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科学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的重要标志，但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形成并不是偶然产生的，而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继承以往西方哲学家的实践观的基础上，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并且经过列宁及中国共产党人结合具体的历史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科学的理论体系。科学实践观的创立为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理论武器，有助于我们在认识和改造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更好地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2. 西方哲学家的实践观
在西方哲学史的发展进程中，不少思想家对实践有过不少的论述，这些论述为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但是他们都没有真正理解人类实践的本质，没有看到实践在社会生活和认识活动的决定性意义，在理论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一) 古希腊哲学中的伦理实践观
古希腊是西方世界实践观的思想源头，这一时期主要特征是将实践与道德伦理、政治生活以及个体紧密相连，形成以“善”为导向的伦理实践，主要体现在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之中，形成了不断发展逐步完善的理论脉络。
苏格拉底认为“哲学不能单纯研究自然，而不去研究有用处的人事问题。”[1]他开始把关注点从理解和阐释自然转移到关注人的道德生活与精神实践上。苏格拉底把实践的本质阐述为道德的自我完善的过程。他提出了“美德即知识”的命题，认为“善”的实践是来源于对于“善”的理性的认知，无知是一切恶性的根源。他看到了人的现实活动的重要性，开始把哲学从天上拉向人间，把哲学的中心放到了人的身上。
柏拉图继承并发展了苏格拉底的伦理实践思想，将其与城邦构建和教育体系相结合。他认为实践是灵魂向“善”的上升过程，旨在通过哲学教育培养德才兼备的统治者，以建立正义的城邦。柏拉图提出包含手工技艺、理性训练、辩证法学习和社会实践的四阶段教育体系，最终阶段强调将知识应用于社会实践，才能成为合格的城邦管理者。然而，其实践观仍与灵魂学说和理念论紧密结合，未能从物质生活出发，本质上仍属于追求正义与至善的伦理–政治实践。
亚里士多德对实践观进行系统的建构与理论升华，成为古希腊时期实践思想的集大成者。他认为实践是以善为目的的伦理政治活动，核心是“明智”，即具体情境中的道德判断与选择，终极目标是实现“幸福”。他强调实践是德性养成的过程，需在家庭与城邦的社会关系中展开，伦理实践与政治实践相互依存，但将物质生产贬低为“奴隶性活动”，体现了阶级局限。
(二) 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实践观
德国古典哲学对于实践观的发展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这一时期的哲学家们突出了实践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提供了直接的思想资源。
康德将理性分为理论与实践理性，实践对应技术与道德两类。技术实践属于理论应用，道德实践才是真正实践哲学，核心是“绝对命令”，强调其普遍性与必然性，且实践哲学高于理论哲学。但他的实践观局限于道德领域，脱离物质生产与社会关系，是抽象的唯心主义实践观。
黑格尔批判康德实践观抽象性，认为实践是“绝对精神”自我展开环节，是主观精神外化再回归的辩证运动，重视劳动作用，具有丰富辩证法思想。但他将实践归为精神活动，把物质生产当作精神实现工具，未突破唯心主义，却为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提供了辩证法资源。
费尔巴哈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强调实践的感性直观性，将实践看作为认识的基础，反对把实践等同于精神活动。可他把实践简单归为日常生活与利益买卖，忽视其革命性、社会历史性与阶级性，没有认识到实践改造世界的根本作用，仍然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3.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形成与完善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继承以往西方哲学家实践思想的基础上，结合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剖析，创立了科学实践观，实现了哲学史上的革命性变革。
(一) 实践观的萌芽阶段
马克思在早期受到黑格尔哲学思想的影响，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实践的观点，但是已经开始显现出对于现实的关注。在科学实践观提出以前，实践常常与理论相混淆，哲学家们也经常把实践的批判看作为理论的批判，而马克思提到了：“这种道德态度如何消灭一切理论的和实践的无私。”([2], p. 74)证明了马克思已经开始将理论与实践的概念相区别，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有了初步的萌芽。同时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聚焦“自我意识”，强调了个体主体性和自由意志的重要性，提出了：“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2], p. 76)的观点。主张哲学应当进入现实世界之中，通过思想的力量实际地改变现实世界，这一时期的实践观虽然并没有完全摆脱思辨哲学的束缚，但其中蕴含的思想为后续实践观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发生转变的重要标志。马克思通过批判宗教和德国古典哲学，明确提出哲学的使命是“改变世界”而非单纯“解释世界”。他指出“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3], p. 1)，而批判的最终目的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为人类解放服务。马克思强调“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3], p. 9)，将哲学与无产阶级革命紧密结合，指出无产阶级是实现人类解放的物质力量，哲学是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在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已经突破纯粹的理论思辨，开始转向对现实的政治批判和社会革命，确立了实践的革命性维度。
(二) 实践观的发展深化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发展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19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在欧洲实现了从手工工场向机器大工业生产的转变，推动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马克思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从当前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通过分析“异化劳动”揭示了实践的核心内涵。他指出，劳动者在对象化过程中实现和确证自己的本质，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发生了四重异化：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相异化，劳动者作为感性地存在物需要通过劳动改造自然界，将自己的本质力量凝结在劳动产品之中，实现自己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与自己的劳动产品处于一种异己的关系，劳动者生产出来的产品不再归自己所有而是被资本家占有，这就表现出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资本家占有的财富也就越多，资本家对于劳动者的支配力度就会越强，劳动者自身就会陷入越劳动越贫穷的境地。劳动活动本身异化，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活动本身变成了某种外在的、异己的东西，劳动成为强制性的谋生手段，而非自由自觉的活动，人在劳动过程中感受到的不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人的类本质异化，马克思借助费尔巴哈的“类本质”概念，在人的本质层面思考异化劳动，揭示出劳动不再是人的创造性活动，而是把人的活动贬低为维持个人的动物生存的手段，标志着马克思开始从事“经济事实”向“人的本质”的理论提升。人与人关系异化，前三重异化必然会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相异化，造成资本家与工人、工人与工人之间形成对立关系。马克思通过异化劳动理论，深刻揭示了实践的物质性本质，将实践与物质生产活动紧密结合，批判了黑格尔将实践等同于精神劳动的唯心主义倾向，同时吸收其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他强调实践是“感性的人的活动”，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为唯物史观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支撑。在这一阶段实践观已经突破伦理和政治领域的局限，深入到经济领域，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
(三) 实践观的确立和完善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正式确立的重要标志，实践的观点是贯穿于《提纲》的基本观点，《提纲》的每一条分别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实践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在提纲中批判了旧唯物主义“直观反映论”的局限，强调“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4], p. 499)马克思在提纲中还提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 p. 505)，从根本上划清了与旧哲学的界限，将实践观与社会关系、历史发展紧密结合。他强调“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诱入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4], pp. 505-506)
《德意志意识形态》进一步完善了实践观并构建唯物史观。马克思恩格斯立足“现实的个人”，所谓现实的人“不是处在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的人，而是处于现实、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4], p. 525)他们深入分析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二者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形态的更替。马克思恩格斯明确了实践的基本形式，将物质生产实践视为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实践活动的基础，同时强调社会革命、科学实验等实践形式的重要作用。他们阐明实践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实现人类解放的根本途径，使实践观成为贯穿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范畴。
《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则是把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融入革命实践的探索与理论体系的建构之中。《共产党宣言》系统地阐述了社会革命思想，将实践观转化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行动纲领，指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5], p. 43)，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资本论》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剖析，揭示了剩余价值规律，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为实践观提供了坚实的政治经济学基础，证明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
恩格斯在马克思之后进一步丰富和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他在《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著作中，强调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发展动力，阐明了实践在自然观和历史观中的统一地位，驳斥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观点。恩格斯指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6], p. 668)，突出了实践对认识发展的推动作用，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科学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实践观，克服了以往西方哲学在实践观上的局限，将实践确立为人类改造世界的社会性的物质活动，实现了哲学从“解释世界”向“改变世界”的根本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4.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继承和发展
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面对新的历史条件和革命任务，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实践观，将其与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丰富了实践观的理论内涵和实践路径，使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新的历史时期焕发生机，为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宝贵经验。
列宁的实践观在他的著作中有所体现，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标志着列宁实践观的开始，列宁的《哲学笔记》标志着列宁实践观的成熟。列宁在认识论层面确立了实践的基础地位，他指出：“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7], p. 103)
他坚持唯物主义反映论，强调物的客观性需通过实践证实，阐明世界的可知性，驳斥不可知论与唯心主义先验论；指出逻辑范畴源于亿万次实践的重复，并非与生俱来；并提出“实践高于(理论的)理论认识，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8], p. 183)的论断，因其兼具普遍性与直接现实性品格，且强调认识与实践必须相结合。
列宁在真理的标准问题上还首次系统阐述实践标准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他指出：“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让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样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7], p. 103)确定性体现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且随着实践发展终将证实或驳倒各类理论；不确定性则源于实践的具体性、历史性与局限性，无法一次性完全证实或驳倒所有认识，这一辩证观点避免了真理绝对化与相对主义。
5. 结语
纵观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发展历程，都体现着深深的批判继承，与时俱进的鲜明特征，构成了一部与时代同频、与实践共振的理论发展史诗。从古希腊时期以“善”为导向的实践观，到德国古典哲学对实践主体性与能动性的初步探索，西方哲学的实践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诞生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滋养，却始终没有突破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局限，不能真正把握实践改造世界的社会性与革命性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前人的思想成果，通过对异化劳动的深刻剖析和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系统阐释，创立了科学实践观，实现了哲学从“解释世界”向“改变世界”的根本性变革，为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根基。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生命力在于其科学性与实践性的有机统一，在于其始终把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作为行动指南而非教条，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完善。当前，我们正在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始终坚守“实践第一”的观点，持续推进两个结合，是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必然要求。在未来，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必将继续展现出其穿越时空的真理力量，为人类进步事业提供更为科学的理论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