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近年来，“断亲”现象日益受到社会关注，成为观察代际关系与青年文化的一个切口。特别是在节假日等传统亲族交往密集的时段，年轻一代与亲属关系的疏离感及相关讨论，在公共舆论场中形成热点。“断亲”现象与中国过去四十多年的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首先，大规模城镇化与人口流动改变了家庭结构，传统聚居的大家庭模式转向分散的小型核心家庭，地理分隔直接减少了亲属间高频次的面对面交往。其次，市场经济体制的成熟与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降低了个体在就业、教育、养老等方面对亲属网络的依赖，血缘关系的传统“安全网”功能减弱。最后，数字技术重塑了青年的社交逻辑，作为“互联网原住民”，他们更易于依托兴趣和价值观构建“趣缘”关系，社交模式从“先赋性”的血缘、地缘更多转向“后致性”的业缘、趣缘。安东尼·吉登斯亦指出：“在现代性的情境下，自我之改变则必须被视为个人变迁和社会变迁两者相连的反身性过程的一部分”([1], p. 33)。所谓“断亲”，通常指的是以“90后”和“00后”为主的青年群体中，所呈现的一种懒于、疏于或不屑于同二代以内亲戚进行互动和交往的行为倾向[2]。它的表现并不是正式地断绝关系，更多为“基本不走亲戚”的日常实践。
学界围绕“断亲”现象已有多维度的研究。本文从宏观结构、社会关系及代际心理视角梳理既有研究，整合学术脉络并明确深化方向。其一，社会学与人口学视角将“断亲”置于现代化进程的宏观背景中分析。风笑天指出，城市化加速、人口大规模流动及家庭规模缩小，直接削弱了亲缘交往的地理基础与频次[3]。胡小武、韩天泽通过调查发现，“90后”“00后”青年因空间隔离、职业发展等因素，与亲戚互动频率降低，认为这是社会转型中的必然现象[2]。谢龙英等进一步强调，数字技术重塑了社交模式，“线上联系方式代替面对面的问候”[4]，加剧了亲缘关系的淡化。这类研究揭示了“断亲”与城镇化、市场化、少子化等结构性因素的关联，阎云翔的研究则主张“个体主体性的增长”[5]才是关键。其二，社会关系变迁视角援引费孝通“差序格局”[6]理论，分析传统亲缘网络的现代调适。唐甜甜、翟学伟指出，在市场经济理性的冲击下，人情与面子的运作逻辑呈现出工具性不断增强的态势[7]。顾家宁从儒学视角提出，“断亲”并不是传统断裂，而是“兄弟友伦化”[8]的体现，即朋友一伦的平等性、选择性特质渗入亲缘关系。朱搏雨、伍麟引入“亲属关系再生产”理论，认为青年通过“断裂–调适–重塑”[9]的动态过程，实现亲缘关系的现代性重构。于志强尝试将“断亲”置于“压缩的现代性”下考察，提出“家庭化个体”[10]概念，认为这是个体在福利制度不足背景下对家庭资源的工具性利用。其三，代际差异与心理学视角聚焦互动中的情感体验与价值冲突。吴重庆指出，知识青年在“拔根型”成长与数字化生存中面临社会适应困难或再社会化挑战，易产生孤独、焦虑等心理不适[11]。郭增花发现，青年在社会竞争中出现情感退缩，通过有限“断亲”将情感诉求转向公共空间与数字互动，在虚实生活中寻求慰藉[12]。张潇潇等关注“赛博亲人”[13]现象，认为青年在虚拟空间中寻求代际情感代偿，反映了现实亲缘支持的缺失。严雪雁、王茂福指出“断亲”的生成融合了社会阶层、居住空间与个体能动性的交互，体现青年在亲缘网络中的主动调适与重构[14]。综上，现有研究在现象描述、成因归纳上成果丰硕，但在理论深度，尤其是在运用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现象进行历史性、整体性、辩证性的剖析方面，仍有广阔空间。
基于以上对青年“断亲”现象成果的梳理，本研究主要回应三个问题：其一，在社会关系再生产理论视域下，如何历史地、整体地把握“断亲”现象的生成逻辑与本质特征；其二，如何辩证审视“断亲”现象所蕴含的个体自主性追求与传统伦理、流动生活与稳定期待之间的内在矛盾；其三，如何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的范式创新，引导青年从关系的自发疏离转向社会关系再生产的自觉实践，成为新型社会关系的积极建构者。研究的最终落脚点在于思想引导与实践回应。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中强调要“具有强大的思政引领力”[15]。在此指引下，深入解析“断亲”现象背后的青年社会认同与关系建构困境，积极探索思政教育赋能青年社会关系实践的有效路径，既是深化相关学术研究的必然要求，也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课题。
2. 社会关系再生产理论下的青年“断亲”现象
社会关系再生产理论源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比物质生产本身更为重要，因为它是社会有机体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马克思指出：“生产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结果，首先是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本身的再生产和新生产。这种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实际上是这个过程的比其物质结果更为重要的结果。”([16], p. 455)换言之，社会关系再生产关乎个体与社会、国家之间的联结方式，决定了社会合力能否形成。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卢卡奇、葛兰西、阿尔都塞等将这一理论扩展到意识形态、日常生活和空间层次，揭示了资本主义如何通过文化霸权、消费控制和空间殖民实现社会关系的延续[17]。在中国语境下，社会关系再生产理论有助于剖析现代化进程中青年与亲属关系的变革逻辑。
2.1. 社会关系再生产理论的核心观点与分析框架
人类社会的生产是全面的生产，包括物质生产、人的自身生产、精神生产、社会关系再生产和人与自然关系再生产[18]。其中，社会关系再生产是维系社会有机体运行的关键，因为它定义了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方式，并决定了其他生产的效率与方向。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社会关系是“许多人的合作”([19], p. 24)，而合作的形式随生产力发展而变革。因此，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分析视角强调社会关系的动态性和结构性。首先，它关注经济基础对社会关系的决定性作用。例如，传统农业社会基于血缘和地缘的亲属关系，因依赖土地和家庭劳动力而紧密；而工业化和信息化瓦解了这种依赖，使关系趋向个体化和工具化。其次，社会关系再生产涉及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意识形态、制度安排和文化价值观会内化为个体的行为规范，影响其对亲属关系的认知和行动，比如阿尔都塞提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制的概念。最后，空间维度成为社会关系再生产的重要场域。戴维·哈维将社会生活划分为话语、权力、思想、制度、物质实践和社会关系，这些环节或过程在社会过程中持续地相互内化、彼此影响的[20]。“断亲”现象本质上是社会关系再生产在当代中国的失衡表现。青年作为社会变革的敏感群体，他们的亲属关系的疏离反映了物质生产、制度变革与观念转型之间的张力。
2.2. 从生产变迁、社会转型到观念重塑下的“断亲”生成
物质生产方式的变革是社会关系再生产的根本动力。工业化、信息化和市场化通过改变生产组织和生活方式，削弱了传统亲属关系的经济基础。在传统农业社会，亲属共同体承担着生产协作、风险分担和福利保障等功能。费孝通提出“差序格局”概念，指出亲属关系以血缘为中心，依亲疏远近形成互助网络。然而，工业化的推进使生产活动从家庭转向工厂，个体收入依赖于工资劳动而非家族合作。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工业基础薄弱，就业结构以第一产业为主导，1952年该产业就业人员占比高达83.5%，而第二、三产业合计不足17%。随着工业化与市场化进程推进，第三产业成为吸纳就业人数最多的产业，至2018年其就业占比已达46.3% [21]。这一转变降低了亲属关系的经济互助必要性，青年更倾向于通过市场而非亲缘网络获取资源。信息化进一步加速了亲属关系的“脱嵌”。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普及，使青年的社会互动突破地理限制，转向以业缘和趣缘为基础的虚拟社群。青年在城市化过程中，面临高强度的工作竞争和快节奏生活，用于亲属交往的时间被压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即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之外，再也找不到任何别的联系了”[22]。这种工具理性侵蚀了亲属间的情感纽带，使关系趋于功利化。此外，市场化改革强化了个体的经济独立性，削弱了家庭财产的集体性。住房商品化、教育医疗市场化使青年更依赖个人积累而非亲属支持。社会关系外化为物，谁掌握财富谁就拥有社会权力。青年在购房、就业等重大生命事件中，往往因资源竞争而与亲属产生矛盾，加速了关系疏离。例如，城市高房价导致“啃老”现象普遍，但代际经济依赖反而加剧了情感张力，形成“经济联结强、情感联结弱”的悖论。
社会结构转型和制度安排通过改变个体的生存策略，重构了青年对亲缘网络的依赖。城市化、教育扩张和福利制度变革，使个体从家族共同体中“脱域”，转向国家与市场提供的制度化支持。吉登斯认为现代性通过“脱域”机制将社会关系从地方性场景中抽离，并由抽象系统重新组织([1], p. 2)。在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和高等教育普及促使青年向城市集聚，形成地理上的“断亲”。物理距离的拉大直接导致互动频率下降，亲属关系的日常维护困难。教育制度作为重要的社会教化机制，也会塑造了青年的个体主义价值观。中国的高等教育扩张使青年接受年限延长，知识层次提升，进而与传统亲属在观念上产生代沟。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指出，教育通过符号系统将主导文化合法化[23]，那么就会导致底层青年与家庭文化有一定的疏离。例如，农村青年通过高考进入城市后，往往因价值观差异而与亲属沟通减少，形成“文化断亲”。福利制度的缺位或错位进一步加剧了亲属关系的工具化。在计划经济时代，单位制提供全面保障，亲属网络更多扮演辅助性的社会支持角色；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个体为应对各类社会风险，不得不强化对家庭网络的依赖，使得亲属关系更多基于实际功利需求。在此背景下，青年群体在就业、住房与生活压力面前，逐渐将亲属关系视为一种义务性负担而非可持续的社会资源，进而采取“断亲”策略以回避相关责任压力。
思想观念和价值观的演变通过内化方式，改变青年对亲属关系的认知和家庭责任的认同。个人主义、消费主义和现代性思潮的兴起，瓦解了传统家庭伦理，使青年更注重自我实现。改革开放后西方文化的传入，使青年普遍推崇个人权利与自由选择，亲属关系逐渐从强调义务与责任的“责任共同体”转向以情感联结为主的“情感共同体”。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市场化原则渗透至人际交往领域，工具主义逐渐取代情感主义成为主导逻辑，这是因为市场经济环境下，效率、计算与互惠原则被泛化至社会关系层面，人际关系也被纳入成本–收益的理性框架之中。同时，消费文化的渗透进一步将亲属关系商品化。消费社会通过符号价值重构社会互动，礼物与红包等物质交换形式被赋予情感表达的功能，却也可能掩盖真实的情感交流，使关系趋于表层化与仪式化。社会关系外化为制度、思想和文化，若经济理性持续渗透，会导致关系异化[18]。例如，青年在职场竞争下，将亲属视为“人脉资源”，工具性互动取代了情感性支持。家庭价值观的多元化也削弱了传统责任认知。青年对“孝道”的理解从绝对服从转向相对平等，更强调代际对话。费孝通曾指出，中国传统家庭是“反馈模式”，子女承担养老责任；但现代法律将养老部分社会化，间接减轻了青年压力，但也降低了亲属间的情感约束。
2.3. “断亲”现象的表现特征与结构性根源
青年“断亲”现象在空间距离、互动频率和情感联结三个维度呈现显著特征。首先，空间距离拉大。城市化使青年与亲属分居两地，农村“空心化”和城市“个体化”并存。根据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我国单人户家庭比例从1990年起持续增长[24]。尤其在未婚群体中，该比例已从1982年的2.7%攀升至2020年的19.4%。其次，互动频率下降。数字化沟通虽部分替代面对面交往，但浅层化趋势明显。例如人情往来的货币化现象表明，亲属互动多集中于红白喜事等仪式性场合，日常交流减少。最后，情感联结弱化。青年对亲属的心理依赖降低，更倾向于朋辈或专业机构支持。青年在情感危机时优先选择朋友或心理咨询而非亲属，因为价值观差异导致代际理解困难。青年“断亲”现象折射出社会关系再生产在当代中国的结构性张力。物质生产方式变迁动摇了亲属关系的经济基础，社会结构转型重构了制度依赖路径，思想观念演变重塑了个体认同，三者共同导致传统亲缘网络功能衰退。这种结构性失衡的深层矛盾，在于发展模式中效率逻辑与共生需求之间的冲突：市场经济鼓励个体独立竞争，但社会和谐又需要亲属网络的情感支持。青年选择“断亲”，实质上是在这种张力下规避负担的理性策略。社会和谐要求物质生产、人的自身生产、精神生产、社会关系再生产和人与自然关系再生产五种生产的内在平衡[18]，但市场逻辑的扩展破坏了这一平衡。一方面，经济发展依赖市场竞争，鼓励个体独立；另一方面，社会稳定需要亲属网络的情感支持。青年在张力中选择“断亲”，实质是理性规避负担的策略。然而，这种个体理性可能导致集体非理性，如养老危机、社会信任度下降。因此，“断亲”现象不仅是个体选择的结果，更是社会关系再生产机制亟待优化的重要信号。
3. “断亲”现象的内在矛盾与辩证审视
在剖析了“断亲”现象得以生成的宏观社会结构背景之后，有必要对其性质与价值进行更深入地辩证审视。部分“断亲”行为是青年建立清晰人际边界的健康表现，有助于避免过度干预和情感消耗，对此应辩证看待，既非全盘否定，也非简单鼓励。“断亲”是一个充满张力的动态过程。“断亲”现象最直接的驱动力，来源于当代青年对个体自主性日益强烈地追求与传统家庭伦理规范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自主性作为人类基本心理需要，指个体对自身行为拥有选择感与自由感的体验[25]。在现代性的催化下，青年通过教育普及、职业分化与城市生活，逐渐形成了强烈的自我决定意识。然而，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建立在以“孝”为核心的差序格局之上，强调代际之间的责任、服从与集体利益优先。这种伦理规范在相对稳定、同质化的传统社会中，为个体提供了明确的行为准则和安全感。但在现代性的背景下，其固有的张力便凸显出来。首先，青年在城市化与教育扩张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主能力。根据自我决定理论，当个体感知到行为源于内部认同而非外部压力时，其自主性需要得到满足，进而提升幸福感与行为效能[26]。例如，高等教育通过知识传授与批判思维训练，使青年能够反思传统亲属关系的合理性。因为“自主动机激发的行为反映的是内部控制点(I-PLOC)，实施行为的原因和动力来自于个体内部的认同、兴趣和价值观。”[25]这种自主性驱动青年在亲属互动中追求平等对话，不是服从。其次，这种张力在代际互动中表现为“控制–反控制”的博弈。传统家庭伦理通过人情、面子等机制维系亲属网络的整合，但青年往往将此类规范视为对个体自由的束缚。自主性的实现需要“个体具备各种相关能力，并且确保各种能力的行使”[27]。当青年在职业选择、婚姻决策等重大生命事件中试图行使自主权时，常遭遇亲属群体的干预。这种冲突不仅源于观念分歧，更深刻反映了自主性需要与传统伦理的不可调和性。最后，张力的演化趋向于青年对传统伦理的选择性接纳。并不是所有传统规范都被否定，而是通过批判性反思，青年将平等、互惠等现代价值注入亲属关系。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9], p. 5)，“断亲”现象恰恰表明，当代青年正在主动地、尽管有时是痛苦地，重构着自身所处的“社会关系的总和”，试图将传统垂直代际关系，转变为更具平等和对话精神的横向关系。
“断亲”现象的另一重矛盾，源于现代生活的流动性与传统熟人社会对稳定关系的期待之间的冲突。英国社会学家鲍曼提出“流动的现代性”概念，描述现代社会从固体的、稳定的秩序向液体的、变动不居的状态转变[28]。在这一背景下，青年的生活节奏、空间轨迹与社会网络都呈现出高度流动性特征，而传统熟人社会仍期待亲属关系保持地理邻近、频繁互动与长期承诺的稳定模式。具体而言，流动生活首先重塑了青年的时空体验。在流动的现代性社会中，速度成为核心特征，青年普遍过着“倍速生活”[29]。这种加速逻辑使青年将时间视为稀缺资源，更倾向于将时间投入到职业发展、趣缘社交等能够带来即时回报的活动中。相比之下，传统的亲属交往往往要求慢节奏的、仪式性的互动，如长期人情往来和定期聚会等。当青年因工作迁移或生活压力无法满足这些期待时，便容易被贴上“懒于走亲”的标签。其次，流动生活促使青年的社会网络发生重要转变。城市化进程加速与人口流动直接削弱了亲缘交往的地理基础与互动频次。青年的社会联系从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先赋性”关系，逐渐转向以业缘、趣缘为核心的“后致性”关系。此外，幸福感往往取决于自主性需要的满足程度，当亲属关系被视为义务性负担时，青年自然会通过“断亲”策略来回避压力。从更深层次来看，青年在流动生活中看似“个体化”的选择，实际上蕴含着对更真实社会关系的追求。马克思对“原子式个人”的批判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体孤立表象下，掩盖的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社会关系本质[30]。青年通过选择性疏离，实质上是在探索更具实质自由的关系模式，这种探索体现了现代个体对社会关系质量的重新定义。
“断亲”现象表面上是亲属关系的疏离，但辩证地看，它蕴含着青年对自主、平等人际关系的积极追求。这种追求是社会关系再生产在现代性条件下的必然调整。首先，“断亲”在某种意义上可被视为青年对社会关系异化的一种反抗。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不仅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相异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趋向工具化，个体在功利逻辑中被简化为手段。当传统的亲属互动日益演变为一种形式化的“人情表演”，青年通过主动疏离，实则是在抵抗自我在亲缘关系中的异化状态。马克思强调人始终处于社会关系之中。青年“断亲”行为，实则是拒绝将亲属关系降格为功利性交换，试图恢复其情感本质。其次，“断亲”为新型亲属关系的重构提供了空间。“断亲”青年是在批判亲属关系的压抑性结构，并不是否定“亲情”。当亲社会行为满足自主性需要时，能提升行为实施者、接受者及旁观者的幸福感[25]。同样，青年通过有限“断亲”，筛选出真正值得投入的亲属纽带，构建更平等、自由的互动模式。“亲属关系再生产”[9]理论，认为青年通过“断裂–调适–重塑”的动态过程，实现亲缘关系的现代性重构。这种重构使亲属关系从“给定性”转向“建构性”，更符合现代个体的主体性需求。最后，“断亲”现象反映了青年对社会关系再生产的自觉参与。例如，许多青年选择通过数字技术维系亲属的情感联结，同时又在趣缘社群中满足深度社交需求。这正是他们在传统伦理与现代生活的张力中，尝试重构亲缘关系内涵的体现。综上所述，引导青年亲属关系工作的目标，正是帮助他们建立基于尊重、独立和选择性投入的现代代际交往模式，使亲缘关系更能契合个体发展的真实需求与社会变迁的总体趋势。这种从被动疏离到自觉建构的转变，是应对“断亲”现象深层矛盾的关键。
4. 引导青年成为“社会关系再生产的自觉主体”
社会关系的健康再生产关乎社会有机体的稳定与发展。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形成的独特的政治优势”([31], p. 224)，其本质工作正是作用于人的思想观念，以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和塑造社会关系。因此，面对青年在社会关系转型中的主体性困境，思想政治教育不能缺席，且必须发挥主导作用。马克思的论断：“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19], p. 43)这一辩证关系揭示了对青年的引导工作在于提升他们的历史自觉与实践能力，使其能在变动不居的现代性环境中，主动参与并创造性地构建更符合时代要求与个体发展需求的新型社会关系。引导的目标，正是培养青年成为“社会关系再生产的自觉主体”。
4.1. “断亲”作为社会关系再生产中的主体性困境
“断亲”现象的表征是青年与亲属互动频率降低、情感联结弱化，但其深层本质，是青年在社会关系再生产模式发生结构性变迁的背景下，从“被动的关系承继者”向“主动的关系建构者”转型中出现的主体性实践困境。传统社会，社会关系再生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地缘、血缘等先赋性因素，个体更多是在既定框架内习得并维系既有关系。然而，在现代性条件下，社会关系不断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脱域”，并被无限的时空“再嵌入”([1], p. 139)，这使得社会关系的建构性、选择性特征凸显。青年被历史性地抛入一个关系模式需要“自选”、关系网络需要“自建”的时代。然而，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仍侧重于传授被视为“完成时”的静态关系伦理规范，教导青年去“适应”某种理想化的关系，却未能充分赋予青年“如何在变革中主动参与并良性再生产社会关系”的历史自觉与实践方法论。这导致部分青年在面对传统亲缘关系的张力时，要么感到无所适从，陷入迷茫；要么采取简单化的疏离策略，他们的行为整体上仍处于一种“自发”状态，缺乏对自身行动在社会关系再生产长河中所处位置和历史意义的清晰认知，即缺乏“自觉”的主体性。这正是“断亲”现象背后亟待思想政治教育回应的核心困境。
4.2. 从“关系的教化”到“再生产实践的赋能”
破解上述困境，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的范式实现一次的升维：从侧重于“关系的教化”——传授静态的、被视为既定规范的关系伦理，转向致力于“再生产实践的赋能”——培养青年在动态的、作为“进行时”的社会关系再生产过程中的历史主体性与实践智慧。升维的目标正是培养青年成为“社会关系再生产的自觉主体”。这一概念直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强调人不仅是社会关系的产物，更是社会关系的创造者和变革者。一个自觉的主体，至少应具备以下三重核心素养：首先是历史洞察力。即能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理解自身所处的亲缘、社会关系网络是特定历史阶段生产方式和制度变迁的产物，能洞察其形成、演变的逻辑与发展趋势。其次是辩证批判力。即能够运用唯物辩证法，清醒地辨析传统关系模式中存在的内在矛盾，区分其中可能存在的压抑性、滞后性结构与蕴含的团结、互助等有益性内核。最后是实践建构力。这是主体性的最终落脚点，指青年能够在批判性反思的基础上，不再被动承受或消极逃避，而是通过具体的、理性的交往实践，主动参与并尝试创造性地再生产出更平等、自由、团结、契合现代生活节奏的新型社会关系形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加强对广大青年的政治引领。”[32]这一引领应深入社会关系建构的具体实践，实现从知识灌输到能力培养的深刻转变。
4.3. 围绕“再生产实践”的三重赋能路径
1) 认知赋能：开展“社会关系再生产谱系”的自我历史分析
认知是行动的先导。赋能的第一步在于引导青年将其个人的“断亲”感受或困惑，从一个主观的、个体化的情绪体验，对象化为一个可被客观分析和理解的社会历史现象。具体而言，可设计“社会关系再生产谱系”分析的教学单元或实践活动，引导青年绘制并深入剖析自己家庭、亲缘关系近几十年来的变迁图谱。重点分析几个关键维度：一是生产方式的变革影响，例如家庭从农业生产经营到参与工业化、市场化分工，如何改变了家庭成员的合作模式与经济依赖，进而影响了关系紧密程度；二是国家政策与制度安排的介入，如户籍制度、计划生育政策、住房商品化、教育扩张等，如何重塑了家庭的规模、结构、居住模式以及代际间的责任预期；三是个体生命历程与宏观结构的互动，如个人的求学、就业、迁移轨迹，如何与上述宏观力量交织，共同塑造了当前的关系图景与情感距离。通过这种谱系分析，青年能够认识到，“断亲”绝不是单纯的个人偏好或道德滑坡，而是深刻的社会转型在个体生活世界中的投射。这一赋能是在促使青年完成从“关系的无意识承受者”到“再生产过程的清醒认知者”的转变，为主体性的生成奠定理性基础。
2) 方法赋能：训练“关系矛盾的辩证协商”与“新型交往的理性设计”
在形成清晰认知的基础上，思想政治教育需为青年提供从批判到建构的实践方法论工具箱，填补从“知”到“行”的关键空白。这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矛盾协商能力的训练。例如，可以引入专业的心理咨询技术，在社区或学校开展“代际沟通工作坊”，由心理咨询师指导青年学习积极倾听、非暴力沟通等具体技巧，以处理与亲属在价值观、生活期望等方面产生的实际冲突。二是训练也应拓展至构建新型社会支持网络。青年可被鼓励与引导在社区中参与建立“类亲属”支持网络，如通过邻里互助小组、兴趣社团或志愿伙伴关系，模拟并提供类似亲属的情感支持与日常互助，从而在传统亲缘关系之外，构筑起灵活、可选择的社会连接。方法赋能的核心，是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转化为青年处理现实关系矛盾、设计未来关系图景的活的实践技艺。
3) 场域赋能：构筑“新型关系再生产”的共同体实验空间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好的思想政治工作应该像盐，但不能光吃盐，最好的方式是将盐溶解到各种食物中自然而然吸收”[33]。这个比喻指明思想政治教育应如盐溶入食物般，潜移默化地融入青年的具体生活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加强主体性信念的重要环节。思想政治教育应着力构筑安全的、支持性的“社会关系创新实验室”，让青年能够在理论指导下，进行具身化的关系再生产实践。例如，定期举办“跨代际共厨晚餐”、“代际读书会”或生活技能交换沙龙，为青年与长辈创造在轻松氛围中自然交流、相互理解的平台，软化因生活节奏差异造成的隔阂。更重要的是，场域的构建不能脱离物质基础。社区与政府的协同至关重要，应积极结合并推动落实住房补贴、普惠性育儿服务、青年友好型居住社区等社会政策，切实减轻青年的经济与照料压力。通过降低资源竞争性，可以从源头上缓解部分因现实生存压力而导致的亲缘关系功利化或疏离，为健康、平等的新型代际交往模式提供稳定的环境支撑。场域赋能的意义在于，它将抽象的理论转化为可感知的具体实践，让青年在体验中增强作为社会关系自觉建构者的身份认同与能力。
4.4. 范式升维的战略意义
将思想政治教育对青年“断亲”现象的引导，定位于培养“社会关系再生产的自觉主体”，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其一，对思政教育理论而言，这推动了从“规范性教育”向“构成性教育”的转型。教育不再外在于青年的关系世界，而是融入其建构并变革关系的实践过程，与青年生命经验深度结合，从而增强了思政教育的现实解释力与生命力。其二，对“断亲”现象引导而言，它提供了超越“修复传统”或“鼓励决裂”的第三条路径——引导青年有意识地参与社会关系的现代化转型与创造性发展，使其从疏离的“旁观者”转变为积极的建设者，将关系实践融入社会和谐与文明进步的进程中。其三，这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践行与深化。它生动诠释了“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的实践辩证法，将宏大的“社会关系再生产”理论转化为可培养的个体素养，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指导力。培养这样的自觉主体，不仅是应对“断亲”的治本之策，也为青年从容应对未来社会关系挑战、推动社会关系向更人性化现代化方向发展，奠定了坚实能力基础。
思想政治教育在引导青年社会关系实践中具有重要作用，但也需认识到其局限性，如无法直接解决住房、就业等结构性压力。因此，引导工作应结合社会政策，如加强保障性住房供给、扩大育儿补贴，为青年构建新型关系提供物质基础。
5. 结语
本研究从社会关系再生产的理论视角，考察了当代青年“断亲”现象的生成与引导。研究发现，这一现象是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关系再生产机制发生调整的体现。伴随城镇化、市场化与数字技术的推进，传统亲缘网络所依赖的地理基础、经济功能与交往模式发生了显著变化，青年个体的自主意识不断增强，生活流动性日益加剧，这与以往基于稳定聚居和紧密互动的亲属关系模式之间，产生了结构性的张力。因此，“断亲”是青年在社会变迁背景下，面对传统关系模式与现实生活节奏之间的不适，所呈现出的一种选择性疏离。这种疏离具有双重性：它既是青年对形式化交往的排斥，也是建立健康人际边界的尝试；引导工作应尊重这种自主性，聚焦于构建平等、独立的关系模式。
为此，研究认为，引导工作的核心在于促进青年成为“社会关系再生产的自觉主体”。这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的范式从传授既定规范，转向培养青年在关系实践中具备历史洞察、辩证思考与主动建构的能力。具体而言，应通过认知赋能，帮助青年将个人体验置于社会变迁的脉络中理解；通过方法赋能，使青年掌握处理代际差异、建立交往边界的理性能力；通过场域赋能，支持青年在现实生活中探索和发展更平等、真诚且契合现代节奏的情感联结方式。这不仅是应对“断亲”的积极思路，也是推动社会关系向更加和谐、文明、现代的形态演进的重要实践。总之，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将是一个持续的动态过程。培育青年建构社会关系的自觉意识和实践能力，使他们能在把握传统伦理精华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应对流动时代和数字生活的挑战，构建多层次、高质量的社会支持网络，对于促进青年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共同体的团结稳固，具有长远的意义。本研究在此仅是一个开端，相关理论的深化与具体实践路径的探索，仍需持续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