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近年来，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关键引擎，平台经济迅速从商品流通领域向生活服务及更广泛经济业务拓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促进平台经济创新发展，健全平台经济常态化监管制度”，《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要求“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这一系列顶层设计标志着我国平台经济已从早期的“规模扩张”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然而，随着行业步入存量博弈期，部分头部平台在即时零售等领域的激烈同质化竞争，以及“增收不增利”现象的普遍化，使得平台生态内部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虽然平台在汇聚资源、优化配置方面发挥了显著的“赋能”作用，但其作为数字基础设施构建者，逐渐演变为拥有“私人治理权”的特殊主体，倾向于利用算法权力与规则制定权将生态价值向核心圈层集中，同时将经营风险向边缘的中小企业转移。
在资源依赖与权力不对称的理论框架下，现有研究尚未厘清平台如何通过高额抽成、竞价排名与算法黑箱等“工具箱”机制，挤压商家的利润空间并重塑其微观行为。因此，为直面平台生态系统中“价值捕获”与“创新压制”并存的现实悖论，突破传统商业叙事中单一的“赋能”视角，本研究聚焦于非对称的价值分配机制迫使中小企业放弃高投入、长周期的“突破式创新”，转而陷入以迎合平台短期指标为导向的“依附型微创新”或“伪创新”困境。基于此，本文试图构建融合政治经济学与创新理论的分析框架，深入剖析平台价值捕获的运作机理及其对中小企业创新路径的锁定效应。在国家强调建立健全人工智能发展新型举国体制、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语境下，通过批判性视角审视这一运行逻辑，不仅有助于揭示数字经济繁荣表象下的结构性隐忧，也将为政策制定者完善反垄断监管体系、明确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提供精细化的理论依据，从而引导平台经济在法治轨道上实现创新驱动与规范发展的动态平衡。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2.1. 平台政治经济学下的资源分配
在平台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视域下，数字平台已由传统经济学定义中单纯撮合交易的中介角色，异化为掌握关键资源分配权的新型市场组织者。这一组织形态的核心特征，集中体现为平台通过算法与架构行使排他性的“私人治理权”，并基于此构建起“双边垄断”的租金获取机制。
算法在数字经济中已超越了解决数学问题的工具范畴，演变为能够识别用户权限、控制资源流动的治理手段，深刻影响着社会经济秩序，这种由私权主体主导的“算法私人治理”构成了平台权力的技术基础[1]。平台企业利用其作为“市场构建者”与“市场参与者”的双重身份，通过构建封闭式围墙与用户锁定，实施排他性行为([2], p. 5)。这种技术架构不仅阻断了数据的跨平台自由流动与互操作性，更将技术优势转化为一种能够单方面制定规则、规训市场主体的私有监管权力，从而增加了市场进入壁垒并引致垄断风险([2], p. 6)。这种缺乏公共约束的私人治理权为平台获取“数字租金”提供了制度基础。依据马克思地租理论的逻辑延伸，“租金一般”本质上源自平台对信息及数据要素所有权的垄断，并表现为平台内外部生产效益的差异化([3], p. 3)。在价值捕获的具体机制上，数字平台构建了一种“双边垄断”结构：一方面，平台利用其提供的虚拟空间，无偿占有非经营性用户在无目的数字劳动中创造的海量原始数据，这种以产品形式存在的收益构成了平台的“隐性租金”([3], p. 7)；另一方面，凭借技术壁垒与受众惯性形成的行业垄断地位，平台向依赖其流量的经营性用户收取显性的货币费用，这种费用实质上已异化为超出技术服务溢价的“垄断租金”([3], p. 8)。
2.2. 资源依赖与权力不对称
资源依赖理论认为，组织的生存与发展取决于其获取关键外部资源的能力，这种对外部环境的依赖性构成了组织间权力关系的基础[4]。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平台生态系统中，中小企业对流量、数据接口及信用体系等关键资源的深度依赖，使其与平台之间形成了根本性的权力不对称。平台企业通过技术架构的封闭性设计，构建起数据围墙，并利用高昂的转换成本制造“锁定效应”，迫使生态内的中小企业难以在不同服务商之间自由迁移，从而在资源获取上处于被动地位([5], p. 5)。这种非对称依赖使得平台不仅撮合了市场交易，更掌握核心生产要素分配权，能够通过设定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的访问权限或实施附条件的开放策略，单方面确立生态系统的运行规则([5], p. 13)。
这种结构性的权力不对称进一步转化为对中小企业经营决策的实质性约束，严重限制了其战略自主性。一方面，平台利用数据驱动的反馈回路，将市场支配地位从核心业务向邻近市场跨界传导，通过限制数据访问或互操作性来阻碍竞争者进入新市场，从而抑制了中小企业进行差异化创新的空间([5], p. 20)。另一方面，类似于社会结构位置对个体互联网使用模式的塑造，处于生态边缘的中小企业面临着系统性的“使用沟”与机会不平等，其对平台的依赖类型往往被锁定在低附加值的环节([6], p. 174)。这种依附关系不仅迫使企业在定价与营销上被迫迎合平台的算法偏好，更在深层结构上异化了企业的创新动机，使其陷入以维持生存为导向的被动适应，而非寻求突破性的价值增长([6], p. 175)。
2.3. 创新理论的拓展
平台生态系统内的创新行为呈现出显著的二元分化路径。平台中心型创新表现为企业对平台规则的路径依赖以及对短期流量绩效指标的过度迎合。这种依附性创新模式在本质上类似于传统产业升级中的技术引进策略，虽能利用生态便利降低初始接入成本，但随着平台企业通过数据驱动型并购不断强化市场支配地位，过高的市场集中度将对生态内企业的实质性创新产生倒U型抑制效应，迫使企业陷入同质化竞争的低水平锁定[7] [8]。相比之下，企业自主型创新则是市场主体为应对产业链断供风险与外部技术封锁而进行的战略性突围，旨在通过核心技术研发构建局部壁垒与品牌资产([9], p. 205)。数实融合发展的深化为这一路径提供了契机，通过扩张市场需求与缓解要素约束，推动企业实现从被动技术引进向主动自主创新的轨道跃迁[10]。这种突破式创新不仅能有效化解外部冲击，还能通过显著的溢出效应带动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演进([9], p. 205)。
基于上述对平台政治经济学与资源依赖关系的理论梳理，本文构建了涵盖“权力结构–捕获机制–创新响应”的总体理论分析模型，以揭示平台权力如何异化为压制创新的结构性力量，见图1。
Figure 1. A theoretical analysis model of value capture and innovation suppression in platform ecosystems
图1. 平台生态系统中价值捕获与创新压制的理论分析模型
3. 平台价值捕获的工具箱机制
3.1. 货币化机制的直接利润抽取
数字平台通过构建复杂的广义佣金体系实现了对生态价值的深度捕获，其核心在于将单纯的交易撮合费用扩展为包含广告竞价、物流配送及技术服务在内的综合性收费架构[11]。在这种机制下，平台利用其在资源配置中的支配地位，将增值服务投资转化为一种结构性的捆绑策略，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平台的市场份额，但其实质是通过提高综合抽成率挤压了生态内第三方商家的利润空间，导致商家收益与平台增值服务扩张之间呈现出复杂的非合作博弈关系[12]。更为严峻的是竞价排名机制的内卷化，由于平台缺乏内在激励去主动设计能够有效甄别产品质量的市场信号，致使市场环境长期处于信息不对称引发的逆向选择风险之中([13], p. 39)。为了在混杂的市场信号中确立竞争优势，高质量商家被迫陷入日益昂贵的流量竞价战以通过付费位置向消费者传递质量信号([13], p. 40)，这种机制性扭曲迫使企业将原本应投入产品研发的稀缺资金大规模转移至高昂的流量购买中，最终导致竞价排名机制的经济效率降低与企业创新能力的空心化。
3.2. 数据化机制的隐形资产剥夺
平台通过构建数据壁垒与非对称竞争结构，实施了对生态系统内隐形资产的深度剥夺。在数据权属维度，平台利用技术架构确立了数据独断，将数据流动置于其绝对控制之下，以致系统内部无序([14], p. 2)。通过阻断商家与消费者的直接连接，平台切断了商家积累用户关系资本的路径，将其异化为单纯的供货终端，从而强化了数据控制并巩固了其主导地位([14], p. 8)。这种数据优势进一步异化为非对称的竞争手段，处于支配地位的平台利用其与商家之间的“非对称竞争”结构，兼具市场管理者与参与者的双重身份([15], p. 3)。平台不仅能够利用全景式的数据精准识别高利润品类以推出自营产品，还能通过制定包含“惩罚或激励措施”在内的复杂规则体系，迫使商家接受排他性交易条款[15]，从而在实质上利用自身权限谋取不正当竞争优势，导致生态系统内部竞争秩序的扭曲与社会福利的损失。
3.3. 控制权机制的算法治理与规则规训
平台通过构建隐蔽的算法黑箱与强制性的合约条款，实施了对生态系统参与者的深度规训与控制。算法黑箱构成了平台行使“私人治理权”的核心技术枢纽。平台利用自动化链条，将算法的不透明性转化为一种对商家进行“认知塑造”与“系统性干扰”的治理工具([16], pp. 5-6)。这种机制通过隐匿流量分配的决策逻辑，在生态系统内制造了难以预测的“系统性不确定性”，迫使商家为了规避流量降权风险，必须时刻处于对平台规则变动的担忧与迎合之中，从而实现了对商家经营行为的自动化规训与“认知主导”([16], p. 8)。其次，合约条款的束缚进一步将这种技术控制固化为制度枷锁。基于交易费用理论的分析显示，平台推行的“二选一”及“定价干预”等排他性条款，本质上是平台为了最小化对渠道资源的“监管费用”与“定价费用”而设计的制度安排([17], p. 3)。通过这些条款，平台实际上剥夺了商家对自身产品定价、渠道选择及营销资源的完全控制权，将商家的“渠道建设投入”强制转化为平台的专用性资产，从而在制度上锁定了商家对平台的依附关系([17], pp. 6-7)。
综上所述，平台通过货币化、数据化与控制权的三维叠加，构建了一套精密严苛的价值捕获体系，具体运作机制见表1。
Table 1. The “Toolbox” mechanisms of value capture in platform ecosystems
表1. 平台生态系统中的价值捕获“工具箱”机制
机制维度 |
具体手段 |
运作机理 |
对中小企业的实质影响 |
货币化机制 |
动态佣金与费率 |
调整基础佣金、物流仓储费等“通道费用” 构建复杂的抽成体系 |
压缩利润空间 削弱企业资本积累 |
强制性广告竞价 |
迫使商家购买流量 将自然流量转化为付费流量 |
迫使企业将资源 向短期营销倾斜 |
数据化机制 |
数据封地与特权 |
利用API与IP协议 无偿占有交易与行为数据 |
造成信息不对称 剥夺商家掌控权 |
自营品牌竞争 |
数据优势识别高利润品类，推出自营产品 |
剥夺中小企业创新成果挤压生存空间 |
控制权机制 |
流量分配黑箱 |
不透明的算法逻辑 分配核心流量 |
迫使企业让渡定价权与经营自主权 |
规则锁定 |
排他性条款/“二选一” 限制跨平台经营 |
形成“锁定效应” 企业陷入对单一平台的深度依附 |
4. 价值捕获下的创新异化路径
在平台高强度的价值捕获体系下，中小企业的创新行为受到了结构性的扭曲与锁定，为了厘清从利润抽取到创新异化的具体传导链条及其对企业决策的深层影响，本文构建了创新异化路径分析框架，见图2。
Figure 2.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SME innovation alienation paths driven by value capture mechanisms
图2. 价值捕获机制驱动下的中小企业创新异化路径分析框架
4.1. 资源挤出效应
平台生态系统中的高额价值捕获机制对中小企业的创新资源产生了显著的“挤出效应”，导致企业研发投入不足与决策短期化。高昂的平台租金直接削减了企业的可支配利润，加剧了其面临的融资约束。研究表明，融资约束是抑制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关键瓶颈，而当企业内部资金流被平台抽成大量占用时，其用于长期研发的资源便会枯竭([18], p. 3)。这种资源挤出不仅体现在资金层面，更体现在信贷资源的配给失衡上。由于平台企业或上市壳资源往往受到信贷市场的青睐，中小企业在获取银行贷款时面临更高的成本与门槛，这种信贷资源的“挤出效应”进一步恶化了其融资环境，迫使其不得不削减高风险的创新投入以维持生存[19]。在生存压力与融资难的双重约束下，企业的决策被迫转向短期主义。为了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与平台的绩效考核，企业往往倾向于将有限资源投入到见效快的金融资产配置或营销包装中，而非回报周期长的技术创新。这种“脱实向虚”的金融化趋势虽然能在短期内美化报表，但长期来看却严重削弱了主业的创新能力，导致企业陷入“重营销、轻研发”的低水平发展陷阱([18], p. 10)，最终使得整个生态系统的创新活力因微观主体的短视行为而日趋衰退。
4.2. 算法迎合效应
在“流量为王”的算法评价体系下，平台生态内的竞争逻辑发生根本性异化，引致“伪创新”泛滥与系统性同质化。受资本积累约束与流量规则的双重挤压，竞争重心由生产端的“价值创造”向流通端的“价值实现”发生质的偏移，诱导企业陷入迎合算法的“伪创新”陷阱[20]。这种重心转移导致资源错配，迫使企业将稀缺要素耗散于刷单、关键词堆砌等短期营销行为，而非致力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致使竞争沦为缺乏增量的“内卷式”博弈。平台的数据透明化机制加速了同质化竞争的形成。在技术模仿红利收窄与自主创新高成本的约束下，数据透明化使得创新成果极易被复制与平庸化，企业难以开辟价值增量空间，只能在既有生产可能性边界内进行存量搏杀。这种结构性困境不仅抑制了差异化探索的原始动机，更使整个产业面临“低水平重复”的锁定风险。
4.3. 异质性响应与分化
在平台生态系统的非对称权力架构下，企业的创新响应呈现出显著的路径分化。资源匮乏的小微企业受制于平台对数字生产资料的垄断性占有与收益分配的结构性失衡，被迫陷入依附型微创新的循环[21]。由于处于责权利不对称的弱势地位，此类企业在业务上深度依赖平台流量与基础设施，导致决策自主性被算法推荐与数据控制所剥夺，难以积累核心资产。面对这种结构性压制，具备资源禀赋的企业则采取独立重构策略寻求突围，通过构建独立的商业模式与治理结构打破平台对产业链条的封锁[22]。这种分步实施的去依附进程不仅能够收回被平台让渡或共享的控制权，更能激发企业家精神，推动企业从被动的依附式增长向主动的自主性价值创造跃迁。
面对上述机制的结构性压制，中小企业的创新响应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二元分化路径，具体对比见表2。
Table 2. A comparison of the alienation of SME innovation behaviors under platform governance
表2. 平台治理下的中小企业创新行为异化对比
比较维度 |
平台中心型创新 |
企业自主型创新 |
定义 |
依附于平台基础设施与规则 的改进型创新 |
能够构建独立壁垒、拥有核心技术或品牌资产的突破式创新 |
主要特征 |
以优化搜索排名、点击率、转化率为核心目标 见效快、风险低的微小改进 |
满足消费者深层需求或解决痛点 高投入、长周期、高附加值 |
典型表现 |
刷单、关键词堆砌 UI界面微调、组合销售包装 针对平台规则的“应试”技巧 |
核心产品技术研发 独立品牌资产建设 跨渠道/DTC模式探索 |
结果与风险 |
创新成果极易被平台吸纳或被竞争对手复制 陷入“创新–被吸纳–再创新”的死循环 |
能够形成护城河，增强对平台的议价能力 面临平台封禁或流量降权的生存风险 |
生态影响 |
导致产品同质化严重，生态系统创新活力衰退 |
能够为生态系统带来真正的增量价值与多样性 |
4.4. 边界条件与情境异质性
为避免陷入单向度因果论，本文引入边界条件以厘清“创新压制”与“创新促进”的动态转化机理。平台权力对企业创新的重塑并非绝对统一，而是受品类特征与企业动态能力的显著调节：当企业处于高度同质化、低毛利、强平台依赖及算法强干预情境时，价值捕获的“挤出效应”被极度放大，企业研发资金枯竭，被迫深陷让渡自主权、迎合短期指标的“依附型微创新”循环；相反，若企业具备高复购品牌、差异化供给、强DTC与跨渠道布局能力，则能有效抵御流量内卷与规则锁定。在此赋能情境下，双边权力不对称被实质性削弱，平台被降维为纯粹的销售与品牌孵化终端，其数字基础设施反而成为企业反哺核心技术、跃迁至“自主型突破创新”的跳板。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研究表明，平台生态系统并非天然的创新场地，其内部存在着深刻的利益冲突与结构性矛盾。不合理的价值捕获机制，正在系统性地重塑中小企业的创新逻辑，这种非对称的分配体系严重挤压了企业的利润空间，迫使其放弃高风险、长周期的“自主型创新”，转而在生存压力下陷入以迎合平台短期指标为导向的“依附型微创新”陷阱。从长远来看，这种机制将导致生态系统难以运作，一方面，大量企业在同质化的低水平竞争中内卷，导致整个系统的创新活力枯竭；另一方面，差异化供给的减少削弱了生态系统的整体吸引力，最终使得平台经济陷入“增收不增利”与“产品同质化”的双重困境。
5.2. 治理对策与管理启示
为破解平台生态系统中的创新压制困境，需构建涵盖宏观监管、中观平台与微观企业的协同治理路径。在监管层面，政策制定应从静态的反垄断审查向动态的创新治理转型，重点规制排他性条款与数据封锁等隐蔽的“创新抑制”行为，并加快推进数据确权与互操作性立法，从制度根源上消除非对称依赖。在平台层面，核心企业应摒弃短期的“榨取式”增长与自营逐利冲动，转型为生态“赋能者”，通过建立包容且可持续的利益分享机制来维护系统的多样性与创新活力。在企业层面，面对非对称的权力结构，中小企业必须将战略重心从迎合算法的短期流量获取转向核心品牌资产的积累，积极构建“反脆弱”能力；通过布局独立站、私域流量池以及跨渠道运营策略，逐步剥离对单一平台的深度依附，从而为自主型突破创新拓展必要的资源与战略空间。
5.3. 研究不足与展望
尽管本文在理论层面上构建了平台价值捕获与中小企业创新异化的分析框架，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有待未来进一步深化。首先，本文主要基于理论逻辑推演与机制剖析，缺乏大样本微观企业数据的定量支撑。未来研究可收集相关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等计量经济学模型，对文前提出的“资源挤出效应”与“算法迎合效应”进行严谨的实证检验与因果推断。其次，本文的探讨倾向于一般化的电商平台生态，未充分剥离不同细分赛道的异质性特征。例如，在算法分发逻辑与信任机制更为复杂的跨境社交电商等新兴赛道中，平台的控制机制与中小企业的创新响应可能呈现出新的演化规律。未来研究可引入行业变量或采用多案例比较，深入探讨特定商业模式下的价值分配格局与企业的差异化突围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