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平台经济的兴起，劳动力市场结构发生了显著变迁，催生了以网约配送员、网约车驾驶员及快递员为主体的新就业群体。据统计，截至2024年末，我国依托互联网平台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后简称：新就业群体)规模已达8400万人，成为维持城市日常运转的重要力量[1]。与传统单位制下基于劳动合同的稳定雇佣关系不同，新就业群体的职业特征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在薪酬架构上，该群体普遍采用无底薪的计件制薪酬模式，收入水平直接与跑单量及劳动时长挂钩，迫使劳动者不得不通过高强度的延时劳动以获取预期收益。在组织管理上，由于高度依赖互联网技术和大型平台，算法根据订单需求、个人实时表现等高速下发指令并考核绩效，使得劳动过程具有极高的严密性与强制性。在生活与社会交往上，由于工作空间高度流动且缺乏固定的物理集体，劳动者的注意力被迫长期聚焦于订单时效与配送路线，缺乏稳定的职场社交场景和社交时间，尤其在其社区生活中长期处于一种独自作业、缺乏横向联系的悬浮状态。
所谓悬浮，是指劳动者虽然在物理空间上高频穿梭于城市社区与楼宇之间，但在社会关系网络与行政管辖体系中却处于游离状态，呈现出“身在社区而心不在、人往来而无归属”的结构性隔离。这一状态的形成，来自于传统治理逻辑与新就业群体高流动性特征产生的适配性错位。我国现行的基层治理体系遵循严格的“属地化管理”逻辑，即以静态的物理社区为基本单元，通过户籍或居住地来锁定管理对象。然而，新就业群体的劳动轨迹呈现出极强的“流变性”。他们服务于全城甚至跨城区域，工作地与居住地高度分离，导致其无法被固定的行政网格有效捕获。从治理时间看，传统社区治理往往依赖于线下的动员与会议(如居民代表大会)，要求参与者拥有较长的可支配时间，这与新就业群体的就业模式形成直接冲突[2] [3]。
长期处于悬浮状态的个体，其极易陷入权益受损和身份边缘化的困境。在遭遇工伤或劳资纠纷时，他们缺乏合法的组织依托进行集体议价，只能以个体身份对抗庞大的平台系统，因此处于悬浮状态的劳动者往往沦为社保缴纳与法律援助的真空地带。而长期穿梭于社区，尤其在穿着上有明确身份印记的外卖员群体，始终被大部分社区视为外来者身份，致使该群体在心理上产生强烈的相对剥夺感与社会疏离感。他们虽然维持着城市的物理运转，却无法在精神上融入城市共同体，长此以往极易转化为对社会秩序的冷漠甚至对立情绪，成为潜藏于城市基底的不稳定因素[4]。
然而，将视角切换到党建引领新就业群体的纬度，负面的悬浮状态与高流动性恰恰营造了一种双向奔赴的共赢格局。对党建工作来说，新就业群体全天候穿梭于大街小巷，且拥有进入封闭小区的通行权限，使其天然具备了作为社区治理“移动探头”的信息优势，他们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广的覆盖面及时发现并上报环境卫生、安全隐患及突发事件等治理盲区。对新就业群体来说，参与党建引领的社区治理活动，可以获得更完善的个体权益支持机会，背靠党建工作可以很好地打破维权时单打独斗的困境。而更为深层次的身份认同，可以让该群体从闯入者，切换为类似于“社区合伙人”等正式身份，消解了物业管理与配送服务之间的二元对立，为该群体的劳动者提供了稀缺的职业尊严与社会归属感。因此，党建引领新就业群体参与社区治理拥有系统性共赢格局，“红色”驿站构成了这一治理模式的逻辑起点。本文以浙江省“红色驿站”建设及相关党建实践为研究对象，深入研究当下党建引领新就业群体参与社区治理下的现状、困境与优化机会，期冀为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党建引领新就业群体的蓬勃创新提供学理支撑与经验镜鉴。
2. “红色驿站”的物理嵌入与浙江实践
在党建引领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的体系中，“红色驿站”作为物理空间的具象化投射，构成了这一治理闭环的逻辑起点。所谓“红色驿站”，本质上是党组织在城市公共空间中开辟的、具有鲜明政治属性与服务功能的实体化阵地。其诞生源于新就业群体长期面临的“时空漂泊”困境——在算法驱动的高强度劳动下，外卖骑手与网约车司机普遍遭遇“饮水难、就餐难、如厕难、休息难”的生存痛点，且缺乏固定的组织归属感[5]。为破解这一难题，各地依托党群服务中心、闲置核酸采样亭、商圈楼宇等存量资源，通过微改造形式建立了标准化服务站点，从而形成“红色驿站”。
“红色驿站”的功能体现在两方面。在基础层面上，它是一站式提供充电、热饭、休憩的补给站，降低了新就业群体劳动者的城市生存成本。在深层治理上，它是党组织教育管理与社情民意收集的“前哨站”，通过将悬浮状态的个体“引流”至相对固定的空间，实现物理在场与情感连接的双重嵌入，为后续引导其参与治理奠定了信任基石[6]。
作为“红色根脉”传承地，浙江省在“红色驿站”的建设上并未止步于简单的设施投放，而是根据不同属地的城市肌理与群体特征，探索出了各具特色的运作模式，形成了全域覆盖与精准服务并举的生动局面。
2.1. 杭州模式：“15分钟服务圈”
杭州市采取了“见缝插针”的密集布点策略，重点聚焦于解决服务的可及性问题。其最大的创新在于极具想象力地盘活了存量资产，将大量闲置的街头核酸采样亭改建为“小哥驿站”或“骑士加油站”。这种做法不仅低成本地解决了选址难题，更利用采样亭原本广布于社区、商圈的区位优势，构建起了真正意义上的“15分钟服务圈”[7]。全市范围内改建后的驿站不仅保留了空调、电力设施，还增设了换电柜与急救箱，使得骑手在接单间隙的“碎片时间”内即可完成补给，极大地提升了驿站的使用黏性与服务效能。
2.2. 宁波模式：“甬爱E家”
不同于单点突破，宁波市致力于打造统一的城市公益品牌——“甬爱E家”。该模式的核心门道在于“标准化”与“连锁化”运营。宁波在全市范围内统一了驿站的视觉标识与服务标准，推出了“10 + X”服务清单(即饮水、热餐、充电等10项基础服务，加上法律咨询、技能培训等X项特色服务)。特别是在海曙区等地，驿站被嵌入到地铁口(如城隍庙站)、核心商圈等自带流量的“黄金地段”，并引入社会组织进行专业化托管运营。这种品牌化运作有效解决了传统驿站“建而不管、大门紧闭”的通病，使得“甬爱E家”成为了新就业群体心中有口皆碑的“官方服务区”，实现了从“找阵地”到“认品牌”的转变。1
2.3. 温州与绍兴模式：“智慧化”升级
在数字化改革的牵引下，温州与绍兴等地探索了驿站的“智慧化”升级。针对新就业群体夜间工作时长延展的特点，部分“瓯江红”城市驿站与绍兴的暖“新”驿站引入了智能门禁系统，实现了24小时全天候开放。同时，各地纷纷上线“电子地图”小程序，劳动者只需在手机端点开“温暖地图”，即可实时查看最近驿站的位置、空闲状态及可用服务(如是否有空余充电口)。这种技术赋能不仅让服务找人变得更加精准，也通过后台数据分析，帮助党组织更清晰地掌握新就业群体的活动热力图，为后续的治理决策提供了数据支撑。
然而，尽管“红色驿站”在物理空间的覆盖上初见成效，但在党建工作推动新就业群体从形式向实质转化的过程中，仍受制于多重内生性矛盾。当前，党建引领的治理实践在主体适配、空间逻辑、资源供给与长效运营四个维度上，面临着严峻的系统性困境，致使部分治理动作落地性受限。2
3. 新就业群体参与社区治理的困境
新就业群体参与社区治理的实践中面临多重困境，直接制约了“互惠机制”的构建与“电商赋能路径”的实现。本文从主体互动、技术逻辑、制度保障、社会认同四个维度展开分析。
3.1. 互惠机制失衡：主体间的非对称性关系
理想的互惠机制应实现社区、平台、新就业群体的三方共赢，但现实中三者权责利关系失衡：
3.1.1. 社区与群体的责任——回报脱节
社区期望新就业群体承担“流动网格员”“民情哨兵”等职能，却缺乏制度化回报机制。例如，骑手上报安全隐患需占用配送时间，但多数社区仅提供少量积分或象征性奖励，难以覆盖其时间成本与潜在订单损失，导致参与动力不足。
3.1.2. 平台的社会责任缺位
平台作为资源掌控方是数据、算法、薪酬规则的制定者，其商业逻辑与治理逻辑存在冲突。例如，外卖平台的算法以“准时率”为核心指标，骑手若因参与社区巡逻导致订单超时，将面临罚款或评级下降，形成“参与即惩罚”的负向激励。
3.2. 身份认同困境：角色认同与参与意愿的模糊
3.2.1. 自我认知局限
由于外卖骑手是社会新就业群体之一，也是边缘性就业群体的代表之一，具有体制外属性和原子化的特征，骑手处于劳动关系模糊，组织化程度低的生存状态，多数骑手会将职业身份局限于“送外卖的”，缺乏“治理参与者”的主动意识[8]。这一认知偏差源于平台经济对劳动过程的碎片化设计，骑手长期处于“接单–配送”的机械循环中，难以形成对公共事务的责任感。例如，在奉贤区“四大员”机制推行初期，部分骑手对“网格信息员”职责存在困惑，认为“上报问题不是分内之事”。
3.2.2. 参与激励不足
参与治理需投入额外时间与精力，但经济补偿机制缺失导致“机会成本”过高。例如虽然有地方设计了积分激励制度，鼓励骑手参与治理换取积分，但是骑手的参与仍然停留在表面难以发挥其治理主体的作用，“信息采集员”的角色定位实际上是将外卖骑手视为基层治理的“工具人”，而非平等的治理主体。他们只能在既定的框架内完成简单的信息收集任务，却无法真正参与问题的决策和解决。这种几乎“功利性的利用”对骑手来说增添了额外的劳动负担，骑手日均工作时长超10小时，若参与社区巡逻或隐患上报，可能因延误订单面临平台罚款。温江区调研显示，仅12%的骑手愿意在无报酬情况下参与治理，且多集中于“好人好事”等自发行为。骑手日均工作时长超10小时，若参与社区巡逻或隐患上报，可能因延误订单面临平台罚款。温江区调研显示，仅12%的骑手愿意在无报酬情况下参与治理，且多集中于“好人好事”等自发行为[3]。
3.2.3. 权益保障缺位
新就业群体由于劳动关系不明晰在参与治理活动中面临安全风险(如交通事故、冲突纠纷)时，难以得到有效的社会保障，面临劳动权益保障不足，社会福利边缘化的“共享”困境。例如，骑手在上报消防隐患时若遭遇意外，平台与政府均未明确承担医疗或赔偿责任，导致其参与意愿受挫。
3.3. 制度性困境：规则缺失与机制不畅
3.3.1. 身份定位模糊
法律层面缺乏对骑手“治理志愿者”或“公共信息员”的明确定位，其参与行为缺乏法律授权与保护。例如，骑手上报的违规停车信息若用于行政处罚，可能因主体资格问题引发争议。
3.3.2. 参与渠道匮乏
现有机制多依赖临时性试点，缺乏制度化、常态化的信息上报与反馈渠道。例如尽管部分地区推出“骑手随手拍”App，但与城市管理平台对接不畅，问题处置效率低下。奉贤区数据显示，骑手上报的问题中，仅65%在24小时内得到反馈，远低于专职网格员的处置效率[3]。
3.3.3. 协同机制缺位
如果说权责的倒置是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显性障碍，那么路径依赖则构成了更为深层次的制度制约。受资源约束和治理惯性的影响，它们往往更依赖于既有的组织架构和运作逻辑，以既有的治理路径来面对骑手这一新兴的治理力量群体，使其成为既有的组织体系的“附属部分”且政府、平台、社区与骑手之间权责利不清，缺乏有效沟通的链接工具[9]。例如，平台企业将骑手视为“数据生产者”，拒绝共享行为数据；政府则希望骑手承担更多治理职能，但未提供相应资源支持，导致协同治理沦为“口号”。
3.4. 电商赋能困境：技术优势向治理效能的转化障碍
3.4.1. 平台数据壁垒
例如平台企业将骑手行为数据视为商业资产，拒绝与政府公共治理平台共享。例如，美团、饿了么等平台的数据系统独立运行，导致政府无法获取骑手的实时轨迹与问题上报数据，形成“数据孤岛”。
3.4.2. 算法“枷锁”
例如平台企业借助算法技术将责任与风险转嫁给骑手，使骑手在多重责任挤压下易陷于“做不好被问责，做的好无回报”的恶性循环，且同时将严格的送餐时限与奖惩算法挤压了骑手参与公共事务的时间。骑手日均需完成30~50单配送，若因上报问题延误订单，可能面临平台扣款或降级处罚。这种“算法悖论”使得骑手虽有治理意愿，但无暇参与[4]。
3.4.3. 工具适配性差
面向新就业群体的治理工具设计粗糙，操作复杂，与日常工作流程融合度低。例如，部分城市要求骑手通过复杂流程上报问题，需填写表格、上传照片，耗时远超配送间隙的碎片化时间，导致工具使用率较低。
4. 路径构建：实现角色转型的实现路径
4.1. 主体赋能路径：激发骑手的内生动力
4.1.1. 身份重塑与荣誉激励
如何劳动关系清晰化，组织化强度的增加–驿站的建立与管理，党组织网格员长的招聘对积分达标的新就业人员提供优先录取的政策表彰力度的增大，授予“社区守护骑士”、“城市观察员”等荣誉称号，举办表彰活动，强化正面宣传。
4.1.2. 技能培训与能力建设
开展应急救护、消防安全、信息甄别等专项培训，提升其参与治理的专业性。服务转化促共治。创新“以服务换服务”机制，市级层面组建百人“骑手志愿服务队”，依托“141”基层智治平台，引导新就业群体化身“移动网格员”，通过“即拍即报”模式，累计发现上报并推动解决园区拥堵、设施故障等问题779万件，构建了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多维成长强赋能。着力拓展新就业群体职业成长空间，开设社区学校免费课程，助力多名骑手完成学历跃升3。开发配送安全、法律知识等“微课堂”，满足碎片化学习需求。建立“治理贡献积分制”，将参与园区治理与装备升级、子女入学等权益紧密衔接，激发群体内生动力，涌现出“饿了么”骑手见义勇为等先进典型，推动个人成长与城市发展同频共振。
4.2. 组织创新路线：引入社会企业运营模式
破解“红色驿站”资金困境的关键，在于引入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运营模式，建立多元化的资金保障机制。社会企业作为介于纯公益组织和纯商业企业之间的“第三种组织”，以其“社会目标优先、市场手段辅助”的独特属性，恰好契合了“红色驿站”既要坚守公益属性又需可持续发展的双重目标。
具体而言，可以构建“三个一批”的资金来源结构：一是政府购买服务保障一批，由街道社区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将驿站的基础运维(如水电、保洁、基本物资)外包给专业社会组织，保障基本服务不断线。政府购买服务合同应明确服务标准、考核指标和支付方式，将驿站的使用率、用户满意度、活动开展频次等纳入绩效评价体系，实现“按效付费”。
二是公益创投支持一批，引入公益创投基金或慈善基金会，对驿站的创新服务项目进行资助。公益创投(Venture Philanthropy)是将风险投资的理念引入公益领域，通过提供资金支持和能力建设，帮助社会企业扩大社会影响力的新型资助模式。资助重点可包括：面向新就业群体的技能培训课程、心理健康支持项目、法律维权咨询服务、子女托管服务等。公益创投不仅提供资金支持，更重要的是提供组织能力建设、绩效评估工具、资源链接网络等增值服务，帮助驿站运营方提升专业能力。
三是社区资源置换补充一批，通过与企业、商户建立“服务换资源”的合作关系，如商家为驿站提供免费饮水或餐食优惠，驿站为商家提供公益宣传空间或消费者引流，实现资源的在地化循环。
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第一，保持了驿站的公益属性，避免直接商业化带来的“党建阵地变卖场”的伦理争议；第二，引入专业社会组织，提升了服务的专业化水平和需求响应能力；第三，多元化的资金来源增强了运营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宁波市海曙区引入社会组织托管“甬爱E家”的实践表明，专业托管后驿站的日均服务人次与用户满意度均有所提升，运营成本反而下降。
4.3. 技术赋能路径：打破技术壁垒与优化算法
技术赋能的关键在于打破平台与政府之间的数据壁垒，并在此基础上重构算法逻辑与治理工具。首先，在保障数据安全与个人隐私的前提下，应依据《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推动平台与政府就非敏感的公共安全数据建立“可用不可见”的共享机制。可借鉴浙江“浙里小哥码”的“116N”架构，通过一个统一的数据中台贯通多家平台数据，实现对骑手行为的聚合分析与合规应用，为精准治理提供数据支撑[10]。其次，依据算法备案与合规审查制度，政府应鼓励并监督平台企业优化调度系统，将公共服务行为纳入正向考核维度，为积极参与社区治理的新就业群体提供“时间宽恕”或“弹性时间”。具体可通过建立“公益时间池”制度，对因参与治理活动而可能超时的骑手给予订单豁免或延时宽恕，从而破解“参与即惩罚”的困境。最后，在工具层面，需开发语音上报、一键拍照等便捷功能，并将其无缝嵌入骑手日常使用的接单APP中。通过大幅简化操作流程，将单次上报的平均耗时控制在1分钟以内，切实提升工具易用性与使用率，确保技术赋能能够真正转化为骑手可感、可及的治理参与效能。
5. 全域推进的嵌入式治理模式
党建引领与“红色驿站”的困境现状，究其根本，是当下结构无法彻底消除新就业群体的悬浮问题。因此，治理优化的重心必须超越单纯的物理阵地修补，转而依据“组织再嵌入”与“互惠交换”的理论逻辑，在时间、空间与资源三个维度构建一套适配高流动性特征的柔性治理机制，从而实现实质性跨越。
5.1. 基于“双重运动”视角的组织再嵌入与互惠治理
在探寻新就业群体治理优化的逻辑起点时，卡尔·波兰尼的“双重运动”理论与格兰诺维特的“嵌入性”视角构成了最具解释力与适用性的核心理论基石。波兰尼指出，市场力量的无限扩张必然导致经济从社会关系中“脱嵌”，而社会为了防止自身解体，必然会自发产生一种“反向保护运动”以实现“再嵌入”。将这一经典理论置于当前的数字劳动场景下，我们清晰地看到：平台资本主义正是那股强大的“脱嵌”力量，算法系统通过对劳动过程的极度切分与监控，将新就业群体从传统的单位、社区及家庭结构中剥离，使其沦为悬浮状态的个体[11]。因此，党建引领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可以发挥党组织代表所拥有的社会力量，引导一场“再嵌入”的发生。其核心理论逻辑在于：通过组织化的手段对抗算法的离散力，为处于悬浮状态的个体重建社会保护层，将其重新编织进城市的社会结构与公共生活之中。
这一理论在当下的治理场景中具有无可替代的适用性。在平台企业的商业逻辑中，利润最大化是第一法则，这决定了其无法自发提供诸如休息权益、心理疏导及社会归属等公共品，导致劳动者在城市中面临严峻的生存排斥。党建引领的介入点，恰恰是资本逻辑失效的边界处。通过调动体制内的行政资源与社会资源(如建设红色驿站、协调多部门权益保障)，党建引领可以填补市场机制留下的服务空白，而这种介入方式超越了传统的局限，利用党组织“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政治势能，在不破坏平台商业效率的前提下，为劳动者争取一个独立于算法之外的社会支持系统。这不仅化解了新就业群体“有劳动无生活”的异化危机，更从根本上确立了党建工作作为“社会保护者”与“资源协调者”的合法性地位。
在具体实用的操作层面，“双重运动”理论可以通过“社会交换”机制转化为可落地的治理闭环。党建引领的“再嵌入”并非强制性的行政命令，而是遵循“互惠互利”的理性逻辑。在实践中，这一逻辑表现为从“服务供给”到“治理反哺”的递进过程：党组织首先作为服务提供者，通过解决充电、饮水、法律援助等“刚需”，在新就业群体心中建立起“信任账户”与情感联结；随后，基于这种信任与回馈心理，引导骑手将自身的职业优势(如熟门熟路)转化为社区治理效能(如兼职网格员、移动探头)。这种机制将抽象的政治动员具象化为“以服务换认同、以资源换治理”的契约关系[12]，使得新就业群体参与社区治理不再是单向的付出，而是获取职业尊严、社会认同与服务资源的理性选择。至此，理论逻辑成功落地为一套“看得见、摸得着”且能自我循环的治理实操方案[9]。
5.2. 基于“双重理论”的党建引领模式探究
在明确了“组织再嵌入”的理论基石后，首要的行动路径在于破解算法规训下的个体分割，党建工作的重心应放在平台协商上。依据波兰尼的“社会保护”逻辑，党组织不应被动地要求劳动者在“跑单赚钱”与“参与治理”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而应发挥政治势能与平台企业进行协商，将治理行为这一公共价值转化为算法系统可识别、受认可的独立价值体现，从而充分发挥党组织的社会力量与影响力，让党建工作可以从源头上切断悬浮状态的最大诱因。具体而言，党建可以推动与平台的协商，建立“社会工时”认证体系，将新就业群体参与隐患排查、应急救援及志愿服务的时间，按权重折算为平台认可的“工时豁免权”或“派单加权值”。例如，当骑手因参与突发火情扑救而导致订单超时，算法平台应依据党组织的认证触发免责机制，在后续派单中给予优选激励。这种机制设计的核心在于利用行政力量引导算法增设一个“公共参数”，使得参与治理不再是对劳动时间的无偿剥夺，而是能够直接反哺于职业收益的理性投资，从而在微观层面彻底化解对立性的选择局面。
在解决了时间冲突的基础上，空间维度的优化须打破行政区划的刚性壁垒，以适应流动的作业轨迹。针对前文所述的行政区域分割的困境，党建治理架构应遵循“人随网走、组织伴随”的逻辑，与区域一线工作网点形成统一战线，建立超越街道边界的行业综合党委或“云端党支部”。区域一线网点，即以“红色驿站”为代表的实体空间，是党组织联系群体的前哨站，是直接服务新就业群体与参与治理的枢纽。在党建与一线网点直接关联的架构下，一名骑手无论流转至哪个辖区，其作为“治理合伙人”的身份直接与一线网点形成关联，不再依托行政区域的多层级传递，而被驿站即时识别并接纳，其积累的志愿服务时长也能实现在全市范围内自由流转与兑换[13]。通过这种直接点对点链接服务点，由党建工作充当连接者与组织者，可以确保新就业群体在流动的城市空间中始终拥有稳定且直接的组织归属与权益保障，真正实现从“被束缚在街道的异乡人”向“融入城市的合伙人”转变。同时，与一线网点的连接也可以很好地回避行政区划之间的差异性问题，在不影响原有治理架构的基础上解决细分问题。
最后，为了维持上述机制的长效运转并规避运营中的形式主义，党建需引导建立基于“标准化服务–治理反哺”的资源闭环体系。依据社会交换理论，可持续的治理参与不能仅靠情怀发电，而必须建立在公开、透明且高价值的互惠契约之上[14]。这要求改变当前碎片化的资源投放模式，并制定标准化的“服务置换清单”与“治理定价目录”。一方面，将法律援助、职业技能提升、子女暑托等高频痛点服务纳入标准化供给，确保服务的“含金量”足以覆盖骑手的参与成本；另一方面，将模糊的治理要求量化为清晰的“任务包”(如“随手拍”积2分、“矛盾调解”积10分)，并建立严格的履约核销机制。当“服务”与“治理”变成可以精确计量的交换筹码时，红色驿站便不再是无人问津的摆设，而是转化为社会资本流通的交易所，从而利用透明化的积累机制在根本上激活新就业群体的内生动力，形成“以服务换治理、以治理促服务”的良性生态循环。
6. 电商赋能路径可行性
针对前文所述“红色驿站”深陷资金体制内循环、缺乏长效运维经费的困境，治理机制的优化必须引入市场化的自运营模式。单纯依赖党费回拨与财政切块的输血模式难以维系驿站的高频次、高质量服务，而引入电商路径则是激活驿站经济活力的关键一招。
首先，推动“红色驿站”功能的复合化转型，使其成为社区电商的“流量节点”。“红色驿站”大多位于社区核心地段或商圈人流密集处，天然具备作为社区团购自提点、快递末端服务站甚至助农产品展示窗的区位优势。党组织可以牵头引入第三方电商平台或国资供应链企业，在不影响驿站原有休息、充电等公益属性的前提下，植入“前店后仓”或“自提柜”功能。这一举措产生的场地租金、代收发服务费及商品销售佣金，可直接转化为驿站的专项运维基金，专门用于支付水电消耗、设施修缮及物资补充，从而在根本上解决资金来源不稳定的问题。
其次，挖掘新就业群体的职业红利，构建“骑士带货”的增收反哺闭环。外卖员与快递员不仅是物流的运送者，更是高频触达社区居民的“移动媒介”。在电商赋能的框架下，可以鼓励有能力的新就业群体化身为“社区推荐官”或“移动带货员”。例如，依托“红色驿站”的选品体系，骑手在配送空闲期可向社区居民推广对口帮扶地区的农特产品，或利用其熟门熟路的优势承接社区电商的“最后一百米”精准配送订单。这不仅为骑手提供了跑单之外的“副业”增收渠道，增加了其对驿站的粘性，同时，交易产生的部分收益可按比例反哺回社区治理资金池，形成“骑手增收–驿站获利–服务优化”的正向经济循环。
最后，利用数字化手段实现收支透明与权益置换。依托前文所述的“电子地图”与数字管理平台，建立驿站电商经营的透明账本。电商收益除覆盖运营成本外，还可直接挂钩“服务换治理”的积分体系。当资金池充裕时，骑手参与治理所获得的积分兑换范围可从简单的实物商品扩展至商业保险补贴、电动车维修券甚至技能培训课程购买。这种基于电商造血的资源增量，将极大地提升“互惠机制”的含金量与吸引力，确保党建引领的治理模式在经济上具备独立生存与自我进化的能力。
7. 结语
本文立足于平台经济迅速崛起的时代背景，以浙江省“红色驿站”的实践探索为切入点，深入剖析了党建引领新就业群体参与社区治理的内在机理与现实路径。研究发现，面对算法控制下新就业群体普遍面临的“时空悬浮”与社会隔离困境，党建工作通过建设“红色驿站”，成功迈出了“物理嵌入”的第一步，为流动群体在城市中构建了可视化的庇护所与连接点。
然而，治理的现代化转型不能止步于设施的投放。正如本文分析所示，当前以属地化管理、财政内循环为特征的传统治理体系，仍难以完全适配新就业群体高流动、跨区域的职业特征，导致“红色驿站”在运营中面临着服务供需错位、行政壁垒阻隔以及群体参与能力参差不齐等深层矛盾。这表明，仅靠空间的重塑尚不足以完成对“悬浮”个体的彻底吸纳，治理重心必须向深度的制度性重构转移[15]。
基于卡尔·波兰尼“双重运动”的理论视角，党建引领的核心使命在于实施一场对抗资本脱嵌力量的“社会保护运动”。展望未来，构建新就业群体参与社区治理的互惠机制，关键在于实现从“单向服务”向“双向奔赴”的逻辑跃升。这要求我们在实践中不仅要打破行政区划的刚性边界，建立“人随网走”的柔性组织架构；更要敢于探索“公益 + 电商”的复合运营模式，利用驿站的空间优势与群体的物流优势，通过商业赋能机制解决经费痛点。同时，介入算法权力的协商，通过建立“社会工时”与积分互惠体系，将治理参与转化为劳动者可感知的职业权益与社会资本。
党建引领新就业群体参与社区治理，不仅是填补基层治理空白的策略性选择，更是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重塑新型劳动关系的必由之路。通过“红色驿站”这一逻辑起点，我们期冀建立一套真正适配数字时代的互惠机制，让每一位穿梭在城市中的劳动者，都能从“漂泊的过客”转变为“有根的归人”，在实现个体尊严的同时，成为维系城市韧性与活力的有机力量。
NOTES
1宁波数据开放平台。
2温州市人大官网《关于数字经济创新提质“一号发展工程”推进工作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2025年4月)
http://www.wzrd.gov.cn/art/2025/8/20/art_1382198_58931632.html。
3重庆市人民政府《构建“141”基层智治体系，重庆数字化赋能超大城市治理——让基层工作者照单履职、越往下越简单》
https://www.cq.gov.cn/ywdt/jrcq/202504/t20250430_14572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