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古往今来，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当中，群际冲突(Inter-group Conflict)一直是一个未能解决的课题。群际冲突指的是群体之间发生的纠纷。比如：国家间的战争，派阀间的斗争，民族间的纠纷等等。在社会心理学的范畴内，引发群际冲突的要素一直以来都是研究者们关心的课题。近年来群际情绪理论(Intergroup Emotions Theory)开始被用来解释群际关系。群际情绪指的是在特定的社会中，大量的人共享的一种情绪 (Stephan, W. G. & Stephan, C. W., 2000) 。这些情绪往往容易导致人们的某种行为或者行为倾向，比如愤怒会引发攻击 (Nawata & Yamaguchi, 2012) ，轻蔑会导致疏离 (Mackie, Devos, & Smith, 2000) 等等。所以在探讨群际纷争的时候，群际情绪(Collective Emotions)成为了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其中，愤怒和恐惧作为引发和维持长时间的群际冲突的重要因素一直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愤怒往往与攻击性的行为倾向有关联 (Neuberg & Cottrell, 2002; Mackie et al., 2000) ，它是导致群际间暴力冲突的重要因素 (Nawata & Yamaguchi, 2012) 。比如：在 Skitka, Bauman, Aramovich和 Morgan (2006) 的研究中就发现，在9/11事件之后，当美国人感到愤怒的时候，他么更倾向于扩大对阿富汗的战争政策的支持。而恐惧可能会过高的评估风险和作出不利于外群体的悲观的预测 (Lerner & Keltner, 2001) ，所以恐惧常常与回避性的行为相关联 (Frijda, Kuipers, & TerSchure, 1989; Nawata & Yamaguchi, 2012; Dumont, Yzerbyt, Wigboldus, & Gordijin, 2003) 。在其他的研究中也发现，当人们感到恐惧的时候，他们会表现出一种抵制的态度 (Nawata & Yamaguchi, 2012; Dumont et al., 2003) 。由于愤怒与恐惧会对群际关系带来负面的效果。因此，在本研究当中我们将围绕着愤怒与恐惧，对引发愤怒与恐惧的具体的心理过程进行探讨。
1.1. 愤怒与恐惧与国家归属感的关联
根据社会归属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 Tajfel & Turner, 1986 )，群体成员总是习惯于对自己所属的群体有比较正面的评价。在社会心理学的领域里，国家归属感又分为了爱国心与国家主义。爱国心指的是仅仅是对于自己所属的国家的正面的评价的归属感；而国家主义则指的不仅仅对于所属的国家的积极的评价，同时又对外群体带着排斥和损毁的归属感 (Mummendey & Klink, 2001) 。即爱国心仅仅表现为对所属群体的爱。而国家主义不仅仅是对于内群体的的归属意识，同时是一种在与其他群体相比较的基础之上，觉得自己所属的群体更加的优越，支配性更强的归属意识 (Nawata & Yamaguchi, 2012) 。因此，国家主义常常与对别的国家的否定的态度相关联 (Kosterman & Feshbach, 1989; Sapountzis, 2008) ，而爱国心则没有。
当个体对某个群体有归属感的时候，容易产生对内群体和外群体的情绪体验 (Mackie et al., 2000) 。即当群体成员把自己归类为一个特定的群体的时候，他们就会比较容易因为内群体所发生的事情而引发群体层面的情绪 (Moons, Leonard, Mackie, & Smith , 2009) 。例如：在 Nawata和Yamaguchi (2012) 的研究当中就发现，在中日关系的背景之下，当内群体成员的国家主义倾向越高的时候，越容易引发愤怒和恐惧。在 Mackie et al. (2000) 的研究当中也发现归属感是引发愤怒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这个假说已经在许多研究当中得到了验证。但是归属感引发了群体成员情绪的具体的心理过程，在目前的研究当中还相对较少。为了了解这个心理过程，我们将提出对内危害意图的认知这个新的概念，从而来解析国家主义与群际情绪的关系。
1.2. 对内危害意图的认知的中介作用
Allport (1954) 的研究表明，对相关外群体对于内群体的态度的认知将会影响内群体对外群体的态度。当内群体成员认为外群体对内群体有消极的评价和偏见时，将会引发内群体成员对外群体的消极的态度和行为倾向。也就是说内群体对于其他群体如何评价或者看待内群体的认知将会影响内群体对于外群体的态度 (Livingston, 2002) 。因此，相关外群体会对内群体带来危害的这种消极的认知常常导致更为严重的群体冲突，比如大屠杀，人权斗争等等 (Christie, 2012) 。所以我们认为，内群体成员把外群体视为会给内群体带来危害的这种消极的认知是造成群际冲突的主要因素之一。不管这种危害意图是否存在，内群体认为外群体有危害内群体的意图的主观性认知信念，我们称之为对内危害意图的认知。
首先，我们认为危害意图会引发内群体成员的愤怒。 Mackie et al. (2000) 的研究已经表明，当群体成员意识到外群体会危害到内群体的时候，往往容易引发愤怒的情绪。在 Neuberg和Cottrell (2002) 的研究中就曾经提出，当群体成员认为所属群体的安全遭到威胁的时候，就很可能就会对相关外群体产生愤怒的情绪。同理，当内群体成员认为外群体对内群体带有恶意和敌意的时候，会直接导致内群体成员对于相关外群体的愤怒。
其次，我们认为对内危害意图的认知与恐惧相关联。当内群体成员认为外群体将有危害内群体的意图的时候，可能会因为担忧内群体的利益遭到损害而引发对外群体的恐惧感。 Cottrell和Neuberg (2005) 的研究表明当内群体的成员认为他们的安全处在一种危险的状态之下，往往会诱发群体成员对外群体的恐惧。所以，当他们主观性的认为外群体对内群体带有恶意的时候，这种认知很可能使他们认为自己处在一种不安全的环境当中，从而产生了对相关的外群体的恐惧感。
最后，由于国家主义者很注重群体间对比之下产生的优越感和对于其他群体的支配性，所以他们对于群体间的关系会比较敏感。为了维护这种优越感和内群体支配性的地位，他们可能会比较容易的把那些曾经与内群体发生过冲突的，或者是现在仍然存在着争端的外群体视为一种威胁的存在，认为他们有加害内群体的意图。在 Morrison和Ybarra (2008) 的研究当中就发现，在群体关系当中有着强烈的对于其他群体的支配欲望的社会支配倾向的人就会比较容易感到来自外群体的威胁。所以我们预测，国家主义是引发对内危害意图的重要的因素。而爱国心则仅仅是对于自己所属的群体的积极的正面的评价，所以爱国心不会与危害意图相关联。
随着经济全球化，各个国家间的联系越发的紧密。特别是在东亚，作为GDP第二位的中国和GDP第三位的日本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从过去到现在，日本和中国无论是经济政治领域还是文化领域，两个国家间都有紧密的联系。现在，中国已经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 (Nishimura & Hirayama, 2013) ，而日本也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之一 (Dean, Lovely, & Mora, 2009) 。总之，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于日本而言，彼此都是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但是，由于两国曾经有过的冲突的历史，以及历史遗留下来的还未解决的问题，常常使得两个关系进入白热化的状态。根据中国日报以及日本言论NPO的调查显示，64.5%左右的中国人以及84%左右的日本人对彼此都持有消极的印象 (Koh, 2012) 。这是战后两国关系达到了最冰点。因此，我们将以中日关系为背景，对我们所提出的假说进行验证。同时希望能从心理学的角度，为两国关系的改善提供建设性的建议。在以上的理论基础和现实背景之上我们提出了以下假说：
假说1：国家主义以对内危害意图的认知为中介变量对愤怒产生影响。
假说2：国家主义以对内危害意图的认知为中介变量对恐惧产生影响。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信息
为了检验所提出的假说，我们以中国国内大学生201名(男性63名，女性134名，性别不明2名)和日本国内大学生256名(男性113名，女性142名，性别不明1名)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期间为2013年6月，利用上课时间举行。中国被试的平均年龄19.79岁(SD = 1.26)，日本被试的平均年龄为19.19岁(SD = 1.41)。
出于伦理性的考虑，我们在发布问卷之前，会告知答卷者可任意回答，如果途中感到不适，也可中途停止。并且声明此问卷没有恶化两国间的关系的意图，而是为了了解群体间冲突产生的原因以及人类的心理结构而举行的调查。
2.2. 研究问卷
本问卷包含了两种问卷类型。一种是日语版的，一种是中文版的。由于量表本身为日语，因此我们进行了严格的翻译–回译过程。
愤怒参考了 Nawata和Yamaguchi (2012) 的量表。提问方式为“您对于日本，有何感觉？”采用了“生气”，“恼火”，“焦躁”这3个项目(中国人：α = .70；日本人：α = .89)。量表采用五分记分法，依照完全不这么觉得，不太这么觉得，说不清楚，有点这么觉得，完全是这么觉得的，分别给予1、2、3、4、5分。
恐惧参考了 Nawata和Yamaguchi (2012) 的量表。“您对于日本，有何感觉？”采用了“害怕”，“恐惧”，“毛骨悚然”，这3个项目(中国人：α = .79；日本人：α = .86)。量表采用五分记分法，依照完全不这么觉得，不太这么觉得，说不清楚，有点这么觉得，完全是这么觉得的，分别给予1、2、3、4、5分。
国家主义使用 唐沢(1994) 的国家主义的量表，全部6个项目。比如：“与其他国家相比，想把自己的国家视为更优越”，“在联合国的国家会议上，中国应该拥有更大的发言权”，“中华民族是世界最优秀的民族之一”等(中国人：α = .77；日本人：α = .68)。量表采用五分记分法，依照反对，大致反对，说不清楚，大致赞成，赞成，分别给予1、2、3、4、5分。
爱国心使用 唐沢(1994) 的国家主义的量表，全部7个项目。比如：“想一辈子在中国生活”，“如果可以再生的话，仍然希望能当中国人”，“我喜欢中国”等(中国人：α = .78；日本人：α = .77)。量表采用五分记分法，依照反对，大致反对，说不清楚，大致赞成，赞成，分别给予1、2、3、4、5分。
对内危害意图的认知对内危害意图的认知所使用的量表是我们围绕对内群体有危害意图这一宗旨，独自编制的量表。全部两个项目：“日本人总是故意做让中国人为难的事情”，“日本人的行为对中国带有恶意”(中国人：α = .87；日本人：α = .87)。量表采用五分记分法，依照完全不这么认为，不太这么认为，说不清楚，有点这么认为，完全是这么认为的，分别给予1、2、3、4、5分。
3. 研究结论
3.1. 描述性分析
表1叙述了本研究中使用的变量的均值和标准偏差。
3.2. 相关性检验
在表2中叙述了以中国人和日本人为调查对象的各个变量间的相关值。
3.3. 假说模型的验证
如图1与图2所显示的，对内危害的意图的认知有效的引发了愤怒的情绪(中国人：β = .41，p < .001；日本人：β = .60，p < .001)，无论在中国人的样本和还是日本人的样本当中都显示了对内危害意图的认知对愤怒的预测达到了显著水平。假说1成立。虽然我们在日本人的样本中，对内危害意图的认知有效的预测了恐惧(见图3) (β = .33，p < .001)，但中国人的样本中只看到了对内危害意图的认知对恐惧有影响倾向(见图4) (β = .17，p < .10)。在国家主义与愤怒的关系当中，对内危害意图的认知的中介效果显著(中国人：β = .20，p < .05；日本人：β = .36，p < .001)。所以假说1成立，假说2部分成立。
3.4. Sobel检验
为了看中介变量的效应，我们采用了Sobel检验。从表3中，我们可以看到各个中介变量的中介效果。在中国人的样本当中，我们看到了对内危害意图的认知对国家主义和愤怒有显著的中介效果，但对国家主义和恐惧的中介效果不显著。在日本人的样本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危害意图对国家主义和愤怒以及恐惧都有显著的中介效果。
4. 总结
本研究的最主要目的是为了测试对内危害意图的认知在国家主义与愤怒以及恐惧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以中日关系为背景，围绕着对内危害意图的认知，解析国家主义所引发的消极的情绪的具体的心理过程。本研究有两个理论贡献。第一，对内危害意图的认知作为一个重要的中介变量，解释了国家主义与情绪反应间的关系。在以前的研究当中，群体归属感是引起愤怒和恐惧重要因素，但从归属感到情绪反应的心理过程，却极少有研究涉及到。本研究以对内危害意图的认知作为它们之间的中介变量解析了这一心理过程。第二，本研究同时以中国人和日本人作为调查对象，在这当中我们发现，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对内危害意图的认知所引发的情绪反应也会存在差异，这一结果促进我们或许可以从多文化背景的角度对群际冲突进行理解。
本研究帮助我们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进一步加强了对于群际关系的理解。对内危害意图的认知对于群体间消极的关系而言，是一个强有力的说明性要因之一，它帮助我们理解了为何国家主义会使群体成员对外群体产生消极的情绪与态度。因此，我们提议加强中日间的交流，通过交流，了解彼此间的优点和不同的命运。通过深入的接触的方式来削弱类似于危害意图的消极的认知，改善彼此间的态度。
4.1. 研究发现
首先，第一个重要的发现就是，无论是中国人样本还是日本人样本，国家主义通过对内危害意图的认知成功的预测了愤怒。当群体成员越觉得相关外群体对内群体充满恶意，并且有可能会给他们带来伤害的时候，就会诱发内群体的怒气。因此，我们认为对国家注意是导致消极的群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Table 1. Means and standard deviations of measured variables for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samples
表1. 中国人和日本人各变量的均值和标准偏差结果
Note：括号内为标准偏差。
Table 2. Intercorrelations between measured variables for Chinese and Japanese samples
表2. 中国人和日本人各个变量的相关分析的结果
Note：右上角为以中国人为调查对象的相关系数，左下角为以日本人为调查对象的相关系数。Note: **p < .01; *p < .05
Table 3. Sobel tests for mediated relationships
表3. Sobel测试的结果
Note: ***p < .001; *p < .05.
Note: ***p < .001; *p < .05
Figure 1. The model of perceived intention to harm in-group as a mediator between the relationship of nationalism and angry for Chinese samples
图1. 在中国人样本中对内危害意图的认知在国家主义与愤怒的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模型
Note: ***p < .001; *p < .05
Figure 2. The model of perceived intention to harm in-group as a mediator between the relationship of nationalism and angry for Chinese samples
图2. 在日本人样本中对内危害意图的认知在国家主义与愤怒的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模型
Note: ***p < .001; *p < .05
Figure 3. The model of perceived intention to harm in-group as a mediator between the relationship of nationalism and fear for Japanese samples
图3. 在日本人样本中对内危害意图的认知在国家主义与恐惧的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模型
Note: ***p < .001; *p < .05; †p < .10
Figure 4. The model of perceived intention to harm in-group as a mediator between the relationship of nationalism and fear for Chinese samples
图4. 在中国人样本中对内危害意图的认知在国家主义与恐惧的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模型
其次，虽然我们预测对内危害意图的认知会引发恐惧。但这个假设只在日本人的样本当中得到了证实，而在中国人的样本当中则只看到了倾向。但并不能由此说明中国人对日本人不存在恐惧感。因为根据各个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的结果(见表1)，中国人的恐惧感平均数值达到3.62，所以很可能是由于天井效应而导致了对内危害意图的认知与恐惧之间无明显的关联。即有可能是由于中国人在回答问卷时，对于恐惧，他们所给予的答案可能都太过于集中，所以，导致了对内危害意图的认知与恐惧感的关联性较为微弱。因此，对于日本人而言，对内危害意图的认知可能是引发他们对外群体的恐惧的要因，相反的，而对于中国人而言，对内危害意图的认知可能不是导致他们的产生恐惧感的主要因素。
第三，无论是中国人的样本还是日本人的样本都显示出了国家主义与对内危害意图的认知的关联。 Tajfel和Turner (1979) 曾经指出，群际的相互比较很可能会引发群际冲突。国家主义是一种以群际比较为基础，带着强烈的优越感的归属感，它有着支配其他群体的强烈的欲望。在 Mummendey和Klink (2001) 的研究当中就表明，国家主义与对外群体的拒否的态度相关联。同时，在 Ljujic，Vedder，Dekker和Geel (2012) 的研究中也表明了国家主义容易引发外群体对内群体的利益存在威胁这种消极认知。这可能是由于国家主义对于自己的国家存在着自豪感的同时，有着强烈的支配着外群体的欲望 (Verkaaik, 2010) 。因此，国家主义对于群体间发生的细微的小事比较敏感，较容易把与其发生摩擦的外群体看成是带有恶意的敌对对象，从而引发了对内危害意图的认知，并且以对内危害意图的认知为中介诱发了对外群体的愤怒与恐惧。因此，如何消减国家主义，将成为解决群际冲突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4.2. 研究不足及展望
本研究有三个限制。首先，虽然本研究认为对国家主义与内危害意图是引发愤怒与恐惧的因素。因为存在着人们由于愤怒和恐惧而觉得外群体有危害内群体的意图的可能性，因此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需要在实际的实验操作中获得进一步的证实。第二，不同的国家背景，对内危害意图的认知的产生可能源于不同的现实事件。比如，中国人可能是对于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的认知，而导致中国人觉得日本有危害中国的意图。而日本人则可能是因为对于现代两个国家之间的冲突事件的认知，而导致了他们认为中国对日本带有恶意。同时，情绪的产生往往是由于对于具体的事件的评价，但本研究有关于对内危害意图的认知的测定量表并未具体到某件事例上，因此，未来应该进一步的明确对内危害意图的认知的原由，对对内危害意图的认知的量表进行进一步的改良。第三，本研究是以中日两国的大学生为背景做了调查，并且通过比较发现相同的模型，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会出现结果的差异。如果要明确我们的结论，需要进一步的扩大研究范围，比如以其他国家和民族作为调查对象。同时如果要确认我们的模型符合普遍人类的心理而非仅仅适用于中日之间，也需要我们进一步的以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的人作为研究的对象。而这些都有待于将来做更深层次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