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自汉代“独尊儒术”以来，经学便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核心，为士人提供了基本的世界观、价值观与行为规范。至宋代，经学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转型与创新，从汉唐注重章句训诂的注疏之学，转向强调义理阐发、心性体悟的宋学。陈寅恪指出“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1]。这一转型不仅是学术方法的变革，更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与价值重估，它渗透到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尤其对士人阶层的身份认同与文学书写产生了根本性影响。宋代士人面对新的经学思潮，如何在学者与文人之间定位自我，又如何根据身份认同选择相应的文体进行表达与实践，成为理解宋代思想文化特质的关键线索。本文旨在将经学思潮变迁、士人身份建构与文体选择实践置于同一分析框架中，考察三者之间的复杂互动与共生关系，以期揭示宋代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内在机理。
2. 既往研究的梳理与评析
(一) 经学与文学关系研究的学术脉络
关于经学与文学关系的探讨，在中国学术传统中源远流长。自西汉扬雄提出“诗赋小道”、《毛诗序》确立“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的诗教传统以来，“文以载道”“文本于经”的观念便成为主导文论与创作的基本思想。然而，系统性的学术研究则主要发轫于清代朴学。朴学家立足于严谨的文献考据，梳理经学典籍中的文论资源及其对文学文本的义理渗透，其研究秉持“文以载道”的经学本位观，强调文学创作必须符合儒家经典的义理规范。皮锡瑞《经学历史》对前经学时期以及经学独尊以后的各个阶段发展轨迹进行描述，是第一部完整的中国经学史。
进入近现代，经学研究在继承考据传统的同时，价值阐发的维度日益凸显。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宋明理学概述》梳理学术流变，阐发宋明理学的精神内涵及其对士人文化人格的塑造，认为理学所建构的“内圣”之学，深刻影响了宋代以降文学的审美意境与道德追求。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以艺术哲学为焦点，探讨了孔子的“乐教”思想，并对孔门“乐教”传承典籍《乐记》进行分析[2]。漆侠的《宋学的发展和演变》突破长期占据主流的程朱理学单一范式，系统还原宋代学术多元并存的局面，深入阐述王安石“荆公新学”的思想内涵、历史地位。他认为“由于王安石对自己的国家怀有强烈的责任感，一向主张‘通经致用’，面对社会现实，所以在他的唯物主义认识论领域中、对天人之际的表述中，强调人的作用，强调发挥人们的主观能动性。”[3]包弼德(Peter K. Bol)《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运用社会思想史研究方法，深入分析唐宋之际“士”的身份从门阀贵族向文官学者的转变，以及文与道观念的演变等。他指出，“北宋最初几十年，文是政治与‘学’两个领域共有的价值，这奠定了北宋思想史的开端。而朝廷学术那种综合的风格与古文坦陈道德之间的区别，是北宋思想史的另一个开端。”[4]这些研究虽视角各异，但共同丰富了对宋代经学与文学复杂关系的理解。
(二) 宋代经学与文学互动的具体探讨
学界向来重视经学对文学创作的理论影响。莫砺锋认为“在宋代文学史和宋代文学思想史上，朱熹确实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我们怎能因为朱熹文学研究震于其理学家身份的赫赫声名而忽视这种地位呢？所以我认为学术界应该充分重视对朱熹文学的研究，从而完整地认识朱熹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巨大意义”[5]。刘成国《荆公新学研究》系统梳理王安石学术思想发展脉络，在北宋思想流派比较框架下阐释荆公新学以儒家经典为根基构建的制度体系，包含本体论、人性论、工夫论及制度学等学术建构和理论特色。刘成国、卢国龙等学者认为，“宋学的视域下，若干学者摆脱以程朱理学为主体的思想史旧框架，重新梳理北宋儒学发展的主流脉络，还原新学的重要地位。他们重视政治变革与新学的互动，将新学与政治史、宗教史的研究紧密结合，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宋学‘致广大而极精微’的历史面貌。”[6]方笑一指出经学影响宋代古文的途径有“为写作者提倡古文提供了理论资源”，“为古文立意的提升提供了新的动力”，“催生了几类直接与之相关的文类”等[7]。马积高指出“南、北宋之际，由于吕本中等的努力，理学曾与江西诗派结成松散的联盟；南宋中期，通过朱熹等的努力，理学对文学的影响越来越大。”[8]马茂军详细阐释了儒学复兴与文学革新运动兴起之间的关联[9]。高明峰认为经学与文学的联系表现在儒家经典本身就是很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儒家经典又被视为后世文学发展的源头，从文学体裁、题材、创作手法、风格等方面，都对后世文学具有深远影响”。“经学作为西汉以来的官方学说，从根本上制约着后世的文学理论与创作，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文学作品的批评与接受。”[10]基于此，高明峰考察中晚唐至北宋经学变古与文学新变的同步性。
综上可见，现有研究为理解宋代经学与文学的关联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多数研究或将经学作为文学的思想背景进行静态考察，或将文学视为经学观念的被动载体，对于经学思潮如何具体地、动态地介入士人日常的身份建构过程，以及士人又如何主动地根据其身份认同来选择、调整乃至创新文体实践，其间的转化机制与互动细节，研究尚显零散与不足，难以揭示士人作为能动的文化主体，在经学思潮与文体传统之间的复杂周旋与创造性转化。本文试图在此薄弱环节有所推进，探讨宋代经学影响下士人身份的多元建构及其与文体选择之间的辩证关系。
3. 宋代经学转型与士人身份认同的多元建构
宋代经学存在不同流派与阶段性发展，整体上呈现出从汉学到宋学、从外王事功到内圣心性、从笃守注疏到疑经创新的鲜明转型。这为士人提供了重新界定自我身份的思想资源与话语工具，也为认识士人身份复杂与多元性提供了切入点。
(一) 注重义理探求并推崇学者身份
汉唐经学注重对经典章句训诂与名物考据，学者皓首穷经，往往以博闻强记、精通一家之注疏为能事。至宋代，风气大变。士人关注现实当下，勇于社会实践。范仲淹主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王安石认为“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显现出不盲从权威、直探经典本义、以求经世致用的时代精神。宋代的疑经惑传风尚始自于欧阳修。四库馆臣认为欧阳修“文章名一世，而经术亦复湛深”“自唐以来，说诗者莫敢议毛、郑，虽老师宿儒，亦谨守《小序》。至宋而新义日增，旧说几废。推原所始，实发于修。”[11]从欧阳修疑《周易·系辞》非孔子所作，到朱熹对《诗经》“淫诗”的重新解读，士人获得了解释经典的自主空间。
牟宗三认为，宋明“对汉人以传经为儒而为新，此则直接以孔子为标准，只就孔子之生命智慧之方向而言成德之教以为儒学，或直相应孔孟之生命智慧而自觉地作道德实践以清澈自己之生命，以发展其德性人格，为儒学”[12]。“伊川朱子之讲法，再加上其对于《论》《孟》《中庸》《易传》之仁体、心体、性体乃至道体理解有差，结果将重点落在《大学》，以其所理解之《大学》为定本，则于先秦儒家原有之义有基本上之转向，此则转成另一系统。此种新于本质有影响，此为岐出之‘新’”。“宋明儒学中有新的意义而可称为‘新儒学’者实只在伊川、朱子之系统”([12], p. 19)。程朱理学推崇孔孟之道，对道德性理的关注和阐发促成了新理念的发生。这一转型的核心，在于将经学研究的重心从文本原意转向经典义理以及修身治国。无论是王安石新学强调的经术对世务功用，还是二程洛学、朱熹闽学孜孜以求的天理、性命及其源泉，都指向对经典背后普遍永恒之道、理的探究。真德秀《文章正宗》中收录大量经义范文，显示其“以理为主”的评判标准[13]。研习经学不仅仅是求知或入仕的敲门砖，更成为士人格物致知、穷理尽性以成圣成贤的生命实践。由此，学者身份的深层内涵发生变化，读书不再满足于成为记诵之儒，转而追求探求阐释乃至发明义理的思想与道德实践者。
儒者身份被赋予崇高的道德与文化使命。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横渠四句，最为集中地表达了宋代学者的宏大抱负。它融合了知识追求、道德担当与政治理想，将个体学术活动提升到关乎宇宙秩序和人类命运的高度。程颐认为“今之学者有三弊：一溺于文章，二牵于训诂，三惑于异端。苟无此三者，则将何归？必趋于道矣。”[14]他强调“正道”指向以探求义理为本的学者之路。朱熹认同程颐、程颢的学统地位，其言“有宋元丰八年，河南程颢伯淳卒。潞公文彦博题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颐正叔序之曰：周公殁，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无善治，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诸人，以传诸后；无真儒，则天下贸贸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以兴起斯文为己任。辨异端，辟邪说，使圣人之道焕然复明于世。盖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然学者于道不知所向，则孰知斯人之为功？”[15]朱熹在与友人的书信中反复辩论“道问学”与“尊德性”的关系，其频繁的注经与讲学活动本身便是建构和践行这种新儒家身份的典范。士人普遍以学道、求道自我期许，“道学先生”、“醇儒”等学者身份成为备受尊敬的身份标签。
(二) 学派师承带来身份归属的具体化与群体化
宋代经学的义理探索形成了组织化、流派化的鲜明特征。不同学者基于对“道”或“理”的独特理解，建构起各自的思想体系，并聚徒讲学，形成了具有鲜明学术宗旨与传承谱系的学派。王安石主持编纂《三经新义》颁行天下，其学说被称为“新学”，在熙宁、元丰年间居于官学正统，追随者众，形成一个庞大的学术政治共同体。据《宋史·王安石传》记载，“初，安石训释《诗》《书》《周礼》，既成，颁之学官，天下号曰‘新义’”[16]。司马光、二程等人则在洛阳等地讲学，批评新学，形成“洛学”一脉。南渡之后，学派纷呈。朱熹综罗百代，集理学之大成，形成体系严密的“闽学”；陆九渊直指本心，开创“心学”；吕祖谦博采众长，形成兼重史学与文献的“婺学”；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则强调事功，形成“永嘉学派”。这些学派不仅提供不同的思想资源，为士人提供了具体而稳固的身份归属。每学派有其独特的核心经典诠释，如朱子以《四书》为核心、其基本哲学命题为“性即理”或“心即理”，为学方法主张“格物穷理”，“发明本心”。通过师门切磋问学，士人不仅在知识上得到训练，更在情感和价值上建立起强烈的群体认同。学派内外的书信往来、语录编纂、同门互助，学派之间的会讲辩论如朱陆鹅湖之会等，以及彼此攻讦甚至党争，都不断强化着宋儒的身份意识和行为边界。因此，宋代士人重视学统传承，常标榜“某学之徒”、“某先生门人”。“程门立雪”等现象生动展示进入程学谱系对士人身份认证的重要性。这种基于学派师承的身份认同，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排他性，使得士人的学术活动、社交网络乃至政治立场都深深打上了学统的烙印。其著书立说无论是阐明师说的经解、札记，还是记录师门问答的《语录》，或是与同道友朋论学的书信，都服务于巩固和传播学派身份和学统影响力。
(三) 文人传统与学者身份的张力及其消解
尽管儒学身份在宋代日益凸显，但诗赋等文本书写传统，凭借其深厚的历史积淀与强大的审美吸引力，依然是士人文化身份不可或缺的标识。自先秦以诗言志、魏晋文学自觉至唐代诗国高潮，文学才华始终是士人彰显个人才情、进行社会交往、获得文化声誉的重要资本。宋代文学活动空前繁荣，诗词唱和是士大夫日常交游的基本方式；文集编纂、诗话写作盛行；文学大家如欧阳修、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享有极高的社会声望，人们对“文宗”的推崇不绝如缕。元末朱右(1314~1376)曾言欧阳修“当一代文章宗匠，而尤著意于笔削，庶几乎马、班之亚欤？”[17]“唐韩愈上窥姚、姒，驰骋马、班，本经参史，制为文章，追配古作。宋欧阳修又起而继之，文统于是乎在。其间柳宗元、王安石、曾巩、苏轼，亦皆远追秦、汉，羽翼韩、欧，然未免互有优劣。”([17], p. 573)可见唐宋古文文统一脉相承。
文人书写注重情感自由抒发、意象精妙营构、语言审美锤炼以及对个人才性、趣味的张扬。这与儒者所推崇的理性思辨、道德严肃、义理考据和处事规范，存在着极大的内在张力。文人批评理学家文章缺乏文学性的自觉与感染力，理学家则常警惕“文以害道”，如程颐等甚至将作诗视为“玩物丧志”的“闲言语”。然而，在更多宋代士人身上是两种身份的并存、调适与创造性融合。绝大多数士人自幼接受包括经史与诗赋在内的全面教育，他们既需要精通经典以立身明道，也渴望通过诗文来抒情言志、展现才学。欧阳修认为学、道、文三者关系密切，“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为道则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18]三者以道为核心，那单纯追求文章华美那就背本趋末了。因此，“学者型文人”或“文人型学者”成为普遍的身份形态。如欧阳修是古文运动的领袖，也是史学家、经学家；苏轼是旷世文豪，同时也深研《易》《书》，著有《东坡易传》；黄庭坚作为江西诗派宗祖，其诗歌理论与创作均深受禅学与理学思维影响；即便理学宗师朱熹，也留下了大量诗文，其《观书有感》《春日》等诗作情理交融，是理学诗的典范。这种交融是义理与情致的深刻互渗。学者的义理素养为其文学创作注入了思想的深度与厚重感，使其诗文在抒情写景之外，别有哲理洞见，富有理趣。文人的艺术敏感与表达技巧，则使其学术著述包括书信、序跋、经解等在说理之外，增添了文采与感染力。士人根据不同的场合、对象与表达目的，灵活地凸显其身份的某一侧面，并选择相应的文体：在书院讲学、与同道论辩时，他们是严谨的学者，多用语录、经义、札记；在山水之间、雅集之上、与友人酬唱时，他们则是风雅的文人，挥毫泼墨，诗词并作。这种身份的多重性与流动性，正是宋代士人文化丰富性与创造力的重要源泉。
4. 身份认同驱动下的文体选择与书写实践
士人的身份认同并非抽象的观念，必然通过具体的文化实践得以表达和固化。在宋代，文体选择与书写实践正是士人彰显、建构乃至调和其多元身份的关键场域。不同的文体，因其历史渊源、形式特征与社会功能的不同，被赋予了不同的文化资本与身份暗示。士人选择何种文体进行深耕与创作，既是其学识才情的自然流露，也是其身份认同的主动宣示。
(一) 经义、经解与语录：学者身份的标准化与学派化书写
随着经学义理化成为主流，一系列直接服务于经典阐释的文体得到空前发展，成为儒者身份最核心的书写形式。经义文虽与科举紧密相关，但其作为一种独立文体的影响远超科场。经义要求以儒家经典中的某一命题或语句为题，展开阐发，结构上逐渐形成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固定程式，即八股文的雏形。这种文体训练士人围绕一个核心义理进行集中、深入、有层次地逻辑论证的能力。它促使写作思维高度理性化、结构化，与诗赋的形象发散思维形成对比。即便在非考试场景，士人撰写论述性文章时，也常受经义思维影响，注重立论有本、析理入微、条分缕析。南宋真德秀编选《文章正宗》，特立“议论”一门，收录大量包括科举程文的优秀论说文，其标准即是明义理、切世用，清晰体现了经义文体对一般论说文的塑造。
经解与注疏是学者进行经典研究的直接成果。宋代经解一改汉唐注疏繁琐考据的风格，侧重阐发经文大义。如王安石《周官新义》、苏轼《东坡易传》、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等，都是通过对经典字句的重新解释，来建构一整套思想体系。这类写作要求作者具备深厚的经学功底、严密的逻辑思维和明确的学术宗旨，是学者专业身份的最权威证明。其文体风格虽因作者个性而异，如苏解灵动，朱注严谨，但总体追求义理的清晰与自洽。
语录是宋代极具特色的一种文体，主要用于记载理学大师的讲学、问答及日常言谈。如《二程遗书》《朱子语类》《陆象山语录》等。语录多为门人弟子记录整理，语言口语化，不拘一格，生动呈现了学术探讨现场的思想火花与师门互动。它打破了著述的庄严形式，使深奥的义理探讨显得亲切可感，极大促进了理学思想的传播。如《朱子语类》记载朱熹针对“文者，贯道之器”的观点驳斥道：“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岂有文反能贯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吃饭时下饭耳。若以文贯道，却是把本为末。以末为本，可乎？其后作文者皆是如此。”[19]“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唯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今东坡之言曰：‘吾所谓文，必与道俱’，则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时，旋去讨个道来入放里面，此是它大病处。”([19], p. 3319)语录的编纂与流传本身也是学派建设的重要环节，通过记录和神圣化师长的言论，巩固学派统绪，强化门人的身份归属感。故冷成金认为“朱熹则从调整意识形态、再造封建秩序的历史要求出发，建立了理学文艺观。”“朱熹通过对前代文论的批判，否定了道外之文的存在，为文道合一找到了深刻的哲学基础，建立了‘文从道中流出’的文艺本源观，把传统的布道教化文论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20]理学语录的共同特点是以经典为原点，以义理阐释为核心，服务于学术传承与学派建构。它们是宋代士人学者身份得以展示、交流与传承的主要文本载体。
(二) 古文作为载道之器成为学者文人的共同选择
宋代古文运动的成功，是文体革新取得的最显著成就。古文即散体文之所以能取代骈文成为主流，正是因为其特性恰好满足了新时代士人，特别是那些兼具学者与文人双重身份者的表达需求。古文契合载道使命，而骈文讲究对偶、声律、用典，形式之美常压倒内容表达。古文形式自由，不拘骈散，更利于说理、叙事、抒情，能够更直接有效地承载儒家之道、经世之策与个人见解。这与宋代学者“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的普遍主张高度契合。欧阳修领导古文运动，其核心理念便是“道胜文至”说，强调内容的决定性，认为“圣人之文虽不可及，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18], p. 664)宋人论道各有侧重，如欧公之道宽泛，近于情理；理学家之道纯粹，指向天理；但都要求文章有充实的思想内涵。欧阳修自觉传道，以一己之力传承道统。其《廖氏文集序》言：“余尝哀夫学者知守经以笃信，而不知伪说之乱经也，屡为说以黜之。……余以谓自孔子殁，至今二千岁之间，有一欧阳修者为是说矣。”([18], p. 615)欧阳修对传承道统充满自信心，认为千百年后犹有共鸣。欧阳修重视道对文章的主导作用，提倡“学者当师经。师经必先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在发为文者辉光，施于世者果致。”([18], p. 1010)欧阳修认为没有良师就要师经，才能达到道纯中充境界，为文自然有文采。
古文在融合理性与情采方面具有优势。优秀的古文能够将严谨的思辨与动人的文采融为一体。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作为逻辑严密、驳论有力的政论，同时言辞犀利、气势磅礴，展现了作者作为改革家的坚定信念与文学家的雄辩才华。苏轼的《前赤壁赋》，在抒发人生无常的哲学浩叹时，融合了诗意的景物描写、历史典故的征引与主客问答的思辨形式，达到了哲理、诗情与文采的完美统一。这种融合使得古文成为沟通学者之思与文人之笔的理想桥梁。古文还具有体裁的广泛适应性，可应用于几乎所有的实用与文学领域，如论、说、序、跋、记、传、书简、碑志等。这为士人在不同生活场景中表达其多重身份提供了极大便利。他们可以用古文撰写奏议，展现作为官员的政治识见；可以用古文著史立论，发表作为学者的思想观点；可以用古文创作山水游记、亭台楼记，抒写文人情怀；也可以用古文写作书信，与师友切磋学问、交流情感。因此，古文的兴盛与繁荣，是宋代士人寻求一种能够整合其政治、学术与审美表达的综合性文体的必然结果。
(三) 宋诗理趣的渗透与学问的化用
宋代文人重视诗歌创作，苏轼指出“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21]。诗歌作为最精粹的文学形式，在宋代也被深深打上了经学时代与学者身份的烙印，呈现出独特的宋调风貌。宋代“以议论为诗”并注重理趣味的生成。严羽《沧浪诗话》指出“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22]。宋诗不避讳在诗中直接发表议论，探讨哲理。这与唐诗主情、主意境有所不同。王安石、苏轼的许多诗作，常在写景叙事中引发对历史、人生、宇宙的深沉思考。理学家诗人的作品，如邵雍的《击壤集》、朱熹的《斋居感兴二十首》，更是直接阐发性理之学。朱熹论诗主张“性情之正”，他认为《关雎》等诗“忧虽深而不害于和，其乐虽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称之如此，欲学者玩其辞，审其音，而有以识其性情之正也。”([15], p. 66)然而，高明的宋诗并非枯燥说教，而是追求理趣，即将哲理融于生动意象或生活情境之中，令人在审美体验中领悟道理。如苏轼“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题西林壁》)，朱熹“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观书有感》)等都是理想的名句，体现了学者思维对诗歌内涵的深化。
宋代“以学问为诗”并注重典故的经史化。黄庭坚及江西诗派提出“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主张化用前人诗句与典故，但求推陈出新。宋诗用典极其频繁，且典故来源广泛，尤其注重从经史子集中汲取资源。这不仅是为了显示博学，更是为了借助经典权威和历史经验来增加诗歌的厚重感与文化内涵。用典本身成为一种浓缩的、富于暗示性的表达方式，要求读者具备相应的知识储备才能完全领会，这无形中强化了士人阶层作为知识共同体的身份认同。宋代诗风平淡且有瘦硬取向。受理学崇尚内在道德修养、反对浮华文风的影响，宋代诗学总体上倾向于推崇简古淡泊的审美境界。这是洗尽铅华后的深邃与醇厚，是思想情感经过理性沉淀后的自然流露。同时，黄庭坚等追求语言的“生新瘦硬”，力避陈熟软媚，这也与学者为文追求独特、深刻、力透纸背的倾向相通。这些风格取向，都与宋代士人学者化、内敛化的整体精神气质密切相关。
5. 宋代文人的多元身份调适与文体创新
宋人常兼有政客、学者和文人的三位一体身份，这对其文学创作有直接的影响。在经学影响下，他们常自觉进行身份调适与文体创新实践。
(一) 多元身份的整合
欧阳修是多元身份的整合者与奠基人，身处北宋儒学复兴与古文运动的关键时期。作为政治家他积极参与庆历新政，作为学者他深于经史并主持编纂《新唐书》《新五代史》，作为文坛领袖他大力倡导并实践古文，并积极提携后进。对于欧阳修文章地位，当世评价曰：“维圣宋贤臣，一世学者之所师法。明于道德，见于文章，究览六经群史、诸子百氏，驰骋贯穿，述作千百万言，以传先王之遗意。其文卓然，自成一家，比司马迁、扬雄、韩愈，无所不及而有过之者。方天下溺于末习，为章句声律之时，闻公之风，一变为古文，咸知趋向根本，使朝廷文明不愧于三代、汉、唐者，太师之功，于教化治道为最多，如太师真可谓‘文’矣。”([18], p. 2622)欧阳修“明于道德，见于文章”，其功劳“于教化治道为最多”。在身份认同上，欧阳修力图弥合文与道的潜在裂痕。苏轼认为韩愈和欧阳修能正道，“愈之后二百有余年而后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师尊之。……士无贤不肖不谋而同曰：‘欧阳子，今之韩愈也。’”([21], p. 316)范仲淹《尹师鲁河南集序》指出欧阳修使得“天下之文一变而古，其深有功于道欤！”[23]欧阳修对道有其独特的看法，他尤其强调道的践行特点，其言曰：“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轲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则六经所载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18], p. 977)可见，欧阳修没有把道视为空洞死板的人生教条或者虚无玄妙的处世哲理，而是把它和儒者的社会实践结合起来，不仅可以感知，而且切实可行。这不同于“三皇太古之道”，也不同于虚无荒谬的“诞者”之道。其道并非空谈心性，而是关心百事，贴近现实人情物理。这种宽泛而切实的道，使得他的学者身份与文人身份得以和谐统一。
在文体实践上，欧阳修堪称全能。他的政论、史论如《朋党论》《五代史伶官传序》等逻辑严密，识见超卓，文风中和冲淡，体现了学者和政治家的深度和风格。元代苏天爵《跋欧阳公与刘原父手书》言：“欧阳文忠公生宋盛时，禀中和之粹，作为文章，雍容温厚，炳然一代之制，片言只字，皆有深意。”[24]金代赵秉文言：“亡宋百余年间，惟欧阳公之文不为尖新艰险之语，而有从容闲雅之态，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辞，使人读之者，璺璺不厌。盖非务奇之为尚，而其势不得不然之为尚也。”[25]欧文如《醉翁亭记》《秋声赋》等骈散结合，情韵绵邈，展示了文学大家的极高造诣。欧阳修著《新五代史》以《春秋》为圭臬，四库馆臣赞扬其“大致褒贬祖《春秋》，故义例谨严。叙述祖《史记》，故文章高简”([11], p. 635)。他将史家笔法与文学抒情相结合，将议论巧妙融入叙事写景之中，创造了平易自然、婉转多姿的宋文典范。欧阳修对于宋代“新文统”的建构具有开创性作用，其学术上的“正统论”主张对其文学上的正统观有着一致性。欧阳修发展了韩愈的文统谱系观，把古往今来善文者如先秦的荀卿、孟轲、贾谊、董仲舒、司马相如、扬雄等都列入文统，培育和传承了唐宋文统基因，对于唐宋诗新运动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 身份融合的巅峰与超越
苏轼是宋代文化最杰出的代表，其身份之多元、才华之全面，后世罕有其匹。他是官员、学者、诗人、词人、散文家、书法家、画家。王水照指出，“苏轼人生思想的特点是‘杂’：既表现为儒佛道思想因素同时贯穿他的一生，又表现为这三种思想因素经常互相自我否定。”[26]在经学上，苏轼自成一家。他著《东坡易传》《书传》，其解经不固守汉宋门户，不空谈性理，而是会通儒释道，侧重阐发切于人事的哲理，充满灵动与智慧的个性色彩。这使得他的学者身份别具一格，既深研经典，又不为经典所缚。三苏蜀学没有程朱理学那样严格的学术传承谱系，而是以文学为学派特色，思想渊源上也包容了儒、道、释三家，为文还有纵横家风采。苏轼的文道观主张文学要“道其所道”，反映作家自我的真实情感和思想观念，而不是仅仅以儒家的教条理念为圭臬。这种文道观继承了欧阳修对道的内涵扩充的特点，但也把儒家思想之外更丰富的思想意识，如佛道两家所谓的异端思想等包容其中。苏轼主张文学要回归以性情为本的本质特征，反映人类的真实情感体验。在身份调适上，苏轼实现了学者、文人、政客乃至艺术家的完美融合。他以一颗充满好奇、同情与思辨的心灵观照世界，将深刻的哲学思考、丰富的人生体验与超凡的艺术表现力融为一体。在他身上，学者之思与文人之情不是相互制约，而是相得益彰。
在文体创新上，苏轼达到了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他的策论、史论雄辩滔滔，气势恢宏，将经史知识化为己用。他的散文打破了文体界限，融议论、叙事、抒情、写景于一炉，开创了宋代文赋的新境界。他的诗歌题材广阔，风格多样，极大丰富了宋诗的内涵与表现力。他还将原本“小道未技”的宋词，提升为可以言志抒怀、表现士大夫复杂心境的高雅文体。苏轼的实践表明，当士人的学识、性情与创造力达到极高境界时，任何文体都可以成为其完整人格的自由表达，身份与文体之间的固定关联可以被最大限度地超越。
(三) 理学家的文学贡献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其学者身份最为纯粹和权威。《宋史》记载，“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传，其学加亲切焉。大抵以格物致知为先，明善诚身为要，凡《诗》《书》，六艺之文，与夫孔孟之遗言，颠错于秦火，支离于汉儒，幽沉于魏晋六朝者，至是皆焕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此宋儒之学所以度越诸子，而上接孟氏者欤。”([16], p. 12710)朱子传承斯文延续学脉，更加亲切于人伦日用，具有更大的社会价值。他毕生致力于建构一个以天理为核心的庞大哲学体系，并通过注经、讲学、著述来传播这一体系。钱穆认为，“朱子为学途径，本亦自程门上窥二程，又自二程上通语孟。此与当时一般理学家大体无异。逮其进而益深，乃轨辙大变。盖自语孟下观二程，又自二程下观程门，而后其间之得失违合，乃一一昭揭无可隐遁。”[27]钱穆采用发展的眼光从学统源流看到朱熹对二程有所发明，正如二程对语孟学说的广大一样。朱熹的文体选择完全服务于其学者身份与理学传播。他的核心著作《四书章句集注》语言精炼，义理严密，是经典注疏的典范，成为后世科举标准。卷帙浩繁的《朱子语类》保存了其讲学与问答的鲜活场景，是了解其思想动态与教学方法的第一手资料。他的大量书信，是与友人、弟子、论敌探讨学术问题的重要载体，展现其严谨而活跃的思想世界。
然而，朱熹并非不擅文学。他写作了大量诗文。他的诗，尤其是那些阐发性理的诗如《观书有感》《春日》等，善于通过具体寻常的意象如方塘、活水、泗水、春风等来隐喻抽象的为学与悟道过程，是理学诗的精品，做到了理与趣的结合。关于朱熹诗歌的奥妙，刘熙载认为朱子《斋居感兴》二十篇，“高峻寥旷，不在陈射洪下，盖惟有理趣而无理障，是以至为难得。”[28]明代孙承恩指出《斋居感兴》“大而阐阴阳造化之妙，微而发性命道德之原。悼心学之失传，悯遗经之坠绪，述群圣之道统，示小学之功夫，以至斥异端之非，订史法之缪，亦无不毕备。所以开示吾道而儆切人心，较之云烟风月之体，轩轾盖万万不侔。其奥衍宏深，虽汉唐以来儒者未有能臻斯阈，而区区之诗家，岂能窥其涯涘。”[29]朱熹《斋居感兴》“述群圣之道统”等，算得上简化的思想诗史，描述儒学发展历程，贯穿着宋学内在理路。朱熹的散文如《百丈山记》《送郭拱辰序》等，写景记人清晰平实，虽不刻意求工但自有章法，体现了理学家简洁明晰、有体有用的文风追求。祝尚书认为，“朱熹在构建‘新道统’的同时，又力图在‘道之文’的框架中，构建起符合理学文学观的诗文统绪”，称之为“新文统”[30]。朱熹“这个‘统’所统的不是文学词章，而是文学形式化了的义理”([30], p. 87)。这强调了朱熹在促成宋代文学本质特征生成方面的贡献。朱熹的文学观是主张“文从道中流出”，认为有德者必有言，反对专门刻意作文。他的文学实践是其“道本文末”观念的身体力行，展示了理学宗师对待学术与文学的态度。
6. 结语：思想、身份与文体的动态共生
通过对宋代经学转型、士人身份认同与文体选择三者互动关系的考察，可以看到以下观点：首先，宋代经学的义理化转型，是驱动士人身份重构的根本思想力量。它促使学者身份的内涵从记诵之儒转向义理探求者与道德实践者，并因学派的兴起而变得具体化、群体化。这一身份在士人认同结构中的地位显著提升，与传统的文人身份构成了既紧张又互补的关系。其次，身份认同的多元性与流动性，是宋代士人文化的显著特征。多数士人并非单一的学者或文人，而是在不同语境、不同生命阶段，动态地调适和呈现其身份的不同侧面。“学者型文人”或“文人型学者”是普遍形态。这种调适能力，体现了宋代士人应对复杂思想环境与文化传统时的主体性与灵活性。再次，文体选择是身份认同最直接、最有效的表达与实践方式。经义、经解、语录等文体是学者身份的专业化书写；古文因其载道功能与表达自由，成为整合学者与文人身份的理想文体；诗歌则在宋代被深深烙上了理性思辨与学问积淀的印记。士人通过精通、创新特定文体，来巩固和宣示其身份归属。宋代最杰出的文化代表如欧阳修、苏轼、朱熹等，都在不同方向上实现了思想深度、身份整合与文体创新的高度统一。他们不是被动地受经学思潮或文体传统束缚，而是主动地运用、转化乃至超越这些资源，创造出既承载时代精神又极具个人色彩的伟大文本。这种思想、身份与文体之间的动态共生与创造性转化，正是宋代文化能够继往开来、达到中华文明又一高峰的内在奥秘。研究这一过程，不仅有助于我们更真切地理解宋代的历史与文学，对于思考在任何时代，知识分子如何在外在思潮与内在认同之间找到平衡，并通过创造性的书写确立自身价值，亦具有永恒的启示意义。
基金项目
2020年度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古代图书编辑思想研究”(2020YBTQ127)。2021年度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革命老区发展研究中心资助项目“巴渝地区古代书院及其现代价值研究”(SLQ2021BB-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