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州市农户土地转出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Study on the Willingnes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Land Transfer among Farmers in Qingzhou City

摘要: 本文基于对374位农户的问卷调查，综合运用理论与实证分析方法，借助二元Logistic模型对采集数据展开分析。结果显示，农户的土地转出意愿受多重要素影响：其中，年龄、耕地面积与家庭劳动力数量呈显著负相关；而性别、教育水平、职业类别、家庭年收入、转出租金水平及对相关政策的满意度等因素，则表现出显著正向影响。加快土地转出需要政府、农民、市场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和协作，不断完善和创新土地转出模式，以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求。

Abstract: This paper is based on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374 farmers, integrating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methods, and employs a binary Logistic model to analyze the collected data.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farmers’ willingness to transfer land is influenced by multiple factors: age, cultivated land area, and the number of household laborers show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s; whereas factors such as gender, education level, occupation type, annual household income, land transfer rental levels, and satisfaction with relevant policies exhibit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s. Accelerating land transfer requires collaborative efforts from the government, farmers, the market, and other stakeholders, along with continuous improvement and innovation in land transfer models to meet the demands of moder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1. 引言

新时代如何破解土地难题、推进适度规模经营，已成为一项核心课题。但随着农村人口增加，人均耕地减少，土地细碎化与贫瘠化使农业收入难以满足家庭需要。同时，工业化带来大量工作机会，农民向二三产业转移，导致土地粗放经营甚至撂荒。推动土地转出成为农业转型的必由之路。实践证明，土地转出能加速农村经济发展与农业转型。但转出过程受地域、经济、人文等因素影响，存在信息不对称、缺乏中介市场、转出纠纷等问题。通过对青州市的调研，分析影响因素，有助于推进土地转出进程，实现农业现代化与农民增收目标。

2. 文献综述

土地转出作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环节，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现有研究主要围绕转出意愿的影响因素、转出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转出产生的经济社会意义等方面展开，形成了较为丰富的成果。

2.1. 影响土地转出意愿的因素研究

众多学者基于不同区域的微观调研数据，运用回归分析、Logistic模型、Meta分析等多种方法，对农户土地转出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显示，影响因素可归纳为多个层面：其一，刘烨等提出(2024)农户个人与家庭特征，如年龄、文化程度、家庭总收入与非农收入水平等，普遍被证实对转出意愿有显著影响[1]。其二，石建华认为(2023)市场与制度环境，包括转出价格、转出期限期望、市场环境完善程度以及土地归属认识等，也起着关键作用[2]。其三，李国珍等认为(2022)外部干预与机会，例如工商资本下乡带来的非农就业机会和能力提升，能有效促进转出意愿[3]。此外，Pradipta Halder等(2020)研究也注意到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社会环境以及制度与市场不完善可能导致意愿与行为不一致[4]。总体而言，现有文献表明，农户的土地转出决策是一个受个人禀赋、家庭资源、市场条件、制度环境及外部经济机会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复杂过程。

2.2. 土地转出存在问题的研究

尽管土地转出具有积极意义，但其在实际推进中面临诸多挑战与问题。国内研究指出，市场机制不健全是普遍困境，黄晓懿发现(2023)市场中介发育迟缓、转出方式单一、转出关系不稳定以及区域发展不均衡[5]。岳弋荻等研究发现(2023)制度与基础设施短板同样突出，转出制度与机制不完善、农村基础设施薄弱等[6]。Brandt L等研究(2017)更深层次的问题涉及利益分配与经营结构[7]，行政力量干预过多、市场机制作用有限，田欧南的研究认为(2012)土地向工商企业集中可能动摇家庭经营基础并加剧劳动力剩余[8]，以及Rogers S等认为(2021)地方政治经济因素导致中央政策执行复杂化和土地转让不均[9]。这些研究共同揭示了我国土地转出市场在规范化、市场化、均衡化发展方面仍面临系统性障碍，需要制度创新与模式探索(卢泽羽等，2015) [10]。

2.3. 关于土地转出意义的研究

学者们从多个维度论证了土地转出的积极意义。朱琳等(2023)在经济效应方面研究认可其能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农民收入，尽管对转出户与转入户的短期收入影响可能存在差异[11]。陈宇斌(2023)在农业发展与现代化层面，土地转出被视为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解决土地撂荒和解放劳动力的关键路径，其中农业规模经营是重要的中介机制[12]。Ma S等(2020)从社会与劳动力配置视角研究，转出有助于应对征地带来的变化，促进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并通过整合土地推动机械化以提升效率[13]。现有文献充分肯定了土地转出在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农业转型、增加农民福祉及适应社会经济变迁方面的重要价值。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国内外研究已对土地转出的影响因素、现实问题及多重意义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形成了多学科、多方法的研究格局。共识在于土地转出是一个受复杂因素驱动的过程，其健康发展对于农业农村现代化至关重要，但目前仍面临市场、制度与实践层面的诸多约束。未来可加强对不同区域、不同模式转出效果的比较与机制剖析；关注数字化、新型经营主体等新情境对转出的影响；探索如何更有效地弥合农户意愿与实际行为之间的差距，构建更加公平、高效、可持续的土地转出制度体系。

3. 样本基本情况描述

本研究结合青州市农业发展的实际情况，采取随机抽样的形式，选取了8个乡镇，每个乡镇随机选择4个村庄作为调研样本采集点，进行问卷调查。通过实地调研和问卷星发放问卷的两种形式获取数据，共发放调查问卷400份，回收有效问卷374份，有效率为93.5%。

有效问卷数据显示，样本中男性占比59.89%，女性占比40.11%。41~60岁群体占比55.08%，60岁以上占22.46%，反映出调研期间农村青年劳动力外流明显，留守人群以中老年为主。受教育程度方面，初中学历者占比最高为46.52%，整体文化水平偏低，建议加强职业培训和政策宣传。从家庭年农业收入占比来看，其中62.03%的农户农业收入占比低于20%，占比超过80%的仅有1.6%。

这一收入结构与地域特征密切相关，青州西部的丘陵山区土地贫瘠、地块零散，存在普遍撂荒或粗放种植现象，农村空心化严重；而东部平原地区土地转出较为普遍，多数农户仅依靠租金作为农业收入来源。

4. 农户土地转出意愿影响的实证研究

4.1. 样本基本信息

根据对281份有效样本的统计分析，调查对象的基本特征分布如表1所示。

在性别方面，男女比例基本均衡，男性占51.25%，女性为48.75%。年龄分布上，样本以46~55岁群体居多，占比23.13%；35岁及以下和66岁及以上者相对较少，分别占18.50%和15.66%。文化程度方面，小学及以下学历者占比最高，达32.03%；其次为初中学历，占28.11%；高中/中专与专科/本科及以上群体比例相近，分别为17.44%和22.42%。从职业类型来看，纯农业与非农业从业者比例相当，各约占34.88%与30.25%；而兼业人员比例略高，为34.88%。家庭人口数以3人及以下规模为主，占45.20%；6人及以上大家庭仅占8.54%，反映出样本家庭结构趋向小型化。整体而言，样本在性别、年龄与职业类型上分布较为均匀，文化程度偏向中低学历，家庭规模则以中小型为主。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sample

表1. 样本的基本信息统计

	类别	人数	比例
性别	男	144	51.25%
	女	137	48.75%
年龄	35岁及以下	52	18.50%
	36~45岁	60	21.35%
	46~55岁	65	23.13%
	56~65岁	60	21.35%
	66岁及以上	44	15.66%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90	32.03%
	初中	79	28.11%
	专科/本科及以上	63	22.42%
	高中/中专	49	17.44%
职业类型	非农业	85	30.25%
	兼业	98	34.88%
	纯农业	98	34.88%
家庭人口数	3人及以下	127	45.20%
	4人	69	24.56%
	5人	61	21.71%
	6人及以上	24	8.54%

数据来源：问卷调查。

4.2. 研究假设

在众多学者研究与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本研究将影响青州市农户土地转出意愿的主要因素归纳为户主个体特征、农户家庭特征、客观外部条件及主观行为态度四个维度。进而，本研究对此进行解构，提出了10个假定具有显著影响力的具体因素。

4.2.1. 户主个体特征

H1：男性户主的土地转出意愿显著高于女性户主。

H2：农户年龄与土地转出意愿呈负相关关系。

H3：农户教育水平对土地转出意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4.2.2. 农户家庭特征

H4：家庭年收入水平与土地转出意愿呈正相关。

H5：家庭劳动力数量对土地转出意愿具有抑制作用。

H6：家庭耕地面积与土地转出意愿呈负相关。

H7：家庭兼业化程度正向影响土地转出意愿。

4.2.3. 外部客观条件

H8：土地转出价格对农户转出意愿具有正向作用。

4.2.4. 主观行为态度

H9：政策满意度显著提升农户土地转出意愿。

4.3. 变量的选择与描述

参照变量定义表2、相关研究及本地实际，本文从四个维度选取了10项影响因素，具体涵盖：户主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家庭年收入、劳动力人数、耕地面积、兼业程度、土地转出价格、转出政策满意度与社会保障政策满意度。

Table 2. Variable definitions

表2. 变量定义表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描述
户主个体特征	户主性别	男 = 1，女 = 2
	农户年龄	35岁及以下 = 1，36~45岁 = 2，46~55岁 = 3， 56~65岁 = 4，66岁及以上 = 5
	农户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 1，初中 = 2，专科/本科及以上 = 3， 高中/中专 = 4
农户家庭特征	家庭年收入	1万元以下 = 1，1~3万元 = 2，3~5万元 = 3， 5~7万元 = 4，7万元以上 = 5
	家庭劳动力人数	3人及以下 = 1，4人 = 2，5人 = 3，6人及以上 = 4
	家庭耕地面积	3亩及以下 = 1，4~8亩 = 2，9亩及以上 = 3
	家庭兼业程度	纯农业 = 1，兼业 = 2，非农业 = 3
客观外部条件	当地土地转出价格	400元以下 = 1，400~800元 = 2，800元以上 = 3
主观行为态度	当地土地转出政策满意程度	很不满意 = 1，不满意 = 2，一般 = 3，满意 = 4， 很满意 = 5

4.4. 信度分析

通过表3可知，量表的整体信度为0.743，表明量表具有可接受的内部一致性，进一步说明题项之间关联性较强，能够较可靠地测量同一潜在概念。

Table 3. Reliability analysis (Cronbach’s alpha)

表3. 信度检验结果

克隆巴赫Alpha	项数
0.743	9

4.5. 模型的选择与建立

本研究将农户的土地转出意愿这一因变量划分为“愿意”与“不愿意”的二元形式，其余变量作为自变量。研究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数据分析，旨在精准识别影响青州市农户决策的关键因素。

二元Logistic模型基本形式为：

$P=\frac{\exp A}{1+\exp A}$

其中，$A={\beta }_0+{\beta }_1{X}_1+{\beta }_2{X}_2+{\beta }_3{X}_3+\cdots +{\beta }_{\iota }{X}_{\iota }$ 。

式子中，P为农户愿意进行土地转出的概率，P的值域为[0, 1]；A为自变量$X_{\iota }$ 的线性组合；${\beta }_0$ 为常数项，${\beta }_1,{\beta }_2,\cdots ,{\beta }_{\iota }$ 为回归系数。

4.6. Logistic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4.6.1. 模型有效性检验

为检验模型的有效性，首先利用Omnibus检验对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整体检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卡方值为64.983，P值为0.000，低于0.05的显著性水平。这一结果有力地拒绝了所有回归系数均为零的原假设，继而证明本研究最终构建的模型中，至少包含一个对因变量具有显著影响的自变量。

Table 4. Binary logistic model: omnibus tests of coefficients

表4. 二元Logistic模型系数的综合性检验

类别	卡方	自由度	显著性
步骤	64.983	9	0.000
块	64.983	9	0.000
模型	64.983	9	0.000

由表5可得，模型的拟合度检验结果显示，Sig值为0.737，远高于0.05的显著性水平。这表明模型整体适配性良好，自变量能有效拟合因变量的预测轨迹，因此满足进行后续回归分析的前提条件。

Table 5. Goodness-of-fit tests for the binary logistic model

表5. 二元Logistic模型拟合度检验

步骤	卡方	自由度	显著性
1	5.195	8	0.737

4.6.2. 模型回归结果

实证结果如表6所示，表明多个变量对农户转出意愿均存在显著影响。性别与政策满意度在1%水平上呈现出显著正向关系；土地转出价格与家庭年收入在5%水平上表现出显著正向影响；而文化程度与职业类型的影响也在10%水平上显著为正。与之相反，农户年龄、家庭人口数与耕地面积等因素则对土地转出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

Table 6. Estimation results of the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表6. 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名称	B	标准误差	瓦尔德	显著性	Exp(B)
性别	1.837	0.283	42.257	0.000	6.276
年龄	−0.016	0.159	3.011	0.092	0.984
文化程度	0.250	0.141	3.150	0.076	1.284
职业类型	0.045	0.211	3.046	0.083	1.047
家庭人口数	−0.131	0.156	4.703	0.040	0.140
家庭年收入	0.499	0.249	4.024	0.045	1.607
家庭耕地面积	−0.016	0.234	4.005	0.046	0.016
土地转出价格	0.017	0.126	4.019	0.041	1.017
政策满意度	0.494	0.151	10.688	0.001	0.610

4.6.3. 结果分析

农户性别对于土地的转出具有显著的正向的影响。结果表明，男性户主比女性户主土地转出意愿更强烈。山东省青州市农户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大部分农户家庭由男性来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在家庭中拥有主导决策权，女性一般是负责整个家庭的日常生活以及照顾老人和孩子。相比较来说，男性往往拥有更多的外出就业机会，可以通过进城务工等途径来增加家庭收入。而女性由于家庭原因，难以离开家庭寻求更多就业机会。因此，男性户主比女性户主更加愿意参与土地转出。

农户年龄对于土地转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农户年龄越大，农户愈发不愿外出务工，其小农思想更加浓厚。年龄较大的农户担心土地转出后无其他就业门路，无法保障家庭基本生活，所以往往不愿进行土地转出。年龄较小的农户身体素质更好，掌握更多的劳动技能，更倾向于外出工作，不愿被土地束缚在农村。因此，年龄越小的户主土地转出意愿比年龄大的户主更愿意将土地转出出去。

农户文化程度对于土地的转出具有显著的正向的影响。文化程度更高的农户相比于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户具备更强的接受和理解新鲜事物的能力，从而对当前土地转出相关政策更加了解和熟悉，能够积极参与到土地转出当中去，抢先享受政策红利。同时，文化程度较高的户主对土地依赖性更低，其具备多样的谋生手段，外出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就业选择更加丰富。因此，文化程度较高的户主相比文化程度较低的户主来说，更愿意将土地转出出去。

农户职业类型对于土地的转出具有显著的正向的影响。农户家庭收入中农业收入在家庭收入中所占比重可以反映农户家庭对于土地的依赖性，往往对土地依赖性比较低的农户能够从事非农工作获得更高的报酬，所以这类农户更愿意参与土地转出，将资源集中于其他非农途径，增加家庭收入。农业收入在家庭收入中所占比重较高的家庭，这类家庭对于土地的依赖性较强，转出意愿相对较弱。因此，农户家庭中的兼业程度越高其土地转出意愿越强烈。

农户家庭人口数对于土地的转出具有显著的负向的影响。农户家庭劳动力人数越多说明其家庭农业生产能力更强，具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不愿意进行土地转出。如果家庭拥有较大耕地面积，但却没有足够劳动力人数从事相应的农业生产活动，这种情况下农户往往会选择将土地转出出去。因此，农户家庭劳动力人数越少，其土地转出意愿越强烈。

农户家庭年收入对于土地的转出具有显著的正向的影响。农户家庭年收入能够反映其经济状况，一般来说，农户家庭年收入越高，其经济状况愈发优越，越能承担从事非农工作的风险，例如从事个体经营，能更好的面对非农产业的风险，不再需要依靠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来维持生计，更倾向于将闲置的土地转出出去以获取额外收入。与之相反的是，年收入越低的农户家庭对于风险的承担能力越差，更依赖于土地。因此，高收入农户家庭的土地转出意愿比低收入农户家庭的土地转出意愿更强烈。

家庭耕地面积对于土地的转出具有显著的负向的影响。农户家庭耕地面积越小，其种植难度越大，也难以实现较大收益，农户更倾向于将土地转出给他人。农户家庭耕地面积越大，越有利于利用现代技术形成规模效益，促进增收，产生更高的收益，在一定程度上此类农户更有意愿转入土地进行规模化种植。因此，家庭耕地面积小的农户土地转出意愿比家庭耕地面积大的农户土地转出意愿更加强烈。

土地转出价格对于土地的转出具有显著的正向的影响。当地土地转出价格的越高，农户认为会获得更大收益，此时农户往往更加倾向于将土地转出。反之，当地土地转出价格越低，农户面临微薄的收益宁愿自己继续种植，打击了农户土地转出的积极性。“人是理性的”是农户行为理论的前提。决策者倾向选择能够最大程度实现其利益的方案。对于农户而言，基本生存需求得到满足的前提下，往往会基于自身的效用和利益考虑，选择利益最大化。

5. 加快土地转出的对策建议

土地转出作为现代农业发展的关键环节，为了加快土地转出步伐，本文将从多个角度提出具体的对策建议。

5.1. 推进市场化运作，提高土地转出效率

现阶段青州市土地转出市场匮乏，没有相关的市场和中介是导致土地没有转出的原因之一，因此市场化运作是加快土地转出的重要手段。政府通过建立健全土地转出市场，引入竞争机制，让土地转出更加公平、公正、公开。同时，建立健全土地转出信息服务平台，提供土地转出的咨询服务，提高土地转出的效率和效益。

5.2. 加强监管和服务，保障土地转出顺利进行

调查发现，土地纠纷问题突出的原因是农户私自签署转出合同或没签订合同，导致土地转出没有集体的保障，出现了合同当事人违约、承包地使用途径改变产生纠纷等问题，因此在土地转出过程中政府应加强对土地转出的监管和服务。在此基础上，应积极为农民提供前置性咨询与全过程协助，通过专业的指导服务化解转出风险，确保农民权益得到充分保障。

5.3. 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提升农业生产效益

为破解长期存在的土地细碎化与经营效益瓶颈，政府需双管齐下。一方面，通过财税、金融等多元化政策工具，建立引导土地有序转出的长效激励机制；另一方面，构建覆盖全程且综合配套的社会化服务体系。这不仅能促进现代农业的发展，还是优化资源素配置、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必然要求。最终，通过推动农业从粗放式增长转向集约化内涵式发展，切实实现产业增效与农民增收的有机统一。

5.4. 加强对于提高农民土地转出意识和能力宣传和培训

农民是土地转出的核心主体，其自身对转出的认知水平与行为能力，直接决定了土地转出的进程效率与实施效果。大多数农户对于土地转出相关的政策和知识了解不多且过于片面。对土地转出的了解途径也局限在农户间的交流和新闻，经常存在对于政策和相关错误解读的情况。农户往往从众心理严重，当地的风俗理念对转出意愿有显著影响，因此，政府应加强对土地转出的宣传和培训。构建常态化的政策宣传与技能培训公共服务体系。应综合利用新媒介、社区宣传等多种渠道，做好政策解读与预期管理；同时开展针对性的能力建设，提升农户的合同素养与市场参与能力，引导其成为理性、成熟的转出市场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