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二十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与工业化快速发展，全球化浪潮快速推进。在世界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资本主义为了利益最大化在全球范围内肆意开发，对自然资源进行毫无节制地开采，使得生态环境受到了严重的破坏。随着生态问题愈发突出，20世纪中后期，部分资本主义国家学者开始认识到了经济发展对于环境所造成的破坏，绿色革命在西方世界开始爆发。因此，一些西方学者将寻求解决环境问题方案的目光投向了马克思主义，试图从马克思的经典文本中寻找答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由此孕育而生。其中以加利福尼亚大学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和俄勒冈大学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的理论最具代表性。他们及自己的学术共同体在思考资本主义对于生态的破坏以及通过限制资本恢复生态的解决路径上给出了自己独特的思考。
2. 福斯特与奥康纳的理论来源
(一) 二者理论来源中的马克思主义思想
福斯特与奥康纳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虽然各有其侧重点，二者及其学术共同体围绕自己的立场展开了多场论战，但从二者的思想渊源来说，他们的理论都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且均聚焦于通过对资本的限制来达到修复生态、保护生态的目的。
1) 奥康纳对马克思思想的继承与深化
从奥康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上来说，奥康纳继承了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论，即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
在这一矛盾及其表现形式的基础上，奥康纳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二重矛盾”，也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积累造成的经济问题可能导致生态问题，生态问题也会对经济问题产生反作用，并将继续循环”([1], p. 290)。也就是说，在资本逐利性的驱动下，对资本家来说，其进行生产的核心动力在于对剩余价值的追求，而有限的自然资源显然无法满足资本家对于剩余价值带来的对利益的渴望。因此，为了获得利益，资本家需要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由此便会造成对生态资源的竭泽而渔，从而进一步导致生产资料的供给不足，在生产资料难以满足资本主义的需求之后，经济危机便从中产生了。
2) 福斯特对于马克思思想的重新阐释
从福斯特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出发，其同样是对于马克思思想的继承。相比于奥康纳新提出的“第二重矛盾”理论，福斯特认为在马克思的经典文本中已经蕴含了生态学思想，并通过重新诠释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文本来进行生态马克思主义的阐释。
福斯特认为，“马克思的世界观是一种深刻的、真正系统的生态世界观，而且这种生态观是来源于他的唯物主义。([2], p. 4)”也就是说，在福斯特理论框架中，后来的学者在发展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时所需要做的便只是通过研读马克思经典文本，凸显原有的生态思想。福斯特认为，马克思早在其著作中就已经解释，资本主义无节制地不顾及后果地占用一切自然资源和环境生态资源，而不考虑生态成本和社会成本，必然不会永续发展，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
(二) 二者理论兴起的社会背景
张风帆认为，除了二者的理论来源都是马克思主义外，二者理论都兴起于生态危机肆虐全球、环保活动愈发活跃的社会背景[3]。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得到了快速发展，工业化的发展使人类的生产力水平迅速提升。同时，旺盛的消费需求使得生产对于资源的需求量变得越来越大。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空前发达，经济复苏带来的大量需求使得资本对利益的欲望愈发膨胀，最终导致了环境的快速恶化和生态的严重失衡。
1) 生态环境的快速恶化
可以说，福斯特和奥康纳的思想都起源于对二十世纪中后期以来生态快速恶化的反思。而当时的生态环境失衡主要爆发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发达国家，例如，在美国，1952年12月，大量工厂生产和居民燃煤取暖排出的废气在近地面积累，造成4000多人死亡，事故后又因事故染上疾病而死亡8000多人。同样是在美国，1946年至1970年，洛杉矶的250多万辆汽车排放的机动车尾气，尾气中氢化合物、氮氧化物、一氧化碳等在光照作用下形成以臭氧为主的光化学烟雾。这些烟雾对周边的居民造成了严重的健康危害，同时汽车及飞机等交通工具的安全运行也受到了威胁。在大洋彼岸的日本，由于资本主义不断扩大再生产规模带来的环境状况也不容乐观。例如，在日本熊本县水俣市，含甲基汞的工业废水被大量排入水中，造成了水体污染，水体中的生物也因排放中毒，而当地居民在捕捞并食用这些水体中的鱼后发病，出现了震惊世界的水俣病事件。1952年至1972年间，这一事件导致了死亡50余人，283人严重受害而致残的悲剧。
以发达国家为主的环境公害事件给全球敲响了警钟，也使得奥康纳与福斯特等学者开始反思，资本在为居民带来了生活便利的同时，却无法保障民众基本的生命健康权，由此推动他们转向马克思主义寻找答案。
2) 环保运动的兴起
20世纪中后期，世界在经历了二战的浩劫后又快速进入了两极对立的美苏冷战格局，在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资本主义国家难以克服的内在缺陷使得其内部矛盾不断扩大。面对资本主义内部的多重矛盾，为寻求新矛盾的解决出路，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涌现出了如女性权益运动、反种族主义运动、反战运动、环保运动等众多新思潮以及新社会运动，其中环保运动成为了极其重要的一支。
“在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环保运动从‘保护自然资源’转向了‘防控环境污染’，且参与的阶层从社会精英阶级变为了平民化、大众化。[4]”在二战后，严峻的环境现实以及政府治理的迟滞引发了民众的环境抗争，这种抗争超越了身份与阶级的界限，动员了包括科学家、律师等社会精英在内的广大民众的广泛参与，他们通过各种手段和活动介入到美国的政治生活和环保政策的制定中，提高了政府对环境污染问题的重视，对战后的反环境污染运动产生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在环保运动认识到资本是环境破坏与生态失衡的根源后，众多学者将目光转向马克思主义，试图从马克思对于资本的论述中找到破解环境问题的方法，由此出现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这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潮，进而使得福斯特与奥康纳等人围绕如何从马克思主义中对生态思想进行挖掘产生了一系列争论。
3. 奥康纳与福斯特理论内容的一致性
(一) 对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一致性
无论是奥康纳的“第二重矛盾”还是福斯特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二者都体现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强烈批判，并将造成生态危机的源头直指资本主义。
在生态马克思主义兴起之前，一众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们将生态失衡的原因简答的归因为工业的快速发展以及发展中国家落后的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环境破坏，很少有学者能够思考生态失衡背后更深层的原因，即资本主义这一罪魁祸首。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时，奥康纳认为：“自然界的发展规律与资本主义的运行逻辑存在本质的冲突，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存在往往伴随着生态危机的爆发。([1], p. 223)”与此相似，福斯特同样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批判。福斯特通过“杰文斯悖论”论证了单从技术方面的改进与更新不能解决环境恶化的问题，指出资本主义的技术创新无法在全球意义上治愈生态危机[5]。
总的来说，福斯特与奥康纳发挥马克思主义系统观念，将人、自然、社会置于一个整体中考察他们之间的关系，将生态学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深刻揭示了生态危机的原罪。
(二) 对未来社会设想的一致性
福斯特和奥康纳都认为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反生态性。更重要的是，他们都认为只能通过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并建立生态社会主义才能真正解决生态危机问题。
正如前文所述，福斯特与奥康纳将人、自然、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思考。在“人–自然–社会”的系统中，二者强调，在生态社会中，社会对于人与自然应当是无限的包容，人与自然相互尊重。这种模式与传统的生态主义所强调的“自然至上”的观念相区别，同时与工业社会传统的资本主义价值观相对立。也就是说，奥康纳和福斯特为我们设想的未来社会是一个具备社会平等自由、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是他们共同的理论目标和现实理想。
4. 奥康纳与福斯特理论内容的差异性
(一) 回归马克思主义的角度不同
尽管福斯特与奥康纳的理论都来源于马克思，但二者切入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却存在巨大差别。奥康纳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主张“重构唯物主义”；而福斯特则从辩证唯物主义角度出发，主张“回归马克思主义”。
1) 奥康纳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重构
奥康纳认为，在马克思所生活的年代，生态问题尚不显著，资本家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才是马克思所论证的主要矛盾，马克思毕生都致力于揭露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根本矛盾，并投身于探索无产阶级夺得政权的科学路径。因此，奥康纳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存在明显的“理论空场”，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生态感受性的缺失[6]”，因此马克思的理论中并不存在有对当代生态问题解决路径的理论支持。
奥康纳在其《自然的理由》一书中说到“对土地的挚爱，地球中心主义的伦理学以及南部国家的土著居民和农民的生计问题，这些政治生态学所主要关心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难道不是被遗忘了吗？答案是肯定的，是，绝对是。([1], pp. 5-6)”因此，奥康纳主张从三个方面重构历史唯物主义：历史与自然，唯物主义与自然以及社会主义与自然。从历史与自然的角度出发，奥康纳对马克思主义在人类与自然界的相互作用问题上的辩证的和唯物主义的思考方法进行了阐述。从唯物主义与自然的角度出发，奥康纳认为，人类在进行生产实践的过程中也在对自然生态进行主观的改造。通过分析社会主义与自然的关系，奥康纳认为要想彻底解决生态问题，就必须彻底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将马克思主义引入生态学之中。
总的来说，奥康纳认为马克思主要致力于对社会关系的论证，其对于自然关系的论证存在缺陷。要想将马克思主义引入生态学中来解决当代的生态问题，就必须重构马克思主义，以此弥补经典马克思主义中自然和生态方面的“理论空场”。
2) 福斯特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回归
相比于奥康纳，福斯特则主张马克思的经典理论中已经蕴含了丰富的生态意蕴，并且有着广泛的社会含义。他认为奥康纳所坚信的“理论空场”是对马克思唯物主义思想的误读，只有从哲学基础上重新阐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才能展示马克思思想的生态学内涵。
福斯特主要从马克思“新陈代谢”理论的立场出发，他认为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并不是为了真正普遍的自然需要而服务，而是资本采取了强制手段使大多数人与土地之间的直接关系被割裂，从而使自由劳动和劳动依赖的条件被割裂开来。福斯特认为，生态问题的根源不仅来自于西方传统的支配自然的思想，更要从“资本主义制度的扩张主义逻辑中寻找答案”[7]。在福斯特看来，资本的使命就是增殖，无限增殖的欲望忽视了自然的内在价值，自然异化为工具性存在。在工具主义理性主导下，自然扮演着“水龙头”和“污水池”的双重角色，而科技成为驾驭自然的工具性手段。与资本对无限增殖的欲望相对立的是有限的自然资源，而在有限的自然资源中追求无限的经济增长本身就是不可能的事。为了降低资本的有机构成，减少劳动力成本，资本家只能不断加快机器运转的速度，在这一过程中，更多的自然资源被消耗了，生态环境便受到了更严重的破坏。
总的来说，在福斯特看来，自然是相对有限的生态系统，而资本却永无止境地扩张，二者必然发生矛盾。但是，二者的矛盾并未强制人类社会停止前进的脚步，而是应该认识到发展必须以自然的有限性为前提，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二) 解决生态危机的方法不同
由于在探寻生态危机的起源、以及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的不同，奥康纳与福斯特在探寻生态危机的结局路径上也存在观点上的不同。奥康纳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第二重矛盾”，从而提出构建生态社会主义；而福斯特则立足于“新陈代谢断裂”理论，主张进行生态革命与所有制革命。
1) 奥康纳的生态社会主义
如前文所述，奥康纳认为，资本的无限扩张欲望与有限的自然资源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因此，要解决生态危机，就只能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而这种生态社会主义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有着明显的区别，是对传统社会主义与生态运动的批判。
首先，奥康纳所主张建立的生态社会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传统社会主义强调“分配中的正义”，而生态社会主义则强调“生产中的正义”。所谓“分配中的正义”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经常提到的一个概念，这一概念是在资本赋予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这一底层逻辑下运行的，事实上是为少数人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而“生产中的正义”则强调的是劳动过程和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应当尽可能地减少外部影响。其次，在国家机制方面，奥康纳认为，资本的积累与生产条件是分不开的，而生产条件的强大与国家实力又是分不开的。“国家政策是在一个明确的社会关系范围中产生的，是经济、政治以及社会之间冲突的结果。([8], p. 16)”因此，国家机制的缺陷也会导致生态危机，而生态社会主义下的国家机制能够有效地处理这种缺陷。最后，生态社会主义的产生应当是各种新社会运动和工人运动的结合的产物。奥康纳认为，当如生态运动等社会运动与工人运动结合在一起后，便会产生更新、更强大的力量，这股力量便能够对政治、经济等社会的各方面进行彻底的变革，从而建立起一个全新的社会形态，也就是生态社会主义社会。
2) 福斯特的生态革命与所有制变革
通过对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分析，福斯特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中已经蕴含了丰富的生态思想，应当立足于马克思的理论进行生态革命，从而实现生态问题的解决。
福斯特生态革命理论的核心在于坚持阶级斗争的，他认为要通过社会革命与环境革命相结合来消除生态问题，在此过程中还要将制度建设与道德建设相统一。当今资本主义对于环保问题的解决方法仍然停留于表面，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解决生态危机的方法就是技术革新，通过对原有技术的改进来降低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能耗。这一方法于马克思所设想的可持续、符合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主义是相悖的，因为通过改革无法解决生态问题，只能延缓生态问题的发展。因此，福斯特认为，要消除人与自然的异化，必须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对资本主义进行颠覆性的革命，要将生态运动于经济斗争相结合，鼓励工人阶级加入环保运动，形成二者的联盟。另外，在社会层面，应当建立起受广泛认同的生态道德观，使广大民众形成维护社会公平和环境正义的合力。
5. 总结
正如本·阿格尔所说：“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仍然充满活力，那并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者重复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必然性的陈腐口号，而是因为理论家们愿意以新的和创造性的方法重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范畴”[9]。奥康纳与福斯特同属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人物，二者及其学术共同体在多个场合进行过思想交锋。尽管二者在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以及消解生态危机的路径上存在分歧，但他们却同属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于发展，并且在对资本的批判以及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上存在诸多相似。
但是，二者的理论也各自存在一定的局限。奥康纳提出的“第二重矛盾”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危机必然性的逻辑，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会自动变为系统性的经济危机，其低估了资本主义通过技术修复以及生态转移来缓解危机的能力。而福斯特则通过对马克思文本的深入挖掘，系统重构了“新陈代谢断裂”理论，他强调了资本主义制度对自然循环的根本破坏，但其主张的“生态革命”路径具有较强的激进色彩和理想化倾向，其理论未能充分回应如何在复杂社会经济结构中逐步实现生态转型的实践难题。通过对二者理论的对比研究，在理论上，我们可以更加清晰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脉络。在实践上，二者的理论对于新时代如何建设生态文明这一重大问题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我们可以从二者的理论中找到众多闪光点运用于中国的生态文明实践中，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积极力量。
总的来说，福斯特和奥康纳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有着一定的理论借鉴意义。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化发展时期，因此我们既需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效率优势，又要避免陷入西方资本主义那种以生态破坏为代价的增长陷阱。为此，中国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条具有整合性的治理路径，这一围绕“两山理论”展开的治理路径目前已产生了巨大成效，形成了独特的中国经验。因此，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并非简单照搬奥康纳或福斯特的理论方案，而是要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对二者的理论进行批判性地比较与研究，同时通过制度创新、理论创新、技术创新来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现状的生态化道路。这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当代发展，也为全球可持续治理提供了具有参考意义的中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