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地方戏曲是地域文化的活态载体，凝聚着特定区域的历史记忆、价值观念与审美情趣。邕剧作为流行于广西南宁及周边地区的传统戏曲剧种，始于清末，以其通俗性、娱乐性与普适性曾广受民众喜爱，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交织的新时代，地方戏曲的保护传承与跨文化传播成为文化建设的重要课题[1]。《二度梅》作为邕剧“江湖十大本”中的经典剧目，经改编后情节紧凑、人物鲜明，剧中大量运用隐喻修辞手法，既增强了文学性与表现力，又因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认知方式与价值理念，给英译工作带来文化适配的难题[2]。
认知语言学的发展为隐喻翻译研究提供了全新视角。自莱考夫与约翰逊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提出概念隐喻理论以来，隐喻被视为“跨域映射”的认知过程，是连接语言、思维与文化的桥梁。隐喻翻译不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不同文化认知框架的碰撞与融合[3]。当前国内相关研究多集中于文学作品、政治文献等领域，戏曲隐喻翻译研究相对匮乏，仅有少数研究关注京剧等主流剧种，针对邕剧等地方戏曲的隐喻翻译文化适配性研究尚属空白。因此，立足认知语言学理论，探究《二度梅》隐喻翻译的文化适配策略，对填补研究空白、推动地方戏曲跨文化传播具有重要意义[4]。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基于认知语言学理论，系统梳理《二度梅》中隐喻的类型与文化特征，构建地方戏曲隐喻翻译的文化适配分析框架，提出兼具针对性与可操作性的翻译策略，为地方戏曲隐喻翻译实践提供指导[5]。拓展认知语言学理论在地方戏曲翻译领域的应用边界，丰富隐喻翻译的文化适配研究体系，为同类研究提供方法论借鉴。解决《二度梅》隐喻翻译中的文化冲突问题，提升英译文本的可读性与接受度，助力邕剧及其他地方戏曲的国际传播，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1.3. 研究方法与语料来源
1.3.1. 语料选取标准
本文选取的6个隐喻案例均遵循以下标准：一是覆盖隐喻文化共性、可释性、差异性三大特征，确保案例类型的全面性；二是选取剧中高频出现、对情节推进或人物塑造起关键作用的隐喻表达，保证案例的代表性；三是兼顾口语化台词与文学性唱词，契合戏曲语言的多元特征；四是优先选择存在跨文化理解障碍或具有典型文化内涵的隐喻，突出研究的针对性。
采用文献分析法与案例研究法相结合的研究路径。通过文献分析梳理认知语言学相关理论及隐喻翻译研究现状；以《二度梅》剧本为语料，选取典型隐喻案例，结合文化适配性视角分析其翻译策略与效果。并选取《邕剧“江湖十大本”存世剧目整理与研究》中收录的传统邕剧《二度梅》剧本作为核心语料，该版本保留了邕剧的语言特色与艺术风格，隐喻使用具有代表性。
1.3.2. 语料来源
本文例句中的英文译文(TT)均源自权威译本《中国经典戏曲英译丛刊·邕剧卷》(李明华、张培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23年版) [6]。该译本由具备20年以上戏曲翻译经验的学者团队完成，译文经3轮同行评审与2次英语母语者润色，已被纳入“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推荐书目，在戏曲跨文化传播领域具有较高的认可度与学术权威性。选取该译本作为语料来源，既保证了译文的专业性与可信度，又避免了自译可能导致的研究偏误，为论证隐喻翻译的文化适配策略提供了客观、可靠的文本支撑。
2. 理论基础
该理论认为隐喻是从源域到目标域的跨域映射过程，通过具体、可感知的概念(源域)理解抽象、难以感知的概念(目标域)。例如“时间就是金钱”，将“时间”(目标域)映射到“金钱”(源域)，体现了两种概念的相似性关联，且这种映射深受文化语境影响，强调隐喻不仅涉及语言与思维层面，更具有交际意图，是特定语境中为实现表达效果而刻意使用的交际工具，为分析隐喻翻译的语境适配提供了依据。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根据译入语文化的认知框架与接受习惯，调整原语隐喻的表达形式，实现文化内涵的有效传递，减少文化摩擦。认知语言学认为，不同文化群体的认知框架源于生活经验的差异，隐喻翻译的核心在于弥合原语与译入语的认知框架缺口。
3. 《二度梅》中隐喻的类型与文化特征
《二度梅》以唐肃宗时期为背景，讲述了陈杏元等古代女性反抗命运、坚守气节的故事，剧中隐喻贯穿情节发展，既刻画人物形象，又传递文化观念，其类型与文化特征可归纳为以下三类：
(一) 隐喻文化的共性
戏曲语言兼具口语化与艺术性，部分隐喻承载的文化内涵在中西方文化中存在共识，形成跨文化认知的交集。这类隐喻的源域与目标域映射关系具有普遍性，译入语观众可通过自身认知经验理解其含义[7]。例如“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其中“下”与“高”构成方位隐喻：“下”在中西方文化中均表示“负面、次等”，英语中“down”可表达“心情沮丧、地位低下”；“高”均蕴含“正面、优越”之意，英语“exalt”有“推崇、抬高”的含义。这种方位隐喻的认知共性，为翻译中的文化适配提供了基础。
(二) 隐喻文化的可释性
部分隐喻在英语文化中无直接对应表达，但所描述的现象或逻辑在西方社会存在类似情境，通过适度解释即可实现认知互通。这类隐喻的文化特异性并非不可逾越，关键在于剥离表层文化形式，传递核心语义。例如“后母看我猪狗样，要我嫁人做填房”中的“填房”，指女性嫁给丧偶的男性为妻，这一婚姻现象在西方社会同样存在，但无对应的固定表达。直译“fill the room”会造成误解，而通过解释性翻译可让西方观众理解其本质含义。
(三) 隐喻文化的差异性
由于历史背景、价值观念与生活经验的差异，部分隐喻的喻体选择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与西方文化认知框架存在显著分歧。这类隐喻的源域在译入语文化中缺乏对应的文化联想，需通过喻体替换实现认知适配。例如“文不文武不武虎威狐假”中的“虎威狐假”，源自中国成语“狐假虎威”，以“老虎”作为权力与威严的象征。而在西方文化中，“狮子”才是力量与权威的典型喻体，对应的表达为“borrow lion’s mane”，这种喻体选择的文化差异，要求翻译过程中进行针对性适配。
4. 认知语言学视角下《二度梅》隐喻翻译的文化适配策略
基于认知语言学的隐喻认知机制与《二度梅》隐喻的文化特征，结合戏曲台词的舞台呈现要求，提出以下三种文化适配翻译策略：
(一) 喻体移植策略：强化文化共鸣
当原语隐喻与译入语文化存在认知共性时，采用喻体移植策略，直接保留原语喻体的文化形式与内涵。这种策略既能传递原汁原味的文化特色，又能借助跨文化认知共识实现语义互通，是文化传播的有效途径。但移植需以文化共性为前提，避免生硬直译导致误解。
例1：
ST：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TT: All professions are deemed inferior; only studying is exalted.
该句中的“下品”与“高”属于方位隐喻，中西方对其认知内涵存在共识。译文将“下品”转换为形容词“inferior”，“高”译为“exalted”，既保留了原隐喻的认知映射关系，又符合英语表达习惯，实现了文化内涵与语言形式的双重适配，让西方观众在理解语义的同时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
例2：
ST：卢杞老贼太可恶，有日落在良玉手，千刀割来万刀割。
TT: That old thief Lu Qi is utterly detestable. The day he falls into my hands, he shall be cut into pieces.
原文中“手”隐喻“掌控权”，英语中“in someone’s hands”同样具有“处于某人掌控中”的隐喻含义，符合跨文化认知共性，故直接移植“hand”这一喻体。“千刀割来万刀割”通过“千、万”虚数强化仇恨情绪，西方文化中无类似表达习惯，译文保留“刀割”的核心隐喻概念，以“cut into pieces”替代具体数字表述，既传递了深仇大恨的情感内涵，又契合英语认知框架，实现了文化共鸣与语义准确的统一。
(二) 喻体替换策略：弥合认知缺口
当原语喻体因文化差异无法被译入语观众理解时，采用喻体替换策略，用译入语文化中具有相同语义关联的喻体替代原喻体，填补认知框架缺口。替换的核心是保留原隐喻的源域与目标域映射关系，仅更换喻体的文化载体，确保语义本质不偏离。
例3：
ST：文不文武不武虎威狐假，瞒天子昧良心残忍毒辣。
TT: Neither literate nor martial, he borrows lion’s mane. He is so cruel and venomous that deceives the emperor without any conscience.
“虎威狐假”的核心语义是“依仗他人权势欺压他人”，原喻体“虎”在西方文化中无“权威”的强关联认知，而“狮子”是西方文化中权威与力量的典型象征。译文以“lion’s mane”替换“虎威”，既保留了“借他人之势”的隐喻内涵，又符合西方观众的认知习惯，避免了认知框架亏损。
例4：
ST：界牌关前情难舍，怎能双双渡鹊桥？
TT: At the boundary marker pass, our love is hard to part with. Are we destined to be Romeo and Juliet?
“鹊桥”源自中国牛郎织女的神话传说，隐喻“恋人重逢的契机”，西方观众缺乏相关文化背景，难以理解其内涵[8]。译文用西方经典爱情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替换“鹊桥相会”的喻体，二者均承载“相爱却难相守”的语义核心，既准确传递了原文的情感内涵，又借助西方观众熟悉的文化符号实现认知适配，增强了译文的可接受性。
(三) 喻体释义策略：化解文化摩擦
对于文化特异性强、无对应喻体可替换的隐喻，采用喻体释义策略，剥离隐喻的文化外壳，直接传递核心语义。戏曲台词受舞台字幕的时间与空间限制，不宜采用冗长注释，释义需简洁明了，在保持文风一致的前提下实现语义互通。
例5：
ST：后母看我猪狗样，要我嫁人做填房。
TT: My stepmother looks down on me as if I were a pig or a dog. She wants me to marry a widower as his second wife.
“猪狗样”隐喻“被轻视、地位低下”，译文保留该喻体并增译“looks down on me”，帮助西方观众理解隐喻的情感倾向；“填房”无对应的英语隐喻表达，译文直接解释其本质含义“marry a widower as his second wife”，既避免了文化误解，又符合台词简洁性要求，实现了文化摩擦的有效化解。
例6：
ST：先有金榜题名，后有洞房花烛。
TT: First comes success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then comes the wedding night.
“金榜题名”隐喻“科举及第、仕途顺利”，“洞房花烛”隐喻“新婚之喜”，二者均植根于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与婚礼文化，西方观众缺乏相关认知经验。译文舍弃原喻体，直接解释其核心语义，既避免了认知框架亏损，又适应了舞台字幕的呈现需求，确保语义传递的准确性与高效性。
5. 结论与展望
本文基于认知语言学的概念隐喻理论、蓄意隐喻理论等核心成果，以邕剧《二度梅》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了地方戏曲隐喻的文化特征与翻译的文化适配策略[9]。研究发现，《二度梅》中的隐喻具有文化共性、可释性与差异性三大特征，对应的喻体移植、喻体替换与喻体释义三种翻译策略，能够有效实现原语文化内涵与译入语认知框架的动态适配：喻体移植适用于跨文化认知共识较强的隐喻，可强化文化共鸣；喻体替换适用于文化差异显著的隐喻，能弥合认知缺口；喻体释义适用于文化特异性强的隐喻，可化解文化摩擦。三种策略并非相互割裂，而是根据隐喻的文化特征灵活运用，核心目标是在保留地方戏曲文化内核的基础上，提升译文的可接受性，促进跨文化传播[10]。
本研究仅以《二度梅》为个案，语料范围有限，未来可扩大研究对象，涵盖更多邕剧剧目及其他地方戏曲种类，如桂剧、祁剧等，进一步验证文化适配策略的普适性[11]。同时，可结合实证研究方法，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方式收集英语母语者对译文的接受度数据，为策略优化提供更坚实的实证支撑。此外，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翻译领域的应用，未来可探索认知语言学理论与机器翻译技术的结合路径，开发针对地方戏曲隐喻翻译的智能辅助系统，为地方戏曲的大规模跨文化传播提供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