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加速重塑全球经济版图，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为代表的前沿技术不断突破，催生了大量新产业、新模式与新动能。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与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新质生产力发展归根结底依赖于新型劳动者队伍的支撑。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发展新质生产力迫切需要能够熟练掌握新质生产资料、适应新质生产关系的高素质科技人才。
湖北省作为科教大省，拥有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众多高水平学府及雄厚的科研底蕴，承担着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历史使命。近年来，湖北省大力推进“51020”现代产业集群建设，在光电子信息、汽车制造、大健康等领域已具备较强的产业基础。然而，在从“科教大省”向“科教强省”跨越，进而将科教优势转化为发展胜势的过程中，湖北省科技人才培养体系暴露出诸多短板。光电子信息、新能源等关键领域高层次复合型人才缺口较大，区域间要素配置失衡，产教融合流于形式，且智能化培养改革滞后，难以支撑新质生产力对科技人才素质的更高要求。
本文立足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的战略高度，聚焦湖北省的具体实践，深入探讨新质生产力赋能科技人才培养体系变革的实践进路。文章通过剖析湖北在人才供需、要素配置及培养范式等方面的现实困境，坚持问题导向，从筑牢一体发展根基、激活一体发展动能、重构人才培养范式及革新人才评价生态四个维度提出系统性对策。本研究旨在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设计，探索构建适应新时代需求的科技人才培养新体系，为湖北实现高质量发展与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提供有力的决策参考。
2. 文献综述
当前，学术界围绕新质生产力与科技人才培养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科技人才培养的发展趋势，以及区域高质量发展的要素配置三个维度，为理解新质生产力赋能湖北省科技人才培养体系变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学界已达成基本共识。高帆指出新质生产力是立足于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提出的新范畴，其核心在于通过技术革命性突破和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1]。徐政和郑霖豪进一步阐释，新质生产力是适应高质量发展需求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其形成过程本质上是生产力要素的优化组合与迭代升级[2]。周文和李吉良则强调，不同于西方现代化依赖资本逻辑，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新质生产力更强调科技创新的主导作用，是摆脱传统增长路径、符合新发展理念的生产力跃迁[3]。新质生产力不仅仅是技术的进步，更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矛盾运动在新时代的具体体现，这为重新审视科技人才培养体系的适应性提供了理论标尺。
现有研究普遍认为人才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第一资源和核心驱动力。吴瑞君指出，新质生产力本质上是“人才驱动型”生产力，对劳动者的知识结构、创新能力和数字化素养提出了全新要求[4]。姚凯认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卓越工程师等多元化人才队伍的支撑，而当前的人才评价体系往往存在“唯论文、唯帽子”倾向，难以激发人才的原始创新活力[5]。标准化、同质化的传统人才培养模式已难以适应新质生产力对“颠覆性创新”能力的迫切需求。
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要素配置研究中，强调因地制宜和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性。贾若祥等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结合区域比较优势，通过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推动区域创新中心与产业体系的深度融合[6]。王世泰和曹劲松指出科技进化的内驱力与资本增值的推动力需要政策扶持的传导力来平衡，区域发展应避免“泡沫化”和“一哄而上”，需要根据本地资源禀赋构建特色鲜明的现代化产业体系[7]。惠利等构建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量化评估了湖北各市州的发展现状，指出武汉等核心城市创新能力较强，但全省范围内的区域协同和人才效能释放仍有待提升[8]。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为本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仍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一方面，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对新质生产力宏观理论的阐释，或对全国层面人才政策的分析，针对特定区域在新质生产力赋能下变革科技人才培养体系的对策研究较少；另一方面，高校是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是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的关键一环。关于如何打破高校、企业与政府之间的体制壁垒，构建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科技人才培养范式，仍需深入探索。基于此，本研究聚焦湖北省实践，深入剖析新质生产力赋能科技人才培养的现实困境，试图构建一套可操作、可落地的科技人才培养体系变革对策，以期为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提供智力支持。
3. 新质生产力赋能湖北省科技人才培养体系变革的现实困境
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不仅要求技术革命性突破，更要求生产要素配置创新。湖北省作为科教大省，正处于向科教强省跨越的关键期，尽管在人才总量上占据优势，但在发展新质生产力具体实践中，其科技人才培养体系暴露出诸多短板。
(1) 人才供需结构性错位
新质生产力具有颠覆性创新驱动、产业链条新、发展质量高等一般性特征[9]，新产业链条对科技人才的素质要求远超传统高等教育的反应速度，导致了严重的供需错位。
在湖北省“51020”现代产业集群规划中，新一代信息技术(光芯屏端网)、汽车制造、现代化工及能源、大健康等产业是新质生产力发展主阵地。然而湖北省每年理工科毕业生总量虽位居全国前列，但在新质生产力核心领域的有效人才供给严重不足。
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例，随着“光芯屏端网”万亿级产业集群加速成型，芯片设计、半导体制造与电气研发等关键技术岗位人才紧缺。但在机械制造、基础化工与土木工程等传统领域，由于高校专业调整速度较慢，人才供给长期维持高位，呈现出明显的饱和状态。企业招不到人与学生就业难并存，深刻反映高校学科专业调整机制相对于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的严重滞后。
新质生产力同时强调引领未来产业。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等前瞻性领域，湖北省高校的人才储备明显不足。除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等头部高校在相关领域有所布局外，绝大多数省属本科院校在未来产业领域尚处于空白或起步阶段。
(2) 要素配置区域性失衡
湖北省在迈向科教强省的过程中，面临着特殊痛点——武汉作为核心城市对周边市州的人才、资金与教育等要素具有强大的虹吸效应，导致科技人才培养所需要素区域性失衡。
湖北省九成以上的“双一流”高校与国家级科研平台集中在武汉市，虽然强化了武汉的创新策源功能，但也造成其他市州科技人才培养难以为继。近年来，宜昌与襄阳作为省域副中心城市，引进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头部企业，着力打造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高地，但当地高校在科创水平、学科能级与师资力量上与武汉高校存在巨大差距，难以独立支撑产业升级的人才需求。同时，由于武汉在薪资待遇、配套设施、发展空间等方面的优势，导致宜昌、襄阳等地不仅难以吸引外地高端人才，甚至连本土培养的优秀科技人才也大量流向武汉及东部沿海地区。
为破解虹吸效应，武汉围绕提升区域辐射带动能力，加快推进以“武鄂黄黄”为核心的武汉都市圈建设，但武汉与周边城市间的人才流动机制尚不畅通。以黄石为例，其聚集PCB重点制造企业31家，占湖北省总量的三分之二，是光电子信息产业链的重要一环，但在承接武汉光谷的科技人才外溢时陷入困境。虽然武汉、鄂州、黄石、黄冈四地已启动武鄂黄黄职称互认信息平台，但武汉的高素质科技人才仍受制于编制管理、社保缴纳与子女教育等壁垒，难以实现跨区域的柔性流动；而黄石本地企业求贤若渴，却因缺乏高水平产学研平台，难以引才用才。区域间人才流动不通畅，导致湖北难以形成全域协同的科技人才生态，制约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3) 产教融合深层化受阻
“产教融合”是指产业系统与教育系统相互渗透、相互促进、合作发展的过程，通过校企合作、课程建设、实习实践、科技成果转化等多种形式，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的高素质科技人才。目前，湖北省头部高校与龙头企业形成高水平创新联合体，而普通高校与中小企业仍深陷浅层合作泥潭。
作为湖北省产教融合典范，华中科技大学与光谷(武汉东湖高新区)的合作展示出新质生产力赋能科技人才培养的理想模式。依托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华中科技大学与高德红外、华工科技等行业龙头企业紧密合作，共建联合实验室，企业工程师直接入驻高校指导科研，高校博士生深入企业产线解决“卡脖子”技术难题。该模式成功构建创新联合体，对于高校，企业提供前沿的科研课题和千万级经费支持；对于企业，高校提供源源不断的高端智力和技术储备。这种基于高水平技术互补的深度产教融合，精准契合新质生产力对颠覆性创新的需求。
然而，“华科模式”具有极高门槛和不可复制性。对于大量省属本科院校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产教融合面临着完全不同的困难。中小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面临具体工艺改进的技术应用难题，急需“即插即用”的应用型人才。而省属高校的评价导向过分追求学术论文发表，忽视对技术应用实践能力的培养。许多普通高校与企业的合作仅停留在“挂牌仪式”“短期参观”层面。企业由于缺乏长远的研发规划和资金实力，不愿在人才培养上进行长周期的投入；高校则因缺乏“双师型”教师，难以承担企业的实际技术项目。这就导致“校热企冷”或“双方皆冷”的局面，产教融合流于形式，无法形成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有效合力。
(4) 培养范式智能化缺位
新质生产力主要由技术革命性突破催生而成[10]。当前，以DeepSeek、ChatGPT、Sora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正在重塑知识生产、获取和应用的方式。湖北省高校改革人才培养范式大多还停留在慕课、PPT教学与网络讲座的“数字化”浅层阶段，尚未触及新质生产力赋能下的“智能化”深层变革。
传统工科教学模式重点是向学生灌输标准化的知识要点和解题技巧，但目前AIGC大模型极大降低知识获取成本，基础的代码编写、电路设计等工作可被AIGC大模型高效替代。湖北省高校的课程体系和考核方式却尚未适应这一变化。在计算机、自动化等专业中，大量课时仍被用于训练学生记忆语法规则或进行重复性手工计算。学生耗费大量时间掌握的技能，在毕业时可能已经实现AI自动化处理。授课内容与应用场景的不匹配，导致学生缺乏在AI辅助下解决非结构化复杂问题的能力，即缺乏“提示词工程”能力、系统思维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
新质生产力要求劳动者在认知上具有智能科技和绿色科技等知识储备，掌握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和生产力发展路径的实践技能。然而，目前高校教学中普遍缺失工具理性。一方面，部分教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缺乏了解，甚至产生抵触情绪，禁止学生在作业中使用人工智能工具，而非引导学生实现“人机协同”；另一方面，实践教学环节缺乏真实的智能科技和绿色科技场景。例如，在智能制造专业的实训中，许多高校仍在使用十年前的数控机床进行演示，而缺乏基于数字孪生、工业互联网平台的虚拟仿真训练，导致学生无法建立对新质生产力生产方式的直观认知，难以培养出适应智能化发展趋势的创新素养。
4. 新质生产力赋能湖北省科技人才培养体系变革的实践进路
湖北省要将科教优势转化为新质生产力发展胜势，必须跳出传统教育改革的局部思维，立足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的战略高度，系统性重塑科技人才培养体系。
(1) 筑牢一体发展根基
强化政府顶层设计，明确发展方向，建立统筹机制。湖北省需立足自身禀赋，通过体制机制的“破”与“立”，实现战略定位与治理模式的双重革新。
建立高位统筹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指挥体系。借鉴国家层面改革思路，在省级层面成立由湖北省委主要领导挂帅的教育科技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实体化运作的协调办公室。领导小组定期发布《湖北省新质生产力急需紧缺人才目录》和《重点产业技术攻关清单》，将产业需求转化为人才培养的指挥棒。同时，在治理模式上推动权力下沉，深化“校院两级”管理改革。赋予高校二级学院在专业设置、人才引进、经费使用上更大的办学自主权，允许其根据光电子信息、生命健康等区域产业的快速迭代需求，自主组建跨学科团队、调整培养方案，形成“顶层统筹、中层联动、基层落实”的治理闭环，确保决策神经末梢灵敏响应市场变化。
实施区域需求导向的学科集群化动态调整。学科是连接教育、科技、人才的核心纽带。湖北省高校应摒弃“大而全”布局思维，建立“区域资源禀赋—产业发展需求—学校核心能力”的精准匹配机制。一方面，实施学科专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立严格的“红黄牌”动态调整机制。对连续三年就业率低、与“51020”现代产业体系契合度低、缺乏竞争力的传统专业实行限期整改或撤并，将腾退的编制与经费资源集中投向急需领域。另一方面，以学科集群化建设搭建融合载体。针对湖北优势产业，整合材料、计算机、人工智能等院系资源，构建与“光芯屏端网”、新能源汽车等产业链适配的交叉学科集群。构建“基础学科强根基、应用学科显特色、新兴学科谋未来”学科生态，避免同质化竞争，形成“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核心竞争力，将一体发展成效与区域经济增长直接挂钩。
创新资源配置机制与招生指标分配体系。资源的投向决定发展的方向。必须改变单纯依据行政级别分配资源的惯性，建立以贡献和需求为导向的配置新机制。设立“湖北省新质生产力人才培养专项基金”，由工作领导小组统一调配，重点支持跨学科集群建设、产教协同平台及“双师型”队伍引进，通过财政资金精准滴灌，引导高校主动对接新质生产力需求。实施“增减并重”的招生指标改革。大幅增加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在量子科技、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的研究生招生指标，缩减应用型高校的常规指标。特别是要给予国家实验室、省级技术创新中心及行业龙头企业联合培养基地独立的单列招生指标，并赋予其在生源选拔上的更大自主权，确保优质生源向高能级创新平台集聚，以重大科研任务为牵引，有组织地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
(2) 激活一体发展动能
聚焦要素融合，以科教融汇打通育人与创新通道，以产教协同对接国家战略和区域需求，激活一体发展动能。
构建实体化运作的产教融合共同体。产教融合必须构建“长期稳定、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深层机制。湖北省应支持高校与龙头企业组建实体化的“产业协同联盟”或“卓越工程师学院”。一方面，建立利益共享机制，明确校企联合研发产生的知识产权归属与转化收益分配比例，规定企业可优先、低成本获得技术使用权，且联合培养的学生企业拥有优先录用权。另一方面，建立“产教融合风险补偿基金”，由政府、高校、企业共同出资，对学生在企业实训中可能发生的安全事故、设备损坏，以及科研攻关失败造成的投入损失提供风险兜底。通过制度设计，将校企关系从松散的“情感联络”转化为紧密的“经济契约”，形成真正的利益共同体。
打造“双师型”队伍建设的“旋转门”机制。师资是人才培养的关键。必须打通高校与企业间的人才壁垒，构建“引、育、用、留”全链条体系。推行高校教师“入企锻造”计划。硬性要求工科类青年教师在晋升职称前，必须有半年以上在对口企业挂职锻炼，不唯论文，重点考核解决技术难题的能力。实施企业专家“进校驻教”计划。特设产业教授岗位，不唯学历、帽子，重点引进兼具科研能力、产业经验的企业首席科学家、大国工匠进校任教。建立人才双向流动“旋转门”。支持高校和企业互聘共享高层次人才，互认社保工龄，保障流转期间待遇，让懂理论的人去车间，懂技术的人上讲台，真正实现科教融汇。
推动跨区域要素流动的场景创新协同模式。结合武汉都市圈及“宜荆荆”“襄十随神”城市群建设，聚焦新能源、现代化工等重点产业，打造一批新赛道应用场景。在新场景中实施灵活的高层次人才流动共享机制。例如，建立“研发在武汉、生产在周边”的“人才飞地”模式。鼓励武汉高水平大学与宜昌、襄阳等地头部企业共建异地研究生院或中试基地。同时打破校际壁垒，由武汉部属高校牵头，联合省属高校组建“区域高校协同发展联盟”，推进课程互选、学分互认、大型仪器共享。通过机制创新，使创新要素在全省范围内高效流动，形成“武汉策源、全省承接、协同发展”的生动局面。
(3) 重构人才培养范式
实施K-12贯通、文理融通的课程体系重构。科技人才培养具有长效性。湖北省应建立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贯通式体系，小学阶段侧重激发科创兴趣，初中阶段侧重培养批判质疑技能，高中阶段侧重科创探究与责任，大学阶段聚焦前沿突破。通过大中小学科学教育衔接，实现课程目标螺旋式上升。在高校阶段强调“文理融通”。打破学科壁垒，在理工科专业开设人工智能、工程伦理等通识核心课，构建“AI + X”课程结构。利用大数据刻画学生“能力画像”，精准识别潜能禀赋，提供分层分类的个性化课程。针对拔尖人才，推行本硕博贯通培养，打破学段限制，跨级选课，满足不同层次成长需求，真正做到因材施教。
推进基于真实问题解决的探究性教学改革。知识不应是静态记忆，而是解决问题的工具。必须改革“灌输式”教学，大力推进基于真实问题解决的探究性课程。湖北省高校与企业合作，筛选产业升级中的“真实问题”转化为教学项目。教学中，采用项目式学习、跨学科研讨，引导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中习得概念性知识。在课堂上复刻企业研发场景，让学生组队针对“卡脖子”技术难题进行方案设计、验证与迭代。教师转变为项目导师。该模式强调学科实践和再创造过程，能有效提升学生批判性思维、协作能力与技术应用能力，缩短从“象牙塔”到“练兵场”的适应期。
建立数智化赋能的教学实践平台。新质生产力要求教育手段现代化。一方面，利用数字孪生、VR/AR技术，建设高水平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针对集成电路制造、化工安全等高成本、高风险实训环节，让学生在虚拟环境中反复试错，解决传统实训“进不去、看不见”难题。另一方面，搭建全省互联互通的“智慧教育平台”，整合名校课程、企业培训资源及科研数据，向全省开放。利用AI技术对学生学习行为全过程采集分析，提供精准教学反馈和个性化路径推荐，实现教育教学智能化升级。
(4) 革新人才评价生态
建立全周期分类导向教师评价体系。人才评价是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的突破口。高校应破除“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观念，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分类评价体系。针对不同岗位制定差异化方案：从事基础研究的教师，重点评价原始创新能力，推行代表作制度与长周期评价；从事应用研究与产教融合的教师，重点评价技术突破、成果转化及服务贡献，将横向课题、专利转化、标准制定纳入核心考核，并在职称评审中单列产业技术岗。通过因岗设评，确保评价机制既精准反映真实水平，又引导教师资源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领域集聚。
构建“1 + N”多元包容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模式。“1”强调共性基础，“N”强调个性差异与创新潜能，引入档案袋评价、项目展示、答辩等方式。在升学环节，探索中高考与大学招生制度贯通，将科创竞赛表现、专利、科研经历作为重要参考。特别是对于在某一学科有特殊天赋的“偏科”学生，建立特殊选拔与跟踪机制，不简单以全科成绩论英雄。在日常评价中，增加过程性评价权重，关注项目协作贡献度及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全方位挖掘学生潜能。
完善容错纠错机制与营造鼓励创新的文化氛围。在科研攻关、成果转化及教学改革中，对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只要符合程序、未谋取私利，应予容错免责。例如，对探索前沿领域未产出预期成果的科研人员予以支持，对尝试新型教学模式波动不纳入负面考核。建立健全正向激励机制，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与工匠精神。通过设立创新荣誉制度，宣传典型案例，营造尊重劳动、知识、人才、创造的氛围，让敢于创新、善于创新成为湖北科技人才的底色，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精神动力。
5. 结语
新质生产力代表着新时代先进生产力的演进方向，而适应性强、创新度高的科技人才培养体系则是其核心支撑。研究表明，要破解发展瓶颈，必须打破传统局部思维，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的战略逻辑。只有通过强化政府顶层设计的统筹效能，构建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产教融合实体，利用数智技术全面重塑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并建立多元包容、鼓励创新的评价生态，才能从根本上提升科技人才供给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适配度。
科技人才培养体系的变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体制机制的“硬性重塑”，更需要创新文化的“软性滋养”。湖北省应持续深化校地企协同创新，将科教资源优势切实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本研究提出的实践进路旨在为相关部门决策提供理论参考，期待通过多方合力，打造具备湖北特色的科技人才高地，为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最终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产力质态的整体跃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