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共产党宣言》中有这样一句话：“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1]。当代资本主义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呈现出诸多前所未有的新变化。这些变化不仅体现在经济结构的转型上，更深入到政治、文化、社会阶级关系等多个层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格局正处在加快演变的历史进程之中，产生了大量深刻复杂的现实问题，提出了大量亟待回答的理论课题。这就需要我们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分析把握其出现的各种变化及其本质，深化对资本主义和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深刻复杂变化的规律性认识”[2]。因此，在当前“两个大局”的背景下审视当前资本主义发生的新变化，对于我们中国应对西方对我们的冲击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在经济层面呈现出两个相互关联却又各有侧重的演进趋势：一是金融化进程的深化，即金融资本逐步脱离并主导实体经济，形成以虚拟积累为核心的新型积累体制；二是数字化技术的全面渗透，推动生产资料、劳动过程乃至社会再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
2. 当代资本主义的金融化
当代资本主义的金融化体现了资本积累逻辑从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的变化，其核心在于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资源并主导经济进程。在这一整体框架下，金融资本的虚拟化转向成为金融化进程中最具标志性的方面，它不仅重塑了资本增殖的路径，更深刻反映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演化。
(一) 金融资本的虚拟化转向
当代资本主义最显著的变化之一，是金融资本日益垄断经济资源并逐渐脱离实体经济，形成以虚拟经济为主导的金融资本主义体系。在这一过程中，金融资本不再以服务实体产业为核心目标，而是通过日益复杂的金融工具与衍生品实现自我循环与增殖，进而导致经济结构深刻转变。
美国作为这一体系的中心，凭借美元在国际的霸主地位，构建起一套完整的金融霸权机制。通过持续维持贸易逆差，美国向全球输出大量美元，使得其他国家被动积累美元外汇储备；而这些资金又通过购买美国国债等金融产品回流至美国资本市场，进一步支撑其财政赤字与金融市场扩张。这一循环不仅巩固了美元的霸权地位，也使美国能够以极低成本吸纳全球资本，实现对其他国家的隐性金融剥削。
与此同时，金融资本越来越多地依靠衍生品交易、高频交易、资产证券化等虚拟操作获利，而非通过支持实业投资、技术创新或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价值创造。这类脱离实体的金融活动虽然推动了资产价格的快速上升，却极易催生经济泡沫，使得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发展严重脱节。一旦泡沫破裂，风险并不由少数金融机构承担，而是通过系统性机制向社会转嫁，最终由普通劳动者和公共财政负担，进一步加剧了社会贫富分化与经济不稳定。这一金融化趋势不仅标志着资本主义内在逻辑的重大转变，也深刻反映出资本积累方式的危机倾向与社会代价的不断外化。
(二) 金融资本与国家权力共谋
在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中，金融资本与国家机器之间逐渐形成一种深层的结构性共谋关系，其典型体现的是“太大而不能倒”这一胁迫性机制。系统性重要的金融机构凭借其在经济中的枢纽地位，实际上获得了“绑架”公共政策的能力：一旦面临自身引发的危机，它们便要求政府以全民资源为其经营失败承担责任。国家则以“防范系统性风险”为名，推行大规模救助政策，实质上将私人资本损失社会化，进一步巩固了金融垄断集团对社会经济资源的支配。
在这一过程中，国家的角色呈现深刻的悖论性：它既是规制制定者，又成为危机化解者；表面上维持市场秩序，实则延续资本积累逻辑。这种看似矛盾的双重职能，恰恰反映出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它不是中立的公共权力机构，而是服务于资产阶级统治的制度工具。即便在危机后各国加强金融监管的背景下，利益输送与政策套利仍未消失。通过法律游说、人事旋转门和制度俘获等机制，金融资本持续影响立法与行政过程，使国家监管往往流于形式，甚至沦为“为规制而规制”的政治表演[3]。
因此，金融与权力的合谋不仅是一种操作层面的策略联盟，更构成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制度内核。它不断生产出风险社会化与利润私有化并存的体制，加深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同时也侵蚀公共治理的正当性。
3. 数字资本主义的兴起
数字资本主义的兴起，不仅意味着技术工具层面的革新，更标志着资本积累的逻辑、权力运作的形态以及社会关系的结构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其特征体现在生产要素的数字化转型、资本垄断形态的融合升级，以及社会控制机制的算法化演进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
(一) 数据作为新型关键生产要素的崛起
马克思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4], p. 172)。在资本主义发展进入数字时代，数据已显著超越传统生产要素的范畴，成为一种新型关键资源，其核心地位源于数据在价值创造与资本积累过程中所发挥的基础性作用。平台企业作为数据资源的主要掌控者，通过用户协议、免费服务或低价交换等方式，大规模收集用户所产生的行为数据、社交关系及偏好信息。这些原始数据经过清洗、整合与算法加工，转化为具有经济价值的数据资产。随后，企业借助机器学习、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实现对用户需求的精准识别、行为预测与市场细分，进而通过个性化广告投放、差异化定价策略和定制化服务推送完成数据的资本化过程。该过程不仅极大提高了资本周转效率，也重构了剩余价值的产生与分配机制。数据的复用性、非竞争性和正外部性使其成为持续推动资本增殖的核心要素，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逻辑在数字时代的重要演变[5]。
(二) “金融 + 数字”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
资本主义的发展已演进至一个以“金融资本”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为标志的新垄断阶段，即“金融 + 数字”垄断资本主义。在此阶段，谷歌、亚马逊等巨型数字平台凭借其网络效应、规模经济与技术壁垒，构建了强大的市场支配地位。它们的关键权力来源于对三大核心要素的垄断：第一，对海量用户数据资源的排他性占有，完成了“数据圈地”；第二，对核心算法技术与算力的绝对掌控，使之成为信息分配和价值创造的中枢；第三，对用户注意力和流量的寡头化控制，塑造了数字时代的新型市场准入壁垒。
这种垄断结构催生了前所未有的“数字寡头”。它们不仅通过定价策略、市场准入控制来扭曲竞争，更深刻的在于，其利用技术手段推行所谓的“数字泰勒主义”。该模式通过算法对劳动过程进行极致量化、监控与优化，极大地增强了对平台雇员的劳动控制。同时，对于零工经济劳动者和用户而言，平台模糊了工作与休闲、生产与消费的传统界限，导致了“无形劳动”的普遍化与劳动时间的隐性延长。其结果是一种更为隐蔽和深层次的剥削形态，其剥削对象不仅是剩余价值，更延伸至用户的社会关系、情感劳动和个人数据，从而实现了资本增值在广度和深度上的空前扩张[6]。当今时代资本积累的核心逻辑，即通过技术垄断与数据控制，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纳入资本增殖的轨道。
(三) 算法权力的崛起与异化的深化
在当代数字资本主义所经历的深刻结构转型过程中，算法的角色和地位已经发生了显著的转变。它不再仅仅是一种中立、客观的技术工具，被单纯地用于提高效率或优化流程；相反，算法已经逐渐演变为一种具有特定目的和倾向性的力量，成为服务于特定利益集团、影响社会资源配置和权力分配的关键因素。这种演变不仅反映了技术本身的发展，更揭示了其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新定位和新功能。它借助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实现对个体行为的高度预测、资源的精细配置以及社会关系的重新组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算法通过行为建模、个性化推荐与算法管理等机制，构建起一套隐形的控制体系，对劳动者和消费者实施双重支配。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因为根据这个前提，很明显，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7]。这种情况在进入数字时代的劳动领域更为明显和突出。人们无论是上班时间还是下班时间都被算法所支配，算法通过任务分配、绩效评估与自动化决策等方式，将劳动过程碎片化、去技能化，并强化了对劳动时间与身体实践的实时监控。劳动者在算法的结构化支配下，逐渐丧失对工作节奏、内容与意义的控制，沦为被算法驱动的人，进一步加剧了马克思所揭示的“劳动异化”现象——劳动者与其劳动产品、自身类本质以及他人关系的疏离。
与此同时，算法也通过个性化推荐系统与消费行为建模，实现对消费者欲望与选择的结构性引导。用户被置于不断被刺激、被塑造的消费循环中，其主体性逐步被算法逻辑所替代，陷入“自愿的被动性”，从而完成从人到消费数据的物化转变。算法权力不仅重塑了生产关系与消费模式，更在深层次上推动了人的工具化与客体化，使异化状态从劳动领域扩展至人的整体生存境况。
4. 当代资本主义的历史方位与发展趋势
资本主义在当代所呈现的自我调节能力，虽在一定时期内缓和了其系统矛盾并延续了其存续周期，但这些调节手段始终受制于其内在的结构性限制，并未触及私有制与剥削关系的根本。因此，在剖析其调节机制与历史限度之后，必须深入把握“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在复杂多变的历史进程中科学定位资本主义的历史方位，并厘清其向更高级社会形态过渡的历史条件与可能路径。
(一) 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与历史局限性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历史性的社会形态，在其发展进程中展现出显著的制度弹性，通过多重机制进行自我调节以维持系统存续。科技革命推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升，尤其是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资本配置效率并创造出新的积累空间；全球化进程通过空间修复策略，将资本逻辑扩展至全球范围，试图转嫁国内经济矛盾并延缓利润率下降趋势；福利国家制度则通过国家干预与社会政策对收入进行再分配，缓和了阶级对立并维持了有效需求，从而在特定历史阶段维系了社会相对稳定。这些手段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的爆发。
然而，这些调整本质上并未超越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框架，其私有制基础与剩余价值剥削机制依然构成制度的核心。科技革新在提高生产率的同时也加剧了劳动异化与结构性失业；全球化导致核心与边缘地带间的不平等日益固化，并在全球尺度上再现了剥削关系；福利国家政策则面临资本积累需求与民众社会福利诉求之间的固有张力，在新自由主义浪潮下不断被削弱。这些手段非但未能真正克服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反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更深层、更全球化的形式重现并加剧该矛盾，最终体现出其根本的历史局限性：资本主义无法通过内部调整实现对其自身否定性本质的超越。
(二) “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两个必然和两个绝不会的论断：“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4], p. 3)。这一科学论断，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向。然而，这一历史进程并非线性展开，而是深刻体现为“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的辩证统一。这一重要思想指出，社会形态的更替不仅取决于历史必然性，更依赖于客观物质条件的成熟程度。
尽管当代资本主义通过技术革新、全球化扩张及制度调节，仍在某些领域展现出显著的发展活力与适应性，例如数字经济和金融资本的持续扩张，但这并未从根本上克服其内在的基本矛盾，即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贫富差距的结构性扩大以及生态危机的日益加剧，均是其历史局限性的证明。因此，资本主义的制度框架终将无法容纳日益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其被社会主义所取代仍是历史的必然归宿。
然而，这一替代过程必然是长期、复杂且充满曲折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弹性及其对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性适应能力，决定了社会主义胜利的长期性；不同国家与地区的发展不平衡性、阶级力量的对比变化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则构成了替代过程的复杂性与曲折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两个决不会”为理解社会主义实现的历史条件提供了关键的方法论原则：我们既要坚定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又必须立足于现实物质条件的发展阶段，避免陷入主观冒进或消极无为的误区。
因此，“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共同构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我们在坚定社会主义理想的同时，秉持历史耐心与实践理性，积极为新型生产关系的孕育创造物质与文化条件，推动社会逐步向更高级形态迈进。
5. 结语
当代资本主义在金融化、数字化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变化既体现了资本主义的适应性与弹性，也暴露其内在矛盾与历史局限。金融资本的垄断、数据资本的崛起都在不断加剧社会不平等与系统性风险。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与历史趋势的判断并未过时，反而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得到进一步验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实践，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最本质特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有效驾驭资本服务实体经济、推动共同富裕，并通过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为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探索人类社会发展新形态提供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