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对象性”(Gegenständlichkeit)是贯穿马克思哲学体系的核心范畴与根本方法。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思辨辩证法与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的双重批判与扬弃，确立了以“对象性活动”为基础的实践哲学范式，实现了哲学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彻底转向。这一方法揭示了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通过劳动这一基本的对象性活动与自然界、社会及自身建立生成性、辩证性关系的存在论结构。当前学界围绕“对象性”的阐释，主要存在两种进路之间的张力。一种侧重于哲学史与概念生成的梳理，强调“对象性”对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辩证法的继承；另一种则着力于存在论与批判理论的建构，将“对象性活动”视为马克思实践哲学与历史辩证法的本体论基础，并突出其社会历史批判意蕴。本研究主要立足于第一种进路，通过系统的哲学史回溯与概念辨析，阐明马克思“对象性”方法的理论建构过程及其内在逻辑。在此过程中，“对象性活动”成为衔接哲学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关键枢纽，使得马克思能够揭示出劳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形态，并由此展开对现代性生存结构的深刻批判。因此，“对象性”方法不仅是一种理解人与世界关系的理论工具，更是一种指向社会变革的实践智慧，它为我们今天重新思考人的主体性、社会关系及其解放路径，提供了持久而深刻的思想资源。
2. 马克思“对象性”方法的理论建构
(一) 对黑格尔“对象性”辩证法的批判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马克思明确指出：“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做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做非对象化，看做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1]这是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积极的评价，肯定黑格尔将劳动理解为人自我生成的中介，并赋予对象化以辩证运动的形态。但是，黑格尔只承认“以自我意识为主体的抽象的精神劳动”，将对象化过程封闭在思维与概念的自我运动中；其“外化”与“扬弃”始终在意识内部完成，“自我意识的外化设定物性。因为人 = 自我意识，所以人的外化的、对象性的本质即物性 = 外化的自我意识，而物性是由这种外化设定的”[1]，并未触及现实世界的物质性与历史性。
以布鲁诺·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虽然以激进的批判姿态出现，宣称要进行“批判的批判”，但他们不过是将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推向极端主观的方向。他们将一切现实问题都转化为宗教问题，又将宗教问题转化为意识问题，认为只要通过哲学批判改变人们的观念，就能实现社会变革。正如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尖锐指出，“‘批判的批判’……只承认一种需要，即理论的需要”[2]，忽视了“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及其物质实践。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仍是一种观念论的神学，将“自我意识”提升为新的绝对，并未触及现实的社会关系与物质基础，不能起到改造世界的力量。
马克思则确立了其“对象性”理念的革命性内核。无论是黑格尔绝对精神的辩证法，还是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都是将现实的、历史的人及其活动抽象为观念的自我运动。马克思既将黑格尔辩证法重新建立在感性实践的基础上，又将批判的目光从青年黑格尔派关注的天国转向尘世，转向对现实社会的解剖。他在《手稿》中指出，人的本质规定中包含了对象性的东西，真正的对象性活动不是思维的内部循环或观念的自我确证，而是感性的、物质的生产实践。在劳动这一对象性活动中，自然界不再是精神的他在形式，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对象化不再是意识的自我异化，而是人的本质力量在现实世界中的真实展开；扬弃也不再是思维对异化的克服，而是通过变革具体的社会物质关系来实现人的解放。
(二) 对费尔巴哈“感性对象性”原则的超越
马克思“对象性”理念的形成，还建立在对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的吸收与超越上。费尔巴哈完成了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颠倒”，将哲学的基础从抽象思维重新确立为感性存在。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中指出，“人没有对象就不存在……人是在对象中意识到自己的：对象的意识就是人的自我意识。”[3]这揭示了人与对象的本质关联，为哲学从天国降至尘世奠定基础。在费尔巴哈的启发下，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进一步指出，“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对象，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1]马克思洞察到费尔巴哈的对象性本质上仍是直观的、被动的，将人与对象的关系从“人在对象中‘直观’自身”转为人在实践的、能动的对象性活动中“确证”自身，正如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判，“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4]因此，马克思在继承费尔巴哈“人必须通过对象确证自身”的逻辑的同时，更为其注入历史性与实践性的核心内涵。对象性不仅是人在意识中通过外部映象确认自我，更是人在历史中通过物质实践改造世界，同时改造自身的辩证过程。这将人从抽象的精神主体回归于感性的、自然关系之中的存在，亦为马克思哲学思考的重要起点。
人是自然的对象性存在物，意味着人既有能动性，又有受动性，是受动与能动的统一。相较于费尔巴哈的“感性对象性”，马克思的“对象性活动”体现出了人的能动性，人并不是被动地接受自然界的给予，而是在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中确证自身的存在。一方面，人作为对象性存在物，必须与自身之外的自然界、自身之外的对象发生关系，从而使自己的身体得以充实，生命得以延续；另一方面，人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人在受制于自然、从自然界获得维持生存的物质材料的过程中，能够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通过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中使自身得到确证和表现。对象性是人的主体性的表征，“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1]；对象性也是人的普遍性，体现了人作为类存在物的本质属性。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并没有停留在费尔巴哈的感性对象和直观层面，而是从“对象性活动”原则入手理解主体，将“现实性”理解为“现实的活动”。
3. 主体与客体的对象性关系
(一) “对象性”的主体
在马克思的哲学视域中，作为主体的人并非抽象的意识或思维实体，而是现实的、感性的、从事对象性活动的“对象性存在物”。主体性是在人与其对象世界持续不断的实践互动中生成与确证的。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做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做类存在物。”[1]人的主体性在于其“类存在”的本质，并通过改造对象世界的实践得以实现和证明。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对莱布尼茨的单子论进行了批判和超越。
莱布尼茨认为宇宙由无数的单子组成，每个单子都是一个封闭的、独立的、不可分割的实体，各自按照预定的和谐秩序发展。而马克思强调人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现实的人只有在与自然存在物的对象性关系中才能获得自身的主体规定性，人只有把自身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于客体性存在才能复现自身的本质力量和主体性结构。现实的人不是封闭的单子，而是在社会关系中历史地生成的过程性存在，只有在与自然存在物的对象性关系中才能获得自身的主体规定性，也只有把自身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于客体性存在才能复现自身的本质力量。“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就是说，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他必须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1]在社会实践中不断生成和发展的人通过实践活动不断地创造和改造对象世界，这一过程是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的过程，人把类看做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做类存在物。“因此，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因为它感到自己是受动的，所以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的对象的本质力量。”[1]满足人自身的需要是主体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内在驱动力。现实的人总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展开自身的活动，并按照“内在的尺度”和“美的规律”来塑造对象，实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二) “对象性”的客体
人的活动主要涉及自然界、人的类生活、他人及社会关系三个方面。对象性的客体首先指向自然界。“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1]因此，自然界只有在与人的对象性关系中才获得其现实意义。人与自然在对象性关系中是辩证统一的，人通过实践这一对象性活动将自身与自然联系起来，共同构成属人世界。人作为对象性关系的主体，自然界则作为“人的无机的身体”，不仅为人类提供生存所需的物质资料，更作为人类生命活动的直接对象。人通过劳动实践改造自然，“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1]自然界不是独立自存的实体，而是作为人的实践对象、作为“人的现实的自然界”才具有存在论上的真实性。脱离人的实践活动的、纯粹直观的自然界，在马克思的哲学中并不具有独立的、实质性的意义。
其次，对象性的客体是人的类生活本身，即人的社会性存在。“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做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做类存在物。”[1]“人类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是‘对象性’的生命活动，不仅创造了‘人类’与‘世界’的特殊关系——人对世界的否定性统一关系，而且创造了人类的特殊的存在方式——具有历史性的‘文明’的存在方式。”[5]类生活是人类世世代代实践活动成果的凝结与展开。“人类不仅是自然而然的存在，而且是自己创造自己的超自然的存在。自然性与超自然性，是人作为‘类存在物’的双重规定性。”[5]而“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1]人的生产是全面的，人通过劳动将自身的目的、智慧和情感倾注于对象，使之发生合目的性的改变。
最后，对象性的客体直接指向“他人”，即社会交往中的其他个体，以及由个体间关系所构成的整个社会关系网络。“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在马克思的对象性方法中，个体自我确认、自我实现以及本质力量的展开，必须在与他者的现实互动与对象性关系中才能完成。“他人”作为对象性的客体，首先是个体认识与确证自身的镜子。正如人需要通过改造自然界来直观自身的本质力量一样，人也需要在与他者的交往与回应中，确认自身的社会存在与价值。个体对自我的意识，在根源上是一种社会产物，“人对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对他人的关系，才成为对他来说是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1]他人是“我”的自我意识得以构成的必要的中介与对象性前提。这种关系是动态的、实践的、相互创造与改变的对象性活动过程。“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1]人与社会在对象性活动中是辨证生成的关系，社会既是主体本质力量对象化和实现的场域，又是反过来规定和塑造主体的客观力量。
(三) 主体与客体的对象性关系
对象性是马克思哲学用以刻画存在者之间根本关联的核心范畴，意指一存在物既以他物为对象、自身亦作为他物之对象而存在的普遍性质。事物之间这种互为对象、相互规定的联系，即构成对象性关系。在批判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时，马克思明确指出：“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4]费尔巴哈仅将感性世界视为直接给予的、静态的直观对象，而未能将其把握为在人的历史性实践中生成的过程，而现实的感性世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4]。世界在人的实践中被改造并获得其历史形态；人自身也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不断生成新的本质力量与认知形式。这深刻揭示了对象性关系内在蕴含的历史实践基础与辩证互动结构。主体的生存与发展，必然表现为以自然界为对象的对象化活动。主体将其目的、意志与本质力量通过劳动实践作用于外部对象，使之发生符合主体需要的改变，从而实现“主体客体化”。这一过程即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1]马克思进一步将人类历史本身理解为这一对象化过程的展开：“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1]。
首先，对象性关系中的主体与客体是相互构成、彼此确证的统一体。客体的规定性并非独立于主体而自在，它总是在与特定主体的本质力量相适应的实践关系中显现出来。“对象如何对他来说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1]。反之，主体的现实性及其本质力量，也唯有通过客体化的成果及对象性活动本身才能得到证实与实现，“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1]。因此，主体与客体是在实践基础上相互建构、互为映现的统一关系。这是对象性关系在存在论层面的根本特征。
其次，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表现为一个历史性的、相互生成的辩证运动过程，它不仅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基本结构，更是人类通过实践实现自我解放与世界改造的动力与存在方式。人作为类存在物，本质特征在于“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亦即具有自由自觉的能动性。这使人能够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和自身“内在的尺度”进行生产，从而持续地重构客体世界。与此同时，被改造的客体作为对象化了的人的本质力量，又反过来成为主体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与制约，推动主体产生新的需要与能力。
4. 对象性活动与异化劳动
“异化——它从而构成这种外化的以及这种外化之扬弃的真正意义——是自在和自为之间、意识和自我意识之间、客体和主体之间的对立，就是说，是抽象的思维同感性的现实或现实的感性在思想本身范围内的对立。”[1]在黑格尔的体系中，异化及其扬弃是绝对精神自我实现的内在环节，精神从抽象的“自在”出发，通过外化设定自身的对立面(“自为”)，最终在更高阶段扬弃此外化，复归于“自在自为”的统一。在此，“物性是由这种外化设定的”，感性现实仅作为精神自我认识的媒介而获得一种暂时的、需被克服的“外在性”。因此，黑格尔的异化，实质是“抽象的思维同感性的现实或现实的感性在思想本身范围内的对立”。而马克思将异化从“思维本身的运动”转移到“感性的现实”领域。异化不再只是纯粹观念的内在运动，而是现实的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经历的生存状态的颠倒。从“对象性活动”到“异化劳动”的转变，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劳动的现实形态的历史性批判，将异化理论从思辨哲学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从作为人的类本质的“对象性活动”到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劳动”，构成了一个深刻的历史性与存在论批判。“对象性活动”是人的类本质，是主体通过自由自觉的感性实践在客体中实现并确证自身生命力量的样式。然而，“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1]这构成了异化劳动的第一个规定：劳动者与其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产品本是对象化劳动的结晶，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性确证，现在却作为独立的、异己的、甚至是敌对的力量与劳动者相对立。“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在国民经济的实际状况中，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1]工人越是通过劳动占有外部世界，他就越在两方面失去生活资料：“第一，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成为属于他的劳动的对象……第二，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给他提供直接意义的生活资料。”[1]对象化变成了对象的丧失与主体的被奴役。第二个规定，是劳动者与劳动活动本身相异化。劳动对工人而言“是外在的东西，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1]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工人的活动从属于资本，劳动被异化为被迫的、痛苦的谋生手段。国民经济学“由于不考察工人同产品的直接关系而掩盖劳动本质的异化”，而马克思则尖锐地揭示出，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是更为根本的异化。前两个规定的直接后果，便是第三个规定：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即劳动是人之为人的类特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然而，“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生产的对象，也就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类生活，即他的现实的类对象性”[1]。人的类生活——本应是通过创造性生产将自然界转化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的过程——被贬低为维持个体动物式生存的工具。“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都变成了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了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1]第四个规定，则是上述一切异化的必然结果：人同人相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凡是适用于人对自己的劳动、对自己的劳动产品和自身关系的东西，也都适用于人对他人、对他人的劳动和劳动对象的关系。”[1]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特别是阶级关系，表现为物化的、对立的形式。这种异化不仅发生在经济领域，更渗透到整个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共同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对象性关系的根本颠倒。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关系破裂，主体活动的产物即客体反转为支配主体的力量；目的与手段的关系颠倒，作为目的本身的自由劳动，沦为维持生存的手段；个体与类(社会)的关系扭曲，社会联系从“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异化为阶级对抗。异化劳动理论超越了国民经济学家仅从物与物之间的价值关系出发的视野，也超越了青年黑格尔派停留于观念批判的路径，而是直指人与自身、与世界之关系的异化。它揭示出，资本主义的根本问题并不仅仅是财富分配的不公，而是其生产关系破坏了人之为人的存在方式。通过异化劳动的分析，马克思将政治经济学批判奠基在关于人的实践性存在的哲学之上，从而实现了社会分析与哲学反思的高度统一。
5. 结语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阐发的“对象性”方法，标志着其哲学革命的核心突破。通过对黑格尔思辨辩证法与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的双重扬弃，马克思将哲学追问的方向从天国降至尘世，从抽象的思维回归现实的实践。“对象性”揭示了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与其世界之间生成性、辩证性实践关系的存在论结构。劳动，作为最根本的对象性活动，构成了人类历史的基础与人自我生成的动力。然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将对象性活动扭曲为“异化劳动”，导致人的存在结构与对象性关系陷入分裂与对立。因此，“对象性”方法本质上是一种批判的、指向革命实践的历史辩证法，它既克服了观念论对能动性的抽象化，又超越了旧唯物主义的直观被动性，在实践基础上重建了主体与客体、自然性与历史性、个体与社会的辩证统一；又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性与革命性，通过对异化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和哲学批判，揭示出社会解放与人的解放的内在一致性。展望未来，“对象性”方法所蕴含的实践辩证法与历史批判精神，依然是我们审视与回应时代课题的重要思想资源。如何在复杂的历史实践中，辨识并克服新的异化形式，推动社会关系的合理化变革，使人的类本质在更高水平上得以实现与丰富，将是马克思“对象性”思想在当代持续展开的理论任务与实践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