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位于云贵高原东麓，川、滇、黔三省交汇处的黔西滇东地区，自先秦时期以来便是古代文化交流和碰撞的一个重要地带[1]，往来族群的频繁迁徙以及文化交流的互动有无，使得该区域形成了许多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物质遗存。过去曾在这一区域内的不同地点采集或征集到一种形制特殊且铃身外壁纹饰图案复杂的管形双耳铜铃，典型特征为圆管形耳口及铃口呈锯齿形，并在铃身浮雕各种植物、动物纹、“S”形纹、几何纹等，具有浓厚的地域风格。当前已有学者注意到了这批铜铃，如张合荣曾对贵州征集的这几件铜铃进行类型分析，指出这些铜铃的地域风格十分明显，但目前所有标本均系征集，其时代与用途尚不清晰，且并未论述这类铜铃的形制演变过程[2] (p. 155)；叶成勇称这些铜铃当为贵州威宁中水类型文化时期的遗物，但并未对其年代做具体判断[3]；李斌在研究云贵高原出土战国秦汉时期铜铃时也指出这批管形双耳铜铃的年代与性质问题仍需进一步确认[4]。故本文拟对黔西滇东地区采集与征集所获的这批管形双耳铜铃进行系统收集，依据考古类型学及年代学对其形制、年代等相关问题进行研究，以期进一步深化西南夷青铜文化及相关问题的认识。
2. 发现情况
据目前所见材料，我们共收集黔西滇东地区征集、采集来源的管形双耳铜铃共14件，涉及8个地点。为便于后文研究，在此先对这些铜铃进行介绍，分别是：
1977年在贵州毕节市威宁县观风海镇塘房地区征集到早年出土的3件双耳铜铃(观风海采：1~3；图1：18~20)，通高8.55~8.9厘米，在铃身外壁满铸植物、动物、等纹饰[5]。
1989年在威宁六枝抵簸斗篷村一处山洞内出土1件(斗篷村：1；图1：14)，通高6.4厘米，铃身外壁浮雕变形动物纹、“S”纹和变形人物纹。另外，在威宁牛棚镇也征集到1件(牛棚：1；图1：21)，高5.2厘米，铃身外壁饰圆饼形纹、鸟纹、折线纹等。报告将其年代判定为西汉中晚期至东汉时期[5]。
1987年，在贵州兴仁县交乐墓群曾出土6件双耳铜铃，但仅对1件器物进行了描述和配图(岩架：1；图1：13)，口径1.7~3.2厘米不等，在铃身镂空对称3个穿孔，外壁饰鱼鸟纹，报告者认为年代在战国西汉时期[6]。需要说明的是，《黔西南藏品志》称这些铜铃出自兴仁交乐墓群，但2022年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博物馆举办的“夜郎的疑问——贵州汉代历史文物展”中，又称这批铜铃出土于册亨县岩架镇，张合荣亦称出自册亨县岩架镇[2] (p. 154)。但笔者皆未能从中找到相应原始资料的出处，推测应是早年所获的征集品，此处从后者，即册亨县岩架镇。
1985年，曲靖市文物管理所公布1件来自已故张希鲁先生所捐赠的双耳铜铃，据称来自贵州威宁中水，通高10厘米，在铃外壁饰燕、犬等动物变形纹。报告未对其年代作出判断，仅称应与威宁中水汉墓时代相近[7]。
另据《云南省珍贵文物集萃》载，会泽县文物管理所旧藏2件双耳铜铃，在铃外壁浮雕有树木、双鱼及其他图案，如会泽藏：1，宽6.5，高9.5厘米(图1：16)；会泽藏：2，宽11.7，高12.3厘米(图1：17)。报告未对其年代进行判断，仅称汉代[8] (pp. 145-146)。
1983年，在云南陆良龙海乡羊钻箐的一处山洞采集1件双耳铜铃，现藏于陆良县博物馆，宽6.5、高9.5厘米，在铃身外壁铸有乳钉纹、云纹、树木纹和家畜等纹饰(陆良藏：1；图1：15)。报告未对年代进行判断，仅称汉代[8] (p. 146)。
又《昭通田野考古》载，考古工作者曾在昭通市洒渔乡涅果寨采集到一组4件双耳铜铃，皆在铃外壁满铸纹饰，如涅果寨采：1，通高8.5厘米；涅果寨采：2，通高8.2厘米；涅果寨采：3，通高6.9厘米；涅果寨采：4，通高6.7厘米(图1：22~25)，报告者未对其年代做出判断[9]。
综上，这批采集、征集铜铃体型最高可达12.3厘米，最矮仅为5.2厘米，但形制都基本一致，并且在铃身外壁铸有各种植物、动物、几何纹等图案。其中意见分歧较大的是关于这些铜铃的年代问题，如早者可至战国时期，晚则模糊为汉代时期，亦有的未对其年代做出判断。如何对黔西滇东地区的这批征集铜铃的年代做出科学的判定便成为问题的关键所在。
3. 类型学分析
管形双耳铜铃仅见于两汉时期的云贵高原地区，是典型的西南夷文化器物，以滇中昆明以东及贵州贵阳以西为主要分布区域[10]，经科学考古出土的器物共23件(不包括本文征集所获的14件)，涉及7个遗址点位，出土墓葬共8座，分别是官渡羊甫头1件[11]、晋宁石寨山M15出土1件[12] (p. 98)、江川李家山第一次发掘的M1、M26、M27共出4件[13]，第二次发掘的M86出土1件[14]、会泽水城M19出土1件[15] (p. 92)、陆良薛官堡M35出土1件[16]、威宁中水张狗儿老包M2出土1件[17]、望谟巧散村铜器窖藏出土13件[18]。
依据管形双耳铜铃的铃身形制及有无纹饰等差异，可将其分为四个类型。
A型2件。铃身正面略呈上窄下宽的等腰梯形，铃壁斜直，铃口平直，横剖面为椭圆形，管形双耳口部上翘，顶部正中相连处略呈“V”字形。标本羊甫头T1704采：4，高8厘米(图1：1)；石寨山M15：4，在铃外壁阴刻一动物纹样，高12厘米(图1：2)。
B型5件。铃身正面略呈正方形，铃壁竖直，铃口平直，横剖面为椭圆形，管形双耳在铃肩、口部上翘，平顶，素面。标本李家山M86：2，高10.3厘米(图1：3)；李家山M1：44，高7.2厘米(图1：4)。
C型16件。铃身呈竖直桶形，铃口平直，横剖面以合瓦形较多，管形双耳在铃肩，弧形顶，素面。根据双耳上翘与否可分两式。
C型I式14件。管形双耳口部上翘。标本水城M19：1，高12.4厘米(图1：5)；望谟A5、A10、A7，高6.3~6.9厘米(图1：6、8、9)；薛官堡M35：8，高7.8厘米(图1：10)；中水张狗儿老包M2：1，高10厘米(图1：7)。
C型II式2件。管形双耳口部平直。标本望谟A2、望谟A3，高6.5~7.6厘米(图1：11、12)。
D型14件。为黔西滇东地区征集、采集铜铃，整体形制与C型相似，但皆在铃外壁浮雕纹饰，横剖面皆为椭圆形。依据双耳口部朝向和铃口、耳口是否有锯齿以及纹饰繁密程度可分三式。
D型I式3件。管形双耳上翘，耳口、铃口皆未见锯齿形，铃口平直，仅在铃外壁局部浮雕纹饰。标本岩架：1 (图1：13)；斗篷村：1 (图1：14)。曲靖藏：1也属于此型。
1——昆明羊甫头T1704采：4；2——晋宁石寨山M15：4；3——江川李家山M86：2；4——江川李家山M1：44；5——会泽水城M19：1；6——望谟A5；7——威宁中水M2：1；8——望谟A10；9——望谟A7；10——陆良薛官堡M35：8；11——望谟A2；12——望谟A3；13——岩架：1；14——斗篷村：1；15——陆良藏：1；16——会泽藏：1；17——会泽藏：2；18——观风海采：1；19——观风海采：2；20——观风海采：3；21——牛棚：1；22~25——涅果寨采：1~4。1和2：A型；3和4：B型；5~10：C型I式；11和12：C型II式；13和14：D型I式；15~17：D型II式；18~25：D型III式。1图来自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博物馆，官渡区博物馆编：《昆明羊甫头 卷三》，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854页；2图来自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图录》，文物出版社，1959年，第92页；3图来自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玉溪市文物管理所，江川县文化局：《江川李家山——第二次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50页；4图来自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5图来自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泽水城古墓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92页；6、8、9、11、12图来自张元：《望谟出土的夜郎青铜器》，载《夜郎研究》，贵州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132~146页；7图来自李衍垣：《威宁中水汉墓》，《考古学报》1981年第2期；13图来自《黔西南藏品志》编纂委员会编：《黔西南藏品志》，云南科技出版社，2019年，第394页；14、18~21图来自张元：《贵州发现的汉代铜铃》，《考古》2006年第3期；15~17图来自云南省文物局编：《云南省珍贵文物集萃》，云南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45、146页；22~25图来自昭通市文物管理所：《昭通田野考古(之一)》，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36、237页。
Figure 1. Drawing of a double-ear copper bell shape
图1. 双耳铜铃形制图
D型II式3件。管形双耳多上翘，耳口未见锯齿，铃口呈锯齿形，铃外壁满浮雕纹饰。标本陆良藏：1 (图1：15)；会泽藏：1 (图1：16)；会泽藏：2 (图1：17)。其中会泽藏：2的那件铜铃耳口已经平直，但因耳口未见锯齿形，故将其纳入到此型，不过属于此型的较晚形态，后接D型III式。
D型III式8件。管形双耳耳口皆平，耳口、铃口呈锯齿形，铃外壁满浮雕纹饰。标本：观风海：1 (图1：18)、观风海：2 (图1：19)、观风海：3 (图1：20)、牛棚：1 (图1：21)、涅果寨：1 (图1：22)、涅果寨：2 (图1：23)、涅果寨：3 (图1：24)、涅果寨：4 (图1：25)。
综上，虽然黔西滇东地区的这批铜铃皆不见于以往考古发掘出土品，但仍能根据考古类型学对其形态演变规律进行梳理。可见，黔西滇东地区征集的这一批铜铃无论是从双耳铜铃的耳部、铃身还是从横剖面、纹饰等几个部位看，皆属于这一类器物当中较晚形态，故其年代也应较晚。
4. 年代判断
根据管形双耳铜铃的形制演变及考古出土铜铃墓葬的年代，可将这类铜铃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期，西汉初期，仅见A型铜铃，典型墓葬为石寨山M15，该墓随葬品不见由内地输入的铜镜、带钩、钱币等，所出器类如铜鼓、贮贝器、尊、案等皆具有浓厚的滇文化特征，报告认为其年代为西汉初期[12] (p. 134)。
第二期，西汉中期，为B型铜铃，皆发现于李家山墓地。其中李家山M1叠压于属汉武帝以前的M2，可知其年代不早于武帝时期[13]。
第三期，西汉中晚期至王莽时期，包括C型I式、C型II式铜铃。出土墓葬包括水城M19、薛官堡M35、威宁中水张狗儿老包M2。其中会泽水城M19出土一枚武帝至昭宣时期五铢钱，同一层位的其他墓葬还出土有日光镜、昭明镜，而这两种铜镜始于西汉中期，流行于西汉中晚期[15] (p. 121)。薛官堡M35伴出7枚五铢钱，亦属武帝以后所铸钱币，墓内还出土的一件方銎铜斧，其形制与泸西石洞村墓地采集的一件铜斧(石洞村采：12)形制相似，石洞村墓地的年代主要在西汉中晚期至东汉初期[19]。威宁中水张狗儿老包M2出土1枚王莽时期大泉五十[17]。综合来看C型I式的年代可早至西汉中晚期，延续至王莽时期仍可见此型铜铃，而C型II式形制与I式基本相似，只不过铃耳口开始趋平，故其年代应当略晚一些，可能在王莽时期至东汉初期。
第四期，东汉时期。主要为黔西滇东地区采集、征集的D型铜铃。首先，从上文的类型分析及断代结果来看，可确定其年代不会早至以往所认为的战国西汉时期。其中，D型I式与C型I式在铃身、管形双耳、铃口等部位形制基本一致，主要的变化仅在于铃外壁开始铸有纹饰，从形态演变的角度来看，故其年代应当略晚一些，综合来看D型I式的年代上限不会早于王莽时期。而从当前的考古发现来看，管形双耳铜铃基本不见于东汉时期以后的墓葬或遗址中，故这类铜铃年代下限应不会晚于东汉晚期。即此型铜铃主要流行于东汉时期。
总之，圆管形双耳铜铃流行的主要时段在两汉时期，而黔西滇东地区所征集铜铃的年代则主要为东汉时期。从分布数量和年代来看，这类铜铃最早起源于西汉初年的云南滇池区域，并逐渐向东传播，西汉中晚期至王莽时期主要流行于贵州黔西地区，东汉时期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形态转变，至迟在东汉晚期消亡。需要说明的是，D型铜铃流行于东汉时期的结论是我们基于当前的考古材料以及类型学分析所得出的结论，至于更加准确的年代判定，则有待于后续科学考古出土品的不断增多进行补充、修正。
5. 余论
黔西滇东所征集的这14件铜铃皆在铃身外壁浮雕各种特殊的纹饰图案，当前已有学者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如李飞认为这些铜铃的纹饰图案实际与贵州岩画中表现手法以及题材内容十分相似，可将铜铃的年代作为贵州岩画的年代上限[20]。也有学者认为在昭通涅果寨采集铜铃外壁所铸图案与“巴蜀图语”具有一定的联系，可能是受到巴蜀文化的影响[21]。通过对贵州两汉时期或较早时期岩画点位的岩画图案进行收集，我们发现铜铃上的部分纹饰的确能够在岩画图案中找到类似者[22]，如在威宁观风海以及昭通涅果寨采集的那几件铜铃即与贵州开阳画马岩、龙里巫山、贞丰红崖脚等地岩画上的动物具有相似之处。此外，观风海采集铜铃上绘制有多个太阳图案，其表现手法与开阳画马岩的一幅绘制10个太阳的题材具有高度相似性。另外，在龙里巫山、白岩洞等地岩画题材中所称的田畴图案也在铜铃上有所发现，相关的几何纹符号也都能够在岩画中找到相似题材。但为何会将这些岩画题材结合并一同铸于铜铃外壁，其反映的具体内涵是什么，目前尚不清楚。
此外，黔西滇东地区通常被认为是古夜郎或其旁小邑的所在区域[23]，在该区域发现一批地方风格如此明显的铜铃，显然非汉系器物，至于这批铜铃是否属于古夜郎族群的遗物，暂时无法下此定论。但结合出土管形双耳铜铃墓葬的文化因素来看，这类铜铃的所有者应为该区域的土著群体。此外，关于这类双耳铜铃的功能，过去多认为属于铜马铃，即作为车马器的一部分[24]，从江川李家山、晋宁石寨山等墓所出土的铜铃来看，也确与车马器共出，且在墓葬中通常位于车马器的附近位置。但是，这些在铃外壁满铸纹饰的铜铃其功能显然已超脱了作为实用器的车马铃范畴，而应有某些特殊的意义。王继超指出，相似形制的管形双耳铜铃甚至被近代彝族法师毕摩传承使用[25]，也有学者指出这类铜铃往往发现于人畜罕至的岩洞，且浮雕图案较为复杂，颇似彝族作斋仪式所用祖筒中的伴铃或祭铃[4]，赵德云则称这类管形双耳铜铃最早作为马具在滇文化区域流行，再到后来称为彝族传统宗教的法铃，但由于后者多发现于窖藏或山洞，其埋葬环境与汉代出土的管形双耳铜铃差异较大，暂无法将二者直接挂钩，但二者应当存在某些联系，对此值得继续关注[26]。我们亦认为，这些铜铃目前所见多属窖藏或征集来源，对其年代、功能所得出的皆是阶段性认识，相信随着后续田野考古工作的不断开展，对其类型演变、年代及其功能等相关认识将会更加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