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学界对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的考察，或停留于“早期、成熟时期、晚期”的简单罗列，或聚焦于某一领域做专题式的梳理，或执着于“青年与老年”“人道与科学”“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等二项对立。不难看到，这些范式在对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历程的某一个侧面做详尽分析的同时，或流于形式而缺失对思想内涵的关注，或忽视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整体性，或陷入“马克思反对马克思”的对立当中。总而言之，缺少一个一以贯之的方法论原则。而马克思明确提出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却一直被局限地理解为一种政治经济学的叙述方法，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限缩了此方法的阐释效力，造成理论的荒废。更重要的是，这样一种理论态度无法激活马克思的思想历程所内蕴的发展动力，进而为马克思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合法性支持。实际上，“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被马克思自觉地贯穿在从哲学到政治经济学的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的建构和晚期研究视野开拓的过程中。
2. 从思辨天国的“抽象”上升到现实大地的“具体”
学界往往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当中挖掘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这也就难怪人们大多站在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其进行把握。但实际上，这一方法至少可以追溯到马克思恩格斯于四十年代中期写就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当中。在对费尔巴哈章的开头进行誊清，并以共时性的方式阐明唯物史观的前提和出发点之后，马克思随即对这种历史观的适用条件作了重要补充：
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相反，只是在人们着手考察和整理资料——不管是有关过去时代的还是有关当代的资料——的时候，在实际阐述资料的时候，困难才开始出现。这些困难的排除受到种种前提的制约，这些前提在这里是根本不可能提供出来的，而只能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产生。这里我们只举出几个我们用来与意识形态相对照的抽象，并用历史的实例来加以说明[1]。
这段文字表明，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理论定位具有高度的自觉。他无意建立一套与旧哲学相对立的“新的哲学体系”。《形态》中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同时也是对一切“纯粹哲学”——包括他青年时期哲学信仰——的清算。作为这一清算的理论成果，他不仅完成了相对于唯心史观解释原则上的颠倒，还实现了哲学方法论上的突破，即不将“新的历史观”视作柏拉图主义式的规定着现实生活的独立哲学，抑或已然完成的对整个世界进行充分把握的理性思辨，而只将其理解为按照一定逻辑展开的“对现实的描述”。而作为唯物史观理论出发点的现实的个人、物质生活的生产，恰是从现实中“抽象”出来并为之服务的理论工具。在马克思看来，真正意义上的实证科学——即他所称的“历史科学”——正是从这种“抽象”出发，在着手考察、整理和阐述资料的过程中与感性的现实生活遭遇，从而逐步上升为“具体”。可以形象地说，在唯物史观的创立伊始，马克思就准备好了与之配套的“使用说明书”，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在这一方法的指引下，无论是50年代初对欧洲革命的理论剖析，还是后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都体现了唯物史观的具体化，都在不同层面蕴含和发展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2]。
这一方法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跋中得到了更加明确的阐述。在《导言》中，通过与“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进行对比，马克思详细阐释了自己“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古典经济学从经验直观出发，逐步抽象出越来越简单的规定，而马克思强调，要从这些抽象的规定再度折返到具体，从而使研究对象不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在1873年为《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所写的跋中，马克思以“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区别重申了上述观点，“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作为在充分占有材料基础上对现实运动的叙述，使“材料的生命”“在观念上反映出来”[3]，从而达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逻辑再现。
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相反，那种经济决定论式地抱持“物质生产”或所谓“经济层面”的抽象性、并将其视作一切现象的解释原则和最终根据的“马克思主义”绝对不是马克思的本意。在马克思去世后，无论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青年派”还是第二国际的机械唯物主义者，都“过分看重”了唯物史观的物质性。但正像恩格斯晚年书信中指出的，他和马克思当时这样做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在同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论战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从而导致“为了内容方面而忽略了形式方面”[4]。而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因为论战对象的特殊性而不可避免地强调了社会历史的物质内容和经济层面的规定性，那么这些新的“马克思主义者”则是因为自身的懈怠而停留于理论之“本本”的方面，在放弃对唯物史观进行具体化阐释的同时，不仅限缩了马克思主义本身进一步发展的空间，还将原本生动的理论矮化为死板的教条，丧失了指导日益发展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功能。
3. 从历史观的“抽象”上升到政治经济学的“具体”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同样贯彻在马克思自己的研究过程、贯穿在他从哲学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转向当中。马克思在回顾自己的研究历程时提到，他因为“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而对黑格尔的法哲学做了批判性的分析，并逐步意识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性。而在与恩格斯一同清算自己“从前的哲学信仰”并得到指导其“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唯物史观以后，他便在相当的程度上告别了纯粹的哲学研究，投入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工作当中。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说马克思离开哲学而转向政治经济学，并不是在塑造“哲学与政治经济学”抑或“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之类的对立，而是意在强调这种重心的转变本身就是其研究“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体现。马克思不同时期所使用的核心范畴的演变也呈现出这一特点。在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马克思初涉政治经济学，使用的还是哲学人本学意义上的“抽象劳动”。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对之前哲学信仰的清算，到了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他所使用的核心范畴则转变为“实践”和“生产”。一方面，这两个范畴摒弃了劳动作为“自由自觉的活动”的抽象性而更加切中现实；另一方面，对“实践”和“生产”的考察如果仅仅停留在抽象一般的层面，又会重新跌入旧哲学“解释世界”的陷阱当中，因而需要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我们可以看到，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马克思移居英国潜心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当他再度回到“劳动”这个范畴上时，已不满足于抽象的“异化劳动”或与之对立的同样抽象的“自由劳动”或“劳动一般”，而是将对劳动的讨论锚定在资本主义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针对其具有“历史特殊性”[5]的劳动展开批判。
马克思借助德国观念论的思想资源实现了对费尔巴哈的超越，这一超越的集中体现便是不满足于对感性具体、现象、现存事物的直观，而是发挥主体“能动的方面”从而达到对“历史的本质性的那一度”[6]的洞察。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上，1844年的马克思还以国民经济学“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本质”的论点是抽象的和“敌视人的”[1]为由表达对李嘉图学派劳动价值论的拒斥。但作为对该论点的直接否定，马克思此时的“异化劳动”观同样立足于对劳动的抽象理解，并未与其批判对象在根本逻辑上拉开差距。到了1867年出版《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经过唯物史观的革命和二十余年对政治经济学的潜心研究，马克思再次进行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批判。不过这一次，他不再批判其抽象性，而是批判其非抽象性，不是批判其过度抽象，而是批判其抽象得不够完全。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到斯密和李嘉图，已经对配第将“价值”和“使用价值”混淆的“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论点做出了批判，并在此基础上区分了商品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但对于交换价值而言，斯密和李嘉图却只强调其量的可交换性，没有抓住质的同一性，即抽象人类劳动生产具有同一性的价值，导致其无法进一步区分劳动的二重性并引出剩余价值的范畴。对此，有论者指出：“从交换价值中抽象出价值来，作为一个独立的范畴是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的一个重要理论成果。”[7]同时，古典政经之抽象的不够完全也与斯密(1723~1790)和李嘉图(1772~1823)所处的资本主义早期不发达的现实有关。彼时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伟力尚未蓬勃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生产与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混合，资本对于现实的宰制也并未全面展开。现实的抽象还未深入，理论的抽象也相应地无法贯彻。而到了马克思所处的19世纪中后期，第一次工业革命业已完成，资本主义以价值生产为唯一目的的增值逻辑作为“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侵入和支配着社会生产的每一个环节。劳动本身不再像前资本主义那样在不同的领域存在着不可通约的特质。在资本与技术合谋的统治下、在机器生产的介入下日益合理化、均质化、同一化，“不仅在范畴上，而且在现实中都成了创造财富一般的手段。”[8]可以说在这时，以“抽象”为起点进行分析不光是理论的要求，更是现实的产物，是现实已然完成的抽象在理论上的显现。
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中，以什么作为研究的“最一般的抽象”“理论出发点”“起点范畴”的问题也就自然浮现了出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强调，要从物质生产出发来解释现实世界的生成过程；但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又以商品作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建构的出发点。这两种作为起点的“抽象”看似存在着冲突，但实际上恰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逻辑的鲜明体现。借助唯物史观，马克思对现实的分析深入到物质生产的维度。但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抽象地谈论普遍适用于一切社会历史的“生产一般”，马克思更加看重不同历史时期的特殊性，亦即不同生产方式下生产的具体特征。这也是“生产”被马克思把握为“现实的生产”之“现实”所在。在马克思那里，“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为有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8]而恰恰是这种差别、具体、特殊，构成了历史的真正发展。对资本主义社会而言，它展开整个物质生产活动的特殊性就在于其生产以价值作为唯一目的和最终归宿，一旦价值的生产中断，使用价值亦即物质财富的生产便会立即停止。资本主义生产的这种价值和使用价值结合、价值的生产主导使用价值生产的特殊性，以“商品”这个最简单又极度复杂的抽象范畴的形式展现出来。从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出发，马克思推导出其逻辑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劳动之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二重性，现实根源则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共同体的解体导致的个体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分离。随着商品的形态变化，其内部蕴含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则进一步外化为商品和货币的矛盾。而在劳动力成为商品和货币转化为资本后，剩余价值的范畴也呼之欲出。《资本论》第一卷讲资本的生产过程，以资本的积聚和集中为其逻辑重点，但生产出来的商品能否完成其惊险的一跃本卷则未过多涉及。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对资本的流通过程做了进一步考察，并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针对资本生产的总过程、对竞争条件下的许多资本进行了具体的讨论。马克思就这样从最抽象的范畴出发搭建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体系，一步步达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逻辑再现。其中一以贯之的，还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
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出版后，先是遭受冷遇，后又招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蜂拥而上的批评。这种批评集中在劳动价值理论，试图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大厦。作为这种批评的集大成，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庞巴维克(Eugenvon Böhm-Bawerk)在他于1896年出版的《卡尔·马克思及其体系的终结》中指认，马克思的经济体系存在着《资本论》第一卷的劳动价值理论与第三卷的利润率和生产价格理论间的内部矛盾，致使其不但无法解决令李嘉图体系破产的“第二个矛盾”——即等量资本生产等量利润的现实与劳动价值理论的矛盾，也会面临自身的破产[9]。这一理解不仅严重误解和歪曲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甚至引发了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对所谓“转形问题”的争论[10]。实际上，恩格斯早在《资本论》第二卷于1885年出版时就在序言中预告、并在1894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三卷序言中对这种论调进行过正式的驳斥[11] [12]。而此类批评的得出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批评者不理解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马克思的《资本论》三卷并不是各自独立、乃至相互矛盾的经验存在，而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重建过程。其中，第一卷在抽象层面分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商品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第二卷加入资本循环、周转等规定，第三卷则进一步揭示在产业内部和产业之间的双重竞争中，价值已经实现向生产价格的转化，剩余价值也因此在不同资本家之间再分配从而形成了平均利润。而庞巴维克等人将本质抽象层面的“价值”与现象具体层面的“生产价格”视为理论的矛盾，表示他无法接受对社会现实的结构化分析，而只是将分析对象的两种不同层次混为一谈。
4. 从资本逻辑的“抽象”上升到世界历史的“具体”
经过二十余年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历经革命的中断、生活的困顿和病痛的折磨等诸多坎坷，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最终于1867年在汉堡出版。但是，从1867《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到1883年马克思去世这16年，他始终没有完成自己《资本论》三卷四册的写作构想，更不用说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的五卷或六册计划了。个中原因，不是一句疾病缠身或精力不足就能解释的[13]。要知道，截至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前，马克思就已于1857~1858年、1861~1863年、1863~1867年写下了大量手稿，《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也于1867~1882年进行了大量的资料收集和整理，恩格斯后来于1885年和1894年整理出版的《资本论》第二三卷、考茨基于1910年整理出版的《资本论》第四卷都是根据马克思这一时期的手稿编订的。如恩格斯所言：“我只是把这些手稿尽可能逐字地抄录下来。”[11]如果联系到后来不断爆发的“马克思反对恩格斯”“恩格斯篡改马克思”的争论给恩格斯带来名誉上的损失、给社会主义运动带来分裂的风险，我们不免要问：马克思为什么不自己完成、为什么没有完成《资本论》的创作？
实际上，晚期的马克思虽然没有实现《资本论》三卷的出版，但仍笔耕不辍，写下了许多著作。除了上述围绕《资本论》所作的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手稿和修订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俄文版和法文版外，马克思还于1871年针对巴黎公社写下了《法兰西内战》，于1875年针对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的合并宣言写下了《哥达纲领批判》，分别于1877年和1881年就俄国问题给祖国纪事编辑部和查苏里奇写了回信，于1879~1882年写下了一系列无论是命名为“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还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14]的诸多摘录和笔记。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和前二十年针对政治经济学的潜心研究不同，这一时期的马克思除了深入参与工人运动的组织工作，其研究重心也发生了一定的转向，具体表现为他在历时性的维度上对资本主义诞生以前的历史和在共时性的维度上对东方社会的关注。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为什么没有完成《资本论》的创作？”的问题则可以被置换为“晚期马克思的研究重心为什么发生了这样的转向？”。
对于这个问题，存在着两个可能的回答，分别对应着两种理解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的逻辑。其一，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逻辑下，19世纪70年代的资本主义本身发生了一定的转向，而马克思承接黑格尔的观点认为“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15]，因此需要在理论上对已然发生变化了的资本主义进行回应。照此逻辑，可以解释马克思为何写作数学笔记——因为他要研究金融资本和利润率下降的规律，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他为何要研究东方社会问题——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西欧拓展到东欧，马克思需要在空间视野下研究资本的限度问题，但却无法解释马克思为何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研究资本主义以前的古代史和人类史。其二，就是本文一以贯之地理解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的逻辑：“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照此逻辑，晚期马克思研究视野的开拓恰是先前研究的必然展开，他理论绝不是什么经济决定论或将一切都诉诸“资本”的狭隘学说，而是在认识到不能直观把握现实的基础上，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达到对现实、进而是现存状态之未来可能的理解。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将资本主义秩序视作永恒存在的观点不同，马克思认识到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能局限于对“资本逻辑”的描述，而要在不断更迭的时间序列中把握其历史性、暂时性，进而开辟变革的可能性的道路。为此，马克思需要超出仍显抽象的“资本逻辑”——尤其是以英国为代表的早发工业资本主义——进入到世界历史的领域当中，一方面向上追溯以论证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另一方面向东扩展以探索资本主义的扩张性。
实际上，这一时期马克思研究视野的诸多调整，都内蕴于他的研究计划当中：
显然，应当这样来分篇：(1) 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不过是在上面所阐述的意义上。(2) 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它们的相互关系。城市和乡村。三大社会阶级。它们之间的交换。流通。信用事业(私人的)。(3) 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国外移民。(4) 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5) 世界市场和危机[8]。
整个计划从“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开始而不断具体化，并不断切近对现实世界的把握。而在按照原计划写作“资本一般”部分的过程中，马克思意识到作为抽象范畴的“资本一般”无法解释资本主义竞争当中实际存在的“许多资本”，因而对计划进行了调整，决定将这一部分“以《资本论》为标题单独出版”[16]。如果说《资本论》三卷尚且是马克思在单一国家的经济生活内部所作的思想实验，那么他研究计划的最后三部分“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便在一方面，跳出了单一国家的视野，试图研究资本逻辑在空间上的扩展及其影响；另一方面，将国家对经济生活、对市民社会的扶持与规制纳入考察当中。而这两点都是超出资本逻辑却又真实发生的。在1877年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回信中，马克思明确反对将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理解为“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并指出这样做在给他带来过多荣誉的同时也会令他蒙受“过多的侮辱”[17]。这种线性历史观以抽象的逻辑取代对现实联系的深入挖掘，掩盖了真实历史的开放性。实际上，历史绝不会按某种内在目的以单线条的方式在时间轴上依次展开，而是在由复杂历史主体参与的实践当中围绕着“经济发展的中轴线”进行变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也绝对不是这种僵硬的历史哲学。
歌德在《浮士德》中曾借梅菲斯特之口发出教诲：“尊贵的朋友，所有理论都是灰色的，生活的金树常青。”[18]这句话也常被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发展者列宁所引用以反对教条主义式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而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考察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历程，也内在地要求我们将马克思本人所做之“灰色的理论”再度上升为具体，以切近当代中国、当今世界这颗“生活的金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