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迭代与移动智能终端的全面普及，社交媒体已深刻重塑了公众的信息获取方式与社会交往模式。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网民规模持续增长，网络空间已成为思想观点与社会舆论发酵的主阵地。然而，这一传播环境在赋予个体表达自由的同时，也为虚假信息的滋生与扩散提供了温床。假新闻(Fake News)，通常被定义为那些为了政治或经济利益而故意制造的、在形式上模仿主流新闻媒体但内容完全虚假的信息(Lazer et al., 2018)。与传统谣言相比，假新闻具有更强的伪装性和欺骗性，往往能在短时间内引发大规模的病毒式传播。
当前，假新闻的泛滥已成为全球性的严峻挑战，甚至被学者称为数字时代的“信息流行病”。有研究者对推特(Twitter)大数据的研究发现，假新闻在传播速度、深度和广度上均显著超过真实新闻，且这种传播优势并非主要由机器人驱动，而是源于人类用户的行为偏好(Vosoughi et al., 2018)，但该研究仅基于单一社交平台数据，缺乏对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类型社交平台的普适性验证，其结论的推广范围存在局限。假新闻的危害不仅在于误导公众认知，更在于其对社会信任基石的侵蚀(van der Linden et al., 2020)。因此，探究假新闻传播的深层机制并寻求有效的治理路径，已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科学议题。
尽管技术层面的算法过滤和人工事实核查是治理假新闻的重要手段，但心理学视角的介入对于理解个体层面的传播动机至关重要。从认知心理学角度来看，假新闻的传播并非仅因受众缺乏知识，更与其认知加工模式密切相关。Pennycook & Rand (2021)提出的“准确性忽视”假说指出，社交媒体的设计特征往往会分散用户的注意力，使其在分享信息时优先考虑社交反馈(如点赞、评论)而非信息的真实性，该假说虽得到多项实验支持，但实验场景多为实验室模拟，与真实社交场景中用户的多元动机存在差异，生态效度有待提升。此外，当虚假信息一旦被个体编码进入记忆系统，即便随后接受了纠正信息，原有的错误记忆仍可能持续影响人们的推理与判断，这种“持续影响效应”(Continued Influence Effect, CIE)为辟谣工作带来了巨大的认知阻力(Lewandowsky et al., 2012)。
纵观现有文献，虽然西方学界在假新闻领域已积累了大量实证研究，但仍存在显著的局限性。首先，既往研究多聚焦于西方的政治性假新闻，而对中国文化背景下泛滥的社会民生类、健康养生类假新闻的关注不足。研究表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受众在面对假新闻时可能表现出不同的动机偏好与情绪反应，例如中国网民在分享行为中可能更受新闻效价与面子文化的影响(陈婉婷，2024)。其次，关于假新闻纠正的记忆机制仍存在学术争议，特别是关于“重提假新闻”是否会导致“熟悉度逆火效应”(Familiarity Backfire Effect)或是促进整合编码，学界尚未达成共识(Kemp et al., 2022)。此外，现有研究多采用横断研究设计，难以揭示假新闻传播与纠正的长期动态过程，且部分研究样本存在单一化问题，导致结论代表性不足。
鉴于此，本文旨在基于认知心理学前沿视角，系统梳理假新闻分享的心理机制及干预策略。探讨影响分享意愿的核心因素，分析准确性辨别力缺失与动机性推理的交互作用；深入剖析记忆更新在纠正假新闻过程中的认知机制，特别是回想与冲突检测的作用；评估现有的干预措施，如事后纠正、预先驳斥及准确性提示的有效性与边界条件。本研究期望通过整合现有理论与实证证据，为构建符合本土特征的网络虚假信息治理体系提供科学依据。
2. 假新闻分享的心理机制
理解个体为何分享假新闻是制定干预策略的前提。目前的理论主要集中在能力缺失、注意力分配以及动机性偏好三个方面。
2.1. 准确性辨别力与准确性忽视
准确性辨别力(Accuracy Discernment)是个体在复杂的网络信息环境中区分真实新闻与虚假新闻的核心认知能力。经典推理理论(Classical Reasoning Account)认为，人们之所以会分享假新闻，主要是因为缺乏足够的分析性推理能力，即表现为“认知吝啬者”(Cognitive Miser)，倾向于依赖直觉而非深思熟虑来处理信息(Bago et al., 2020)。研究显示，分析性思维能力较弱的个体确实更难发现假新闻的逻辑漏洞，约有三分之一的用户因无法有效识别内容的真实性而将其误认为是事实并进行传播(Pennycook & Rand, 2021)，但该理论过于强调个体认知能力的绝对差异，忽视了情境因素对辨别行为的动态影响，且部分研究发现高认知能力个体在特定情境下也会出现辨别失误，解释能力存在局限。此外，重复接触虚假信息会导致“虚幻真相效应”(Illusory Truth Effect)，即信息的熟悉度被人脑错误地加工为准确性的信号，使得个体在无意识中接受并传播了谣言(Fazio et al., 2015)，不过，该效应的强度受信息类型、呈现频率等多重因素调节，现有研究尚未明确其在不同类型假新闻中的普适性。
然而，仅归因于能力不足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何许多具有较高认知能力的个体仍会分享假新闻。Pennycook和Rand提出的“准确性忽视”(Inattention Account)模型为这一现象提供了更有力的解释。该理论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并非有意传播谎言，也并非缺乏辨别真伪的能力，而是受到社交媒体环境设计的干扰，社交平台通常强调快速浏览、情感互动和即时反馈，如点赞、转发数，这种环境诱导用户将有限的注意力资源优先分配给社交目标而非准确性目标。实证研究表明，当用户处于默认的社交媒体浏览模式时，其准确性判断与分享意愿之间的相关性显著降低；而一旦通过微妙的提示将用户的注意力重新聚焦于“这条新闻是否真实”，他们对假新闻的分享意愿便会大幅下降，且这种效应在不同的群体中均具有稳健性(Pennycook et al., 2021)。这进一步证实，并非不能辨别，而是未去辨别，是导致假新闻泛滥的关键症结，值得注意的是，该模型未能充分解释为何部分用户在接受准确性提示后仍会分享假新闻，且对提示的时效性、呈现方式等影响因素探讨不足。
2.2. 动机推理与新闻效价
除了认知能力与注意力分配的限制外，动机因素在分享决策中扮演着更为隐蔽且强大的角色。动机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理论认为，人类的信息加工过程并非总是客观中立的，而是深受既有信念、身份认同和情感偏好的驱动。在这一框架下，分享新闻不再仅仅是传递信息，更是一种身份信号的展示(Brady et al., 2020)，该理论虽能解释部分分享行为的主观性，但现有研究多为相关性分析，难以确立动机与分享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且对不同动机的区分与测量仍存在方法论争议。
在西方相关研究中，群体立场倾向被认为是驱动假新闻分享的重要因素，个体倾向于分享那些符合自身群体立场的消息(Brady et al., 2020)。但这类研究多基于西方特定社会语境，其结论难以直接套用于中国场景。然而，陈婉婷基于中国文化背景的研究揭示了不同的动机图谱。在中国，新闻的群体立场驱动效应相对较弱，取而代之的是新闻效价对分享行为的显著调控作用。研究发现，中国网民在进行印象管理时，表现出明显的积极性偏好：为了塑造积极、乐观、充满正能量的个人社会形象，个体更倾向于分享积极效价的新闻(陈婉婷，2024)。不过，该研究样本集中于年轻网民群体，对中老年群体的动机偏好探讨不足，且未考虑不同平台的场景差异对效价偏好的影响。
这种效价偏好在心理机制上往往通过道德判断的中介作用来实现。当面对一条内容积极但真实性存疑的新闻时，个体可能会产生一种道德许可，认为分享这种能够鼓舞人心或带来希望的信息，即便不完全准确，在道德上也是可接受的，甚至是利他的(Effron & Miller, 2011)。相反，消极效价的假新闻往往引发焦虑或恐慌，虽然也可能因负面偏向而被关注，但在分享决策上，用户会更加谨慎以避免因传播恐慌而受损形象，然而，现有研究对道德许可效应的测量多采用自我报告法，可能存在社会赞许性偏差，且对不同类型积极效价假新闻的道德判断差异缺乏深入分析。因此，在中国社交网络语境下，准确性往往会让位于效价带来的情感满足与社会奖赏，这种动机与认知的交互作用构成了假新闻传播的独特心理机制。
3. 纠正与记忆的认知机制
当假新闻已经传播并形成记忆后，如何通过纠正更新记忆是一个复杂的认知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涉及错误记忆的抑制与真实信息的编码，还受到个体认知资源、信息加工深度及外部情境线索的多重调节，其核心矛盾在于如何平衡错误信息激活与纠正信息巩固的关系。
3.1. 熟悉度逆火与整合编码
在纠正假新闻时，是否应该重提原有的错误信息一直存在争议。早期的“熟悉度逆火效应”(Familiarity Backfire Effect)观点认为，重复提及假新闻会增加其熟悉度，而熟悉度往往被误归因为真实性——尤其当个体处于认知负荷较高或浅加工状态时，这种熟悉性启发式会主导判断，从而削弱纠正效果(Lazer et al., 2018)。例如，过度复述错误信息细节的辟谣内容，短期内并未降低受众对谣言的信任度(Yang et al., 2022)，但这一效应的实证证据并不一致，部分研究未能重复验证该效应，且其发生条件尚未明确界定，存在方法论争议。
然而，最新的研究提出了“整合编码”(Integrative Encoding)观点，为合理提及错误信息提供了理论支撑。Kemp et al. (2022)的实验发现，当个体在阅读纠正信息时能够成功回想起之前的假新闻细节，并检测到两者之间的冲突时，这种共同激活有助于将纠正信息与错误信息形成关联表征，进而促进记忆更新。值得注意的是，整合编码的效果存在个体差异，高认知需求特质的个体更易通过冲突检测实现记忆整合，而低认知卷入者则更易受熟悉度逆火效应影响(Johnson et al., 2023)。但该研究的实验材料多为中性信息，对于情感色彩强烈的假新闻，整合编码的效果是否依然成立仍需验证，且其对纠正信息呈现顺序、呈现时长等外部因素探讨不足。
3.2. 回忆基础的提取作用
记忆更新的效果取决于提取过程的性质，这一机制在持续影响效应(Continued Influence Effect, CIE)的研究中得到充分验证。持续影响效应指错误信息被纠正后，仍持续影响个体推理判断的现象(Ecker et al., 2020)，其核心成因在于提取阶段的加工差异：如果个体仅依赖熟悉感进行快速提取，错误信息的语义表征会优先激活，进而干扰真实信息的提取与使用；但如果能够启动基于回想(Recollection)的提取过程，即明确回忆起“该信息已被纠正”的情境细节、纠正来源可信度及逻辑依据等元记忆信息，那么重提错误信息反而能通过对比强化真实信息的记忆痕迹(Vosoughi et al., 2018)。现有研究对持续影响效应的机制探讨多集中于实验室情境，对真实传播场景中多源信息干扰下的效应变化缺乏关注，且对不同年龄群体的效应强度差异解释不足。
有效的纠正策略不应回避错误信息，而应设计能触发冲突检测和深层加工的机制，例如在纠正内容中明确标注错误信息与真实信息的冲突点、提供可验证的证据来源，或通过提问引导受众主动回忆纠正情境(Chan et al., 2017)。此外，提取练习效应也能增强纠正记忆的稳定性，间隔性地让受众回忆纠正信息的核心要点，可显著提升真实信息在后续推理任务中的提取优先级(Carpenter, 2020)。
3.3. 纠正有效性的调节因素
纠正信息的记忆整合效果并非单一机制作用的结果，还受到多重因素的调节，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纠正策略的实践价值。从信息特征来看，纠正内容的可信度是基础：由权威机构(如科研院校、官方媒体)发布的纠正信息，其来源可信度会激活个体的系统性加工动机，显著提升整合编码的成功率(Yang et al., 2022)；而采用命令式、高情绪唤醒语气的纠正内容，反而会引发防御性认知反应，削弱纠正效果(Lee et al., 2021)，现有研究对“权威来源”的界定较为模糊，不同群体对权威来源的认知存在差异，且对纠正语气的量化研究不足，难以明确最优语气标准。
从认知特征来看，工作记忆容量与知识背景是关键调节变量。工作记忆容量较高的个体，更能同时激活错误信息与纠正信息并完成冲突整合(Johnson et al., 2023)；而具备相关领域知识的受众，可借助已有知识网络验证纠正信息的合理性，减少对熟悉感启发式的依赖(Ecker et al., 2020)。但这两项研究均采用年轻健康群体作为被试，对特殊群体的调节效应探讨不足，且未考虑个体动机水平对调节效应的干扰。时间因素也不可忽视：错误信息编码与纠正信息呈现的时间间隔越短，记忆更新效果越好；若错误信息已形成稳固的长时记忆，单次纠正往往难以彻底消除其影响，需要多次间隔性纠正以强化真实信息的记忆表征(Carpenter, 2020)。
4. 假新闻的干预策略
基于上述心理机制，学界提出的假新闻干预策略可分为反应性(Reactive)和前瞻性(Proactive)两类。
4.1. 反应性干预：事后纠正与事实核查
事后纠正通过提供事实真相消除假新闻影响，是应用最广泛的干预手段。事实核查机构通过专业验证、追溯源头，以可视化报告等形式呈现纠正内容，但面临“造谣易、辟谣难”的困境，假新闻传播速度远超核查响应速度，且“回音室效应”导致纠正内容难以触达核心受众(Allcott & Gentzkow, 2017)。单纯罗列事实效果有限，若未填补认知缺口，受众可能因认知失调拒绝接受纠正(Lewandowsky et al., 2012)。现有事实核查多聚焦于事实类假新闻的验证，对观点类、模糊性假新闻的核查缺乏有效方法，且核查报告的呈现形式多为文字性内容。
提升纠正效果需遵循三项原则：一是权威来源背书，科研院校、官方媒体等发布的内容可显著提升接受度(van der Linden et al., 2020)；二是提供替代性解释，否定错误信息的同时给出符合逻辑的替代答案，削弱持续影响效应(Lewandowsky et al., 2012)；三是优化呈现形式，采用“先真后假”叙事结构，通过简洁可视化图表避免重复错误细节(Ecker et al., 2020)。
4.2. 前瞻性干预：心理接种与预先驳斥
鉴于事后纠正的局限性，心理接种(Inoculation Theory)受到重视。其类比生物疫苗原理，让个体预先接触微量弱化的假新闻论点或误导策略，引导识别逻辑漏洞，激发认知抗体。与事后纠正相比，其核心优势是防患于未然，避免错误信息先入为主(Basol et al., 2020)。
相关干预工具已显成效：互动游戏《Bad News》让玩家模拟传播假新闻，学习识别误导技巧，可使假新闻识别能力提升20%以上，效果持续至少3个月(Roozenbeek & Van der Linden, 2020)；针对健康类假新闻的预先驳斥短视频，拆解伪科学话术，显著降低了受众对同类虚假信息的信任度(Van der Linden et al., 2021)，但这类干预工具多针对年轻群体设计，对中老年群体的吸引力与适用性不足，且其效果评估多采用短期测量，缺乏长期跟踪数据。需注意，心理接种效果受文化背景调节，针对中国社会生活类假新闻，需重点模拟道听途说，添枝加叶等本土化造假手法(陈婉婷，2024)。
4.3. 准确性提示与行为模型
准确性提示是轻量化干预策略，通过在分享界面设置“该新闻真实性您确认吗”等微妙提示，激活准确性目标，将注意力从社交反馈转移到信息真实性上(Pennycook & Rand, 2021)。该策略非强制性、易推广，仅在分享按钮旁添加提示，即可使假新闻分享意愿降低15%~20%，且在不同群体中均稳定有效(Pennycook et al., 2021)。
国内研究结合福格行为模型(FBM)，提出“动机–能力–触发”干预方案(陈婉婷，2024)：一是动机提升，通过社会规范提示、道德认同强化，增强对准确性的内在追求(Brady et al., 2020)；二是能力增强，开展媒介素养教育，教授多方验证信源，识别逻辑谬误等实操技能(Kemp et al., 2022)；三是触发器优化，在健康、财经等高危领域分享前，弹出针对性甄别提示。实验数据显示，基于能力的干预长期效果优于单纯提示，可持续提升分享辨别力4周以上(Roozenbeek & Van der Linden, 2020)，但该方案的实证验证多为小规模试点，缺乏大规模推广后的效果评估，且对不同群体的方案适配性调整不足。
4.4. 技术赋能与跨场景协同干预
技术手段成为重要补充，内容识别层面，基于自然语言处理和机器学习，可自动检测假新闻的情绪性词汇、逻辑连贯性等特征，实现实时预警(Roozenbeek & Van der Linden, 2020)；传播阻断层面，平台通过算法调整降低可信度信息推荐权重，扩大权威信息触达范围，打破“回音室”(Van der Linden et al., 2021)。例如，微博的“虚假信息标记”功能，结合用户举报和算法识别，对疑似虚假新闻进行流量限制并引导查看事实核查结果。
政府完善治理法规，明确平台责任；媒体强化“守门人”职责，建立严格审核流程(Johnson et al., 2023)；教育将媒介素养纳入国民教育，培养青少年批判性思维(Kemp et al., 2022)；个体养成“先核实、后分享”习惯。芬兰将媒介素养融入中小学课程，通过“新闻侦探”实践活动，显著提升了青少年对假新闻的抵抗力(Yang et al., 2022)。
4.5. 干预效果的评估与优化
干预效果需从即时效应、持续效应、泛化效应三维评估(陈婉婷，2024)。单一干预存在局限：准确性提示即时效应显著但易衰减，心理接种对特定类型假新闻效果突出但泛化不足，媒介素养教育效果持久但起效较慢(Kemp et al., 2022)。需根据场景灵活组合：突发公共事件中优先准确性提示，权威纠正快速响应，日常科普侧重心理接种，媒介素养教育长期培育(van der Linden et al., 2020)。
干预需适配本土化与个体差异，针对中国正性效价假新闻，需强化道德接受度引导，明确内容积极不等于信息真实；对老年人、低教育水平群体，采用短视频、图文漫画等简洁形式，避免复杂逻辑推理(Roozenbeek & Van der Linden, 2020)。
5. 结论
假新闻的传播已成为数字时代亟待解决的全球性社会议题，其治理离不开心理学、传播学等多学科的跨学科协同发力。本文基于认知心理学视角，系统梳理了假新闻分享的核心心理机制与多元干预策略，结合中国文化背景的特异性展开分析，得出以下核心结论：
在心理机制层面，假新闻分享并非单一因素驱动，而是准确性辨别力缺失、准确性忽视与动机性推理三者交互作用的结果。其中，准确性辨别力不足是中国语境下假新闻传播的首要成因，而社交媒体环境诱导的准确性忽视进一步放大了传播风险；与西方相关研究强调的群体立场驱动不同，中国网民的分享行为更受新闻效价调控，为塑造积极社会形象的“积极性偏好”常使准确性让位于情感满足与道德许可。在记忆纠正机制上，整合编码理论为合理处理错误信息提供了新视角，基于回想的提取过程与冲突检测机制是实现有效记忆更新的关键，而纠正效果受信息可信度、个体认知资源与时间间隔的多重调节。
在干预策略层面，单一手段难以实现长效治理，需构建“反应性–前瞻性–技术赋能”的干预体系。事后纠正应遵循权威背书、替代解释与形式优化三大原则，规避熟悉度逆火效应；心理接种作为前瞻性干预，需适配中国本土化造假手法以提升“认知抗体”针对性；准确性提示与福格行为模型结合的综合方案，通过动机，能力，触发协同作用，展现出更优的干预效果，其中基于媒介素养教育的能力增强措施，其长效性显著优于单纯提示。技术赋能与跨场景协同则为干预提供了规模化支撑，多方主体联动可形成治理合力。
本研究的核心价值在于揭示了中国文化背景下假新闻传播的独特规律，为本土化治理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路径。但研究仍存在局限：未充分覆盖不同类型假新闻的机制差异，干预策略的长期跟踪研究有待深化。未来研究应聚焦三大方向：一是构建整合性干预模型，实现不同策略的场景化组合；二是完善假新闻易感性测量工具，开展跨人群、长周期的干预效果评估；三是完善假新闻易感性测量工具，开展跨人群、长周期的干预效果评估。通过持续深化机制研究与优化干预实践，可为构建清朗网络空间、筑牢社会信任基石提供更坚实的科学支撑。
致 谢
本论文的顺利完成，离不开各位师长、同门与亲友的鼎力支持和无私帮助，在此谨致以最诚挚的谢意。首先，我要向我的导师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与最衷心的感谢。每当研究陷入瓶颈，导师总能以敏锐的学术洞察力为我点拨迷津。同时，感谢教育与心理科学学院的各位任课老师，为论文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方法基础。感谢实验室的同门师兄弟姐妹们，互帮互助，营造了团结协作、共同进步的良好氛围。最后，感谢我的家人与朋友，他们的理解、支持与包容是我能够心无旁骛投入研究的坚强后盾。在此，向所有关心、帮助过我的师长、同窗与亲友再次表示最诚挚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