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指出，文化产品借由标准化、商品化与工业化生产，不断消解大众的批判理性，使大众沉溺于虚假满足而丧失反思能力。当今爆火的短剧凭借算法驱动的“数字流水线”，将叙事极度标准化为“爽点”模板，以精准投喂的方式侵占用户的碎片时间。其内容通过重复的逆袭、霸总等幻想叙事，提供对现实矛盾的虚幻解决，从而削弱公众的批判性与反思能力，使人日益沦为“单向度的人”。在此背景下，揭示微短剧的文化工业本质，并探索其与人的理性自觉共处的可能路径，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Abstract: The critical theory of the “culture industry” proposed by the Frankfurt School points out that cultural products, through standardized, commercialized, and industrialized production, continuously dissolve the critical rationality of the masses. This leads the public to indulge in false satisfaction and lose their capacity for reflection. Today’s trending short-form micro dramas, driven by algorithm-based “digital assembly lines,” excessively standardize narratives into templates of “instant gratification,” precisely occupying users’ fragmented time through targeted delivery. Their content, through repetitive fantasy narratives such as “rags-to-riches” and “domineering CEOs,” offers illusory resolutions to real-life contradictions, thereby weakening the public’s critical and reflective abilities and gradually turning individuals into “one-dimensional beings.” In this context, revealing the cultural industry essence of micro dramas and exploring possible pathways for their coexistence with human rational consciousness have become urgent issues to address.
1. 引言
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提出“文化工业”的概念，指出在文化领域中，艺术、精神本身成为一种以价值来衡量的工业，成为蒙蔽和欺骗大众的工具，无法启迪人们进行思考。这样的一种“文化”实际上是“文化工业”，完全被商品化、工业化、标准化所腐蚀。在数字理性高涨的今天，形式多样而内核单一的大众文化新业态——微短剧层出不穷。技术门槛的降低使得短剧的拍摄、制作与传播变得极其简易，而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与移动设备的迭代与普及，则进一步助推了短剧在数字空间中的高速传播与广泛渗透，使其日益成为公民日常生活中获取即时放松与感官愉悦的重要来源。然而，这种繁荣景象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悖论与隐患。微短剧在“流量至上”原则下的广泛制作与传播，日益契合经典“文化工业”的标准化逻辑，同时又被赋予算法时代的精准控制与成瘾设计新特征。它一方面提供唾手可得的快感，另一方面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瓦解观众的批判精神与主体性，使文化价值让位于纯粹的商业计算。这促使我们发问：微短剧是否应被视为传统“文化工业”在算法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一种新形态？它又在何种程度上加剧了人的“单向度”？当前国内学界对微短剧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已形成几个主要面向：一是从传播经济学、管理学角度出发，分析微短剧的产业链构成，二是侧重受众心理与接受研究，三是剖析微短剧的文本内容与叙事结构。国外研究虽较少直接以中国语境下的“短剧”为对象，但对类似形态的短格式视频叙事、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系列化内容，以及算法推荐下的流行文化生产已有不少探讨，着重分析如TikTok、YouTube等平台如何通过算法、流量激励，塑造出一种新型的、高度数据化的文化生产流水线。尽管已有研究尝试将批判理论应用于社交媒体、短视频、网络文学等领域，但专门、系统地将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批判理论应用于微短剧这一具体且典型对象的研究仍显薄弱。本研究在理论层面，旨在检验并拓展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批判理论在算法时代的解释力与适用性，促进批判传播研究与数字文化研究的对话。在现实层面，旨在穿透微短剧流行的技术迷思与市场喧嚣，揭示其作为新型文化工业的本质及其对个体思维与社会文化的影响，为理性审视数字娱乐生态提供批判性视角，并探究其在中国政策与产业环境的引领下实现转型的改良路径，全面辩证地看待微短剧这一大众文化新形态。
2. 问题的提出
短剧作为一种新兴的数字内容形态，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席卷人们的日常生活。“根据《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5)》，截至2024年12月，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达10.91亿人，而网络微短剧的用户规模达6.62亿人，半年增长率高达14.8%，使用率为59.7%。”[1]在地铁通勤的间隙，在排队等候的片刻乃至工作和学习间歇，无数指尖划过屏幕，沉浸于一个接一个由“重生逆袭”“霸道总裁”“家庭伦理”等叙事构筑的急促幻梦之中。这种以“微短叙事”为载体、以“爽感刺激”为内核、以“智能算法”为引擎的内容形态，毫无缝隙地侵占人们的碎片化时间。此现象呈现出内在的辩证张力：一方面，微短剧的生产与消费常被置于“技术赋权”与“文化民主化”的话语框架下，强调其降低了创作门槛、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娱乐选择，宣称赋予大众前所未有的表达与娱乐自由；另一方面，其内容生产的高度标准化、内在价值的工具理性化，以及贯穿全过程的算法操控，都迫使我们对其本质进行批判性审视。这种审视引向一个核心问题：微短剧所提供的“自由选择”，是否实质上是一种由数据和资本逻辑所精心构筑的新型文化规训？它是否在满足表面欲望的同时，暗中进行着对审美趣味、时间规划乃至主体思维结构的改变？对这一问题的回应，要求我们超越产业表象的描述，进入其生产机制与文化政治的深层分析。
以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审视，短剧的盛行是技术资本主义条件下文化商品化、标准化的当代演绎。哈特穆特·罗萨指出，现代社会正经历着技术加速、社会变迁加速和生活节奏加速的“三重加速”进程，这导致了“时间异化”与“共鸣危机”。短剧正是在社会加速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文化现象，它既迎合并利用了人们在时间碎片化、选择过载、竞争加剧下的即时满足需求与情感代偿渴望，是社会加速的产物；又是社会加速的引擎，通过算法对注意力的精准攫取、对叙事节奏的极致压缩、对情绪刺激的连续投放，进一步塑造并强化了用户感知与消费时间的“竞速模式”。社会的加速亦造成大众普遍的心理压力与情感真空的状态，人们承受着来自经济不确定性、职业内卷、社会竞争与信息过载的多重负荷，普遍陷入一种持续紧张与情感疲劳的状态。短剧精准地捕捉并利用了这种集体心理状态，提供高效的神经刺激与心理代偿机制，其高度公式化的叙事，例如“逆袭”的瞬间权力感，“霸道总裁爱上我”的情感包裹，实则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渴望又遥不可及的情感的投射与异化。短剧将现实中因社会结构、个人际遇与能力边界而难以达致的征服欲、庇护欲与确认欲，提取、简化为可被快速消费的叙事符号，从而完成了象征性的情感代偿，让用户在几分钟内体验在现实中可能需要漫长努力或根本不可能获得的情感峰值与道德正义。然而，这种代偿本质上是“文化工业”的标准化产物，是虚假的和补偿性的。这种文化生产亦可以看作“启蒙倒退为神话”的当代写照，即技术理性与资本逻辑共谋，创造出一个看似开放但实则封闭的感官世界，其通过不断提供即时、廉价的情绪满足，系统性地转移了人们对真实社会矛盾与自身异化处境的注意力，将可能产生的批判性能力消解在一次次短暂的“爽感”消费中。同时，罗萨所言的人与世界、与自身行动失去深刻、有意义联结的状态的“共鸣危机”，在短剧营造的“快感闭环”中被进一步加剧。用户看似主动选择了短剧来填补空虚、缓解压力，实则陷入了一种由算法和资本逻辑预设的情感体验流水线。这种体验是孤立的、单向的、非对话性的，它无法建立真正的共鸣，只是用户主观自愿地试图在短剧中寻求一种情感补偿。于是，短剧在充当社会压力“减压阀”的表象之下，实际执行着更为隐蔽的社会功能：它通过持续供应标准化的情感快餐，悄然塑造着一种适应高强度、快节奏生活的新型主体，他们习惯于碎片化的注意力分配，追求即时反馈，难以进行深度思考和延迟满足，并在算法推荐编织的“信息茧房”中，不断巩固着既有的欲望模式和认知框架。因此，短剧与大众心理的契合，恰恰揭示了其作为当代文化工业核心装置的运作逻辑：它将个体的心理压力与情感需求，转化为可被精确计算、批量生产和无限循环的文化消费，从而使大众在享受“自由选择”的幻觉中，无意识地再生产着维持现有加速社会结构所需的情感模式与时间纪律。短剧可以说是文化工业的当代变体。
3. 以“文化工业”批判理论审视短剧的标准化生产
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提出的“文化工业”概念，为我们提供了穿透短剧表象的锐利工具。他们尖锐地指出，文化工业是一种有计划的、系统性的生产与传播机制，“文化工业的所有要素，却都是在同样的机制下，在贴着同样标签的行话中生产出来的。……从宏观到微观，所有的一切都是预先设定好的。材料以及它的展开方式，从体育运动到有声电影，这一切都让人们感觉到，所谓的‘风格化’不过是一种幻象。人们从接触到的每一件产品中，都能立刻认出它们那熟悉的模样。只要一听，就能够猜出结尾，只要开场舒服，就能够容忍后续的展开，只要看到开头，就能够猜到结局。”[2]这一体系的根本目的在于使大众“从持续的否定性中解脱出来”，因为“娱乐活动能够实现这样一种解脱，即从持续否定带来的劳顿中解脱出来，而一切劳动都是为了达到这一否定。娱乐活动正是通过把劳动再现为一种幻象，并且已经预先将解放设定为对统治的服务，来达到这一目的的。”[2]而这种解脱本质上是一种“对既存秩序的肯定”，是“对现实的逃避”。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指出，文化工业通过标准化生产与消费控制，剥夺了艺术的自主性与批判潜能，使其沦为维护统治的工具。短剧作为数字时代文化工业的典型产物，虽然以其快节奏的剧情速度迎合了快节奏的社会速度，但其生产机制高度依赖平台算法、流量逻辑与资本投入，内容趋于同质化、情节程式化、情感快餐化，在极大程度上复现了文化工业的商品性、齐一性与欺骗性。而在短剧自身的发展历程中，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和抖音、快手、小红书以及红果等短视频平台的崛起，用户注意力碎片化的加剧，数字经济对流量变现的迫切需求，共同催生了短剧的火爆流行。短剧不仅是一种内容形式，更是一种注意力捕获装置与行为数据发生器，每一次点击、观看、互动都被转化为可量化的流量，进而被纳入平台资本积累的循环。在这种背景下，短剧的“流行密码”恰恰隐藏于其与用户心理、技术系统、资本逻辑的深度绑定之中。
在生产层面，短剧呈现出彻底的标准化与预制性。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指出，“在文化工业中，个性就是一种幻象”[2]，因为所有作品都只是一个模式的不同翻版。短剧的题材、人设、情节转折，乃至“黄金三秒”的叙事节奏，都严格遵循着经过市场验证的工业图式。无论是“重生逆袭”的复仇快感，还是“霸总甜宠”的情感幻梦，都是可批量复制的叙事模块。这种生产不再追求艺术的独特性与超越性，而是致力于制造“可预期的反应”。阿多诺曾以流行音乐作喻，揭示的“标准化使听众的反应机械化”的规律同样适用于短剧，观众对特定“爽点”的条件反射，已成为算法模型训练的数据基础。“霍克海默提出的‘文化工业消灭故事灵韵’的预言正逐渐成为现实。网络微短剧依托标准化的创作流程，虽然提高了短剧的创作效率，满足了观众的追剧需求，但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内容单一化，艺术多样性逐渐消亡。”[1]在文化工业的逻辑下，短剧的创作不再是对生活经验的独特表达，而是变成了对成功公式的多次复制。每个“爆款”的出现都会引发大量模仿，最终形成题材扎堆、情节雷同的行业现象。这种标准化生产的背后是深刻的经济逻辑驱动，算法系统通过持续收集用户反馈，不断优化内容生产的标准化模板。当某一类情节的“爽点”数据开始衰减时，系统会自动识别并调整生产方向。并且，短剧普遍采用“免费引流 + 付费解锁”商业模式，即通过精心编排免费剧集，将叙事推向关键的情节点或情绪高潮，随即将后续内容设置为付费观看。这一策略不仅利用了用户在叙事悬念与情绪卷入状态下产生的即时消费冲动，更深层地体现了文化工业将情感体验精细拆解并重新定价的商品化能力。在此过程中，短剧作为文化产品的使用价值被系统地转化为可分割、可计费的交换价值，用户从艺术欣赏者转变为情感消费者，其观看行为本身也被完整纳入平台的资本增值闭环。艺术价值让位于流量价值，文化表达屈从于商业计算。正如《启蒙辩证法》所指出的，文化工业的产品“从宏观到微观，所有的一切都是预先设定好的”，短剧的每个环节都被纳入了精确的计算体系。基于数据的动态标准化固然使得文化工业生产更加精准高效，但也更加彻底地消除了艺术的偶然性和创造性。
这也将对短剧的审视过渡到了消费层面，除了“免费引流 + 付费解锁”的商业模式之外，短剧更通过智能算法实现了文化工业“整合消费者”的精细化运作。《启蒙辩证法》深刻指出，“文化工业不断在向消费者许诺，又不断在欺骗消费者。它许诺说，要用情节和表演使人们快乐，而这个承诺却从来没有兑现；实际上，所有的许诺都不过是一种幻觉：它能够确定的就是，它永远不会达到这一点，食客总归得对菜单感到满意。”[2]文化工业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剥夺了大众的选择权，却让大众误以为自己正在行使选择权”。算法推荐系统完美地演绎了这一“伪个性化”机制，其将复杂的审美与情感体验，拆解为例如完播率、付费率、互动率等可量化、可优化的核心数据指标，并以此作为流量分配和收益结算的绝对依据，从而从源头上塑造了生产的标准。首先，完播率是首要的“指挥棒”。算法优先推荐那些能让用户从头看到尾的作品。这直接导致了“黄金三秒”法则的绝对应用，即必须在极短时间内抛出最强冲突、最炫场景或最悬疑的钩子。为了提升完播率，复杂的铺陈、细腻的心理描写、多线叙事都被视为需要剔除的“冗余”。叙事节奏被迫不断加速，情节密度畸高，人物动机简化，一切服务于维持那条代表用户“持续注意力”的数据曲线。其次，点赞和评论等互动率则塑造了内容的“社交货币”属性。算法倾向于推广能引发强烈情绪共鸣和讨论的内容。这鼓励创作者大量使用极端化的人物设定、二元对立的道德冲突和易于传播的“金句”，因为复杂、暧昧、需要深思的内容往往在互动数据上表现平淡。最后，付费转化率是终极的“试金石”，在“免费引流 + 付费解锁”模式下，用户的每一次付费决策都被解构为一系列可追踪、可分析的前置行为数据。例如在哪个情节点停留复看、第几秒产生互动、在何种情绪词条的弹幕或评论出现后点击付费……算法通过海量数据训练，逐渐构建出能够预测并诱发付费行为的情感和行为模型。于是，可映射到特定情节桥段的“情绪触发器”自动形成，创作的目标异化为“设计一套高效触发付费信号的数据组合”。由此，用户看似在自由选择观看内容，实则被算法所牵引。个体的闲暇时间被系统性地侵入，批判性思考的空间被源源不断的感官刺激所挤占。
最终，短剧的社会功能正如《启蒙辩证法》所揭示的，“欺骗不在于文化工业为人们提供了娱乐，而在于它彻底破坏了娱乐，因为这种意识形态般的陈词滥调里，文化工业使商业将这种娱乐吞噬掉了”[2]短剧通过提供标准化的情感宣泄渠道，实现了对现实矛盾的象征性调和。这正符合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批判，文化工业的整体效果在于阻碍“能够自觉地做出判断和决定”的个人的发展，通过娱乐削减了大众的批判性思考，使大众日益沦为“单向度的人”。
4. 转型的可能：微短剧改良的路径探索
即使在法兰克福学派视域中，微短剧被揭示出深刻的“文化工业”属性，可能导致文化标准化、主体性消解与“单向度”困境，我们仍需认识到，在中国当前特定的文化政策引导与产业环境催化下，微短剧蕴藏着转化为一种更积极文化力量的潜能。国家政策的有力干预与市场主体的创新实践，正在共同塑造一条改良路径，试图让微短剧成为承载文化价值、赋能实体经济、丰富人民精神生活的“新型文化载体”。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网络微短剧行业健康繁荣发展的通知》指出，“深入贯彻落实‘找准选题、讲好故事、拍出精品’的重要要求，围绕重大主题、重要节点加强选题策划和组织推动，进一步打造更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彰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微短剧精品佳作。”[3]清晰的顶层设计为微短剧注入了超越商业算法的价值坐标。政策要求“找准选题、讲好故事、拍出精品”，并围绕重大主题、重要节点加强策划，这直接回应了前文批判的“标准化”问题。它鼓励创作主体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社会现实、历史传统与时代精神。例如，鼓励创作反映乡村振兴、科技创新、文化传承等主题的作品，引导微短剧的叙事逻辑从简单的“情绪刺激”转向更深层的“意义建构”。
更具创新性的是“微短剧+”行动的明确提出与推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实施“微短剧+”行动计划 赋能千行百业的通知》指出，2025年，广电总局将深入组织实施“跟着微短剧去旅行”创作计划，继续推进“跟着微短剧来学法”“微短剧里看品牌”创作计划，启动“跟着微短剧学经典”“跟着微短剧来科普”“微短剧里看非遗”等创作计划，实现在细分领域，共推出300部左右具有引领作用和创新价值的重点微短剧，打造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质微短剧[4]。政策鼓励微短剧与文旅、教育、消费等实体经济领域深度融合。一方面，它将微短剧的衡量标准“线上付费转化率”等数据指标，部分转向了其带动的“线下社会经济效益”，如旅游消费拉动、知识普及效果、品牌价值提升等，从而松动了算法指标的绝对统治地位。另一方面，它迫使微短剧必须与真实的地理空间、历史文化、产业需求发生连接，打破了其沉溺于虚拟幻象的封闭性。当一部微短剧需要切实服务于地方文旅推广或非遗传承时，其创作就必须尊重地方知识的独特性和真实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无限复制的标准化生产。
在政策牵引下，“微短剧 + 文旅”成为最具代表性的转型实践。例如山东淄博的《灵珠传奇之千年之恋》，将国家级非遗“博山琉璃”的千年技艺传承、工匠精神与地方历史传说编织成核心剧情，超过90%的场景取自当地古窑、老街与山水，观众追逐的不仅是剧情悬念，更是对一种真实文化遗产的好奇与向往。此类创作要求制作方必须进行深度的田野调查与文化解读，其产出必然是独特而非标准化的，将短剧的“快”与文旅产业的“深”相结合，通过持续、优质的内容生产，将一个地区转化为具有持久吸引力的“开放式叙事舞台”。以此为例，微短剧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有力帮手。
微短剧的未来需要多主体协同的创造性共建与共治。对创作者与制作机构而言，应珍视“微短剧+”提供的题材蓝海，在驾驭市场规律的同时，秉持文化自觉，成为连接主流价值、地方知识与大众审美的优秀“转译者”，而非简单的“复制工”。对平台与投资方而言，需积极探索建立多元评价与激励体系，对具有显著社会效益、文化创新价值的项目，给予流量、资金和资源上的倾斜，主动承担起优化行业生态、促进良性发展的主体责任。对政策制定与监管部门而言，应在持续巩固“规范治理”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专项资金扶持、荣誉体系表彰、播出渠道优先等组合拳，为真正优质的创作开辟“绿色通道”，将“价值引领”细化为可感可知的产业助力。对于学者，应始终保持反思的态度，但需从纯粹的哲学批判，转向更接地气的实践诊断与理论供给，深入产业一线，为微短剧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敏锐的洞察和前瞻的思考框架。
5. 结语
微短剧的崛起与风靡，不仅是技术演进与媒介形态变革的产物，更是资本、算法与大众心理在数字时代深度耦合的文化表征。以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对其加以审视，它承袭了传统文化工业的标准化、商品化与欺骗性逻辑，同时凭借算法推荐、成瘾设计与流量变现机制，实现了对个体注意力、情感结构乃至时间感知的精细化掌控。在提供即时快感与情感代偿的表象下，短剧实则系统地消解着观众的批判理性、压抑其否定性向度，并悄然塑造着适应加速社会与消费主义逻辑的“单向度”主体。然而，揭示这一机制本身便蕴含着解放的可能。批判的意义不在于全盘否定大众文化或技术本身，而在于保持一种清醒的反思性距离。展望未来，在中国政策与产业环境的带动下，微短剧的改良路径正逐渐清晰，其蕴涵着极大的转型潜能。通过“微短剧 + 文旅”等融合新业态，短剧在助力经济增长、服务乡村振兴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数字时代，我们并非只能被动接受技术理性与资本逻辑的既定安排。通过清醒的反思、主动的介入与建设性的重塑，大众文化的形式同样可以成为滋养理性、激发共鸣、连接现实的积极力量。唯有如此，方能在技术加速与文化工业不断演进的浪潮中，守护人之为人的反思性、超越性与创造性维度，为在数字时代重建一种具有启蒙精神的文化生态提供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