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自20世纪中后期传入中国以来，意识流小说已成为国内学术研究的重要领域。现有成果多聚焦于文体学、翻译美学等视角，强调译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作为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代表作，《达洛维夫人》的相关研究虽已涉及符际翻译、语用文体等多个维度，但从关联理论视角，特别是最佳关联原则出发的翻译探讨仍显不足。本文以关联理论为框架，选取姜向明译本与王力军、林越泽、赵乐译本为研究对象，结合典型译例，系统比较两译本在处理意识流文本时为达成最佳关联所采取的不同策略。研究发现，译者对最佳关联性的追求程度与译文效果呈现显著正相关；两译本在再现意识流风格上策略各异，反映了不同的翻译理念与文本处理倾向，也为中国语境下现代主义文学的译介与研究提供了有益参照。
Abstract: Since its introduction into China in the mid-to-late 20th century, stream-of-consciousness fiction has become a significant field of study in domestic academia. Existing research has largely focused on perspectives such as stylistics and translation aesthetics, emphasizing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ranslator and the reader. As a representative work by Virginia Woolf, studies on Mrs. Dalloway have touched upon various dimensions including feminism, 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 and pragmatic stylistics. However, translation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levance theory, particularly the principle of optimal relevance, remains insufficient. This paper adopts relevance theory as its framework, selecting Jiang Xiangming’s translation and the translation by Wang Lijun, Lin Yueze, and Zhao Le as research subjects. Through a systematic comparison of typical translation examples, it examines the different strategies employed by these two translations in handling stream-of-consciousness texts to achieve optimal relevance. The study find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ranslator’s pursuit of optimal relevance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translation. The two translations employ distinct strategies in reproducing the stream-of-consciousness style, reflecting different translation philosophies and textual processing tendencies, thereby providing a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translation and study of modernist literature in the Chinese context.
1. 引言
《达洛维夫人》是英国现代主义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于1925年发表的长篇意识流小说代表作[1]。作品通过高度内化的叙事视角，精细呈现了女主人公克拉丽莎·达洛维一天内的日常生活片段与其瞬息万变、自由联想的意识流动。这种书写不仅深刻刻画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与身份焦虑，亦折射出一战后英国社会的精神困境与个体在传统伦理与现代价值冲突中的生存状态。该小说在华语世界已有多个译本，形成了丰富的接受与研究谱系。本研究选取其中传播较广、具有代表性的姜向明译本[2] (下文简称“姜译”)与出版时间较晚、反映近期翻译观念的王力军、林越泽、赵乐合译本[3] (下文简称“王译”)进行对比分析。本文旨在从关联理论视角出发，聚焦于“最佳关联”原则，深入探讨译者在处理意识流这一特殊文学形式时所做的认知与语言努力，及其对译文接受效果与文学性再现的影响，以期为意识流文学汉译实践提供理论参照与策略启示。
2. 关联理论与意识流翻译的理论框架
(一) 关联理论的核心要义及其翻译应用
关联理论由斯珀伯与威尔逊于1986年在《关联性：交际与认知》中系统提出，是认知语用学的奠基性理论之一。该理论包含两大基本原则：认知原则与交际原则。认知原则指出，人类认知机制本身倾向于追求最大关联，即个体期望以最小的心理加工努力获取最大的认知效果；交际原则则进一步宣称，任何明示的交际行为都自动传递其自身具备最佳关联性的预设，即听话人可期望通过付出合理的加工努力，便能获得足以解释说话人意图的语境效果[4]。这二者共同构成了人类交际效率与效果的解释基础。
格特在其著作《翻译与关联：认知与语境》中，创造性地将关联理论系统引入翻译研究领域。他将翻译本质界定为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双重明示–推理交际活动。在这一过程中，译者承担着双重交际角色：首先，作为原文的读者与推理者，译者需充分调动自身的认知资源与语境知识，对原文作者的交际意图进行合理推断；继而，作为面向译文读者的交际者，译者必须对译文读者的认知环境、知识储备及期待视野做出预判，并选择最恰当的语言形式，将自己所理解的原作者意图清晰、有效地传递给译文读者，其终极目标是在译语语境中实现交际的“最佳关联”[5]。这一理论框架为分析和评价译文如何平衡“忠实”与“通达”提供了有力的认知依据。
(二) 意识流文学的特征及其翻译挑战
意识流文学作为现代主义文学的核心流派，其根本特征在于摒弃传统全知叙事与线性时序，转而采用内聚焦视角，直接、不间断地呈现人物主观意识的流动过程。这种意识活动并非逻辑严密的独白，而是涵盖清醒思维、前意识、潜意识、瞬时感官印象、记忆碎片与非理性联想的多层混响。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最早以“意识流”这一隐喻来描述人类思维连绵不绝、无隙可寻的特性[6]。此类文本在语言形式上常表现为句式断裂、时序交错、逻辑隐晦、意象密集，对翻译构成了独特而严峻的挑战。
著名翻译家李文俊在谈及意识流小说翻译时曾深刻指出：“负责任的译者必须把散见各处，有的浮在表面上有的埋藏得很深的‘脉络’‘微血管’以至各种大小不同的‘神经’一一理清，掌握好它们的来龙去脉以及所以要以这种形式出现的艺术企图，然后照它们的原样放好，并以另一种文字加以复制，而且要做得足以乱真”[7]。这一论述精准地揭示了意识流翻译的核心矛盾：一方面，必须最大限度地忠实于原文独特的语言形式与心理真实，以保留其艺术“企图”；另一方面，又要在另一种语言文化中实现“足以乱真”的接受效果。关联理论为译者在这对矛盾中寻求动态平衡——即实现“最佳关联”——提供了可资依循的认知路径。
3. 译本选择依据
本研究选取姜向明译本与王力军、林越泽、赵乐合译本作为对比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以下三方面考虑：
(一) 时代代表性
姜译本出版于2014年，是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间问世的重要译本，代表了国内在现当代文学翻译积累了一定经验后，对意识流经典文本的一次系统诠释。王译本出版于2021年，是目前最新的全译本，反映了近年来翻译理论与跨文化阐释的新发展。两者时间跨度近十年，能够较好地呈现不同时期翻译观念与策略的演进。
(二) 学术影响力与接受度
姜译本自出版以来，在读者群体和学术研究中被广泛引用和讨论，已成为《达洛维夫人》汉译研究中不可忽视的参照版本，其翻译策略具有相当的典型性。王译本作为新近出版的译本，体现了当前译学界对现代主义文学翻译的新思考，其接受效应正在形成中，与姜译本形成有益的历时性对照。
(三) 翻译策略的对比价值
初步文本比较显示，两个译本在语言风格、句式处理和意识流特征的再现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姜译本倾向采用较为贴近原文结构的直译策略，注重保留文本的“异质性”；王译本则更多考虑中文读者的阅读习惯，在语序调整和表达流畅性上着力更多。这种差异为从关联理论视角探讨译者如何在不同导向下实现“最佳关联”提供了丰富的对比材料。
通过比较这两个具有不同时代特征、接受背景和策略倾向的译本，本研究期望能更立体地揭示意识流文学汉译中关联性实现的多元路径，以及译者主体性在其中的关键作用。
4. 译例分析：不同人物意识流描写的翻译策略比较
为具体呈现两译本在实现最佳关联上的不同路径，本文选取小说中三位核心人物——克拉丽莎、赛普蒂斯与彼得——的意识流片段进行对比分析。
(一) 克拉丽莎·达洛维：社会规训下的矛盾心绪
克拉丽莎的意识流动常在精致的社交外表与澎湃的内心波澜之间摆动，其思绪由感官细节触发，瞬间滑入往昔记忆，充满细腻的矛盾与顿悟。
例1：感官触发与记忆回溯
What a lark! What a plunge!… she had burst open the French windows and plunged at Bourton into the open air.
姜译：“多么新鲜！多么刺激！……她猛然推开一扇落地窗，就此投入伯尔顿的大自然里。”
王译：“太开心了！太痛快了！……每次打开落地窗，一头扎进户外时，她都会这么开心。”
分析：此处是小说开篇，伦敦清晨的空气触发了克拉丽莎对青春时代在伯尔顿庄园的自由回忆。从关联理论视角看，姜译的“新鲜”“刺激”不仅传递了愉悦情绪，更通过语义的“陌生化”处理，隐含了这种鲜活感受对长期生活在社会规训中的女主人公的久违与珍贵，更贴近人物此刻“恍如隔世”的心理真实。王译的“开心”“痛快”则更侧重情绪的直接传达，认知处理负荷较低。句式上，姜译严格保留了原文倒装结构与思绪的跳跃感，模仿意识瞬间涌入的“直接性”；王译则调整语序，将时间地点状语前置，使表达更符合汉语叙事习惯，虽流畅易懂，但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原文形式所承载的意识流特质与时空穿越感。
例2：自我认知的撕裂与并置
She felt very young; at the same time unspeakably aged.
姜译：“她感觉很年轻，同时又感觉不出的苍老。”
王译：“她觉得自己还年轻，其实已经难以形容地衰老。”
分析：此句揭示了克拉丽莎深刻的自我分裂感。姜译严格保留“at the same time”的并列结构(译为“同时”)，精准再现了两种矛盾感知在意识中的共时并存，这是意识流作品中常见的心理真实。王译将其转化为“其实……其实……”的转折关系，虽更符合汉语对矛盾语意的常规逻辑表达，清晰易懂，但无形中将“并存”的复杂心理状态简化为“对立”的先后认知，改变了意识流动中多种感觉同时涌现的微妙质感。姜译的策略更注重与原文形式及心理真实建立强关联，而王译的策略更注重与译文读者的逻辑期待建立强关联。从最佳关联实现路径来看，姜译对原文并列结构的坚守，实则是为了让译文读者以接近原文读者的认知努力，感知克拉丽莎“年轻”与“苍老”两种心理状态的共时性张力，这种形式关联的传递更贴合意识流文学“心理真实优先”的艺术诉求；而王译的转折处理虽降低了读者的逻辑加工成本，却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意识流动中“矛盾感知无先后”的核心特质，两种策略的差异本质是译者对“原文形式关联”与“读者认知关联”的权重分配不同。
(二) 赛普蒂斯·史密斯：创伤记忆的幻觉化呈现
赛普蒂斯是战争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其意识流充满幻觉、妄想、碎片化的内心箴言与非逻辑联想，语言断裂，语义晦涩，是翻译的难点所在。
例3：赛普蒂斯的迫害妄想与时间凝滞
The world has raised its whip; where will it descend? Everything had come to a standstill.
姜译：“世界已经举起了鞭子；它会抽向何方？一切都停滞了。”
王译：“世界已经高举起它的鞭子，它会抽打在哪里？一切都已经僵止。”
分析：此句展现了赛普蒂斯在被迫害妄想与感知异常下的精神窒息感。姜译基本保留了原文的句式结构，以分号分隔的两个短句准确传递出“威胁悬置”的紧张节奏，并将“a standstill”直译为“停滞”，如实还原了人物对外部时间静止的感知。王译则对意象与动词进行了强化处理。将“descend”具体化为“抽打在哪里”，使暴力的指向更尖锐、更迫近；选用“僵止”一词，不仅包含停止之意，更强化了“僵硬、死寂”的质感，从客观描述转向对人物内在冻结状态更深层的隐喻，从而在中文语境中增强了精神窒息的表达强度。
(三) 彼得·沃尔什：情感回溯中的犹豫与冲动
彼得作为克拉丽莎的旧日恋人，其意识流多由现实对话触发，充满对过往恋情的甜蜜追忆、苦涩评判与当下是否再续前缘的激烈内心挣扎。
例4：内心抗拒的情感爆发
Stop! Stop! He wanted to cry.
姜译：“闭嘴！闭嘴！他想要大喊。”
王译：“别说了！别说了！他真想大哭一场。”
分析：此句发生在克拉丽莎提及过往美好回忆，彼得内心不愿面对复杂情绪之际。姜译“闭嘴”语气强硬直接，带有命令与制止色彩，可能超出了原文“Stop”在此处作为内心祈使的强度，更接近于外化的愤怒。王译“别说了”更准确地对应了对话语境中希望对方停止话题的恳求意味，且后续“真想大哭一场”合理引申并外化了其激动难抑的复杂情绪(懊悔、怀念、痛苦交织)，更易于译文读者推理出人物此刻细腻的心理状态。从实现最佳关联、准确传递人物即时且矛盾的内心活动来看，王译的处理更能平衡原文信息与读者理解。
5. 结论
通过关联理论视角对《达洛维夫人》两个中译本中典型意识流片段的细致对比分析，可以清晰地辨识出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取向及其背后的关联追求：姜向明译本的整体策略更倾向于形式贴近与意图再现。在翻译意识流文本时，姜译注重保留原文独特的句式结构(如倒装、断裂)、修辞手法(如比喻)以及思维跳跃的非线性节奏，尽可能减少对原文语言形式的“干扰性”调整。其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还原伍尔夫笔下人物意识活动的“原貌”与原文读者所需的认知处理过程，努力在译文形式与原作者的艺术意图之间建立强关联。这种策略下的译文有时会略显生涩，对译文读者的语言认知能力要求较高，但相应地，它能更有效地传递意识流文学特有的形式特征、心理密度与“陌生化”的审美体验。王力军、林越泽、赵乐译本的整体策略则更侧重于意义通达与读者顺应。该译本常通过调整语序以符合汉语主谓宾惯常序列、意译文化负载词或晦涩比喻、增添逻辑连接词以明晰句间关系等方式，对原文进行不同程度的“梳理”与“平滑”处理。其核心目标是降低译文读者的认知负荷，提升文本的可读性与流畅度，使译本更自然地融入汉语文学的接受语境。这种策略努力在译文表达与译文读者的认知习惯及期待视野之间建立强关联，追求的是清晰、晓畅的意义传递与情感共鸣。
综上所述，两译本在实现“最佳关联”的路径上做出了各有侧重的选择：姜译偏向于作者/文本中心的关联路径，引导读者“靠近”源语文本的独特体验；王译偏向于读者/语境中心的关联路径，致力于让文本“适应”目标语读者的接受规范。这两种路径本身并无绝对高下之分，它们反映了翻译活动中永恒存在的张力。对于《达洛维夫人》这类意识流经典的汉译而言，理想的策略或许并非择一而从，而是在深刻理解关联理论双重原则的基础上，寻求一种动态的、分层次的平衡：在宏观篇章层面确保叙述逻辑的连贯性与可读性；在微观句法、修辞与节奏层面，则在不造成严重理解障碍的前提下，审慎、有度地保留那些构成意识流美学本质的形式特征。唯有如此，译文才能既让读者理解故事，更引领他们领略其作为文学艺术精品的独特魅力，最终实现跨语言、跨文化的深度审美共鸣与真正意义上的最佳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