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社会工作作为一项从西方引进的工作，近年来在本土化进程发展中，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熟人社会特点影响以及本土社会工作伦理尚不成熟，在实务领域产生了一些伦理问题，比较突出的是社会工作者和服务对象的“移情”与“反移情”问题。西方的社会工作伦理常常把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之间发生的多重关系定义为移情与反移情，而在我们中国的社会语境中，仅有的工作关系往往是疏远的、冷漠的、有距离感的，不能最大程度的开展工作，服务对象习惯性的与社会工作者建立多重关系，以至于发生移情，适度的移情是正常的、无害的，符合本土实践和文化现象，并且是有利于提升服务效果的，这种困境解决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从而找到解决的办法[1]。
青少年群体是社会工作实务服务中“移情”与“反移情”现象的常见群体。对于处在成长发育阶段的青少年服务对象来说，青少年容易对社会工作者产生移情，移情分为正向移情和负向移情，正向移情是服务对象对社会工作者过分认同，满足服务对象情感需求，有利于良好专业关系的建立，使服务介入更加顺利；负向移情是服务对象对社会工作者过少认同，从而不配合社工服务，不利于专业关系建立和服务开展。社会工作者在服务青少年的过程中，也可能反移情，反移情分为正向反移情和负向反移情，社会工作者对服务对象产生正向反移情时，即过分认同，会造成社工对服务对象产生特殊情感投射，利益侵犯等等社会工作伦理；社会工作者对服务对象产生负向反移情时，即过少认同，可能在服务过程中让个人价值大于专业价值，对服务对象产生区别对待、歧视、压迫等给服务对象带来二次伤害的行为[2]。以上都会让社会工作者陷入伦理困境。
本研究是笔者在郑州市开展社会工作服务的实务经历，通过实践观察的系统剖析，探讨青少年社会工作实践中“移情”与“反移情”现象的具体呈现、形成机制与潜在影响。通过梳理其成因与后果，研究尝试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应对策略，以期为本土社会工作伦理反思与实务深化提供参考，共同促进专业服务的规范与发展。
2.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2.1. 移情
移情源自心理学，最初用于医患关系。弗洛伊德最先认识且描述了这一现象，创造了“移情神经症”一词[3]。在社会工作专业语境中，“移情”是指服务对象将早期生活经历中对某个重要他人的情感模式、反应方式或行为期待，无意识地投射到社会工作者身上的心理现象。在此过程中，社会工作者被服务对象视为其过去情感经历中的某个特定角色[4]。在专业关系中，服务对象可能对社工产生正向移情，具体表现为深度依恋与情感理想化，如流露出喜爱、爱慕或怜惜等情感。其行为可能包括赠予礼物、发出工作外的频繁邀约，甚至尝试为社工介绍伴侣等，这些均是服务对象将积极情感角色投射于社工的体现[5]。负向移情主要指服务对象对社工的敌意、厌恶甚至是攻击，服务对象拒绝、排斥社工使专业关系很难建立[6]。在群体服务情境中，某些服务对象可能将社工投射为类似“亲人”的角色(如兄长、姐姐等)，形成明显的情感依附。服务对象常通过写信、赠送礼物等行为表达亲近，这反映了服务过程中出现的“移情”现象。此类移情若未被及时察觉与妥善处理，容易导致部分成员对社工的专业职能与关系边界产生认知偏差，进而可能强化其情感依赖倾向，并加剧自身的心理焦虑状态。
2.2. 反移情
反移情指社会工作者在专业关系中无意识地将个人经历或情感投射于服务对象的现象，通常可分为两种类型：正向反移情表现为社工对服务对象过度认同，仅关注其优势而忽视存在的问题；负向反移情则体现为社工对服务对象抱有抵触情绪，以敷衍态度应对甚至抗拒提供服务[7]。二者均可能使社工形成主观偏见，从而影响服务的客观性与有效性。
2.3. 社会工作伦理困境
社会工作伦理是专业社会工作中所确立的规范体系，旨在指导实务过程中的伦理抉择，被誉为该专业的生命线。Reamer将伦理困境定义为：“当专业核心价值对从业人员所要求的责任与义务之间出现冲突时，社会工作者必须决定哪种价值与行为更符合服务对象与专业服务的需要”[8]。在社会工作发展历程中，伦理守则始终发挥着关键的指引作用，它不仅提升实务工作的专业水平，还有效防范和消解因服务失当可能引发的伦理问题，既维护了服务双方的利益平衡，也巩固了社会工作在社会范围内的公信力。
2.4. 双重关系
多重关系是指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之间，在既有的专业关系之外，还同时存在或相继形成其他一种或多种社会角色关联。这类附加关系可能涵盖社会交往、经济利益、宗教信仰或情感联结等多个层面。[9]。在社会工作实践中，若发生移情与反移情现象，双方往往容易将对专业关系以外的情感和期望投射到彼此身上，这使得互动逐渐偏离既定的专业准则，不仅影响服务的实际效果，也可能最终造成干预过程无法顺利推进。社会工作本身注重伦理与价值观，富含鲜明的人本关怀精神。因此，社工如何把握与服务对象之间的专业关系，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种需要深入掌握的实践艺术。
2.5. 理论基础
客体关系理论强调个体早期与“客体”(即重要他人)的关系模式对其人格发展与人际互动的影响。克莱因(Melanie Klein)比昂(Wilfred Bion)等人进一步指出，移情与反移情不仅是个人历史的再现，更是双方无意识沟通的结果。在社会工作关系中，服务对象可能将社工内化为“好客体”或“坏客体”，而社工的反移情则可能反映出服务对象无法言说的情感状态。
3. 青少年对社工情感依附的研究
在青少年社工服务中，部分处于青春前期、来自单亲或经济条件一般家庭的成员，容易对长期接触的社工产生情感依赖与角色投射。这类成员常在项目活动期间与社工建立初步信任，并在服务结束后仍表现出持续的情感联结，如频繁联系、赠送个人物品、倾诉秘密等行为。他们往往将社工视为“哥哥”“姐姐”等亲人角色，并期待获得超越专业关系的关注与陪伴。与此同时，其家庭成员也可能基于对子女行为改变的期待，主动强化这种亲密关系的投射，希望借助社工的影响力引导孩子，从而无形中将社工置于一种“类亲属”的期待位置。当社工尝试进行角色澄清、重申专业边界时，这类成员常流露出失望、退缩或回避的态度，认为这种关系“只是工作”，甚至因此降低参与意愿。面对此类情况，部分社工可能因担心关系破裂、影响服务效果或出于情感上的不忍，选择暂时默许这种被赋予的非专业角色，从而在后续服务中逐步面临反移情与伦理界限模糊的困境。这一现象在针对情感支持需求较强的青少年群体的长期服务中较为常见，尤其容易出现在活动式、小组式服务向个别深度支持过渡的阶段。
4. 本案例移情与反移情产生原因
尽管移情与反移情现象在社会工作实务中并不必然出现，其诱发因素亦因情境而异，然而对二者成因进行系统剖析，仍是准确理解服务对象真实需求、进而设计有效介入方案的关键前提。在参与过程中，引发移情与反移情的原因可主要归纳为生理、心理与社会三个维度的共同作用。
4.1. 服务对象移情的原因
4.1.1. 生理方面
生理层面主要包括年龄、外貌、健康状况等。比如服务对象与同龄学生相比，学习成绩差，同学说他笨，产生自卑心理，情绪容易低落，班级表现不自信，逐渐不喜欢与人交流。
4.1.2. 心理方面
在实务中，部分社会工作者会因服务对象的经历与自身过往体验(如童年时期的孤独、被忽视或被排斥等)高度相似，而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与代入感。这种共鸣可能无意识地激发其内心“拯救者”或“补偿者”的角色认同——即希望通过给予服务对象自己曾经缺失的支持与陪伴，来间接疗愈自身的过往经验。此种反应体现了客体关系理论中所指出的，个体在专业关系中可能无意识地将自身内在客体关系模式投射至互动情境，并试图通过“照顾另一版本的自我”来完成某种心理修复。这一现象在从事青少年、家庭或创伤支持等领域的社会工作者群体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4.1.3. 社会方面
家庭层面：有些家庭多面临结构不完整或功能失调的挑战，如父母离异、单亲抚养、隔代教养或父母一方角色缺位等情况较为普遍。监护人的教养方式可能以说教、指责或简单粗暴为主，情感支持与良性沟通相对匮乏，导致青少年在成长中难以获得稳定、温暖的情感依恋与心理满足。改善家庭互动模式、提升监护人的情感关怀能力与正向教养技巧，是满足青少年深层情感需求、促进其心理健康发展的关键。
学校层面：处于学业过渡阶段(如升学、分班)或身心变化显著时期的青少年，容易在班级人际交往中遇到困难，感到被排斥或孤独。学校体系往往侧重于学业与纪律管理，对其情感状态与社交需求缺乏系统关注，也未能提供足够的情感支持渠道或倾诉空间。这导致许多青少年在遇到心理困扰时，难以在校内获得及时、有效的理解与帮助。
社工机构层面：部分机构在服务管理中强调成效导向与量化评估，这种绩效文化可能在无形中对一线社工形成“必须促成改变”的压力。当社工面对进展缓慢或情感依赖较强的个案时，容易因担心服务失败、前期投入白费而产生焦虑，从而在专业判断中卷入过多个人情感，甚至模糊专业界限。同事间的观察与督导提醒也常反映出，在某些复杂个案中，社工因过度投入而面临反移情风险，这一现象与机构整体的目标导向、支持系统及反思氛围密切相关。
4.2. 社会工作者反移情的原因
心理方面：有些社工因童年时期父母忙于生计而较少获得情感关注，其后在外求学与工作期间，社交支持系统亦较为薄弱，长期缺乏充当“照顾者”角色所带来的心理满足。面对具有相似经历的服务对象时，易在专业关系之外产生情感共鸣与联结。双方均存在一定程度的情感需求，且呈现互补倾向。随着移情的发展，服务对象对社工的依赖日益加深，表现为希望随时保持联系，并将其视为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人物。而社工亦因觉察到服务对象与自身早年经历的相似性，不自觉地投注了过多情感关注并予以回应，从而引发了反移情。
社会方面：该层面主要源于机构施加的绩效压力。实践中，督导对工作成果抱有较高期待，社工自身亦渴望通过专业方法与技巧有效协助服务对象解决问题、提升能力，并希望其工作成效能获得机构同事、负责人及服务对象的认可，进而赢得更多尊重与信任。在此过程中，社工担忧若未能满足服务对象需求，可能导致专业关系破裂，影响整体介入效果。这种“成效导向”的思维模式，使其在把握专业关系的界限时失去原有准则，进而影响判断与行为。
5. 移情与反移情介入策略
5.1. 服务对象层面
保持社会工作专业性：专业服务的有效开展并非仅依靠社会工作者单方面的努力，亦需服务对象明晰并接纳双方的专业角色定位，在专业服务协议的框架内展开互动。服务对象应秉持对社工专业的尊重，避免提出超出专业边界的不当要求，并通过这一过程提升自身的认知水平与综合素养。
保持社会联系：鼓励服务对象积极与社会保持联结，这有助于构建稳固的非正式支持体系。例如，服务对象可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公益活动，在与其他同辈群体的日常交流中拓宽社交范围，从而有效缓解其内心的孤独感与社会疏离。
寻求其他支持：在必要情况下，服务对象可主动通过社工寻求其他方面的支持。例如，由社工发挥资源链接者的专业功能，协调其家庭、学校或相关组织为服务对象提供情感、学业或生活方面的辅助，形成多维度支持合力。
5.2. 社会工作者层面
提升自身专业素养：新时代的社会工作者需持续强化职业道德修养，清醒认识移情现象的本质与潜在风险，始终秉持专业态度开展工作。应在实务中不断积累经验，对自身可能出现的反移情保持警觉。提供服务时须把握适度的专业距离，不介入职责范围外的问题与情感纠缠，确保服务过程的规范性与专业性。
谨慎处理多重关系：社工应敏锐觉察服务对象的言行意图，在建立关系初期即明确澄清双方的角色定位、责任范畴与服务边界，防止产生过度情感依赖。应坚持公私分明的原则，理性维护专业关系，对服务对象超出专业范畴的诉求予以适时拒绝，并在服务过程中持续反思与调适自身的价值判断。
树立良好社工形象：面对当前社会工作机构分布不均、公众认知尚存差异的现状，一线社工更应以身作则，通过严谨、负责的专业实践，扎实完成本职服务。要以实际行动向服务对象与社会公众展现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塑造积极、规范的职业形象，助力推动专业认同与学科发展。
5.3. 社会工作机构层面
加强一线社工专业培训：机构应建立健全常态化的培训与考核机制，确保一线社工的专业能力持续提升。培训内容需紧密围绕实务需求，关注一线从业者的实际困境，为其提供及时、有效的专业支持与资源援助。同时，定期组织专题研讨与案例分析活动，促进团队内部的经验交流与知识沉淀，从而稳步提升整体服务质量。
为目标服务对象建立社会支持：机构应主动为服务对象搭建多元化的社会支持网络，例如为有共同需求的服务对象开设主题小组，通过定期开展社区活动增强成员间的互动与联结。这不仅能丰富服务对象的社会参与，减轻其孤独感，更有助于他们在集体互动中重建生活信心、获得正向体验。
因地制宜地进行人事调配：在指派社会工作者时，应综合考量其年龄、阅历、专业背景与服务对象需求的适配度。
合理运用社会工作机构督导机制：机构应系统化运用督导机制，包括定期举行督导会议并做好过程记录与反思；引入跨领域专家提供多元视角；开展焦点小组讨论，促进社工与督导间的深度交流；加强个案研究的专业指导。同时，应持续开展对督导者自身的专业培训，全面提升督导工作的质量与效能。
5.4. 社区层面
秉持青少年社区参与原则：应充分尊重青少年的意见与需求，围绕社区关怀、文化体验、体育锻炼及社会参与等主题定期组织社区活动。日常可安排青少年心理健康讲座，节假日则可联合居民开展纪念性活动或手工互动等，以增强青少年与社区之间的联结，促进其身心全面健康发展。
加强青少年社区照顾：社区应建立定期探访机制，安排工作人员为青少年提供持续的生活照料与支持服务，例如开设“四点半课堂”等常规项目。针对服务对象，可适当增加探访频次，强化日常关注与个性化支持，以更好地回应其实际需求，使其获得更为周全的关爱与服务保障。
积极创造青少年友好社区环境：应致力于营造有利于青少年成长发展的社区氛围，重视其权利保护与全面发展。在优化社区公共设施、改善社区环境的过程中，积极鼓励青少年参与规划与建设，使其在实践参与中增强归属感与能动性，共同塑造支持性、包容性的成长空间。
6. 总结与反思
社会工作以道德伦理与人文关怀为核心特质，构建恰当的专业关系始终是实务中的重要课题与专业艺术。在中国特有的“人情面子”文化环境下，社会工作实务有必要探索适应本土社会环境的实践路径。这就要求社工不断增强专业敏感度，能够准确辨识并妥善处理移情与反移情现象。社会工作者应在服务开展前端正职业态度、筑牢价值基础；服务过程中主动澄清双方角色边界与责任范畴，并适时借助同事及督导的专业智慧；结案后则需注重系统性反思，不断积淀实务经验。面对青少年服务中因建立专业信任而可能引发的移情风险，社工需通过提升个案辅导的专业性，增强服务对象的自我认知与管理能力，同时恪守职业规范，保持专业距离，避免关系过度情感化。当出现移情表现时，应主动进行沟通说明，在理解其情感需要的基础上提供必要支持与引导。
反移情作为本土化实践中因操作指引不足而凸显的伦理议题，同样值得高度关注。在社区工作场域中，社会工作者需具备社区诊断与分析、组织协调与团队引领、风险预警与危机干预等综合能力。此外，还应秉持强烈的社会责任与使命意识，积极维护弱势群体权益，助力社区发展与公平正义。只有通过持续提升专业素养与伦理自觉，才能在社会服务实践中切实履行“以人民为中心”的专业承诺。
本土化不是口号，而是理论自觉与实践调适的双重过程。未来应在引入精神分析与客体关系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青少年成长的文化语境与家庭结构，发展出更具解释力与操作性的“关系–伦理”实践框架。同时，需加强社工对反移情的自我觉察能力，并通过督导机制将隐性情感反应转化为专业反思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