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无本回译的理论框架下，本研究聚焦于英国DK公司出版的绘本《穿越时空的大运河》(China through Time)及其中文译本，探讨回译过程中，译文与原文在语言、文化、文体层面的变化及其影响。《穿越时空的大运河》是一部以全景图画形式细腻描绘中国大运河历史发展进程的绘本。书中选取了大运河历具特色的地点、时代和场景，根据历史考证绘制了14幅全景长卷，串联起大运河自古至今的发展脉络。绘本不仅展现了大运河的诞生、辉煌与变迁，还描绘了运河两岸人民的文化和社会生活。英文版作为原版，采用生动叙述与精美插图相结合的方式，再现中国大运河历史上的关键时期与重要转折点。中文译本在语言转换的过程中，在语言，文化和文体再现方面作出了诸多改动。因此，通过无本回译理论对比分析该绘本的英汉版本，可以深入探讨其翻译策略及其影响。
本研究主要围绕以下两个核心问题展开：(1) 在无本回译的视角下，原文和译文在语言、文化和文体层面存在哪些主要差异？(2) 这些差异的成因是什么，翻译策略的选择如何影响目标文本的呈现？本研究采用描述性研究、定性研究及对比分析的方法，分别考察译文在语言表达、文化信息传递及文体塑造这三个方面的特点，进而探讨译者在回译过程中的策略及其可能对读者体验的影响。
2. 文献综述
绘本翻译的理论基础早期主要依托M. M. Bakhtin的对话理论，强调翻译过程中作者、译者、读者及图文媒介之间的多重互动关系。Oittinen [1]首次将对话理论系统引入儿童绘本翻译，提出“为儿童翻译”的核心命题。O’Sullivan [2]提出隐含译者的概念，认为翻译者是为目标文本的读者创造新文本的主体。而后，国外学者开始关注绘本的多模态性，Lathey [3]对儿童文学的翻译策略与技巧进行了全面的梳理，涵盖了多个方面，包括读者与文本的叙事交流、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互文性和引用的处理、听觉与视觉元素的翻译以及对话语言的呈现。此外，研究还探讨了翻译过程中重译的角色。Chen [4]通过多模态理论，分析了中国绘本中如何通过视觉叙事再包装中国文化，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化如何通过视觉艺术形式(如剪纸、中国画和泥塑)在绘本中得到呈现。Chen [5]通过分析中国传统儿童歌曲的翻译，讨论了翻译过程中的跨符号转换，指出在翻译过程中，文本与图像的互动关系多样化，翻译者通过灵活的策略，进行文化和语言的适配，来适应目标文化和读者的需求。刘靖、刘方华([6]: p. 114)总结出国外对于绘本翻译的研究热点为再媒介化和再符号化现象，同时，作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及其对翻译的影响逐渐成为国际翻译界关注的焦点，尤其是文化、意识形态等因素在绘本图文关系的变化、翻译改写以及图画的编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就国内而言，徐德荣、江建利[7]图画书翻译中的风格再造问题。他们指出，图画书的风格是由图画、文字以及图文关系三者协同构成的有机整体，体现了作者的思想、情感和审美特征。朱亚辉[8]和周俐[9]分别对绘本翻译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刘靖、刘方华([6]: p. 115)认为绘本翻译在国内学术界仍处于相对边缘的领域，研究缺乏原创性的理论创新，通常只是直接引入西方翻译理论，尚未充分考虑并细化中国的特定语境。因此，本研究将着眼于中国语境，基于无本回译的视角，通过分析《穿越时空的大运河》(China through Time)的原文与译文，探究汉译特点与翻译效果。
3. 理论框架
王宏印[10]在《文学翻译批评概论》中谈及林语堂的Moment in Peking时，提出“无根回译”这一概念，小说以老北京生活为内容和题材，描述的是中国文化，但是文本是用英语创作的，将这部作品翻译成汉语的返回，不是语言的返回，而是文化上的返回，因而称之为“无根回译”，即在语言上不存在以原作为根据的回译。这是异语写作的回译。随后，王宏印([11]: p. 2)对“无根回译”这一概念进行修正与深化，他认为“无根回译”这一表述不准确，无论是“缺乏原译的回译”，还是作为“异语写作的回译”，都不是无中生有的回译过程，而是具有文化根基的(此处指中国文化，而不是泛泛的人类文化)，因此，应当称其为“无本回译”。江慧敏[12]提出本体文化，而不单指一种文化，无本回译的概念不再仅限于以中国文化为基础，而是具备了更广的概念内涵，即基于异语创作的文本返回其本体文化的回译。根据王宏印([11]: pp. 3-4)的界定，异语写作的作者分为三个类型：分别是本国作者(中国作家)，侨民作者，外国作者。
王宏印[13]从三个层面提出无本回译的评估标准：首先是语言标准，由于没有可对比的参照，回译处于原文与译文之间的中介状态，但翻译应尽量接近目标语言，在本研究中，目标语言为中文。其次是文体标准，一是保持和对应原文的类型和品味，二是改变原文的文体，或者提升品味，但也增加翻译的难度，或者降低难度以便推广。最后是文化标准，回译是对“源文化”的回归，而不是对“源文本”的回归[14]。因此，翻译后的文化应朝向目标语言文化的方向归化而去，并尽量减少或彻底消除外来文化因素的入侵和干扰。
本文的研究对象，《穿越时空的大运河》(China through Time)是由Edward Aves创作的关于中国大运河的故事，根据理论，其汉语翻译属于“无本回译”的范畴，本文将从语言、文化和文体三个层面分析该文本的汉译。
4. 译本分析
4.1. 语言层面分析
例1：
原文：Linqing is one of the liveliest hubs along the canal. All boats have to stop to pay taxes at the customs office. Passage can take days, or even weeks, because of the many locks that need to be navigated. But there’s little chance for travelers to get bored. Inns and restaurants have sprung up along the canal banks, while opera performances and acrobat shows keep everyone entertained. ([15]: p. 21)
译文：临清不但是大运河上水陆交通的枢纽，也是政令传输的要地，达官显贵往来频繁。明朝政府在这里设立钞关征收船税和货税。大运河此段有许多船闸，船只通过往往需要数天，不过旅客们可以在沿岸的旅馆和商铺打发闲暇时间。我在研究回译，从语言的角度和翻译策略/方法的角度分析这个翻译，比如译文词汇的选择，句子结构，句式等。([16]: p. 21)
在例1中，从词汇的角度来看，原文的“customs office”直译应为“海关”或“税关”，但译文采用归化策略，使用意译的方法，译为更符合明朝历史背景的“钞关”，这一词汇是明清时期专门用于征收船税和货税的官方机构名称，使译文更具时代感和本土化色彩。此外，原文中的hubs仅表示“繁忙的交通枢纽”，而译文在此基础上增加了“政令传输的要地”，这一增补使得临清的历史地位更加突出，并与明朝的政治体系相呼应。
在句子结构方面，原文以All boats have to stop to pay taxes at the customs office强调临清的税收功能，而译文则采用更符合汉语表达习惯的方式，先说明“明朝政府在这里设立钞关征收船税和货税”，然后才提及其作用。这样处理不仅避免了直译可能导致的生硬表达，还使信息传递更加符合汉语的逻辑顺序。
从翻译策略来看，译者主要采用了归化的策略，使用意译，增译和减译的方法，在整体上调整句子结构，适当增删或调整信息，使其更符合汉语的表达逻辑。译文整体上减少了口语化表达，使得文体更加正式，符合中文历史叙事的特点。
4.2. 文化层面分析
例2：
原文：Fuchai’s companion, Xi Shi, eats fruit laid out by the maids. She is a spy, sent by an enemy state to distract the king. ([15]: p. 4)
译文：西施居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首，越国派她用“美人计”来迷惑吴王夫差。天气炎热，她正在吃甜瓜消暑。([16]: p. 4)
例2的原文中，西施被简单地描述为spy (间谍)，这种描述强调了她的政治功能，即她是被敌国派遣来迷惑君王的工具。这种表达展现了她的身份和任务，而译文则补充了她的文化身份，称其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首”。西施不仅是历史人物，更是中国文化中美貌与智慧兼具的象征，这一称号承载了丰富的文化意象。此外，译者并未直接将spy翻译为间谍，而是选择了“美人计”这一中国传统兵法术语。美人计出自《三十六计》，是中国古代兵法中极具代表性的计谋之一，指利用美色迷惑敌人，从而达到战略目的。通过加入文化典故，译者强化了西施作为历史人物的文化象征意义，使她的角色更具中国传统叙事色彩，而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间谍角色。
此处采用的翻译策略属于归化翻译，即主动采用目标文化中的表达方式，使文本更加符合目标语言的叙事传统，相比于直译spy为间谍，使用意译的方法，翻译成“美人计”能够更直接地传达西施的作用，使读者更容易接受。译者考虑了中国读者的感受，译文也更多地关照我国读者的阅读审美[17]。
例3：
原文：The king’s advisors are deep in discussion about military tactics. ([15]: p. 4)
译文：太宰伯嚭在向夫差描绘进取中原的路线，等到运河开通，才能运兵北上。([16]: p. 4)
在例3中，译文对原文的内容进行了明显的扩展。原文并未设计具体人物或战略内容，而是强调群体集体决策的行为，译文没有将原文中的the king’s advisors直译为国王的顾问或是君臣，而是引入“太宰伯嚭”这一具体的历史人物，太宰是古代官职名，与the king’s advisors涵义接近，译文还详细补充了他向吴王夫差讲述运河开通和进军中原的计划。译文详细地突出吴国扩张的意图和运河开通在军事调度中的重要作用。
从翻译方法来看，译者采用了释义法，通过对原文内容的具体化和解释，译文更加符合中国历史文化背景，比原文多了与中国历史有关的信息，在原文中，the king’s advisors指代的是一个顾问群体，deep in discussion表示深度讨论，都较为笼统，译文中的“太宰伯嚭”则更为具体，同时，译文中的“等到运河开通，才能运兵北上”是对原文中的military tactics的解释，也是对deep in discussion的具体化，将吴国的军事策略和大运河的修建联系起来，使历史事件的逻辑更加清晰，这种处理方式突出了因果关系，使得中国读者更容易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古代历史背景和事件。
4.3. 文体层面分析
例4：
原文：It is almost midnight, but the busy port of Suzhou is still teeming with life. In the moonlight, merchants and travelers disembark from passenger boats under the old stone Fengqiao (Maple Bridge). Business is booming these days, and some bring goods from distant lands such as Persia and Arabia to trade. Others are more interested in the taverns and teahouses of the bustling night market. ([15]: p. 14)
译文：苏州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水城之一。这里水网密布，内河航运四通八达。安史之乱后，唐朝的经济中心逐渐向南方转移，使得苏州的地位突显。位于苏州城西的枫桥横跨大运河，此处舟车往来，海内外商旅云集，即便在夜晚，街市也异常繁华。([16]: p. 14)
在例4中，原文采用了生动的叙事文体，而译文则偏向历史科普的文体，整体的表达方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原文通过具象的描写手法，展现了繁华的夜市场景。merchants and travelers disembark from passenger boats描述了商人和旅客从客船上下来，some bring goods from distant lands such as Persia and Arabia to trade描绘了一些人带来了来自波斯和阿拉伯的商品的画面，这些细节增强了画面感，结合绘本中的图绘，使读者能够感受到千百年前夜晚的苏州港口依然熙熙攘攘的热闹景象，整段文字充满动态感和生活气息。
然而，译文并未忠实于原文的叙述文体，而是采用了一种偏向客观历史介绍的方式，译者采用了增译和减译的方法。译文省略了具体的人物活动，例如商人交易，旅客下船，茶馆热闹等细节，而是使用概述的方式强调苏州的重要性，“苏州市世界上最古老的水城之一”，凸显了苏州的历史地位，译文添加了“安史之乱后，唐朝的经济中心逐渐向南方转移，使得苏州的地位突显”这样的背景信息，解释苏州夜市依然繁荣的历史成因，而后使用概述性的语言展现繁荣景象。这种策略的运用也导致了原文叙事文体的削弱，使得译文在呈现方式上更接近历史科普文章，而非原文那种沉浸式的场景描绘。
例5：
原文：The workers need to move fast. The rains have begun, and if the flood defenses aren’t in place soon, the Yellow River will burst its banks again. Over the years, the canal system has been neglected, and silting upriver has made the river change course. Now it flows dangerously close to Huaiyin, where the Grand Canal and the Huai River meet, and causes floods that destroy homes and livelihoods. The river must be tamed, and the Kangxi Emperor has taken command. He orders his workers to build a vast series of defenses to change its direction. It will be an engineering masterpiece. ([15]: p. 17)
译文：淮安的清口是黄河、淮河、大运河的交汇处，也是大运河的重要枢纽。由于淤积的泥沙堵塞了河道，黄河经常泛滥成灾。这一年，泛滥的河水再次威胁着运河两岸的居民。康熙皇帝非常重视水利，他来到清口视察，规划、部署治河方略，命令工人建造防洪设施。运河危机得以解除。([16]: p. 17)
原文采用了生动的叙事文体，强调了洪水和黄河带来的威胁。通过描述工人们急需加快进度和水位上升的危险，原文营造出一种紧迫和紧张的氛围。这种叙事方式使得读者能感受到灾难临近的紧张感，强调了时间和空间上的紧迫性。文本通过直白的语言描述了洪水肆虐的情景，如The rains have begun, and if the flood defenses aren’t in place soon, the Yellow River will burst its banks again.这句直接传达了洪水威胁的紧急性，使读者产生强烈的代入感。
译文则显得更加平实和客观，文体更倾向于科普性的描述。译文没有采用原文中表现紧张局势的手法，而是简化了事件的描述，突出了对历史背景的解释和概述，强调了治河的措施和康熙皇帝的领导作用，例如，“康熙皇帝非常重视水利，他来到清口视察，规划、部署治河方略”，这使得译文更加注重事件的背景和过程，给读者提供了一个更为清晰、详细的历史背景介绍。相较于原文的紧迫感，译文在传递信息时采用了更平稳、理性的语言，像是在向读者传达一段历史事件而非营造紧张氛围。
从翻译方法上看，译者采用了减译。译者省略了原文中许多情感色彩和戏剧化的表述，转而用更加陈述式的语言来呈现事件。同时，译者增加了大量关于历史背景的细节，特别是对黄河和大运河交汇处的描述以及对康熙皇帝的重视水利政策的补充，增加了历史背景的深度，加深目标读者对历史的理解。
5. 翻译策略的影响与动因分析
5.1. 图文关系的变化及其影响
绘本由文字与图画共同构成，因为绘本是多模态的，张德禄[18]将模态之间的关系分为互补和非互补，互补关系又可分为强化关系和非强化关系。原文的文字部分以叙述为主，提供了必要的背景信息，而图像则在视觉上呈现细节，二者相互配合，共同传达完整的意义。例如，在Night Fair, Maple Bridge (枫桥月夜)一节，文字描述了苏州夜市的繁华，而图像则展示了商旅云集、船只停靠等视觉信息。从Kress与van Leeuwen [19]提出的视觉语法框架来看，该图像在再现意义层面通过人物活动与环境元素的并置，构建了具有历史氛围的社会场景；在构图意义上，画面中船只与市集占据主要视觉位置，引导读者将注意力集中于运河作为空间与叙事中心。读者需要结合文字和图像来理解故事的全貌，任何一种模态的缺失都会削弱信息传递的完整性。因此，原文属于非强化关系中的协调关系，即图像和文字缺一不可，二者共同构成叙事意义，增强阅读的互动性和探索性。译文在叙述方式上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增加了历史背景信息，使文字的承载信息量大幅增加。例如，枫桥月夜一节在译文中增加了“苏州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水城之一”、“安史之乱后，唐朝的经济中心逐渐向南方转移”等内容，这些信息并未在原图像中直接体现，而是通过文字的补充进行扩展。这种调整使得文字成为主要的交际模态，而图像则退居次要地位，仅起到视觉辅助作用。因此，译文属于强化关系中的扩充关系，即文字的意义超越了图像所承载的信息，而图像仅仅提供背景或附加视觉支持，削弱了读者对图像的依赖。
在阅读绘本时，儿童读者通常会通过观察图像积极参与阅读过程，甚至比共读的成人更关注图像的细节[20]。这表明，儿童的阅读体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图像与文字之间的互动关系。然而，在译文的改编中，图文关系发生了明显变化，文字承担了更多的信息传递功能，而图像的作用被弱化，转向背景化。这种变化可能会影响儿童的阅读体验，使其难以通过观察图像自主获取信息，而是需要更多地依赖文字理解内容。译文的科普性增强也可能导致对儿童读者的知识储备提出更高要求。原文的语言相对简洁，符合儿童认知发展水平，而译文在信息量上大幅扩展，使用了如“漕运”、“政令传输”、“治河方略”等术语，对年幼读者而言可能较难理解。这种知识化的处理方式使得译文更适合已有一定历史背景知识的读者。
5.2. 译者的动因分析
译文面向的是中国读者，因此，其翻译策略不仅与目标读者的文化背景有关，也受到出版定位与宏观叙事目标的影响。根据中文版封底文案所述，该书被定位为“不仅仅是运河的故事，更是中国的故事”，并旨在引导读者“领略建造至今的风云变幻”。这一表述为译文的“科普化”倾向提供了明确的语境依据。而中国读者对大运河及相关历史文化已有一定了解，因此译者可能认为提供更多背景信息可以增强文本的历史厚重感，使其更符合中国读者的知识储备和期待。此外，原文面向国际市场，许多涉及中国文化的细节需要通过简洁的叙述与图像共同呈现，而译文由于受众较为熟悉该文化背景，译者可能选择减少对图像的依赖，转而用更详细的文字表达，以确保信息的完整性。因此，译者选择增加与中国历史有关的信息，删去描述性的细节。
译者的翻译策略也受到文本类型和价值的影响。原文更偏向叙事文体，强调画面感和故事性，而译文在扩展信息的同时，使文本文体向科普性靠拢，体现文本功能重心的转移。科普类文本通常具有较强的解释性，提供更多的背景知识有助于提高文本的教育价值。在这一功能转向中，译文通过增补历史背景、制度性解释及术语化表达，强化了文本的解释性与知识系统性，使其更符合以历史教育为导向的阅读功能。从历史知识传播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看，这种调整有助于提升文本的信息密度和历史严谨性，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这种“以叙事性换取知识性的”翻译策略，也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儿童绘本原有的阅读方式与图文互动结构。
6. 结语
本研究以无本回译理论为框架，通过对比《穿越时空的大运河》英文源文本与中文译本，揭示了译本在语言、文化与文体层面的适应性调整及其对图文关系的系统性影响。
在语言层面，译者通过句式复杂化、信息扩展及术语本土化，将原文的叙事性语言转化为更具历史严谨性的科普化表达。文化层面，译者在保留核心史实的基础上，通过增补本土文化符号和典故，强化文本的历史教育价值，增强读者的认同感。文体层面，译文通过删减场景化的细节描写和弱化情感张力，将原文的沉浸式叙事转化为以知识传递为导向的客观陈述。从翻译策略和方法角度而言，作者采用了归化策略，将英文版大运河历史故事向中国本族文化回归，作者使用增译、减译、释义等方法，增强了译文的亲和力和接受度，构建了一个具有历史教育和文化传承双重价值的文本。译者的调整直接重塑了图文互动模式。原文本中“图文协调”的非强化关系在译本中被转化为“文字主导”的扩充关系。这种转变使文字成为主要信息载体，削弱了儿童读者通过图像自主探索的可能性，但也契合教育中对历史知识系统性的需求。
本研究为儿童绘本中的无本回译提供了实证支持，同时，研究拓展了多模态翻译理论的应用维度，通过分析图文关系变迁，分析了翻译策略对多模态叙事结构的影响。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案例分析集中于单一绘本，研究结论的普适性尚需通过更多样本进行验证；对读者接受度的讨论主要基于理论推演，缺乏实证数据支持，未来可以通过实证研究，如儿童阅读行为观察或问卷调查，进一步验证翻译策略在实际阅读情境中的效果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