核心，在于从追求单篇信息的绝对准确，转向保障整个信息生态系统的健康“有机性”。本文提出的“有机规制”，正是一种尊重事实演进规律、强调多元协同、注重全周期管理的动态治理模式，旨在构建具备自我修复能力的治理生态，在信息洪流中守护真理有机演进的河道。
2. 理论回溯与当代张力：马克思“报刊的有机运动”及其新媒体境遇
马克思在《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中提出的“报刊的有机运动”思想，不仅是对当时德国报刊查禁政策的理论反驳，更蕴含着对新闻真实生成规律的深刻洞察。深入剖析这一经典理论的内在逻辑，并审视其在新媒体时代面临的冲击，是构建“有机规制”治理模式的理论前提。
2.1. 经典内核：马克思“报刊的有机运动”的三重意蕴
新闻真实的“过程性”建构。马克思在回应摩泽尔记者因“报道失实”而受到指控时，做出了一个极具哲学深度的论断：“只要报刊有机地运动着，全部事实就会完整地被揭示出来。”这一论断打破了将新闻真实视为静态呈现的机械观念，揭示了新闻真实是一个动态生成的辩证过程。从认识论层面看，马克思的“有机运动”思想建立在黑格尔辩证法的基础之上。新闻报道作为对客观事实的主观反映，必然受到时间、空间和认知能力的限制。任何单篇报道都可能因信息掌握不全而呈现“片面”或“偏差”的特征，但这恰恰是接近真理的必经阶段。这种过程真理观的核心要义在于，它承认“业务性失实”在新闻生产中的必然性。马克思的有机运动理论要求我们对失实报道保持辩证认识，“既指明其危害性，又认识到其必然性，从而给予适度的理性容错”。这种理性容错并非对虚假信息的纵容，而是对认识过程复杂性的尊重。
报刊作为“社会有机体”的系统交往。马克思将报刊视为一个具有内在规律的社会有机体，强调其“有机组合性”。在《摩泽尔记者的辩护》的语境中，马克思指出：“根据人类社会的不同需要，报刊进行了自然的分工。按照共同的规律，也按照不同的分工，报刊作有机运动，完成各自承担的不同的使命”[2]。这表明，真相的揭示并非单一主体的独角戏，而是多元主体在公共领域中通过对话、辩论、修正而达成的社会共识。报刊作为“社会精神的耳目”，其功能在于搭建这样一个交往平台，使分散的个体认知能够汇聚成整体的真理认识。
报刊活动的“人民性”旨归。“报刊的有机运动”并非中性的技术描述，而是内嵌着马克思关于“人民报刊”的价值理想。人民性意味着报刊的有机运动必须服务于人民对真相的认知需求，必须回应人民的现实关切。马克思批判的并非报刊的缺陷，而是那些背离人民利益的伪报刊。相反，对于人民报刊在探索真相过程中出现的不够成熟、夸张、偏激等缺陷，马克思认为这是“人民报刊成长过程中的必然现象”[3]。这是基于对报刊与人民关系的深刻理解——只有当报刊真正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其有机运动才具有正当性与生命力。
2.2. 时代张力：新媒体对有机运动逻辑的异化与挑战
新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在拓展“报刊的有机运动”空间的同时，也对其内在逻辑造成了深刻冲击。这种冲击并非简单的技术应用问题，而是对有机运动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与认识前提的结构性解构。
主体维度的“去有机化”。在经典图景中，参与有机运动的是具有理性精神的新闻从业者与公众。然而，新媒体时代的主体多元化导致了“无机混沌”。技术赋权本应推动“无数个别人头脑”共同揭示真相，但算法推荐与流量逻辑使传播动机转向情绪动员。大量非专业主体的涌入，使得理性辩论被情绪宣泄淹没，真理探求被流量追逐取代，有机运动所需的理性对话机制遭到严重破坏。
过程维度的“断裂化”。马克思描述的有机运动是连续、渐进的真相揭示过程。而在新媒体环境下，新闻生产速度被极致压缩，“秒级反转”屡见不鲜。这种反转不再是建设性地有机补充，而是情绪的反复横跳。当反转成为常态化的舆论狂欢，公众在一次次信任崩塌中对媒体失去信心，有机运动所依赖的“自省”与“修正”机制也随之失效[4]。
结构维度的“碎片化”。有机运动追求建立在公共空间基础上的整体真实，但算法平台通过个性化推荐割裂了这一空间，形成了封闭的“信息茧房”。碎片化的真实不仅阻碍公众把握全部事实，更破坏了有机运动所需的社会共识基础。当不同群体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信息世界中，公共对话不复存在，多元主体协同揭示真相的有机运动也就失去了社会依托。以2024年初引发全网关注的“秦朗丢作业”事件为例，该事件清晰地呈现了新媒体环境下“有机运动”逻辑的断裂。在主体层面，该事件的发起者并非基于公共利益进行事实报道，而是以流量变现为动机，背离了有机运动的“人民性”旨归，导致“有机主体”异化为“逐利主体”。在过程层面，事件经历了从全网“寻找秦朗”的热搜狂欢到警方通报辟谣的断崖式反转，真相的揭示并非建立在理性的渐进交往中，而是被情绪化宣泄和算法推流所主导，呈现出典型的过程“断裂化”。在结构层面，平台算法基于用户偏好对娱乐化、戏剧性内容进行精准推送，构建了封闭的“信息茧房”，阻碍了理性对话与多元事实的有机组合，使得舆论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混乱状态，破坏了有机运动所需的社会共识基础。
3. 逻辑转向：从“刚性管控”迈向“有机规制”的治理哲学
3.1. 传统治理范式的双重困境
长期以来，新闻治理深陷“管控”与“放任”的二元对立中，面对偏差往往采取删帖、封号等简单粗暴的手段。这种将有机生命体当作机械装置对待的方式，非但无法根除虚假信息，反而可能因寒蝉效应扼杀新闻生产的活力与创造力。相反，“放任”思维将传播自由等同于传播失序，任由资本逻辑与算法主导信息流。当虚假信息、情绪动员泛滥时，公众的知情权与理性讨论空间将被侵蚀，最终导致传播生态失序。面对新媒体时代的复杂挑战，这两种各执一端的思维均难以为继，迫切需要探索第三条道路。
3.2. “有机规制”概念的理论内涵
突破二元对立的钥匙，在于回归马克思“报刊的有机运动”理论。马克思所强调的“有机”，既非放任的“无机混沌”，亦非僵化的“机械秩序”，而是一个具有内在规律、能够自我调节与动态平衡的生命系统。治理的合法性基础不应在于消灭传播的“波动性”，而在于维护系统的“有机性”——即维护新闻生态系统自我更新、自我纠偏与自我完善的能力。
基于此，本文提出“有机规制”概念。这是一种遵循新闻真实生成动态规律，通过制度设计使多元主体、技术平台与法律法规形成具有自我修复与适应能力的治理生态系统。它具备三个核心特征：一是流动性，即适应新闻生产的不断变化，不追求一劳永逸的终极规则，而是建立动态的规则更新机制；二是协同性，强调多元主体的配合，模仿有机体各器官间的协作关系，适应共创性的传播特征；三是成长性，即治理过程本身具备自我成长与优化的学习能力，能够应对层出不穷的新挑战。
3.3. 治理目标的三重转换
有机规制范式要求从追求“单篇事实的绝对准确”转向保障“信息生态系统的总体真实”与“纠错机制的高效运行”。这一目标重构包含三个层面的内涵：从微观真实转向宏观真实，不再要求每一条信息都百分之百准确，而是要求在信息生态系统中，真实信息能够得到有效传播，虚假信息能够被及时识别与纠正；从静态真实转向动态真实，承认真实是一个生成过程，治理的目标不是消灭过程中的偏差，而是确保过程能够健康地进行，偏差能够被及时纠正——即所谓“动态的新闻真实”[5]；从单一真实转向系统真实，不仅追求事实层面的真实，也追求话语生态的真实，即多元观点能够得到理性表达，公共讨论能够在真实、平等的基础上展开，实现从“有机报刊”到“有机互联网”的延伸[6]。
4. 模型构建：基于“有机运动”规律的新闻真实动态治理模式
传统的单一政府管控已难以适应复杂的传播生态，有机规制模式强调构建政府、专业媒体、平台企业与公众各司其职的协同体系。政府应从全能的直接干预者转向“元治理者”，主要负责通过立法确权厘清边界，依法打击恶意造谣，并在重大突发事件中充当权威信息的发布者，为有机运动提供法治土壤与事实参照。
专业媒体则需坚守“压舱石”的定位。在人人皆可发声的时代，专业媒体应从单纯地抢发新闻转向“事实核查与深度整合”，在碎片化的信息流中充当“理性锚点”，承担起对信息的组织化职能。平台企业作为技术权力的持有者，必须履行“看门人”责任，通过算法透明化、伦理嵌入与数据开放，从信息的阻碍者转变为有机的赋能者。公众则需从被动的围观者转变为积极的监督者，通过提升媒介素养参与事实核查与理性表达，成为真相拼图的重要组成部分。
既然新闻真实是一个过程，治理也就不能是静止的“判决”，而应跟随这一时间脉络展开。首先是事前治理，重点在于“防”。建立“突发新闻分级发布制度”，根据信源可靠度与事实确证度进行分级，对信源单一、事实不清的内容强制标注“核实中”或“待确认”，将不确定性如实告知受众，压缩虚假信息的爆发空间。
其次是事中治理，重点在于“导”。与其简单封堵，不如确保信息的有机流动。应要求媒体在更新信息时保留完整的修正轨迹，让公众清晰地看到真相是如何从片面走向全面、从模糊走向清晰的。同时，建立“快速纠错机制”，一旦发现偏差，第一时间诚恳更正，这种透明度往往比掩盖更能积累公信力。
最后是事后治理，重点在于“评”。构建基于“纠错意愿与速度”的信用评价体系，区分恶意的虚假信息与探索过程中的“业务性失实”。对于主动、及时纠错的媒体给予流量激励，对于拒不纠错者则加大约束。这种生态性补偿机制，将治理的着力点从单纯的惩罚转向引导，鼓励媒体在复杂议题中勇于探索。在此过程中，必须在法律和伦理层面明确“过程性失实”的免责标准，以增强理论的可操作性。
治理模式的良性运行离不开环境土壤的重塑。在技术层面，应发展“真相赋能技术”，利用区块链的可追溯特性进行信源验证，利用人工智能进行跨信源交叉验证，用技术手段解决技术带来的问题。在制度层面，需划定容错与容责的法律边界。对于恶意造谣绝不手软，但对于尽职调查后仍因信息不全出现的阶段性偏差，应给予必要的宽容与保护，避免寒蝉效应扼杀新闻生产活力。在文化层面，需合力培育“等待真相”的社会心理。通过媒介素养教育引导公众理性看待新闻反转，理解真相的探求需要时间，从而为有机运动的回归培育出健康的传播土壤。以前述“秦朗丢作业”事件为例，若采用“有机规制”模式，其治理路径将呈现显著不同。在事前阶段，平台算法应识别出该视频缺乏权威信源佐证，自动触发“待核实”标签，防止未经证实的内容进入热搜推荐池，实现“防”的目标；在事中阶段，专业媒体应迅速介入，发布对事件真实性的调查进度，引导公众从盲目“吃瓜”转向关注证据链，保留完整的核查轨迹，实现“导”的功能；在事后阶段，依据前述“过程性失实”的鉴别指标，认定该博主存在主观恶意造谣意图且未履行核查义务，不仅不适用容错机制，反而应实施跨平台联合惩戒，以此维护信息生态的有机性。通过这一全周期的动态治理，可有效避免舆论场的无序震荡，将事件转化为提升公众媒介素养的契机。
5. 结论
本文以马克思《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中提出的“报刊的有机运动”思想为理论原点，立足于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生态的深刻变革，系统探讨了新闻真实动态治理的理论重构与实践路径。研究从认识论、社会论与价值论三重维度阐释了马克思“报刊的有机运动”思想的理论内核：新闻真实是动态生成的辩证过程，报刊系统通过有机分工协作实现对社会现实的全面呈现，人民性是有机运动的价值旨归。这些理论洞见并未因时代变迁而失去光泽，反而为理解新媒体时代的复杂传播现象提供了独特的分析框架与批判视角。
正是在这一现实困境与理论反思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从刚性管控向有机规制的治理范式转换。有机规制的哲学基础在于回归马克思对新闻传播内在规律的尊重，其核心要义在于遵循新闻真实生成的动态规律，通过制度设计构建具有自我修复、自我适应能力的治理生态系统。这一范式强调治理的流动性、协同性与成长性，要求将治理目标从追求单篇事实的绝对准确转向保障信息生态系统的总体真实与纠错机制的高效运行，从微观层面的完美主义转向宏观层面的生态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