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追求共同富裕的道路上，“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作为其中的核心组成部分，不仅仅反映在物质层面的均衡，更深层次地体现在公民的精神和文化生活上。精神生活的质量直接受到其周边环境的强烈影响，这里的物理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以及内心环境等等。就实现条件而言，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环境并不仅仅是指生态自然的环境，还包括既有赖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精神文化资源、社会精神生活环境等客观条件，也有赖于个人精神创造、内心的感悟和反思等主观条件[1]。因此，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不仅是一种心灵上的满足和丰富，也是对环境因素响应的直接表达。环境行为理论提供了一种理解和分析人与环境互动的框架，强调环境不仅塑造个体的行为和心理状态，个体亦能通过其行为影响环境。在探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时，这种双向的动态互动视角至关重要。能帮助识别和改进那些影响公众精神福祉的环境因素，同时也强调了通过环境的改善来提升精神生活质量的可能性。借助环境行为理论，本文将探索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具体内涵及其影响因素，评估个体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如何促进或阻碍了精神福祉的提高。通过这一理论视角，构建一个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从外部、内部和系统三个维度考量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2. 文献回顾
2.1.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内涵研究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将推动共同富裕提升至关键地位，实现了消除绝对贫困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全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了物质和思想基础。关于学界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内涵研究可以总结为三个方面：
一是精神生活的样态。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社会历史发展新趋势与新挑战下，人们精神生活应呈现的状态[2]。聂家华等认为，其内容包括两个方面：共同富裕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坚定理想信念和社会文明进步，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3]。杨勇兵进一步从精神生活的主体、内容、形式和过程四层意蕴出发，将其划分为全体成员的全民富裕、全面富裕、差异性富裕、渐进富裕四部分[4]。
二是精神文化的平等。傅才武认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反映出个体在文化生活、审美情趣、自我价值、科学知识和群体认同中的公共文化资源保障及相对公平的发展机会[5]。柏路进一步指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应体现为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心理生活，和谐平等、优雅文明、开放包容的文化生活，以及意义充盈、凝魂聚气、崇高笃行的信仰生活[6]。钟志凌等则强调，理想样态应体现为精神文化资源充裕、精神生活健康充实的高度文化自信[7]。
三是精神共富的组成。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标志着精神生活在心理、文化、信仰等方面的提升，包括坚定理想信念、普及公正价值观念、健康文明生活、优质文化服务等[8]。项久雨等认为，其内涵包括基础–内在动力–实现要求–表现形式的层次结构，强调物质生活共同富裕是基础，精神需要是内在动力，精神资源的选择、追求、创造、共享为实现要求，并在国家共同体高质量发展中体现[9]。
2.2.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
学界关于“共同富裕”的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主要针对物质生活领域，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尚未形成统一认识。以下是基于研究视角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的归纳总结：
一是从指标体系结构出发，万华颖提出了结合主观性与客观性相结合的评价体系，包括6个一级指标和21个二级指标。认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发展变化既难以用统一标准衡量，但人们的体验和感受能够反映其客观发展状态，因而可以作为评价的重要依据[10]。指标涵盖文化、情感、道德、审美及生活意义等方面的发展变化。黄意武基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文化评价指标体系和统计数据，构建了三级指标体系，涵盖多个维度。既有量化研究，也有主观评价，强调评价体系需以理论为支撑，确保其科学性和全面性[11]。王丰基于“五个文明”协调发展框架，构建了由5个客观一级指标(物质、政治、精神、社会、生态文明)和1个主观一级指标(主观体验)组成的体系，共形成18个二级指标，体系融合了客观评价与主观体验两个角度[12]。浙江省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在全国率先出台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2021年湖州市德清县委宣传部与浙江省标准化研究院共同发布了《县域精神富有评价指南》，包含理论学习与宣传、精神与价值观等14个一级指标，理想信念教育质量、融媒体传播影响力等33个二级指标[13]。
二是从评价体系维度出发。傅才武等提出由“两个维度、4个一级指标、17个二级指标”组成的评价体系。两个维度是文化获得的纵向比较(历史增幅)和横向比较(横向差异减小)，4个一级指标涵盖文化获得、参与、享受和发展机会，并在其下设置17个二级指标，以具体测量和评价精神生活的发展状态[5]。廖小琴从条件性、过程性和结果性三个维度提出了构建思路。强调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评价不仅要关注其结果，还需考虑其发展的条件和过程，但未设计具体指标[14]。魏泳安提出了“三个层次”和“两个维度”的评价体系。三个层次包括物质生活层、公共文化层和精神生活层，两个维度涵盖空间维度(纵向差异性)和时间维度(横向发展性)，以多方面考量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状态[15]。2022年嘉兴市以农民、残疾人、工人、大学生、儿童青少年五类人群维度为调查样本，形成支撑全人群精神富有的“5 + 15 + 30”指标评价体系，涉及理想信念实现度、精神生活丰富度、精神生活参与度、精神生活享受度、精神生活共享度5个方面[16]。
2.3. 环境行为理论的研究
“环境行为学”这一学科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称呼：在北美称为“环境设计研究”，在日本则称为“環境行動研究”。高桥对环境行为理论中的人、环境以及人与环境关系的理解进行了全面的比较和分析。对于“人”的理解已从关注人的物理特性转向心理和社会文化层面，强调考虑不同个体的独特生活经验和认知风格，环境的认识也从单一的物质性维度，扩展到了更加关注空间的时间性变化及其对社会和文化层面的影响[17]。坎特认为，人们对环境的影响程度不仅仅限于对环境的修正，还有可能完全改变环境的性质和意义；人们通过修正和调整物质环境，通过重新解释场所的目标和意义的方法，来不断地影响并改变我们的物质环境[18]。韦普纳的有机体发展系统理论采纳了相互渗透论的观点，强调人与环境不应被视为独立单元，而是一个互动的统一系统。人始终处于环境中，形成一个动态平衡的统一体，涵盖生物、心理、和社会文化各个层面[19]。斯托克斯对比了工具性观点与精神性观点在人与环境关系上的不同。工具性观点认为物质环境是实现行为和经济目标的手段，而精神性观点视环境为培养人类基本价值和丰富精神生活的场所，认为环境的品质应通过其心理和社会文化意义来衡量[20]。Lang从人本主义出发认为文脉、道德秩序、资源等外部因素决定了人的基本需求，并间接影响了人的高级需求，这些需求对环境提出了舒适居住、安全保障、领域意识等不同的“供给”要求。在此基础上，从政治性、公共性、人文性视角来宏观思考环境“供给”，将其归类为：庇护所和有益健康的环境、身体和心理安全与保证等九种环境功能[21]。
国内具有代表性的是清华大学建筑系李道增院士的观点，即人的行为是出于对某种刺激的反应，而刺激可能是机体自身产生的，如动机、需要和内驱力，也可能来自外部环境[22]。孙岩整理了国内外相关文献，从社会心理和环境教育两个视角总结出环境行为的研究范式，认为个体对环境的认知只有在内化为价值观、态度和信念时才能驱动个体采取环境行为[23]。李斌介绍了基于人与环境关系的综合性环境行为理论包括自由意志论、决定论、相互作用论和相互渗透论等，着重阐述了工具性观点和精神性观点在人与环境关系方面的差异以及高度技术增长和人与环境研究的差异[24]。
综上所述，虽然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概念在学术界和政策制定中越来越受到重视，现有的研究在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上仍显示出明显的不足。具体来说，现有理论和实践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研究缺口：统一理论的不足，目前关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理论探索尚未形成一个广泛认可的统一框架；研评价指标复杂，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内隐性和弥散性使得构建有效的评价指标体系变得极其困难。现有研究通常关注于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宏观层面，而忽视了精神生活质量与环境因素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综合评价体系的不足，尽管部分研究提出了评价体系，但多数未能全面覆盖影响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多维因素，特别是在生态和环境因素的影响评估上。因此，本文提议从环境行为理论的视角出发，采用此理论框架来填补上述缺口。环境行为理论强调环境对人的行为和心理状态具有显著影响，同时认为人类行为可以改变环境，这为理解和评价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通过这一理论，不仅可以探讨物质和功能性环境如何支持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还可以研究如何通过价值赋予和环境再解释来促进精神生活质量的提升，可以更准确地把握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复杂性和多维性，更加科学、全面地测度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发展水平。
3. 多层级环境视角下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内涵机理
3.1.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解释框架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强调个体发展嵌套于多个相互关联的环境系统之中，个体的精神生活质量并非由单一因素决定，而是在多层级环境共同作用下生成并演化的结果。该理论通常以层级结构呈现：微观层面关注个体日常生活情境与直接互动关系，中观层面强调组织、社区与社会支持网络对个体精神生活的塑造作用，宏观层面则体现为制度安排、公共政策、社会结构与文化规范对精神生活机会结构的影响。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置于这一多层级系统中考察，有助于同时解释两个关键命题：其一，精神生活质量提升依赖外部公共条件与资源配置的支撑；其二，精神生活的“共同性”并不意味着体验同质化，而是体现为精神资源可及性扩展与群体差距的相对收敛。基于此，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可以被理解为在宏观制度与公共政策供给、中观社区与公共服务承载、微观个体心理与行为实践的联动中不断实现的系统性过程。
3.2. 环境行为理论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契合
在多层级环境系统的框架下，仍需要进一步解释不同层级环境如何通过具体路径影响个体精神生活质量。早期，环境行为领域常被归类为“环境心理学”，主要关注环境如何影响个人的心理过程，如知觉、认知和学习，广泛应用于建筑学领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行为学的研究范围扩展至集体行为、社会价值和文化观念等更广泛的议题，形成了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24]。环境行为学是研究人与周围各种物质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它主要着眼于环境的因素和人的因素的研究，旨在探求决定物质环境性质的要素及其对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将结果通过环境政策、规划、设计以及教育等手段作用于人的行为调节[25]。这个领域具有跨学科的特点，它追求环境与行为的辨证统一，涵盖社会、文化、心理等不同方面对人与环境的研究，寻求环境和行为的辩证统一，关注人的生活品质的提高[26]。环境行为理论是环境行为学的基础理论，其基本理论包括：① 环境决定论，即环境决定人的行为。② 相互作用论，认为人不仅能够消极地适应环境，也能够能动地选择、利用环境所提供的要素形成某种行为结果。③ 相互渗透论，认为人们对环境的影响程度不仅仅限于对环境的修正，还有可能完全改变环境的性质和意义[27]。
3.2.1. 环境决定论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推动作用
环境决定论是一种社会科学理论，认为人的行为、文化以及心理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生活环境的影响。决定论认为，从外观上看，虽然人们以自由意志来活动，其实是被他们的遗传性质和环境控制着。环境决定论是从进化论派生而来的，它认为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是环境，外在的因素指示反应的形式，要求人以特定的方式来行动[25]。在构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的理论基础上，我们可以应用环境决定论的观点来分析外部环境如何塑造社会成员的精神生活和文化体验。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评价体系中，使我们能够识别哪些外部环境因素(如住房条件、社区设施、教育资源及工作环境等)对个体和集体的精神健康和幸福感有显著影响。从宏观角度出发，环境决定论强调制定那些能够改善社会结构和提升生活质量的政策，从而推动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
3.2.2. 相互作用论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反向作用
相互作用论中，环境和人被独立地客观地定义，行为的结果是由内在有机体的因素和外在社会环境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所导致[28]。人与环境，作为二元的相互独立的要素，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会导致某种结果的产生。人的内部心理活动不仅能够被动地适应环境，也能够主动地选择、利用环境所提供的要素，达到对生活的满足。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评价中，相互作用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人既是被动的个体，也是主动的个体。这一理论不仅强调个体会被外部环境影响，更重要的是强调个体如何反作用的主动影响和塑造其环境。因此，在评价体系中，这种评价应包括多维度的考量，如个体的心理适应性、环境的支持性以及主动输出性。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背景下，这表明评价体系需要考虑个体如何反作用于环境互动，以及考虑哪些因素促进或阻碍了精神的丰富和满足。相互作用论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评价体系中，包含人内心活动的调整，以促进更健康的人际关系和更高的生活满意度。
3.2.3. 相互渗透论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动态作用
相互渗透论认为，人与环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互相定义和互相依存的。Altman对相互渗透论的基本观点进行了总结，说明了相互渗透论的特征，该理论强调人和环境之间的界限是流动和模糊的，人们不仅被环境影响，而且通过自己的行为、文化实践和价值观，持续地重新定义和改变环境[28]。在相互渗透论中，人与环境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其中的变化不仅受到环境的影响，也是人们主动改变和解释环境的结果。在这一框架中，人们不仅被环境所影响，而且他们的行为和文化实践也在不断地定义环境的意义和功能。挪威人类学者弗雷德里克·巴尔特(Fredrick Barth)认为，相互渗透论是以个人而不是以社会整体为中心进行说明，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是个人的自由选择和意志决定的动机，个人活动的总体构成社会过程和社会组织[29]。同样，在评价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时，这种理论框架强调了评价体系是系统动态的，以适应环境和社会需求的不断变化。这表明，评价工具和方法必须灵活，能够捕捉时代变迁和人类需求的多样性，从而确保评价结果的相关性和有效性。这种理论的应用帮助我们理解和评估个体与环境之间的互动，以及这种互动如何塑造社会进程和组织结构，对于推动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具有深远的意义。
综上所述，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提供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层级结构解释，环境行为理论则揭示了环境要素如何通过个体的认知、情感与行为实践转化为精神体验的内在机制。两者结合能够形成“层级–机制–指标”的一致框架：在宏观层级，制度与公共政策通过资源配置与机会结构影响精神文化供给与公平性；在中观层级，社区组织与公共服务体系通过服务可及性、参与渠道与社会支持网络塑造精神生活的参与条件；在微观层级，个体在环境感知与行为选择中形成意义感、满意度与心理韧性等精神生活结果。由此，外部环境、内部环境与系统环境三个维度并非并列堆叠，而是分别对应社会生态系统不同层级的环境条件及其经由环境行为机制产生的精神生活效应，为后续评价指标体系的分层设计提供逻辑基础。
3.3.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基本内涵
基于此，在环境行为理论的视角下，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可以被重新定义为一个包含人与环境互动的综合概念，强调通过优化个体与其生活环境的相互作用来提升社会成员的精神福祉和文化满足。这一概念认为，精神生活的质量不仅受到个体内在心理和情感状态的影响，而且深受其物理和社会环境的塑造。同时，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也依赖于环境设计的改善、社会文化条件的优化以及对个体与环境互动影响的深入理解和应对。强调环境与行为的辨证统一，突出环境对人的行为和心理状态的决定性作用，也重视人对环境的主动塑造和赋予，展现了一个动态发展、相互影响的环境系统。通过这种理解，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评价要聚集一个既关注物质和社会环境因素，也关注个体主动性和文化实践的多维度发展目标。
3.3.1.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外部维度要素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外部环境指的是能够影响和促进整个社会成员精神生活水平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等。没有物质生活的富裕作为基础，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就没有坚实的物质根基和条件，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精神境界提升也会受到限制[30]。陈思宇也强调了社会物质条件的重要性，必须明确“现实”对“精神”的“纠缠”和“制约”，在现实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存在中进行探索[31]。外部环境为个体的精神生活提供了基础资源和成长的土壤。学界认为，在评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时，可以从主观和客观两个维度设计指标体系，包括社会条件、政治条件、文化条件、全面能力、自由平等、主观幸福等[10]。王丰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构建了5个客观一级指标充分考虑外部环境因素[12]。这些因素提供了必要的外部支持和条件，使广大群众能够享受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这些外部环境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经济环境：经济环境包括就业机会、收入水平和财富分配等因素。这些因素决定了个体能够获取的资源多少，经济安全感是影响人们心理健康和幸福感的关键因素，经济压力或不稳定可能导致心理压力增加，而经济繁荣则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和精神满意度。
(2) 政治环境：政治环境涉及政府稳定性、法治、公民自由以及政府政策的公正性和透明度。这些因素影响着社会的整体运行和个体的日常生活。稳定和包容的政治环境可以增强社会信任和个体安全感，促进公平正义，从而提升社会成员的整体精神福祉。
(3) 健康环境：健康环境包括医疗资源的可获取性、公共卫生设施的充足程度以及健康服务的普及和质量。高质量的医疗和健康服务能显著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寿命，减少疾病带来的心理和经济负担，增进整体福祉。
(4) 文化环境：文化环境指的是影响一个社区或社会价值观念、信仰、传统和行为习惯的文化因素。这包括教育系统、宗教信仰、艺术表现及其他文化实践。文化背景强烈影响个体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教育和文化活动的丰富性能够促进个体的心理发展和自我表达，增强生活的意义感和满足感。
(5) 社会环境：社会环境包括公共服务、社区保障、社会福利、以及公共安全和法治安全等。这些因素决定了个体如何与他人互动以及社会如何组织其成员。强大的社会支持系统和积极的社交互动有助于减少孤独感和社会隔离，提高生活满意度和精神健康水平。
(6) 生态环境：生态环境包括自然资源的可用性、环境质量、城市绿化程度以及对自然环境的保护。良好的生态环境对于保障公共健康和提供休闲放松的空间至关重要。生态环境的质量直接影响居民的身体健康和心理福祉。例如，空气质量差或水质污染可能导致健康问题，而自然美景和公园等提供的休闲设施有助于减压和增进心理健康。
(7) 科技环境：科技环境涉及科技的发展水平、信息技术的普及程度以及科技创新对日常生活的影响。科技进步不仅改变工作方式，还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沟通方式。科技环境的先进性可以增强个体的信息获取能力、学习能力和工作效率，同时也可能引起如隐私侵犯和数据安全等问题，对心理健康造成影响。
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依靠经济、政治、健康、文化、社会、生态和科技环境共同作用，形成了个体和社会精神生活水平提升的基础。通过科学评估和优化这些外部条件，社会可以更有效地促进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提升整体社会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3.3.2.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内部维度要素
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指的是个体在心理状态和精神追求方面的内在丰富性，这构成了个体实现和体验精神富裕的根本基础。此概念体现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多样表现形式，依托于人的内在心理活动，并通过行为来表达这种心理环境。不同的生活条件和经历使得人们在精神需求的内容和层次、审美观念以及思想上存在显著差异[30]。廖小琴将精神状态、精神境界和精神感受视为衡量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直观指标。精神生活的发展不仅在客观层面上表现为精神状态和境界，而在主观层面上则体现为个体的精神感受[14]。王丰利用抽样调查人的精神发展安全感、精神享受获得感、精神交往幸福感的主观感受。在评价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时，个体的内部环境——包括心理健康、教育水平和个人价值观等决定了其如何感知外部世界并对环境资源进行利用。即便是在相同外部环境中，不同个体的精神生活体验和满足度也可能大相径庭，这强调了在构建评价体系时考虑内部环境的重要性[12]。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心理健康：心理健康状况体现个体在情绪体验、压力感知与心理适应等方面的整体水平，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维度。该指标侧重反映心理困扰的发生程度及个体对自身心理状态的主观评价，可通过调查数据与相关服务利用情况加以综合反映。
(2) 情绪管理与自我意识：情绪管理与自我意识反映个体在面对生活压力与环境变化时的心理调适能力，具体表现为情绪稳定性、心理韧性与自我调节水平。该维度强调个体对自身情绪状态的识别、调控与应对能力，是衡量精神生活持续性与稳定性的重要方面。
(3) 人际关系与社会技能：人际关系与社会技能反映个体在社会交往中的互动质量与社会适应能力，主要体现为社会支持感、人际信任水平以及交往满意度等方面。良好的人际互动有助于增强个体的归属感与安全感，是精神生活质量的重要支撑因素。
(4) 个人成长与自我实现：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最顶层就是自我实现，每个人都有追求更高层次精神满足的需求。个人成长与自我实现体现个体对自身发展状态与生活目标达成程度的主观评价，主要表现为对教育、职业发展及个人兴趣实现状况的满意水平。该维度反映精神生活由基本满足向更高层次发展的过程性特征。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仅关乎个体的物质条件，更重要的是内心世界的丰富和心理状态的健康。全面的评价体系，既要考虑心理健康、价值观、情绪管理、社会技能和精神追求等多个维度，也要理解这些因素如何在不同个体和社会环境中交互作用。
3.3.3.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系统维度要素
在相互渗透论的理论框架下，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系统维度分析强调了人与环境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其中环境不仅是被动的背景，也是与人类行为相互塑造和动态演进的主体[28]。该理论认为，人们通过自己的行为、文化实践和价值观持续地重新定义和改变环境，而这种改变反过来又影响人们的精神状态和生活质量，那么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发展也应该是不断修正改进的动态趋势。因此，从系统的维度来评价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也需要关注以下三个关键维度：
(1) 公众参与度
公众参与度是民主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一个关键指标，它不仅反映了政策制定的透明度和开放性，还体现了政府对民意的尊重与整合能力。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框架下，公众参与度尤其重要，因为它直接影响到政策和环境改进措施的接受度及有效性。包括参与公共听证会、社区讨论会及在线平台反馈的频率与质量，这些机会的提供是评价政府透明度和公众影响力的重要参数。
(2) 环境改进的透明度
环境改进的透明度关乎政策和项目信息的公开性及易于公众理解的程度。高度透明的决策过程有助于提升政府的责任感和公众的信任，同时也是促进有效社区参与的基础。高透明度确保所有利益相关者均可获得必要信息，从而公平地参与讨论和决策过程。公众了解政策决策和执行细节的程度，特别是那些直接影响其生活质量的环境和社区改进项目。这包括信息的及时性、准确性和全面性。
(3) 社会影响力
社会影响力是衡量社区成员在推动地方改革和项目实施中的有效性和主导性。强大的社会影响力不仅能推动更符合当地需求的政策，还能增强社区的凝聚力和自主性。从社会影响力可以标衡量社会成员提出的建议和项目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政府或相关部门的采纳和实施，能够反映由社区成员直接发起或领导的环境和社会项目达成既定目标的效率。
通过这些维度，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评价体系能够全面捕捉和响应人与环境之间的复杂互动，不仅反映当前的状态，也能预测和指导未来的发展方向，确保环境和政策变化能够真正满足社区成员的精神和文化需求。这样的分析框架有助于构建一个更为包容和可持续的社会，其中每个个体都有能力和资源实现自己的精神生活富裕。
4.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基本原则与具体构建
在精神生活领域，“共同富裕”并非指精神体验的绝对同质化，而是强调整体精神生活质量的普遍提升与群体间差距的相对收敛。在量化评价中，本文在关注相关指标整体水平变化的同时，也注重其在不同群体和区域之间的分布特征，以体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共同性”内涵。
4.1. 指标体系构建的基本原则
构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必须体现和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建设的具体实际。以马克思主义精神升华共同富裕思想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作为根本遵循。指引构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的科学理论依据，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思想，从基本原理角度确立了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逻辑进路、多维层次、主要内容和根本问题；其次是关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拓展、丰富和指明了现阶段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内容体系、实现路径和实践要求。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评价体系构建，应遵循全面性、平等性、可操作性、结合静态和动态等原则。全面性原则要求覆盖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教育、医疗、环境的物质支持和文化、休闲、社会参与的非物质方面，以真实反映并响应社会需求。平等性原则强调评价体系需涵盖不同背景的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确保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参与社会生活。可操作性原则指出，指标系统应简明易懂且适用于不同文化背景，便于操作和数据处理。最后，结合静态和动态原则，指标不仅应反映当前的精神生活状态，还应能追踪其发展趋势，适应社会变迁，全面评估长期趋势和周期性变化。
4.2. 指标体系具体设计
在构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评价指标体系中，依据环境行为理论的视角，从外部、内部和系统三个维度进行综合考量。这一体系旨在全面捕捉个体与其环境之间的互动，以及这些互动如何影响个体的精神生活质量。通过这种多维度的视角，能够更加精准地理解和评估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程度，并为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理论依据和具体指导。
从外部环境维度出发，关注经济、政治、健康、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因素如何共同作用于个体和社群的精神生活水平。这些因素提供了精神生活的物质和文化基础，直接影响个体的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例如，经济环境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基尼系数等关键指标，直接关联到个体的经济安全感和社会公平感，从而影响其精神满意度。
内部环境维度聚焦于个体心理健康、价值观、情绪管理与自我意识等因素，这些是个体感知和反应外部世界的内在机制。例如，心理健康服务利用率和对自身健康状况满意度等指标，能反映个体的心理应对能力和生活满意度。
系统环境维度考虑了社区和政策环境如何影响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这涵盖了社区的参与度、政策透明度和社会影响力等因素，反映了社区和政府在促进精神生活质量方面的活跃程度和效率。例如，政府透明度和责任感指数、社区活动参与度等，这些指标帮助评估公共政策的实施和社区服务的有效性，以及这些因素如何促进或限制精神生活的发展(表1)。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评价体系不仅需要从多个角度反映个体和集体的现状，同时也应关注其动态变化，确保评价结果的全面性和科学性。这一体系的设计旨在提供一个具体而可操作的框架，以便更好地理解和推动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
Table 1. Specific structure and explanation of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common prosperity of spiritual life
表1.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具体结构与说明
一级指标 |
二级指标 |
三级指标 |
指标说明 |
外部环境 |
经济环境 |
文化、教育与休闲类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比重 |
反映居民在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后，将收入用于文化、教育与休闲活动的结构特征，体现经济条件向精神生活领域转化的程度。 |
人均公共文化与精神服务支出水平 |
衡量公共财政在文化、教育及精神服务领域的人均投入水平，反映社会为提升居民精神生活质量所提供的公共支持程度。 |
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比重(%) |
贫困率显示了社会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是评估经济不平等和资源分配不公的重要指标。 |
劳动报酬占GDP比重(%) |
反映劳动力对经济产出的贡献及其收益，与社会经济稳定密切相关。 |
外部环境 |
经济环境 |
精神文化相关消费支出占居民总消费比重 |
反映居民消费结构中用于精神文化活动的比重，体现精神生活需求在整体消费中的重要性。 |
基尼系数 |
基尼系数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内财富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值越高表示财富分配越不平等。经济不平等可能导致社会紧张和精神健康问题。 |
文化、教育与休闲类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比重 |
反映居民在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后，将收入用于文化、教育与休闲活动的结构特征，体现经济条件向精神生活领域转化的程度。 |
政治环境 |
政策数量 |
相关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政策数量能充分反应政府对相关工作的重视程度。 |
政府公众满意度 |
评价公众对政府工作和服务的满意程度，是政府效能和公信力的体现。 |
每年腐败渎职涉案人员占公职人员比重 |
反映政府系统内部腐败情况的严重程度。 |
健康环境 |
人均预期寿命 |
反映一个地区居民的平均健康水平和医疗服务的质量。 |
婴儿、孕妇的死亡率 |
衡量关注婴儿和孕妇的死亡情况，是评估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水平的重要指标。 |
每万人医疗机构床位数 |
每万人口中医疗机构床位的数量，衡量医疗服务的可获得性和医疗资源的分布。 |
每万人卫生人员数 |
衡量医疗服务的人力资源支持程度。 |
心理健康服务普及度 |
衡量心理健康服务的覆盖程度，包括心理健康诊所数量、每万人心理咨询师数量等，关注心理健康问题的关照程度。 |
文化环境 |
终身教育与公共文化服务参与率 |
衡量居民参与终身教育和公共文化服务的普遍程度，反映精神文化资源在社会成员中的实际覆盖水平。 |
学生师比 |
包括小学生师比、初中生师比和普通高中生师比，低学生师比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 |
文化活动事业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 |
衡量政府对文化事业投入的比重，反映文化发展的重视程度。 |
公共文化设施人均使用频次 |
反映居民对图书馆、博物馆、文化中心等公共文化设施的实际使用情况，体现文化资源由供给向体验的转化程度。 |
每万人拥有公共图书馆建筑面积 |
以平方米计，每万人口中公共图书馆的总建筑面积，衡量公共文化设施的充足程度。 |
每千人拥有图书馆、博物馆、影剧院数量 |
文化设施可达性指标衡量公民能够方便访问文化设施的程度。 |
人均文化活动参与次数 |
反映居民在一定时期内参与各类文化活动的平均频率，体现文化生活的活跃程度及公共文化资源向实际精神体验的转化水平。 |
公共文化服务满意度 |
反映居民对公共文化服务质量、可及性与服务效果的主观评价，体现公共文化供给与精神需求之间的匹配程度。 |
社会环境 |
社会保障获得感与安全感评价 |
反映居民对社会保障制度可及性与稳定性的主观感知，体现社会保障在增强精神安全感方面的作用。 |
人均医疗保障费用 |
反映医疗保障的普及度和质量，以及政府在医疗卫生方面的投入。 |
社会福利企业单位数 |
显示社会福利相关机构的数量，反映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程度。 |
社会互助与公益参与活跃度 |
衡量居民参与社会互助和公益活动的活跃程度，反映社会联结水平与公共精神的培育状况。 |
犯罪率 |
较低的犯罪率意味着较高的居民安全感和较好的社会秩序。 |
交通事故发生数量 |
反映交通安全状况。改善交通安全能够减少意外伤害，提升居民的安全感。 |
外部环境 |
生态环境 |
空气污染指数 |
反映空气质量情况，直接关系到居民的健康和生活质量。 |
城市污水处理率 |
反映环境保护水平和居民居住条件 |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城市建成区内绿化覆盖的比例，衡量城市环境的舒适度和生态质量。 |
公共绿色空间可达性与使用便利度 |
反映居民日常接触和使用公共绿色空间的便利程度，体现生态环境对休闲放松和精神调适的支持能力。 |
生态环境满意度 |
反映居民对居住环境整体生态质量的主观评价，体现生态条件对精神舒适感与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
科技环境 |
电话普及率和移动电话普及率 |
反映通信技术的普及程度，包括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的覆盖范围，是衡量信息获取和社会联系便利性。 |
互联网普及率 |
重要的现代信息化指标，反映社会成员接入和使用信息资源的能力。 |
R&D经费内部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
反映一个地区对科技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投入程度。 |
国内专利申请受理量和授权量 |
提交和获批的国内专利数量，衡量创新能力和技术进步水平。 |
内部环境 |
心理健康 |
抑郁症发病率 |
反映了社会心理健康的普遍状况，是衡量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要方面。 |
焦虑症发病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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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服务利用率 |
反映了心理健康服务的可获得性和社会对心理健康问题的关注程度。 |
对自身健康状况满意度 |
衡量人们对自己健康状况的满意感，反映心理和身体健康的整体状况。 |
情绪管理与自我意识 |
应变能力强，能适应环境的各种变化 |
评估个体的适应能力和心理韧性。 |
精力充沛，能从容不迫地应付日常生活和工作压力 |
衡量个体的活力和应对压力的能力。 |
人际关系与社会技能 |
生活满意度得分 |
反映了个体对自己生活状况的总体评价。 |
对自己人际关系的满意度 |
反映个体对其人际交往质量的满意程度。 |
与同事或亲朋好友关系的融洽度 |
衡量个人社交关系的和谐程度。 |
对他人、企业和政府的诚信满意度 |
反映公众对社会整体诚信水平的评价和满意度。 |
个人成长与自我实现 |
教育和职业发展满意度 |
评估个体对自己在教育和职业发展方面进步的满意程度，反映了个人成长和职业目标实现的感受。 |
认为自身价值的实现程度 |
评估个体感受到的自我价值实现和生活目标达成程度。 |
个人兴趣和爱好的追求满足度 |
测量个体在追求个人兴趣和爱好方面的满意程度，与个人的生活质量和精神富足度密切相关。 |
系统环境 |
政策环境改进的透明度 |
政治参与度 |
活跃的政治参与能够促进民众感受到自身对社会有贡献。 |
政策数据公开度 |
衡量政府在环境监测和结果发布方面的开放性，高度的数据公开有助于增强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度。 |
政策制定的参与平台数 |
公众和利益相关者的广泛参与可以提高政策的透明度和接受度，确保政策更全面地反映社会需求。 |
政府透明度和责任感指数 |
政府透明度和责任感指数评估政府在决策过程中信息公开的程度以及对公众利益的回应能力。 |
影响评估的公开和审查 |
透明的环境影响评估过程有助于提升公共政策的质量和有效性，增强公众的信任。 |
系统环境 |
社区影响力 |
每万人拥有登记社会组织数 |
每万人中登记的社会组织数量，反映社会组织的活跃程度和公民社会参与的机会。 |
劳动力参与率 |
显示劳动年龄人口的就业比例，是社区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指标。 |
5. 结语
本文通过文献回顾和理论分析，详细阐述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概念内涵，利用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作为分析框架，通过环境行为理论的三大视角，环境决定论、相互作用论和相互渗透论深入探讨了环境与个体互动的复杂性，以及这些互动如何影响精神生活的质量和深度。此外，研究提出了一套综合性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强调了评价体系的全面性、平等性、可操作性和动态性。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仅仅是物质富足的延伸，更重要的是精神层面的满足和发展。文章的创新之处在于将环境行为理论应用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研究中，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理论分析和评价提供了新的视角。通过结合环境行为学的理论，研究不仅展示了个体与环境之间的动态互动，也剖析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构成要素和揭示了环境与个体行为之间受到外部环境、内部环境、系统环境三方共同影响，强调了创造支持性环境对于提升全民精神福祉的重要性。
建议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深化跨部门协作，通过整合文化、教育、环境保护和社会福利等资源，从环境互动的角度，促进精神生活的全面发展。扩展高质量公共服务，尤其是教育与心理健康服务，确保每个社会成员能够平等受益，从而提升社会整体的精神福祉。鼓励和支持社区开展多元化的文化教育活动，增强居民参与度和满意度。此外，优化居住和工作环境，通过实施绿化项目、加强污染控制和改善交通条件等措施，提高生活质量。确保资源在不同地区及社会群体间公平分配，减少社会不平等，特别关注偏远和经济较弱的地区，以此推动精神共富的实现。
尽管本研究在理论框架和方法论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也存在一些局限。研究中对于不同社会群体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中的差异性和特定需求分析不够深入，这可能影响评价体系的准确性和公平性。这些局限性也指出了未来研究的可能方向，未来研究可以集中于收集和分析更广泛的实证数据，以验证和细化当前的评价指标体系；进一步细化和优化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评价指标体系，尤其是增强其在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下的适用性和灵敏度，扩展研究范围，包括更多的社会群体和区域，以全面理解和反映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社会现实，探索不同文化背景下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机制和特点；通过这些研究，可以更好地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有效促进社会成员的精神福祉和文化满足，推动社会共同富裕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