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全球生态危机加剧的背景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中国以“美丽中国”愿景为指引，将生态文明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
作为中华文明的源头典籍，《诗经》既在“在河之洲”的诗意描摹中定格了人与自然相融的画面，也在“采荼薪樗”的日常实践中沉淀了可持续利用资源的智慧。这些生态思想不仅与建设“美丽中国”的生态内核一脉相承，更与《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提到的“阻止地球退化”、“保护与水相关的生态系统”等理念高度契合。
当前《诗经》文化的国际传播多聚焦其文学价值，对生态内涵的挖掘较为有限，加之中西方文化差异，导致大众对其价值的认知有所偏差。本研究聚焦《诗经》生态文化传播中的译介策略，助力中华优秀典籍走向国际，为提升中国在全球生态领域的认知度与话语权提供内容支持。
2. 文献综述
《诗经》的跨文化译介开始于17世纪金民阁的拉丁语译本，历经数百年积淀，在英语世界已形成包含16部全译本在内的庞大体系。在多元的译本选择中，理雅各与汪榕培的译本尤为值得关注：二者分别代表了西方汉学与中国本土译介的标志性成就。理雅各偏重文化考据与阐释，汪榕培侧重韵律形式与诗性，这种“一重义理、一重辞章”的策略分野，为考察《诗经》生态智慧的跨文化传递提供了绝佳的参照[1] [2]。此外，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的《诗经》英译本《The Book of Odes》[3]在西方学界也具有重要影响力，其译本以语言考据的严谨性著称，为生态意象的跨文化比对提供了重要参考样本。学界对这三部译作的研究已相当成熟，这为本文的深入对比奠定了坚实基础。
然而，当前的研究仍存在明显不足。翻译研究领域多聚焦语言文学层面的译本对比，虽有部分成果涉及生态相关元素，但未形成生态智慧的系统性译介研究；生态批评则多局限于文本内部，忽视了传播环节；而在典籍外译策略研究中，针对《诗经》独特生态智慧的专项译介与传播方案仍显空白。基于此，本文试图从译介策略的差异切入，探索《诗经》生态智慧“走出去”的有效途径。
3. 诗经生态内涵与“美丽中国”愿景之契合
“美丽中国”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为核心，追求生态宜居与可持续发展，这一承载着国家与人民共同期盼的愿景，在《诗经》中有着深厚的文化溯源。其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既与《诗经》里对山川草木、鸟兽鱼虫的珍视态度一脉相承，也与先民“顺时而动、取合天道”的传统生态实践高度契合。
《诗经》中的305篇诗篇蕴含丰富生态认知，既有对“四月秀葽，五月鸣蜩”等自然节律的敏锐感知，也通过“采荼薪樗”、“伐薪如之何”等描述体现“取之有度”的农耕理念[4]。
《诗经》生态内涵可通过生态认知、生态伦理及生态审美三大维度进行阐述。生态认知维度聚焦先民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资源利用的节制，与顺应自然、资源节约理念相呼应，为现代生态治理提供历史参照。“四月秀葽，五月鸣蜩”(《豳风·七月》)精准记录物候规律，既是农耕“顺时劳作”指南，也契合美丽中国生态治理要求，印证传统与现代生态理念的一致性。“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魏风·伐檀》)暗含“取之有度”的资源开发原则，其适度利用理念与美丽中国资源节约理念契合，为现代资源合理利用提供传统借鉴[4]。
从生态伦理的层面出发，万物有灵构成了核心主张，其彰显的生命平等观，与尊重自然、关爱生命的伦理内核完全契合。“呦呦鹿鸣，食野之苹”(《小雅·鹿鸣》)描绘鹿群在原野自在觅食的场景，将人与鹿置于同等自然语境，凸显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伦理追求。《卫风·氓》中“抱布贸丝”的“丝”源自蚕桑，既象征蚕桑经济，又关联爱情婚姻，成为连接自然与人类社会的纽带，体现出自然与人类社会整体关联的生态伦理[4]。
自然意象是生态审美的重要载体，由此形成的生态美体系，与生态文明理念中生态美与人文美统一的审美主张相契合，为宜居环境建设注入了鲜活的文化灵感[4]。“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秦风·蒹葭》)通过秋水、芦苇、白露的意象叠加，构建出空灵静谧的自然意境，传递出自然本真即美的审美取向，而“乐彼之园，爰有树檀”(《郑风·将仲子》)则描绘“园林植绿”的生态场景，既展现自然生机，也传递出人类乐居自然的审美理想。
《诗经》生态文化从认知、伦理、审美三个维度，构建起“人与自然共生”的思想体系[4]。其深层内涵与建设“美丽中国”的核心目标高度契合，既能为“美丽中国”提供深厚的文化溯源，也能为当前生态文明建设注入文化动能。
4. 跨文化传播差异化译介策略
跨文化传播主要面临语言隔阂、认知差异、译本选择三重核心难点，亟需构建针对性译介策略，让文化本真得以保留的同时实现有效传播。以《诗经》的译介为例，语言认知层面的难点尤为突出[5]。
在语言层面，古汉语中独特的生态表达与英语体系存在天然适配难题。如“荇菜”、“芣苢”等植物词汇无直接英文对应，英国传教士、汉学家理雅各将“荇菜”译为“water grass”，虽点明了水生、草本的植物属性，却丢失了其象征洁净的文化内核[1] [5]。此外，《诗经》中“苍苍”这类叠词的韵律美感与朦胧意境，受英语语言特性的限制，难以在译文中完整传递[5]。
中西方思维逻辑在认知层面的差异加剧了文化传播的难度。中方思维秉持整体关联的模式，西方思维则侧重个体分析[5]。这种差异直接导致“桑”、“桃”、“柳”、“兰”等承载多重生态文化的意象，在跨文化传播中常被分拆解读，其深层文化内涵难以被目标受众完整感知。
针对上述难点，可采取基于多理论融合的路径构建策略，以有效传播为目标，实现文本与传播的有机平衡[6]。
策略一：依托阐释学进行深度翻译，还原生态意象完整内涵
以“视域融合”为核心的伽达默尔阐释学，反对机械直译、强调理解创造性，为《诗经》等承载丰富生态文化意象的古典文本译介提供指引[6]。译者可采用“直译 + 注释 + 文化背景补充”的策略，针对《诗经》中“芣苢”、“荇菜”等无直接外文对应、且承载特定生态内涵与文化意义的植物意象进行翻译。以《周南·芣苢》中“采采芣苢”为例，可先直译为“Gather, gather Plantago asiatica”[5]。“Plantago asiatica”源自拉丁语“planta”，原意为“脚掌(sole of the foot)”，普通读者难以直接理解其含义与价值，因此译者需补充注释：“Plantago asiatica, a herbaceous plant native to Asia, is widely recognized for its medicinal value and ecological functions.”这种译法既保留了原文语义的准确性与韵律感，又弥补了文化差异带来的理解鸿沟，有效避免生态意象在跨语言传播中的流失，让目标受众完整感知其中蕴含的可持续采集的生态智慧[5]。
这一策略的合理性可通过生态翻译学三维转换原则得到印证。该原则强调翻译需实现语言、文化、交际维度的适应性转换，而“直译 + 注释”模式恰好契合这一要求：语言上忠于原文表述，文化上完整保留生态意象的本源内涵，交际上为目标受众搭建认知桥梁[6]。现有研究表明，译介《诗经》动植物意象时，保留核心文化信息并辅以阐释，能减少意义损耗、提升文化转换质量，让生态智慧更完整地跨文化传递[5]。
策略二：构建“现实–认知–语言”翻译范式，适配目标受众的认知差异
人类语言与知识源于现实体验，经认知加工凝化而成，三者呈双向互动关系。不同受众的认知水平、知识储备与阅读需求各有不同，译介实践需依照王寅“现实–认知–语言”模型调整策略，才能提升生态智慧的传播实效[2]。
面向普通受众，其需求是轻松理解诗歌描绘的场景与内涵，因此译介需以可读性与画面感为核心。汪榕培将《周南·关雎》中“关关雎鸠”译为“O turtledoves, coo coo”便是典型例证[2]。拟声词“coo coo”直接关联听觉体验，让读者直观感受鸟鸣意境，这种贴合目标语言表达习惯的译法，相比抽象的“sing”，更符合普通受众浅阅读、重体验的认知特点。已有研究显示，内容简明清晰、能生动传递原文场景的译本，在海外购书网站的读者评价中正向反馈占比更高，足见适配普通受众认知习惯的译介策略，能显著提升传播接受度[2]。
针对学术受众，译介需兼顾信息完整性与关联性，单纯的字面翻译难以支撑深度学术探讨[5]。《周南·关雎》中“参差荇菜”若仅译为“Lush water caltrops grow here and there”，虽能传递形态特征，却无法体现其背后的生态价值。而补充其湿地净化的生态属性注释后，既能明确植物生态功能，又完整保留形态描述[5]。从生态翻译学视角来看，这类注重文化内涵学术化阐释的译法，能更好适配学术受众的专业研究需求，其文化维度与交际维度的转换效度更优，为学术层面的生态智慧探讨提供扎实文本支撑[6]。
面向学生受众，译介需平衡简洁通俗与文化传递，既要符合其认知水平，又要为文化启蒙与跨文化理解奠定基础[2]。《郑风·野有蔓草》“野有蔓草，零露漙兮”译为“Grass creeps o’er the plain; Dewdrops pearly shine”便巧妙实现了这一平衡[2]。用“creeps”、“pearly shine”等浅显词汇还原野外蔓草蔓延、露珠晶莹的生态场景，同时以押韵句式保留诗歌的韵律美感，让学生在轻松理解的同时，直观感受自然意象的灵动[2]。这种兼顾语言流畅性与文化内涵的译介模式，契合海外中文教学场景的需求，能帮助学生建立对《诗经》生态智慧的基础认知，为文化传承与跨文化理解筑牢根基。
策略三：借鉴创造性翻译理念，强化生态智慧的跨文化适配性
创造性翻译(Transcreation)强调在保留原文核心内涵的基础上，结合目标文化语境进行适应性表达，为《诗经》生态智慧的跨文化传播提供新路径[7]。《诗经》中部分生态意象的文化寓意具有强烈的东方特质，直接直译易导致目标受众困惑，而创造性翻译可通过意象转化、语境重构等方式，实现生态智慧的有效传递。例如《秦风·蒹葭》中“蒹葭苍苍”的朦胧意境，若拘泥于字面翻译难以传递其生态审美价值，借鉴创造性翻译理念可译为“Reeds sway in misty dawn”，通过“misty dawn”重构符合西方读者认知的自然场景，既保留芦苇这一核心生态意象，又传递出原文的空灵美感，让西方受众直观感知中国传统生态审美的独特韵味[7]。
王国维在《观堂集林》中强调“诗之境阔，词之言长”，指出诗歌的意境传递需要超越文字表层，实现情感与内涵的深层共鸣[8]。创造性翻译对生态意象的适应性转化，恰好契合这一理念，其并非脱离原文的随意创作，而是在深入理解生态智慧内核的基础上，通过文化适配实现意境与内涵的双重传递[9]，为《诗经》生态文化的国际传播提供更具灵活性的实践路径。
5. 结语
诗经生态文化不仅是传统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生态对话的关键桥梁。通过精准的译介与创新传播，既能让国际社会深度领略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独特魅力，也能为建设“美丽中国”赋予更深厚的文化底蕴，赢得更广泛的国际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