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提出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除了给我国带来了成效显著的数字经济外还对我国青少年群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5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4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1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7.5%。而中国社会科学院于2024年9月发布相关报告显示，未成年上网率已达到99.9% [1]，远高于我国77.5%的互联网普及率。青少年群体在享受网络带来便利的同时，其过度使用网络现象也越发普遍，尤其是农村的青少年。与城市青少年相比，其网络成瘾背后呈现出复杂的家庭动力机制。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家庭结构呈现核心化、小型化与空间离散化趋势，传统家庭支持系统功能弱化。因此，农村青少年的网络成瘾问题不能简单归咎于个人意志力薄弱或技术的诱惑，而应被视为其家庭在社会转型浪潮中原有的支持系统失效后，青少年为满足基本心理需求而采取的一种适应性策略。同时，网络成瘾对农村青少年造成的伤害是多维度且深远的，大致可划分为“生理–心理–社会发展”等层面。具体而言，在生理层面，网络成瘾会造成视力受损、颈椎病、睡眠结构破坏、代谢紊乱等问题；在心理层面，网络成瘾与焦虑、抑郁等精神疾病相关；在社会发展层面，网络成瘾直接挤压了青少年用于学习的时间与精力，可能造成学业荒废与中断。此外，网络中的有害内容更容易使青少年价值观偏移和信仰弱化，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对农村青少年网络成瘾的研究和干预多集中于行为干预层面，而对其背后深层的家庭与心理动因的探讨与理解不足。
补偿性网络使用理论为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有利视角。该理论认为，当个体现实中的基本心理需求得不到满足时会转向互联网寻求替代性满足，这种补偿性使用一旦过度便可能发展为网络成瘾。青少年网络成瘾的根源很可能深植于社会变迁所重塑的家庭环境之中，特别是情感与工具支持双重缺失的结构性困境。基于此，本研究认为农村青少年网络成瘾的根源很可能深植于社会变迁所重塑的家庭环境之中，特别是情感与工具支持双重缺失的结构性困境。网络成瘾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补偿性行为”，是农村青少年面对现实困境与未被满足需求的一种策略。本研究旨在通过质性探讨揭示这一补偿过程的内在逻辑与个体经验，为理解和干预农村青少年网络成瘾问题提供一个深刻视角。
2. 文献综述
2.1. 成瘾的定义
网络成瘾，是一个在现代社会中越来越受到关注的问题。网络成瘾问题在1994年由美国伊凡·格登博格提出，当时被看作是一种行为成瘾，认定其为因过度使用互联网而造成社会和心理功能损害的一种现象。而陶教授领导的科研团队，在深入研究和广泛收集数据的基础上把网络成瘾明确界定为一种心理精神健康问题，它不是简单地关于网络使用的问题，而是一个涉及个人对网络的依赖程度、次数以及由此产生的行为变化的问题[2]。由于各学者对网络成瘾的界定难以达成一致，中国青少年健康教育核心信息及释义(2018版)网络成瘾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将其定义为在无成瘾物质作用下对互联网使用冲动的失控行为，主要表现是过度使用互联网后导致明显的失业，职业和社会功能的损伤[3]。其核心特征包括：对网络的心理依赖、难以控制上网时间、戒断反应等[4]。行为失控、情绪依赖、功能损害、认知扭曲等是网络成瘾的典型行为与心理表现。在本研究“网络成瘾”一词指代青少年在行为上表现出依赖、失控与功能损害的问题性网络使用现象，并非临床诊断术语。
2.2. 青少年网络成瘾
青少年网络成瘾问题日益严重，其不仅影响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与学业等，而且对家庭关系、社会发展也会造成负面影响。当代青少年在网络成瘾的表现上还呈现出一定的特异性：在行为失控层面，由于缺乏自控力其上网时间远超计划，常以再玩一会进行自我妥协，与现实互动和学习相比优先选择游戏或线上社交。在功能损害层面表现为学习成绩下滑、现实社交能力退化以及久坐熬夜带来的健康风险等。认知扭曲层面表现为对时间感知失真，低估实际上网时长[5]，以及将网络作为逃避现实问题的唯一途径等。问题的严重性更体现在其成因的复杂性上。现有研究表明，网络成瘾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与个体心理特质、家庭环境、社会文化因素等交互作用的结果。家庭因素被反复证明在青少年网络成瘾中扮演者至关重要的角色。家庭功能[6]、家庭经济地为[7]、教养方式、[8]父母婚姻状况[9]等因素均能有效预测青少年网络成瘾。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中国传统的主干家庭与联合家庭逐渐解体，核心家庭则逐渐成为社会主流[10]。父母为维持生计被迫迁移务工，导致家庭陪伴时间锐减。传统面对面的交流被虚拟互动所代替，非语言沟通逐渐弱化，这导致亲子间的情感联结浅表化，这种类型的家庭呈现“空间离散化”，使青少年难以从家庭获得支持。同时，离婚率的攀升和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催生了数量庞大的单亲家庭等非完整的家庭形态[11]。非完整家庭的青少年其在现实世界中难以找到合适的对象来释放自身压力和消极情绪，于是将注意力转移到网络上，在虚拟世界中追求自由、归属感和被理解的感觉[12]。这种由宏观社会变迁导致的结构性家庭功能不足与支持缺失，为青少年转向网络世界寻求需求满足埋下了伏笔，也使得农村青少年成为网络成瘾的高风险群体。
目前针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对策研究中主要集中于“家–校–社”联动[13]，以及社工等专业力量的介入[14]，近年来也探索出药物干预和体育运动干预[15]等方式，都取得了一定成效。同时，这些干预措施也存在一定不足。一方面是它们大多局限于行为矫正与认知重塑，旨在直接减少青少年的网络使用行为或改变其对上网的非理性认知。因其未能触及到驱动成瘾行为的根本心理需求，所以这种模式在短期内能够改变青少年的网络使用行为但是无法彻底解决网络成瘾问题。另一方面是现有干预模式往往解决了“怎么戒”的问题，却没有深入回答“为什么会成瘾”这一重要问题。因此，本研究试图通过引用补偿性视角来回答这一问题。
2.3. 补偿性网络使用理论
补偿性网络使用理论由Kardefelt-Winther提出，该理论认为个体很多时候都将使用互联网作为一种应对现实挫折和未满足需求的一种策略[16]，其核心驱动机制是需求代偿与逃避性调节[17]。即使青少年明知将大量的时间、精力用于上网会影响自己的健康、学业，甚至导致家庭冲突等，他们仍热衷于上网。补偿性网络使用理论指出，消极的生活情境可以产生上网的动机，当个体在现实生活中感到孤独、缺乏成就感时，互联网因高匿名性、易得性等为其提供了一个理想的“避难所”或“补偿场”[18]。由于父母外出务工，没有太多时间与精力关注儿童的学业、心理健康以及生活习惯的培养等，久而久之孩子会出现情感空缺便会通过网络的方式寻求心理安慰[19]。然而，这种补偿行为是一把双刃剑。当个体将注意力转移到互联网时，可以暂时忘记负面情绪，从而缓解这些负面情绪带来的不适感。当外界给予的压力越大，负面情绪带来的不适感越强烈，个体需要花费在网络上的时间越多。这种过度依赖虚拟补偿也会削弱个体发展现实的应对动机与技能，导致其在现实世界中更加孤立无助，从而进一步加深对网络的依赖，形成一个恶性循环[20]。这一现象在农村青少年群体中尤为显著，因其家庭支持系统面临“情感–工具”支持双重缺位的结构性困境，而这恰恰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家庭结构变迁的直接后果。家庭情感支持指家人给予精神支持、鼓励、谈心、交流等，是青少年安全感与自我效能感的主要来源。家庭工具支持则指家人在生活中给予的支持[21]，是具体的、实际的帮助，如学业辅导、行为引导等。但在农村特定的社会背景下，这两维度的家庭支持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一方面，农村青壮年大量外出务工导致隔代养育普遍化，但祖辈因代际隔阂难以提供深度情感支持[22]，且祖辈更加关注青少年的饮食起居，而对思想和兴趣缺乏了解，对青少年沉迷手机的危害认识也不足，导致留守儿童更容易沉迷于网络。另一方面，留守、半留守状态使青少年长期处于情感忽视状态[23]。同时，农村父母受自身教育水平限制使其存在辅导青少年学业的现实困境，家庭经济条件也难以支付青少年的补课或兴趣班的高昂费用[24]。青少年为了避免批评与挫败，他们选择通过搜题软件来获取可靠感，缓解成绩和课业负担的压力[25]。再次，教育方式的矛盾。部分农村家长在对青少年的教育上呈现出“溺爱”与“高压”的矛盾，甚至采取简单粗暴的惩罚措施[8]。这种家庭支持的不足促使青少年转向网络寻求替代性满足，而家长在网络监管上的极端化策略又进一步加剧了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风险。补偿性网络使用理论为理解青少年网络成瘾现象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解释了青少年为什么明知沉迷网络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仍然选择这样做，因为网络有效地补偿了他们因家庭结构离散与功能失效而缺失的情感与工具性支持。青少年可以在网上获得现实生活中所体验不到的满足感和虚荣感。一旦下网会有一种失落感，对社会支持的要求会促使他们重新投入到网络中[26]。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已充分揭示了农村家庭结构变迁的宏观趋势、留守儿童面临的普遍挑战以及家庭因素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重要影响。补偿性网络使用理论为理解个体如何在现实需求缺失时转向网络提供了有力的心理动机解释。然而，现有研究多将家庭支持作为一个整体变量，或侧重于单一维度，未能深入剖析在农村特定语境下，情感支持与工具支持如何同时缺位，以及这种双重缺位的具体表现如何触发青少年不同的补偿动机与行为。此外，相关质性研究相对匮乏，难以揭示这一动态过程的内在逻辑与个体经验。因此，本研究旨在融合“农村家庭变迁”的结构性视角与“补偿性网络使用”的心理动机视角，通过质性研究方法，深入探究以下核心问题：在农村社会转型背景下，家庭情感支持与工具支持的双重缺位具体表现为何？这些缺位如何导致青少年基本心理需求未被满足？青少年又如何通过网络使用进行补偿，并最终发展为问题性网络使用行为？本研究期望通过对此过程机制的细致刻画，深化对农村青少年问题性网络使用根源的理解，并为基于家庭功能修复的干预提供更精准的启示。
3. 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
基于上述理论与文献回顾，本文建构了分析框架(见图1)。该框架将宏观的社会转型与家庭结构变迁视为根源性背景，认为其在农村地区催生了“隔代养育”、“亲子离散”、“教育方式失当”等普遍现象，进而导致家庭系统产生情感支持与工具支持的双重缺位。这种支持的缺位是导致青少年基本心理需求(如归属与关爱的需求等)得不到满足的核心原因。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则会激发强烈的补偿动机，促使其进行补偿性网络使用。具体路径可能包括：通过游戏段位或获胜获得成就感；通过网上交友寻求群体认同与情感慰藉；通过观看短视频等方式逃避现实压力与学业挫败。由于缺乏正确引导，此类补偿行为易在“即时满足–耐受性升高–戒断反应”的强化循环及家庭“认知偏差”的助推下，从建设性补偿发展为病态性成瘾，并反过来削弱家庭支持功能，形成闭环机制。
Figure 1. Analytical framework
图1. 分析框架
本研究采用目的性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相结合的方式，在云南省S村选取了10位具有明显网络成瘾倾向的农村青少年及其一名监护人作为研究对象。S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村民普遍家庭经济压力较大。村民多早出晚归或长期在外务工，青少年在家度过大部分闲暇时间，缺乏课外活动与情感交流。在此背景下，青少年更容易通过网络寻求情感寄托和社交满足，从而导致网络成瘾等问题的出现。访谈青少年年龄分布在9~14岁，涵盖小学三年级至初中二年级阶段，其中3人已辍学。在家庭结构方面，样本呈现明显的家庭支持缺位特征：5人来自离异家庭，9人属于隔代抚养或单亲抚养模式，仅1例为完整家庭结构。在网络使用行为上，所有受访者日均上网时长均超过7小时，最高达12.5小时，主要集中于短视频浏览、网络游戏和社交软件等娱乐性活动，部分兼有搜题等学习类用途。整体来看，样本群体在家庭情感支持匮乏与监护缺位的背景下，普遍通过高强度的网络使用寻求心理补偿，其行为模式与补偿性网络使用理论的核心假设高度吻合。访谈对象基本信息表详见表1。
每个访谈对象访谈时长约为一个小时，经访谈对象同意进行录音并将访谈内容整理成逐字稿，对访谈资料逐句提取编码分析，编码的节点和结果参考表2。
Table 1. Adolescent interview basic information form
表1. 访谈青少年基本信息表
编号 |
性别 |
年龄 |
学历 |
家庭结构 |
网络成瘾表现 |
F1 |
女 |
13 |
辍学 |
父母离异，与爷爷奶奶、父亲生活在一起 |
行为：玩游戏、刷短视频、社交 时长：12 h |
F2 |
女 |
12 |
初一 |
母亲在外省务工，与父亲生活在一起 |
行为：刷短视频、社交 时长：10 h |
F3 |
女 |
11 |
初一 |
父母离异，父亲在外省务工，与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 |
行为：玩游戏、刷短视频、搜题 时长：11 h |
F4 |
男 |
11 |
六年级 |
父母离异，父亲在外省务工，与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 |
行为：玩游戏、刷短视频、搜题 时长：11 h |
F5 |
女 |
13 |
辍学 |
父母离异，与爷爷、父亲、弟弟一起生活 |
行为：刷短视频、社交 时长：12.5 h |
F6 |
女 |
9 |
三年级 |
父母离异，父亲与爷爷在外省务工，与奶奶生活在一起 |
行为：刷短视频、搜题 时长：8 h |
F7 |
女 |
14 |
辍学 |
母亲在外省务工，与爷爷奶奶、父亲生活在一起 |
行为：刷短视频 时长：12 h |
F8 |
男 |
9 |
三年级 |
独生子，与父母一起生活 |
行为：刷短视频、搜题 时长：7 h |
F9 |
男 |
14 |
初二 |
父亲去世，母亲失联，与奶奶和哥哥生活在一起 |
行为：玩游戏、刷短视频、搜题 时长：9 h |
F10 |
男 |
14 |
初二 |
父亲在外省务工，与母亲和妹妹生活在一起 |
行为：玩游戏、刷短视频 时长：10 h |
Table 2. Interview coding
表2. 访谈编码
一级节点 |
二级节点 |
节点参数 |
三级节点 |
家庭双重支持不足 |
情感支持疏离 |
27 |
家长情感状况不佳 |
他们离婚后给我打电话的频率更少了 |
代际情感隔阂 |
他们听不懂只会说我；觉得玩游戏就是学坏 |
亲子关系疏离 |
坐在一起各玩各的手机；只关心成绩 |
工具支持失灵 |
22 |
学业支持缺失 |
他们也不会，只能拿手机搜了 |
监管功能失效 |
干活很累，没时间管她；除了讲大道理就是打骂 |
合理化放任 |
给他们玩就不吵了；不上网也没什么玩的 |
补偿性使用动机：未满足需求 |
虚拟情感补偿 |
10 |
价值认同 |
网友更理解我，不像爷爷奶奶只会说我 |
能力证明 |
12 |
虚拟成就感 |
游戏段位达到王者，游戏好友都夸我厉害 |
现实逃避策略 |
14 |
逃避学业压力 |
数学不及格通过游戏宣泄情绪 |
逃避家庭冲突 |
玩手机应对家长的大道理；用手机声音盖过父母的争吵声 |
转化机制 |
行为强化循环 |
28 |
即时满足 |
刷搞笑视频和玩游戏获胜会很开心；通过搜题得到满分作业 |
耐受性升高 |
玩到凌晨甚至通宵还不想放下手机 |
戒断反应 |
不能上网时感觉对什么都没兴趣 |
家庭认知偏差 |
17 |
网络使用合理化 |
谁家孩子都玩手机；他在网上可以学东西 |
责任转移 |
村里面没啥玩的那就只能玩手机了 |
削弱家庭支持系统 |
情感支持减弱 |
10 |
互动时间减少 |
他吃完饭就回房间玩手机了 |
工具支持失效 |
无力感增加 |
说不听也不敢说 |
4. S村青少年网络成瘾的现状与危害
4.1. 行为表现
通过调查发现S村青少年的网络使用行为都表现出多样化特征，其中一些行为已经影响到其身心健康。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首先，出现行为失控。农村青少年因缺乏娱乐设施，常将游戏视为主要的娱乐和社交方式，游戏沉迷现象较为普遍。S村青少年常组队玩王者荣耀、和平精英等游戏，玩游戏的时间远超现实社交的时间，甚至为了追求游戏体验而瞒着家长充钱，少则几十多达上千。此外，由于父母外出务工，祖辈监护人难以辅导学业，青少年逐渐从被动使用学习软件发展为主动搜题，甚至放弃自主思考。同时，短视频也凭借其内容丰富、短小精悍的特点吸引了大量青少年，导致他们难以自控，频繁中断其他活动去刷视频或一心二用。他们每周日均上网时长可达10小时甚至更多。在家时，90%的青少年都是手机不离手；在学校时，部分青少年甚至违反学校规定将手机私自带入学校而不上交，在课堂上、夜晚躲在被子里上网。
其次，产生情绪依赖。青少年通过游戏或社交软件寻找志同道合的朋友，并将其视为可以宣泄情绪的“树洞”，在相处过程中能够获得现实生活中难以得到的理解与关爱。在遇到现实问题(如学业压力、家庭冲突等)时倾向通过玩游戏、与网络中的朋友倾诉等途径短暂地逃避、忘却现实问题。同时，短视频中的娱乐、搞笑内容则为青少年提供即时的情绪刺激，使他们在观看时产生愉悦感，甚至在听到网络热梗时表现出情绪高涨。青少年将网络视为打发时间、缓解无聊感的主要途径，当其上网行为被打断时会表现出烦躁或者空虚感。
再次，功能受到损害。游戏沉迷和搜题依赖直接影响青少年的学业表现。游戏和短视频占用大量学习时间，而搜题依赖削弱了青少年自主学习和思考的能力，长期可能导致学业成绩下滑。过度依赖虚拟社交和短视频中的片面交流，导致青少年在现实社交中缺乏深度交流能力，难以建立和维持真实的人际关系。此外，青少年因沉迷网络而难以合理安排时间，无法平衡学习、休息和娱乐，导致时间管理能力退化，生活规律紊乱等。
最后，认知发生扭曲。50%的青少年将网络视为万能工具，认为通过搜题软件可以轻松完成学业任务，忽视了自主学习的重要性。青少年难以辨别短视频内容的好坏与真假，容易盲目跟风模仿，甚至将网络热梗作为同辈交流的重要话题。青少年将搜题得来的满分作业、游戏MVP等视为现实能力的体现，对自身能力与价值判断产生偏差将进一步削弱其在现实中的应对能力。
4.2. 负面影响
S村青少年的这些网络使用行为不仅影响了身体健康，还对其学业发展等造成深远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生理性伤害，主要表现为身体健康受损。长时间使用电子设备对青少年身心健康都会产生负面影响，长时间盯着屏幕或久坐会对视力、腰椎等造成伤害。10名青少年都认为自己上网时间比自己预期的要长，更有90%的青少年会玩到深夜，现在已经有30%的青少年有散光、驼背等问题，长期发展下去可能会形成神经紊乱等健康问题。
其次是心理性伤害，主要表现为情绪暴躁、价值观扭曲。竞技类游戏以及部分短视频内容，比如慢脚文化等会对青少年的情绪管理以及价值观产生影响。在网络亚文化的影响下，青少年可能会形成偏执型人格，表现得不守规矩、暴躁等。有50%的青少年表示会因为不能上网而变得烦躁不安，喜怒无常。对网络上低质量流行语的学习与模仿不仅影响了青少年语言的习得，更有可能会形成扭曲价值观。除此之外，过度沉浸于游戏成就和短视频带来的即时快乐导致其对现实生活的兴趣减退，面对现实困难和挫折时更倾向于逃避到网络中，形成恶性循环。
最后是发展性伤害，主要表现为学习成绩下滑、社交能力退化等。青少年将大量的时间用于刷短视频或玩游戏，严重挤压了学习时间和精力。除此之外长期依赖各种搜题软件对其学习的自主性与学习能力也产生了影响。10名青少年都意识到上网影响到了自己的学业表现，在与青少年照顾者访谈时，他们也都提出自孩子接触到网络、游戏之后，放学后的第一要事都是要手机上网、玩游戏，有的一到家便放下书包直奔手机而去，作业要拖到大晚上才做完或者索性不做，导致第二天睡眠不足上课分心、交不出作业。原本靠前的成绩逐渐下滑，甚至无心学习。这10名青少年都更喜欢自己上网，而不愿意出去和朋友玩，他们习惯了线上交流甚至忽视了线下面对面的沟通和互动。这种行为不仅会削弱他们现实中的支持网络，而且还有可能造成现实生活中社会交往能力退化。同时，他们习惯了游戏的打打杀杀，在现实交往中遇到矛盾时也习惯用暴力解决问题，往往造成两败俱伤。
5. 补偿机制的生成路径
通过对10位青少年的访谈资料进行编码分析发现家庭支持的双重缺位是驱动他们走向网络补偿并最终成瘾的核心动力，这一过程并非简单的线性因果，而是一个动态演进的恶性循环。
5.1. 家庭支持双重缺位的结构性困境
从补偿性网络使用视角来看，S村青少年网络成瘾的核心在于青少年赖以发展的现实家庭支持系统出现了结构性缺失或功能性失效，社会转型过程中，农村家庭结构经历了深刻变迁：传统多代同堂的扩展家庭逐渐瓦解，家庭规模核心化、小型化；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迁移，造就了普遍的“留守”与“半留守”家庭模式；即便父母未外出，也往往因生计压力而早出晚归，导致家庭空巢化现象日益突出。这种结构性变迁直接导致了家庭支持系统在情感与工具两个维度的功能性失效，使青少年在现实生活中难以获得必要的情感联结与实质性帮助，从而转向网络空间寻求替代性满足。
1) 情感支持缺失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农村家庭的情感支持功能遭受严重冲击。S村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低，家庭普遍面临较大的经济压力。这种压力迫使父母将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生计维持，无暇顾及子女的情感需求。更重要的是，城镇化进程带来的劳动力外流导致家庭结构离散化，父母与子女长期分居两地，情感联结被物理距离割裂。即使父母与子女共同生活，也往往因工作劳累而缺乏有效互动，选择自己玩手机而非陪伴子女，造成“同在屋檐下，心隔千万里”的情感疏离。同时，父母自身的情感状况也会影响到对子女的关注度。他们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应对争吵或即将到来的更大的经济压力，更无暇顾及与子女的深层次互动，亲子间更多的是单向的嘱托与说教。除此之外，在隔代养育家庭中，祖辈监护人与孙辈之间存在巨大的“代沟”，因为生活习惯与价值观差异使得两代人之间缺乏深层次的情感交流。青少年在很多时候会感觉祖辈不理解自己，对自己的关心也只停留在吃饱穿暖上，这进一步削减了青少年的分享欲，也加深了祖孙之间的隔阂。F6是一名9岁的女孩，父母离异后跟随父亲回到云南生活，迫于生计压力其父亲到外省务工，将她交给奶奶照顾。在她的生活中，母亲长期缺席导致她在情感上得不到足够的支持和关爱。父亲虽然偶尔回家，但对她的关心也较少，甚至会因作业问题打她，使得她对家庭的情感支持感到失望，进而转向其他方式寻求满足。
“我妈偶尔会打电话给我，只是我不想理她。感觉她对我一点都不好，我奶奶她们也哪哈都在说她。我们回来三年了，她都没有回来看过我，也没给我买过哪样东西。我爹回来了要么在房间睡觉要么就出去玩，他也不带我去。(访谈对象F6，2025)”
2) 工具支持失灵
工具支持失灵主要体现在学业支持不足、监管功能失效以及家长对子女网络使用行为的合理化放任，反映了农村家庭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多重挑战。随着学业难度增加，监护人在知识水平和精力上都难以提供有效辅导，这背后是教育现代化与农村家长教育能力之间的巨大鸿沟。农村家长普遍受教育程度有限，面对不断更新的教育内容和方式，他们往往无力应对，这导致青少年被迫依赖搜题软件完成作业。同时，社会转型还带来了监管方式的转变。传统农村社区中，孩子教育是整个社区的共同责任，但在现代化进程中，这种集体监管机制逐渐瓦解，转变为单个家庭的责任。而农村家长往往缺乏现代教育理念和方法，监管方式容易走向两个极端：要么是简单粗暴的打骂，要么是无奈之下的放任自流。这两种方式都无法有效引导青少年的网络使用行为，反而可能激发逆反心理，将青少年进一步推向网络世界。除此之外，农村公共服务的不足加剧了工具支持失灵。由于农村娱乐资源与公共服务设施较少，青少年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可替代资源，而网络世界丰富多彩又易得，成为监护人“稳住”青少年的工具。这种无奈之下的“合理化放任”反映了农村家庭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面临的系统性困境——当家庭、社区和公共支持系统都无法提供替代方案时，手机成为了最低成本、最有效的工具之一。访谈对象F8的父母工作繁忙，无法提供有效的学业辅导和行为引导。他遇到学习困难时选择通过手机搜题来完成作业，而不是主动寻求家长或者其他人的帮助。这种依赖搜题软件的行为，反映了家庭在工具支持方面的失灵，家长未能提供有效的学习支持和监督。
“作业不会么简单嘛，打开小猿搜题或者作业帮，咔嚓一拍，答案就出来了！比我爹妈讲呢快多了。他们忙得很，问他们要么说等哈，要么直接喊我去社工站找嬢嬢。这种太麻烦了，拿手机一搜就搞定了，又快又省事。(访谈对象F8，2025)”
5.2. 家庭支持缺位与多系统之间的互动效应
家庭支持的双重缺位不仅是青少年问题性网络使用行为的重要诱因，还通过与其他系统相互作用，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学校作为青少年成长的重要场所，其教育环境和教师的引导方式对青少年的网络使用行为有着显著影响。例如，学校若能提供丰富的课外活动和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家庭支持缺位带来的负面影响，为青少年提供更多的现实满足感，从而减少其对网络的过度依赖。然而，在S村的具体情境中，学校资源有限，难以开展丰富的课外活动和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无法有效填补家庭支持的空白。
同伴群体也是青少年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伴之间的互动和社交压力会影响青少年的网络使用动机和行为模式。当家庭支持不足时，青少年可能会更加依赖同伴关系来获得情感支持和认同感，而同伴之间的网络使用行为也会相互影响和强化。在S村，由于家庭支持的双重缺位，青少年在情感和工具支持方面面临较大困境，这直接影响了他们在学校的表现和同伴关系的建立。由于父母外出务工或家庭结构不完整，青少年在学业上缺乏必要的辅导和支持，导致学习成绩下滑，进而影响其在学校中的自信心和归属感。在这种情况下，同伴之间的网络使用行为相互强化，形成了一个以网络为中心的社交圈子，进一步削弱了青少年与现实世界的联系。
此外，社区环境和公共资源的丰富程度也对青少年的网络使用行为产生作用。一个拥有丰富娱乐设施和社区活动的社区，能够为青少年提供更多的替代性活动选择，减少其因家庭支持缺位而转向网络寻求补偿的可能性。然而，S村的社区资源匮乏，缺乏专门的青少年活动中心和娱乐设施，使得青少年在课余时间缺乏替代性活动选择，进一步加剧了他们对网络的依赖。因此，在S村，家庭支持的缺位与学校、同伴、社区资源的不足相互交织，共同推动了青少年问题性网络使用行为的发展。
5.3. 补偿性网络使用的动机与行为
研究发现在家庭支持双重缺失的背景下，青少年的补偿性网络使用行为主要源于对情感补偿、成就感和现实逃避的需求，这些需求在现实生活中都难以得到满足，从而激发了强烈的补偿动机。而网络因其高匿名性、及时反馈等特点成为一个理想的“补偿场”，为青少年提供了虚拟的情感慰藉与需求满足。
1) 残缺核心家庭结构下的情感支持的补偿性使用
在父母离异或一方长期缺席的核心家庭残缺结构中，青少年面临最直接的情感支持系统崩塌。这种结构性缺失导致其产生强烈的孤独感、被抛弃感以及对情感联结的渴望。为了补偿这种根本性的情感匮乏，他们倾向于在虚拟社交中寻求深度替代关系。通过游戏、快手等结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在这虚拟的社交中他们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重塑自我身份，建立一种被理解、被重视的理想化人际关系，获得现实生活中难以得到的认同感。同时，与面对面的互动相比，线上社交不用被人情、面子等束缚，使社交变得更轻松。这种即时、高反馈的情感慰藉成为现实家庭情感缺位的替代品。访谈对象F1的家庭因父母情感疏离且教养方式粗暴而功能失调。现实中极度缺乏理解与关爱，导致她将全部情感寄托于网络。她在快手上结识网友并发展为网恋关系，这种深度虚拟关系直接补偿了现实家庭中缺失的情感支持与价值认可，甚至使其产生了为网友离家打工的念头，网络已成为其最主要的情感寄托来源。
“我们一开始就是随便聊聊天，感觉他好像很懂我，我说啥他都能接上话，还安慰我，我心里就觉得挺舒服的。在学校里受委屈，老师和同学都不理解我，只有在和他聊天的时候，我才觉得心里舒坦。后面我开始天天盼着他给我发消息，一有时间就拿着手机等他的消息。(访谈对象F1，2025)”
2) 隔代抚养家庭下的工具与情感支持的补偿性使用
在父母完全缺位、由祖辈充当主要监护人的隔代抚养家庭结构中，家庭功能出现显著短板。巨大的代际鸿沟使祖辈难以提供青少年所需的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其关怀多局限于生理层面；祖辈的低教育水平使其无法胜任学业辅导的职责；祖辈的年迈与精力不济则导致监管功能失效，往往走向“放任”或“粗暴打骂”两个极端。这种结构决定了家庭支持功能只能部分实现，形成“有监护，无支持；有管教，无引导”的局面，从而将青少年推向监管更宽松、支持更即时的网络空间。网络搜题工具和娱乐平台成为他们完成学业、填补空闲和逃避现实压力的“万能解决方案”，而祖辈监管的真空状态则让这种补偿性使用行为不断强化和固化。访谈对象F6由奶奶抚养。奶奶能照顾其起居却无法理解其情感世界，更无力辅导学业。这种结构性的功能失灵使F6的平板电脑成为她最重要的“伙伴”和“老师”。她熟练地绕过父亲设置的时间限制，通过刷抖音和搜题来补偿情感上的无聊与学业上的无助。
“她爸爸是拿衣架打，直接打红完。我么就拿手打哈，打了么还要哄半天。上回她做作业做不起就拿我手机去看，我都没认得她是拿去搜答案，后面她又来找我要我才认得。现在写哪个字不会写了也不爱去翻字典，都是拿平板跟手机去查。说有哪样办法了那我又教不成么，她能做起就得了。(访谈对象F6家长，2025)”
3) 形式完整但情感疏离家庭：陪伴及成就感的补偿性使用
父母可能因忙于生计、沉迷手机或教育方式不当等，形成在物理上在场，情感上缺席的状态。同时制造了一种诡异的家庭氛围：成员间缺乏高质量互动，各自沉浸在手机中，形成“在一起孤独”的状态。青少年在此环境中感到被忽视、缺乏共同活动与成就认可。为补偿这种情感上的孤寂感和低自我价值感，他们沉浸于网络世界，通过在游戏中获取成就、在短视频中消磨时间，来寻求一种平行的陪伴感和可掌控的成就感，以此填补现实家庭生活中的情感空洞。访谈对象F10与母亲、妹妹同住，家庭结构完整，但他深感母亲偏心且家庭沟通无效。这种情感上的疏离与不公感，使得家对他而言不再是温暖的港湾。家庭结构虽然完整，但情感功能的缺失，使他通过消极应对和沉迷游戏来对抗现实，网络成为他宣泄不满和寻求掌控感的补偿空间。
“我跟我妹一有点哪样，挨骂的一定是我。她一天就是说那些大道理，耳朵都听起老茧了。平时在家就各玩各呢，我跟我妈耍手机，我妹么就看动画片。一天没得事干不玩手机整哪样喽，在家又没得玩呢，出去玩么有没得钱，所以就在家躺起耍手机了。(访谈对象F3，2025)”
4) 家庭结构混乱与角色倒置下的控制感补偿性使用
在一些功能严重失调的家庭中，结构呈现混乱状态，可能出现亲子角色倒置、问题行为成为家庭焦点等异常情况。青少年在此环境中体验到强烈的失控感、无价值感与不安全感。为重新获得对生活的掌控和明确的自我价值，他们深度沉迷于网络世界。游戏中的等级规则、任务目标和团队认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结构清晰、反馈即时、奖惩分明的“有序世界”，有效补偿了他们在现实家庭中所缺失的稳定感、控制感和价值感。访谈对象F5的家庭结构处于混乱状态。父亲无力管教，母亲完全缺席，爷爷年迈仍需劳作，她本人被赋予照顾家庭的期望且常被训斥。这种角色模糊和情感忽视使其感到极度无聊与无价值。她每天花费十余小时刷短视频和电视剧，因为“手机上有声音，有画面，有人讲话，感觉热闹点”。这种近乎全天的沉浸式使用，是对混乱家庭环境中个人角色迷失和情感关怀缺失的一种消极补偿，通过网络的热闹景象来抵御内心的空洞与无助。
“我爹觉得我不会找活干，是呢，我是不想动，那动起来做哪样安？读书读不成，干活也干不成。前面我爹没回来，就我跟我爷他们在家，我煮饭呢嘛，那煮好了喊我爷喊不答应么，有时候又认不得他在哪点，所以就我自己先吃了，然后他们回来了么又说我只会弄自己吃的，都不喊他们。(访谈对象F5，2025)”
5.4. 补偿性网络使用的强化与固化路径
补偿性网络使用本身是青少年应对现实需求缺失的一种适应性策略，然而在社会数字化转型与家庭结构变迁的共同作用下，这种行为极易失控，从具有代偿功能的“建设性补偿”演变为自我破坏的“病态性补偿”，最终固化为网络成瘾。在这一转化过程中，数字技术的强化机制与家庭系统的认知偏差形成了协同效应，共同推动了成瘾行为的固化。
1) 行为强化循环机制
父母外出务工或忙于生计，社区活动空间不足，这为他们长时间沉浸网络提供了客观条件。同时，在数字时代背景下补偿性使用行为被嵌入了一个精心设计的强化体系中。网络为青少年提供了丰富的娱乐内容，抖音等短视频平台、王者荣耀等网络游戏能够迅速满足其娱乐需求与成就感。短视频平台根据算法机制推送青少年喜欢的内容，这种“精准投喂”机制极大地提高了网络的吸引力，使青少年更容易陷入沉浸式体验。在游戏中，青少年可以通过完成任务、击败对手或达到更高的等级来获得虚拟的奖励和荣誉。这些奖励在任务结束后迅速反馈给青少年，使其认为自己的努力得到了认可。青少年为了追求更多情感上的及时满足，从而更频繁地使用网络。随着时间的推移，大脑对这种刺激的敏感性逐渐降低，需要更强的刺激才能产生相同的反应，即青少年需要花更多的时间上网才能产生愉悦与满足感。他们会为了上网而牺牲必要的睡眠、学习和社交时间，比如晚上躲在被子里上网、为了多玩会游戏就直接搜题或者随便糊弄等。当上网行为被打断或者没有设备上网时会感到烦躁与生气，从而想方设法推脱或从监护人那得到手机上网。这种戒断反应加剧了其认知与行为的失控，从而突破“建设性补偿”到“病态性补偿”的临界点，此时上网行为已不再是仅仅为了满足需求，而是具有失控性。访谈对象下F7在家庭中缺乏足够的监督和引导，她通过长时间玩手机获得即时满足，导致对网络的依赖越来越深，难以自拔。
“差不多一天玩手机会玩十来个小时吧早上九点多十点起来就玩，到晚上睡觉，有时候刷到好看呢短剧或者看他们直播我还会熬到两三点才睡，最晚的那会直接熬了通宵。(访谈对象F7，2025)”
“爱玩么就玩了，又不会咋个么。我们一天囊累哪点还有心情管她啊，干活回来我们自己都想玩哈手机么，这种有哪样好说呢。(访谈对象F7监护人，2025)”
2) 家庭认知偏差
监护人在青少年进行补偿性网络使用时应当发挥好引导与监管的作用，但是部分监护人对青少年的上网行为存在认知偏差，从而使青少年缺乏必要的约束。一方面监护人将网络视为时代必需品，认为网络使用是正常且有必要的，甚至是有益的，从而不会过多的去干预青少年的网络使用行为。许多监护人都认为现在的小孩都会玩上网，因此对青少年的上网行为持宽容态度。亦或是将网络使用作为青少年融入同辈群体、进行学习的工具，因为游戏、网络热梗已成为青少年聊天的一个重要话题，如果不允许青少年使用网络可能会使其面临“落伍”的困境。甚至认为与出去玩相比在家使用网络更能保证青少年安全，同时他还能照看年幼的弟弟妹妹，方便自己外出做农活或上班等。另一方面认为自身经济能力有限，不能为其报兴趣班或外出游玩等，加上农村地区资源有限，青少年外出玩耍缺乏场地与设施，因此除了上网也没有其他途径来缓解青少年的无聊等感受或负面情绪。这种认知偏差进一步削减了监护人的监管力度，而得到监护人默许的青少年更容易沉迷于网络，从而形成病态性补偿，导致网络成瘾。访谈对象F9的奶奶忙于生计，无暇顾及他的网络使用行为，导致他对网络的依赖逐渐加深。奶奶对他的网络使用行为存在合理化偏差，认为只要他在做作业就行，这种认知偏差进一步加剧了他对网络的依赖，形成了恶性循环。
“村里面没玩的也没钱不玩手机玩哪样啊，他出去玩也是跟那些小娃一起玩手机么，他在家玩还可以帮我做饭那些(访谈对象F8监护人，2025)”
5.5. 网络成瘾对家庭支持系统的反作用机制
青少年网络成瘾不仅是由家庭支持的双重缺失引发的，其反作用于家庭支持系统，进一步削弱了家庭支持功能，形成了恶性循环。青少年网络成瘾使得家庭情感支持的缺失进一步加剧。随着青少年沉迷于网络，他们与家庭成员的互动时间减少，情感交流更加困难。青少年将绝大部分时间都用于使用网络，使本就缺少的亲子互动时间少之又少。同时，青少年的网络使用行为被打断时所产生烦躁等负面情绪会加深亲子间的隔阂。除此之外，青少年依赖搜题完成作业、通过刷短视频等纾解负面情绪等使监护人在监管与引导上的无力感增强，认为自己没能力去教、去管好青少年。对于监护人的管教青少年表现出的负面情绪也使得监护人放弃监管与引导，这些都不利于家庭工具支持与情感支持的发展与发挥。访谈对象F2在拥有手机后平时就自己在房间里玩，将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刷短视频上，与父亲的互动频率变少了。
“之前是她会要我们的手机去玩或者是在楼上看电视那些，感觉也没得哪样事做么就一般都不管她，她爱看么就看，哪家小娃娃都是这种呢。后面给她买手机了，她就是玩自己呢，基本上就吃饭呢时候在下面耍哈，其他时间都是在楼上呢，跟我的话也少了。(访谈对象F2监护人，2025)”
6. 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10名农村青少年及其监护人的访谈，深入剖析了家庭支持双重缺失如何通过补偿性网络使用的机制导致网络成瘾的内在过程，并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家庭支持双重缺位是农村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键影响因素。农村青少年的网络沉迷问题绝非单纯的个人意志力薄弱或技术诱惑，其根源深植于由快速城镇化与社会转型所导致的家庭结构变迁与功能弱化之中。父母外出务工、亲子离散、隔代抚养等结构性困境，共同造成了情感支持与工具支持的系统性缺失。这种双重缺位使青少年的基本心理需求在现实世界中无法得到满足，从而为转向网络寻求补偿埋下了伏笔。其次，心理需求未被满足是主要驱动机制。补偿性网络使用理论在本研究中得到充分印证。青少年沉迷网络的行为具有明确的心理代偿功能：他们通过虚拟社交和网恋寻求情感慰藉，以补偿现实中的孤独与疏离；通过游戏段位和获胜获取成就感，以补偿学业挫败和低自我价值感；通过刷短视频和搜题软件来逃避现实压力，以替代有效的家庭支持。再次，从“建设性补偿”到“过度补偿”的演变，是行为强化过程与家庭认知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补偿性使用发展为网络成瘾的关键在于两大强化路径。一是“行为强化过程”：算法的即时满足特性不断提高青少年的神经耐受性，导致使用时间不断延长，并在被中断时产生戒断反应，最终行为失控。二是“家庭认知因素”：监护人因数字鸿沟、生计压力与无奈处境，对网络使用产生“合理化”、“必需品化”等认知偏差，从而削弱监管意愿与效能，默许甚至变相鼓励了青少年的沉迷行为。这两股力量合力将最初的适应性策略推向了过度依赖。最后，网络成瘾会反作用于家庭支持系统。它不仅会影响到青少年的生理与心理健康、造成发展性伤害外，还会通过减少亲子互动等途径进一步削弱家庭支持系统功能的发挥。
基于上述结论，对农村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预防与干预有以下启示：第一，家庭干预需“双管齐下”：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干预不应仅仅聚焦于控制青少年的网络使用行为上，而应回归家庭支持系统的建设。一方面，要着力于修复情感联结，鼓励外出务工的父母通过高质量的视频通话、定期回家等方式，增加与子女的深度情感交流；在身边的父母应学习有效的亲子沟通技巧，营造温暖和谐的家庭氛围。另一方面，要提升工具支持能力，通过社区讲座、线上课程等方式，提升农村监护人(特别是祖辈)的数字素养，使其了解网络风险，学会与孩子共同制定合理的上网规则。第二，社会支持体系应积极补位：在家庭支持系统功能失调时社区等支持系统应该充分发挥其作用，弥补家庭功能的不足。例如，学校应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开设丰富的社团活动，为青少年提供多样的、可在现实世界中获得成就感和归属感的渠道。社区可以建立“四点半课堂”、青少年活动中心等，为青少年提供安全的线下社交空间和学业辅导支持。社工组织也应该介入，为高风险家庭提供专业的个案辅导和亲子关系调解服务。第三，干预视角应从“戒断”转向“赋能”：应认识到青少年网络使用背后的补偿性动机。强制“戒网”治标不治本，甚至可能激发逆反心理。更有效的策略是“赋能”，即帮助青少年识别其未被满足的心理需求，并引导他们探索在现实世界中满足这些需求的健康途径。例如，帮助游戏成瘾的青少年在体育或科技比赛中找到成就感，引导社交依赖的青少年参与线下活动等。
本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揭示了家庭支持双重缺位与农村青少年问题性网络使用之间的复杂关系，为理解和干预农村青少年网络成瘾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但是仍存在不足。采用的目的性抽样和滚雪球抽样方法，虽然能够深入揭示研究对象的个体经验和行为模式，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样本数量有限且仅来自一个村庄，难以代表所有农村青少年群体的普遍情况。此外，单点取样的方式可能忽略了不同地区之间在社会经济条件、文化背景和教育资源等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可能对青少年的网络使用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尽管存在上述局限性，本研究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它不仅揭示了家庭支持双重缺位与农村青少年网络成瘾之间的复杂关系，还为理解和干预农村青少年网络成瘾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未来研究可采用多案例比较研究或混合方法研究，以验证和拓展本研究的发现。例如，通过在不同地区的多个村庄进行调查，结合定量数据和质性访谈，能够更全面地了解农村青少年网络使用行为及其背后的家庭与心理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