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历史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核心议题，始终是哲学思辨的重要场域。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指出：“历史性植根于时间性”[1]，强调历史并非外在事件的序列，而是此在在其时间性结构中展开的存在方式。马克思主义立足现实的人及其物质生产，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与人类解放的现实路径；海德格尔生存论现象学则以“此在”的时间性为根基，追问历史的存在论本质与个体本真生存的可能性。二者虽在哲学基础、理论立场上存在根本分野，却共同构成了对传统历史观的超越与对现代性困境的回应。
2. 马克思主义与海德格尔历史观的内核
2.1. 以“实践”为根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立足于实践，将物质生产实践视为社会历史的现实基础，以现实的人为历史的前提和出发点，从而超越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历史阐释路径，克服了旧唯物主义将历史理解为客体运动的机械论倾向。
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马克思所揭示的“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深刻体现了历史发展的辩证统一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时间呈现为过去–现在–将来的辩证延续，认为历史的本质是人类社会形态演进的过程，具体表现为生产方式的变革与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即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构成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而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则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在资本主义阶段，核心矛盾表现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与斗争。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根本价值指向，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共产主义社会将扬弃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使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真正达成“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一理想状态。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劳动活动、类本质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全面异化。同时，资本主义大工业推动了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客观上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创造了物质前提和历史条件。
2.2. 以“此在”为起点的海德格尔历史观
海德格尔的历史观建立在其生存论哲学基础之上，以“此在”作为理解历史性的根本出发点，他强调此在的本质是在世存在，并以时间性作为历史性的生存论基础。
从时间结构来看，海德格尔认为历史的本质并非外在的客观事件序列，而是根植于此在的时间性结构，即在“曾在”、“当前”与“将来”的统一中发生的展开方式，其中“将来”具有优先地位，“曾在”并非已消逝的过去，而是通过此在的领会持续在场，“当前”则是此在对存在的当下展开。海德格尔提出，历史在本质上是此在的历史性，历史不是发生在人之外的进程，而是人参与其中、并不断生成的存在之显现。海德格尔认为每个时代都有其特定的真理，历史的变迁根源于此在对此真理的回应和展开[2]。
海德格尔所揭示的历史目标，在于使此在摆脱人的支配，回归到它原本的状态，亦即通过直面死亡而作出自觉的生命筹划，实现其本质性的存在可能。在对现代历史状况的深刻批判中，海德格尔在《技术的追问》中所言：“座架意味着对那种摆置的聚集，这种摆置摆置着人，也即促逼着人，使人以订造方式把现实当作持存物来解蔽。”[3]即现代技术的本质是一种“座架”，它迫使一切存在者被降格为可计算、可操控的物品，从而导致“存在之遗忘”，遮蔽了真理之发生，也阻断了人回归本真的历史性存在的道路。
3. 马克思主义与海德格尔历史观的差异
3.1. 历史本质的根本分野
在哲学基础与历史本质的界定上，马克思与海德格尔之间存在根本性分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强调从现实的人出发，反对以脱离具体社会关系的抽象人性或观念作为历史的出发点，从而确立了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石。“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对象，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4]在这一基础上，马克思将历史的本质科学地概括为人类社会形态依客观规律演进的进程，是基于物质生产的客观发展过程，其时间性体现为实践活动的历史延续性。
与之相对，海德格尔的历史观建立在生存论现象学基础之上，其理论出发点为具有存在领会能力的“此在”，脱离了具体的社会物质条件和生产关系。海德格尔认为存在并非一成不变，它在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方式显现出来，同时也隐藏起其他方面，每一次显现都开辟了一个新的意义领域，只能基于所处的时代来思考和创新。“存在”的显现不能自已发生，它必须通过一个“场所”，这个场所就是“此在”，历史因而被把握为“存在”通过“此在”展开自我揭示与自我遮蔽的过程[5]。
3.2. 时间结构的深层差异
在时间结构的理解上，马克思主义与海德格尔的差异根源于二者哲学基础的对立。历史唯物主义将时间理解为一种社会历史性的、实践生成的客观进程。其一，时间的现实基础是物质生产实践的历史延续，过去的生产方式构成当下的客观前提，当下的实践活动则孕育着未来社会形态的现实可能性；其二，时间的根本内容是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其辩证发展决定了社会形态演进的客观规律与必然趋势；其三，时间的价值指向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目标的实现植根于生产力发展与社会关系变革的历史性实践，是一个通过不断克服异化状态而向前推进的客观历史过程[6]。
海德格尔基于其生存论现象学所构建的时间结构，将时间的本质锚定于个体“此在”的生存论体验之中[7]。海德格尔认为，真正能回应历史性召唤的，不是迷失自我的大众，而是良知被唤醒的挺身而出的个人，这部分人主动承担起命运，去创造历史。因此人并不是生来就是历史主体，一个人要想真正地参与历史、让历史性得以实现，必须经历一个内在的、觉醒的过程，回应时代的召唤，并将这种回应转化为创造性的行动。即“历史性的实现依赖于‘此在’在倾听‘良知’基础上的‘决断’，以回应存在的遣送。”[1]这种理解完全脱离了具体的社会物质条件和阶级关系，陷入了唯心主义的解释路径。
3.3. 价值指向的核心差异
在历史运行机制的理解上，马克思与海德格尔存在原则性分歧。马克思主义将历史的价值目标确立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通过共产主义革命彻底扬弃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重建个人的自由个性与社会的共同性相统一的新型关系，最终实现人的本质的真正复归与社会的全面解放。这一解放以高度发展的生产力为物质前提，以社会关系的彻底变革为制度保障，深刻体现了历史规律与人的价值实现的辩证统一。
海德格尔则从生存论立场出发，将历史的价值归结为“此在的本真存在”。正如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所论证的：“此在需通过对‘向死而在’的体认，摆脱‘常人’状态，通过‘决断’来开启本真的生存，以回应历史的召唤。”[1]他认为，此在应当通过对“向死而在”这一终极可能性的体认，摆脱沉沦于“常人”的非本真状态，通过“决断”开启自身独特的生存可能性，进而回应存在的召唤，历史的价值和意义，完全系于个体能否完成这一内在的转变。这种价值追求聚焦于个体对生存意义的本真追问，其实现路径根植于“此在”的生存领会与自觉筹划，需要以对“存在”的敬畏与倾听为前提。
4. 马克思主义与海德格尔历史观的联系
4.1. 对传统形而上学历史观的共同超越
尽管马克思与海德格尔在哲学基础与理论立场上存在根本差异，但二者均对传统形而上学历史观进行了具有深度的批判与超越，体现二者的理论共识。
在对待理性中心主义的问题上，马克思从实践的立场出发，坚决反对将抽象理性视为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他强调，历史的真正动力并非观念的自我实现，而是现实的人所进行的物质生产实践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基本矛盾。海德格尔则基于生存论现象学，批判理性中心主义将存在意义窄化为认知对象，主张存在的真理需通过此在在其具体生存活动中的领会才得以展开。
在对线性进步史观的批判方面，马克思明确指出历史进程并非单一的、直线式的演进，而是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曲折过程，某些地区或民族在一定条件下能够跨越特定历史阶段。海德格尔反对将历史简单等同于技术或理性不断累积的线性过程，强调历史在本质上是存在之真理既显现又隐匿的发生方式，在曾在、当前与将来之间相互通达。两者分别从社会历史结构和存在论时间性出发，共同瓦解了传统形而上学对历史的抽象化和简化解读。
4.2. 对现代性异化的共同批判
马克思与海德格尔分别从不同哲学立场出发对现代性进行批判，在揭示现代人生存困境方面形成了具有一致性与互补性的深刻对话。
就一致性而言，二者都深刻揭示了现代人所遭受的系统性异化。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集中批判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异化，指出在资本逻辑支配下，劳动者与其劳动产品、劳动活动、类本质以及他人相异化，人沦为资本增殖的工具，陷入物质性的生存困境[8]。海德格尔从其独特的存在论哲学视角出发，对现代技术发出了深刻批判，他认为，技术的真正危险不在于机器或污染，而在于其本质是一种强制性的“座架”思维，这种思维要求将全世界都降格为等待被使用的“持存物”，遮蔽了“存在”本身，使我们无法看到事物更深层的真理。
从互补性来看，两种批判相辅相成，拓宽了现代性批判的理论纵深。马克思对经济异化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剖析，指出技术异化的根源在于资本逻辑对劳动的支配，为理解技术统治和意义虚无提供了坚实的现实基础。海德格尔对技术本质和生存意义的反思，则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补充了存在论的维度，强调在变革社会关系的同时，也需唤醒人对本真生存的自觉，避免技术理性对人的全面支配。
4.3. 对人类解放的共同追求
马克思与海德格尔均以人的自由与解放作为理论旨归，共同致力于批判现代性条件下人的生存束缚。
马克思从实践出发，将人的解放确立为一场现实的社会革命，其目标在于使人类从“必然王国”迈向“自由王国”，即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原则的社会形态，通过扬弃私有制与消灭阶级对立，最终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实现人对异化劳动的克服和“类本质”的复归。海德格尔则基于生存论存在论的视角，将解放聚焦于个体存在的本真性，“上手事物与现成事物向来已随着历史性的在世界中存在的生存被收入世界的历史。”[1]解放意味着从“非本真生存”转向“本真生存”，通过“向死而在”的存在领悟和“决断”中的自我筹划，回应“存在的天命”，从而实现一种“精神解放”。
马克思所主张的社会解放为精神解放提供了现实基础，即只有摆脱资本逻辑的支配，个体的本真生存才具备现实条件；而海德格尔对存在意义的思索，为社会解放注入了深层的价值内涵，提示解放不仅关乎制度变革，也关乎人的自我理解和意义自觉。
5. 海德格尔历史观的理论局限与当代反思
5.1. 海德格尔历史观的理论局限
海德格尔基于生存论现象学所构建的历史观，脱离社会物质条件的哲学取向，不仅存在深刻的理论局限，也在当代持续引发重要的政治与哲学争议。
就其理论局限而言，海德格尔将历史的核心动力归结为存在的历史性展开，虽避免了主观唯心主义的局限，但相对忽视了社会物质生产和社会关系对历史的现实制约，缺乏对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把握。海德格尔认为，对于未来思想而言，真正重要的是领悟存在与存在者的二重性以及存在的支配性，在沉思中为存在之达到做好准备，因此哲学的“终结”与思想的任务“这个标题命名着一种沉思的尝试”[9]，他在此强调需通过“良知”和“决断”来回应这一天命，却完全回避了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现实社会矛盾的分析。这种将历史哲学建立在抽象“存在”范畴之上的做法，缺乏对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把握。
在当代争议层面，海德格尔于1933年出任弗莱堡大学校长期间，把“此在的共同体”狭隘地解释为以民族为基础的命运共同体，试图为其“本真生存”寻求一种民族主义式的实现途径。这一理论叙事不仅缺乏对阶级关系和帝国主义的批判，更暴露出其思想体系中潜在的保守政治倾向和重大理论危险[10]。
5.2. 当代以“实践–生存”为核心的历史观重构
在当代语境中重构历史观，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根本遵循，同时批判地吸收海德格尔历史观的哲学方法，以此拓展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维度。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深刻揭示了资本逻辑下技术异化的经济根源，技术成为资本增殖的工具，导致劳动异化和人的物化。海德格尔的“座架”理论则说明现代技术的本质并非工具，而是对人的“促逼性订造”，使人和自然都沦为“持存物”，这种异化不仅体现在经济关系中，更渗透于生存意义层面，从存在论层面补充了这一批判。以马克思的资本批判揭示技术异化的现实基础，以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批判揭示技术异化的生存论后果，意味着既要通过变革生产关系克服资本对技术的支配，又要通过唤醒人的存在自觉，抵制技术理性对生存意义的遮蔽，实现技术与人的和谐共生[11]。
海德格尔的“本真生存”强调个体的自我筹划与存在领会，但相对忽视了本真生存的社会前提，即个体的自由自觉离不开现实的社会关系和物质条件。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体的本真存在不可能脱离具体的社会形态，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现实，个体的本真生存才具备全面实现的条件。将海德格尔的“本真生存”置于马克思的社会解放框架中，强调本真生存的实现既是个体的生存自觉，也是社会关系变革的结果。在当代实践中，这意味着既要倡导个体对生存意义的追问，又要致力于构建公平正义的社会关系，为个体的自由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使“本真生存”从存在论的筹划转化为现实的社会存在。
在当代，首要原则是坚守马克思主义，明确物质生产实践构成历史发展的根本基础，坚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历史发展，避免历史观脱离社会存在陷入抽象思辨。同时，批判性借鉴海德格尔的生存论方法，将个体对生存意义的本真追问纳入历史理解的视域，使社会解放不仅体现为制度变革，也关乎每一个人的自由与意义感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