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西域王权，就是指今新疆境内的各地区的古代地方政权，在历史的大部分时期都保持与中央政权看齐一致，是接受中央的管理与影响。在来自四面八方的不同文化、不同人群的融合影响下，西域王权逐渐丰富发展，但其发展方向与中原制度有着紧密的联系。本文研究尝试加入当前学术界对西域王权对于长时段、结构性研究的学术空间，推动西域历史研究从“东西方文明交往史”向“西域本土社会结构史”深化，以西域本地社会中王权的权力结构变化反映更为丰富和全面的社会观察视角。同时，西域王权与中原王朝互动关系的演变，尤其是文中所强调的中原制度从汉代开始就塑造了西域王权的发展方向，是进一步阐释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的具体历史见证。研究其归属、认同与发展模式的变迁，具有重要的历史解释价值。
2. 关于史前社会权力的研究
2.1. 关于史前
史前即青铜早铁时期，来自中亚地区的王权文化传入新疆地区并且短暂地发展传播，这一时代的新疆社会处于聚落到早期城邦的转变阶段，是西域王权发展的萌芽期。因此主要以象征原始聚落权力的出土权杖和聚落的城墙建设为主要抓手进行分析，是当地史前社会在王权萌芽的两大明显特征，其表现为社会阶层的分化在思想(权杖)和制度(城墙)两大层面的表现。
2.2. 关于史前权杖
在新疆存在不同定义下的权杖，因为所属社会的文化观念不同而颇有争议，本文论及的权杖并非洋海墓地出土的祭司手持的缠裹铜片的鞭杖和青铜斧[1]，而是中央有孔可供木棒穿过的球形或半球形器物，以磨光石器、玉器、铜器为主。这一权杖是史前西域社会这一时期的社会发展标志，代表社会等级分化的发展，因而对于西域王权的发展起到萌芽作用。
关于权杖(或称“棍棒头”)的起源，学界存在“西亚源流说”(如李水城)与“本土起源说”(如安志敏、田广金)的争议。随着考古发现增多，西亚来源说渐成主流，暗示西域早期权力象征物具有显著的外来输入特征。
安志敏[2]强调棍棒头与北方地区的关系而与西亚并无联系，是商周时期中原地区的青铜技术刺激了北方地区的棍棒头的造型发展。田广金在《鄂尔多斯式青铜器》[3]认为棍棒头是北方游牧狩猎地区的流行器物，而齐家文化等新石器时期文化的出土物可能是发展的追溯源流。
郭物的《新疆史前晚期社会的考古学研究》[4]中提及中西亚文化对于新疆史前晚期的社会影响，其中将权杖的东传当作青铜时代中亚文化传播对于新疆的影响。邵会秋在《新疆史前时期文化格局的演进及其与周邻地区文化的关系》[5]中提及切尔木切克文化的萨恩萨依与天山北路文化中的权杖，认为可能是辛塔什塔–彼得罗夫卡文化的传入影响的。李水城的《耀武扬威：权杖源流考》[6]通过收集了各地的出土文物资料，认为西北权杖源头来源于西亚地区。
总的来说，虽然学界关于权杖头的起源争论不休，西亚来源说的不断推介和中国本土说的逐渐消失，基本上可以认定权杖文化的起源应在西亚地区。
新疆地区出土的最著名的权杖头便是在2004年小河墓地出土的白色大理石权杖头，其出土位置便是小河墓地内社会地位最高规模最大的“木房子”墓葬[7]，以及在近年发掘的奎玉克协海尔古城[8]中赫然出现了经过抛光的石制权杖头残器。据李水城统计，目前新疆地区出土以及征集的权杖头数目达29枚，其年代则集中于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而且与当地的安德罗诺沃文化有关，权杖头在铁器时代晚期则基本绝迹。这说明西域的王权统治文化物品虽然从中亚传入新疆地区，但在之后历史记载和考古发掘中没有出现，只能成为这一时期的部分地区社会复杂化的发展特色。
2.3. 关于铁器时代的城址
新疆地区在进入晚期铁器时代之后出现了成熟的游牧社会，同时铁器的大量使用也带来了农业的快速发展，这一时期的特征便是游牧人群的大量迁入与融合，新疆地区进入了一个农牧融合期，在这种日益复杂化的社会中王权才得以产生。而作为王权的一大重要标志，城市的诞生就成为研究的重点。
根据新疆地区的第三次文物普查资料来看，现存的这一时期的城址有4处：焉布拉克古城、盐池古城、圆沙古城、圆沙北古城。其中，陈晓露研究[9]通过对于圆沙古城与圆沙北古城分析判断为西汉扞弥国所在的遗址，同时对于其中的中亚文化传播因素进行了强调。认为这一时期的中亚传播因素促成了新疆地区的早期城邦的建立，为之后王权的出现奠定了社会发展的基础。
此外，近年来主动发掘的奎玉克协海尔古城[10]和卓尔库特古城[11]也揭示了西域地区城市发展历史的发展轨迹，尤其是两座古城都可以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的聚落建设，甚至可以发掘到典型的权杖头出土，可见这一时期当地社会伴随着东西交流发展为社会复杂化的王权阶段。
3. 关于两汉王权的研究
两汉时期的重要特征便是西域王权的初步形成期，这一时期的王权统治接触吸收了匈奴文化和中原文化的双重影响，前期是匈奴统治下西域邦国内部出现了一些带有匈奴特色的官职名称，说明这一时期的西域王权统治受到匈奴的影响；而在汉设立都护府之后的时期，中原文化带来的是统治技术的快速发展，表现在简牍文书和印章体系、礼仪文化、官职体系等，此外在新疆地区的屯戍体系也维护了当地邦国王权的稳定，两汉稳固的统治也为西域王权的发展奠定了大致的方向。
3.1. 关于两汉时期的王权统治集团
学术界对于新疆的两汉统治结构有吴平凡的奴隶制城邦说[12]与王欣、马晓琳贵族寡头政治[13]，此说套用了希腊罗马的经典奴隶制度，但西域与地中海有不少条件不符，西域国王与贵人作为统治集团并非希腊罗马的奴隶制民主；宫崎市定对照希腊罗马将春秋时期的中国归类为都市国家[14]，缺点是仍然摆脱不了希腊罗马的经典奴隶制架构，而忽略了国人的血缘封建宗族背景而非公民制度，且西域历史记载的贵人虽然在领地内自行其是，但仍受制于西域国王之下，仅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出现废王的特权。
张光直先生引入酋邦理论之后，谢维扬的《中国早期国家》值得借鉴，他认为中原地区的古代社会走的是由酋邦社会发展出的早期国家。而酋邦转入的早期国家所具有的特质与两汉史书记载的西域小邦国是大致相似的，“奥伯格认为酋邦是多村落结构，由一位最高酋长进行统治；最高酋长控制着很多区和村落，而区和村落由低级酋长统治[15]”。而这种分治结构在西域社会的国王与贵人之间的互动记载中较为常见，即国王之下的各分地分城由贵人自行其事，即使在王周边的贵人也是深度参与决策，因此我倾向于西域早期国家发展也可能是经历酋邦阶段之后的社会发展路径，而非经典奴隶制城邦发展路径模式。这也为之后的西域邦国的王权扩张提供了更为有力的方向。
3.2. 关于西域王权统治中的匈奴因素
由于匈奴在汉武帝时代之前对于西域诸国设置职官进行间接统治，因此成为西域统治的文化影响来源之一。根据《汉书·西域传》记载：“凡国五十，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配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16]。”其中提及的且渠、当户两个职官，被认为是匈奴的职官名称。这一官职表明在匈奴经营西域的过程中西域国家可能受到影响而以匈奴官职任命官员，而且在汉王朝统治西域之后也成为既定事实继续存在。
此外，有学者[17]认为戊己校尉设置之初是顺应了匈奴的文化因素而起名的，可见匈奴文化因素甚至可能影响了汉统治西域时期的官衔名称。学界相关的研究更多是关于匈奴僮仆都尉的研究探讨，代表人物有：王子今[18] [19]、刘锡淦[20]、李大龙[21]。这一研究方向主要将匈奴一方作为研究对象，将西域邦国作为被动客体，并没有将研究对象放置在西域邦国的反应上来，究其原因在于匈奴统治西域资料的缺乏和研究对象的互动记载较少，不能进行很好的把握。
3.3. 两汉时期对于西域文书玺印制度的引入
两汉时期的中原对西域的治理依靠的是屯城系统的经营，此处已有张安福[22]、武晶[23]已经相对成熟，但是其中关于方圆城址判断城市文化属性的旧有论断值得考虑[24]。屯城不仅带来了两汉对西域的统治，传播了先进的生产方式，更是带给当地社会的则是制度的植入，包括简牍文书制度、印玺与官僚制度。首先，我国新疆地区存留的简牍数量庞大，时间跨度长，从两汉至隋唐都有出土。西域的邦国在接触到中原文化的简牍帛书文字体系之后文明程度跳跃式发展，从根本上重塑了西域诸国的行政实践、社会沟通方式乃至权力运行逻辑，为其王权统治打下了“汉制”的发展方向。
首先，简牍是汉朝实施西域管理与政务沟通的正式媒介。出土简牍明确印证了“西域都护”“戊己校尉”“西域长史”等汉朝驻西域官职的设置与活动(如土艮、楼兰遗址简牍的研究)，是中央王朝行使管辖权的直接物证。更具深意的是，尼雅等地出土的公文简牍中出现了“汉精绝王承书从事”这类固定格式。林梅村[25] (pp. 249-252)指出，这极可能是汉朝官吏向精绝国王下达命令的文书程式。这表明，西域地方王权已被正式纳入汉朝的官僚文书行政链条，其权力运作的部分必须遵循汉制规范。
其次，简牍的使用从官方渗透至地方王国的社会深层，推动了文明的“跨越式”发展。西域诸国在接触简牍制度前，多处于“无文书社会”或使用其他文字系统。汉简的引入，使其跳过独立的文字发明阶段，直接进入成熟的文书行政时代。尼雅遗址不仅出土了官方公文，还发现了汉字教育材料(如《仓颉篇》残简[26])和私人书信。这表明，汉字书写与简牍制度已超越单纯的统治工具，内化为精绝等国王室贵族日常统治与社会交往的一部分，甚至成为上层文化身份的象征。
秦汉时期的玺印文化在于配合秦汉时期初步成熟的官僚治理体系和发达的文书系统，形成了以印章封泥为特色的玺印文化。此时的玺印文化重点在于“以印为信”的上下级官僚文书传达系统，这凸显了当时的官僚文书系统的成熟，通过印信辅助文书的保密性和身份的明示性。同时，当时的官僚系统因此也以印章为重要的权力象征物，这是根植于印信反映的上下级官僚文书。正因如此，这一权力象征物还配有象征权力等级的材质、纽像、绶带，这种权力文化象征物逐渐成为一种可以被总结识别出来的文化。
新疆出土两汉印章，概述如下：在近代受到西方及日本探险家的探险掠夺活动中，首先是斯坦因的三次中亚考古探险，在《古代和田》《西域考古图记》《亚洲腹地考古图记》公布了他在新疆收集的印章；日本的大谷光瑞探险队所得大部分印章存于旅顺博物馆，由旅顺博物馆馆员王珍仁、孙慧珍整理为《新疆出土的肖形印介绍》[27]，按照图案划分为花叶、宗教纹、动物纹、人物形象纹四类，结合印文造型风格和其他掠夺品的年代将这一批印章断代为东汉后期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出土本地化封泥印章。
中国学界在近代也组织了西北考察团进行考古调查，其中的代表人物为黄文弼。黄文弼发表了《塔里木盆地考古记》记载了其发现的李崇之印[28]。之后贾应逸的《新疆尼雅遗址出土“司禾府印”》[29]公布了“司禾府印”的出土信息并对其引文进行了简单的史料结合的介绍。
近年在关于新疆印章、印泥的研究中，学界做出了新的观点：朱玉麒[30]提出李崇之印可能是“李忠”印信，属于新莽时期的未知人物的私印。由吴勇、田小红、穆桂金三人[31]共同就楼兰地区新发现的一方“张币千人丞印”进行了考释解读；吴勇[32]的《楼兰地区新发现“张帀千人丞印”的历史学考察》对于千人丞进行了西域长史属下官职系统进行了补充。总之，新疆印章的研究虽然出土文物有限，但其历史研究价值十分重要，是中原制度输出的一大表现。
总之，简牍制度与印章、封缄制度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权力认证与信息保密系统。这套系统保障了政令的权威与通畅，是王权得以有效行使的技术基础。尽管西亚等地也存在类似的泥板封印传统，但西域所全面接纳的，是与竹木简牍相匹配的、具有特定形制与等级规范的汉式封检与印信制度。这进一步说明，西域对中原文化的吸收是系统性、制度性的，而非零散的文化要素借用。
3.4. 关于中原的官员制度与仪礼文化
文书制度运行所需要的则是掌握中原文化的文书官员，即译长。译长一职在两汉时期的西域邦国中极为普及，即便最小的城邦也设有此职。译长的存在说明以汉王朝官方外交需求主导下的中原文化传播极为广泛，邦国内的译长作为拟写文书的官员与汉中央系统进行交流。相关研究有王子今的《匈奴经营西域研究》[33]一书，介绍了汉代的“重译”和西域邦国的译长制度。西域的译人所扮演的角色不仅是文书使者，而且是向导翻译和经济文化交流媒介[34]，同时这也成为西域社会的一大负担，表现出生产力发展水平与中原制度之间的差距。
除此之外关于两汉时期的汉人仕宦新疆绿洲邦国的应有很多，林梅村在研究尼雅出土资料时，认为文书中的官员承德应是汉人仕宦，可以将其与史籍记载的拘弥王主簿秦牧和刻石记载的龟兹左将军刘平国并列[25] (p. 247)。此外，林梅村在这一文章中认为，这一时期的精绝国内的上层贵族如国王、王子、后妃等都应该是使用汉文简牍进行书信交流，可见中原文化影响之深厚。
关于当时的上下公文传递，林梅村展示的“汉精绝王承书从事”被认为是当时上传下达的公文固定格式，并且还进行了分析倾向于认为可能属于西汉时期的汉朝西域事务官吏向精绝国王所下达的命令。可见当时的精绝国邦国是归属于汉都护府直接管辖的[25] (pp. 249-252)。
当时的西域邦国既然接受两汉西域都护府和西域长史的管辖，接受了汉文简牍公文系统和印绶制度，对于中原文化的接受也伴随着人员流动交往和文化传播而不断加深。
一是人员的交往交流，包括西来的遣子入侍和东来的和亲入仕，虽然其中政治因素颇深，但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原文化在西域上层贵族之间的传播。乌孙的两次公主和亲更是老生常谈的佳话，龟兹国王绛宾求取解忧公主之女攀亲并入朝觐见也有史籍及出土简牍记载[35]，可见当时汉朝在西域的政治存在影响，导致当地的统治者也乐于和亲与学习中原文化。二是文化的传播，根据尼雅遗址的“王陵”发掘报告[36]来看，当时的精绝国国王等人对于中原文化的礼仪器物具有较好的把握，不仅主动练习书法，而且对于墓葬规格和陪葬物看出对于典籍记载也有了解。此外，龟兹王绛宾的礼仪也是“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可见当时中原文化传播范围和力度。
综上所述，两汉时期的西域邦国由于处于文明发展的萌芽发展期，不同于短暂统治西域的匈奴，两汉对于先进的中原文化不仅出于政治因素传入西域社会，而且因为先进的文化体系影响了当时的西域国王贵族的生活模式和统治技术模式，带给西域邦国未有的文书管理系统和严密的等级礼仪制度，为之后西域王权发展奠定了基本方向。
4. 关于魏晋南北朝王权研究
魏晋隋唐时期的西域社会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的城邦也逐渐出现吞并，统治规模更大，社会文明发展需求更高，这也带动了宗教艺术的繁荣，这一时期的重要特点便是对于佛教的崇拜和对于西亚南亚文化因素的吸收和本地化程度更高的文明发展格局，因此出现了两汉时期所未有的文化丰富度。
4.1. 王权的扩张与贵族权力的调整
王权的扩张是由征服开始的。这是谢维扬酋邦至早期国家发展的一个推论，他认为“越接近于国家的水平，征服就显得越有重要的作用[37]”。这一时期的征服与吞并在之前被东汉中央压制，以至于《三国志》就有记载丝路南道只剩下于阗和鄯善两国。同时这一时期还有所谓的贵霜流民迁入[38]，也是一种新的征服。
伴随着征服带来的王权的扩张和中原管理模式的模仿，贵族的权力被得到调整，这一转变的幅度略小，但两汉史书记载的贵人自主举动几乎不见，确认代之是国王对于贵族任职的指派与主簿(或州长)的代行王权管理。这一方面主要借助了林梅村[39]和段晴[40]等古文字学家对佉卢文简牍的释读，我们才能够注意到这一时期的丝路南道的王权演变发展状况。
这一时期的西域王权虽然受到多种外来文化的影响，同时还对于中原文化 的继承留有自身的余地，比如继承发展了中原的简牍制度形成了自己的混合风格[41]。此外，当地的仪仗保持着对于列戟列槊鼓吹[42]和死后唯有王不火葬并立庙祭祀[43]的特点，展现出的是上层阶级对于中原文明的学习与吸收，更是当地王权对于中原文化的遵循以彰显其独特和神圣性之处。
4.2. 王权与宗教的合作
魏晋时期，西域佛教在各国得到大力发展，西域出现了南北两大佛教传播中心，即龟兹和于阗。虽然是当时西域佛教的传播中心，但是根据记载来看，于阗国“好事祆神，崇佛教[44] (p. 5305)”。
当时的西域地区不仅受到中亚南亚的佛教思潮影响，而且在贵霜流民、粟特商人移民等外来人口影响下参与祆教等其他宗教的活动。正史中所记载的当地贵族支持佛教的史料较少，多见于如《高僧传》《佛国记》《三藏法师传》《大唐西域记》等佛教著述中。
王权与佛教信仰合作的研究，这一方面的代表是关于西域地区的王权与狮子主题的学术研究，黎虎[45]的研究说明了佛法文化与西亚文化的融合促进了当时仪仗的形式变化；吴正浩[46]则认为作为宗教权力象征逐渐泛化的“生灵座”在西域主要是佛教文化泛化出来的，也许也包含中亚的狮子与王权的文化结合。
关于龟兹的佛教的相关研究较多，其中不少是涉及魏晋隋唐佛教的壁画研究。闫飞在论文[47]中提及了佛传艺术中的君王思想，认为龟兹统治者是出于转轮法王和往生兜率天两种佛教思想而资助的；杨文博[48]认为龟兹壁画中的国王皈依图式是龟兹王室支持佛教的背景下创作的，王室同时也进行圣迹崇拜且可能有女性出家的传统。以上文献都证明了当时的龟兹王室不仅在金钱礼仪上推崇佛教，而且存在大量王室成员出家的情况，而这一切不仅是对于佛教信仰的皈依，更是对宗教势力的争取。
关于南道于阗的佛教研究则较为复杂，因为于阗国的原有的风俗文化也被纳入佛教信仰的范畴中，这一点是学界所公认的。比如鼠神崇拜，有谭蝉雪[49]、张聪[50]等进行了研究解读，认为属于本土信仰的佛教化；或认为毗沙门天王握鼠属于印度文化传入，但这种观点混淆了佛教的文化传播顺序，强行联系的意味更多。同时，于阗也没有放弃原始宗教的习俗，根据段晴的研究[51] (p. 196)，于阗地区残存着以血腥的人祭为代表的印欧原始崇拜，而且这一传统故事被后来的佛教文化加工流传了下来。
因此，在两汉至魏晋佛教的传播过程中，西域社会中的统治者们虽然扶植利用佛教，但也无可避免将佛教与当地的原始崇拜和祆教等其他宗教文化因素融合[52] (pp. 313-333)。祆教等其他信仰的融合发展也是凭借着人员的流动传入西域王国之内，其中对南道地区的影响更为明显，一是此地的佉卢文献与壁画资料丰富，二是其处于文化交流的南部要道，更是在后世产生了粟特聚居的石城镇，可能存在特殊的交通或社会优势。
5. 隋唐时期的王权发展概况
5.1. 隋唐对于西域的制度植入与文化交流
关于羁縻，有很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谷川道雄对于州县与羁縻是两个并立世界的看法[53]，将其视为唐朝贵族集团的国际化，而王小甫则提出了三层结构[54] (pp. 7-9)，则更为科学，即州县、西域四镇羁縻、外围羁縻。这种框架突出了西域在唐战略中的重要地位，不同于外围羁縻的册封而是深入地方的监督管理。
唐对于西域的正式进军始于唐灭高昌国，唐政府直接统治高昌故地的西州、庭州，并且在交河恢复设置安西都护府，此后更是直接派驻军队镇守的属地。这始于隋唐的西域王权与中原文化的结合，主要在近中原地区的高昌国进行的麹氏父子的王权改革运动，如王素[55] [56]、孟宪实[57]都说明伴随着制度文化的交流，西域王权终究会选择接触更为先进的中原制度，这一过程从隋的小范围引入到唐的大范围接受。
这一时期的唐庭统治下的诸国国王作为都护府治下的都督存在，其职能在于处理民政、征收赋税。在都护府下是都督，同时也是官方敕封的国王。“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58]”于阗的行政官员，也按唐朝的规定，由当地人担任。与羁縻州的官僚体制相应，于阗国的州县之下，也有同内地一样形式的乡里村坊建制。唐朝内地州县以下的行政体制是，“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家为保[44] (p. 2089)”。和阗当地出土的唐代汉文文书证明，乡里村坊制也随着羁縻州制度引入于阗，展现出的特点是唐都护府治下的西域王权的内地化发展。
与行政制度同时引入的还有汉文经典为代表的中原文化，荣新江认为这可能是伴随着乡里坊制度的推行，汉式的学校教育体制也随之进入胡人小区[52] (pp. 210-225)。此外的学者大概也是同样看法。但是西域的地方学制如何？在最靠近四镇的西州等高昌国旧地教育来看是十分丰富的，姚崇新有相关官私教育的研究[59] [60]。唐地方官员负责管理地方官学[61]，仍待西域考古提供新证据。
5.2. 王权与佛教的合作
这一时期的西域佛教包含着对于当地权力架构的调整，一边保持着对于当地王权的维护与神化，另一边又包含在西域与中原政治的关系发展上。
以于阗王国为例，相关的文献整理依赖于朱丽双的研究，如《于阗教法史》的译注[62]和《牛角山授记》的整理译注[63]。此外，对于阗佛教信仰发展进行系统性论述的有李智君的《三至九世纪于阗佛教信仰空间的生产》[64]，对于阗佛教的神圣化生产进行了历时性的分析，将这一过程描述为佛教与统治者的依附绑定。佛教徒将佛教信仰与于阗的国土王室结合起来，因此在整个于阗佛教的意识形态之下，佛教信仰维护着于阗社会秩序的稳定。
于阗王国在尊崇佛教的过程中也得到了佛教徒的美化，于阗国王的世系被上溯到佛教的毗沙门天王与阿育王，在于阗有以毗沙门天王在内的“于阗八曜[65]”，于阗也被神化为佛陀预言之地，牛角山因此成为了圣地。这一信仰生产的统治工具对于王权的巩固支持作用通过神化于阗的传播得以展现出来。
同时，相关佛教文献记载中出现于阗王“善友”通常为佛教高僧的记载，但也有都护府内的高官大使，这一点被孙琦发现并点明属于国师的一种，是于阗王与佛教合作统治的手段之一[66]，同时也是与中央政权合作的渠道之一。
此外，根据对于唐代的慧超行记的解读也可以进一步说明这一时期西域佛教的大乘与小乘的间隔，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了这一区隔，如季羡林，而荣新江对于这一问题进行了整理，认为西域佛教中的汉传佛寺的引入是包含着唐代政治取向的，这也是深以为然。而且其中还有相应的僧都统进行管理。
5.3. 西域王权其他宗教的关系
又如突厥人的信仰，王小甫认为西突厥部落，如弓月部是影响西突厥信仰的重要外族部落，主要主持祆教的祭祀[54] (pp. 224-252)。根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关于西突厥可汗的记载[67]和段晴的研究[51] (pp. 110-113)结合来看，进一步认证祆教为核心的中亚文化影响着西突厥可汗的王权表现。
此外，粟特人的迁入在安西四镇也在这一时期进行，如石城镇的设立、其他地区的宗教融合发展的趋势，如荣新江对于丹丹乌里克的宗教混合研究[52] (pp. 3313-333)，这一宗教的融合核心动因是人群的迁入共存的趋势。
因此，天山以南的安西四镇地区的王权也部分利用祆教这一宗教进行神圣化塑造，段晴对敦煌于阗王形象的研究[51] (p. 116)是一大内容。而祆教的融合痕迹在于阗更为明显很可能是南道地区的粟特移民社会更为庞大，如石城镇继承鄯善而建立在于阗东境，相互交流的频繁程度存在地区差异。
6. 总结
西域王权虽然受到东西方文化的多重影响，但是在汉唐时期的历史资料分析可以看出，中原文化制度的输入为当地王权政治发展提供了指导方向，成为西域王权发展中的一大基调，代表着中原文化在西域地区的传播发展的一大成果。西域王权作为古代历史时期的西域地区社会的统治集团，大部分时期都坚持与中央政权看齐一致，接受中央的管理与影响。在来自四面八方的不同文化、不同人群的影响下，西域王权逐渐发展，但其发展方向与中原制度有着紧密的联系，并非所谓臆想的异域王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