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经历了缓慢发展、加速发展和快速发展的不同阶段，如今城镇化发展体现诸多城市化发展的好势头，如城镇化发展快速稳步上升、城镇化与工业化齐头并进、城镇体系日益完善，布局日趋合理，但是同时城镇化存在了诸多的问题，比如片面注重城市规模扩张，导致公共服务不足，常常一场普通的暴雨就导致不少城市的功能完全丧失并带来生命财产的大量损失；城市区域发展不协调，城市集聚功能缺乏效率不足；城市规模和层级发展不协调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将影响和制约着中国进一步城镇化发展的路径与效率。
城镇化问题是一个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系统性问题，用科学的态度应对当下的城镇化发展的挑战是当务之急，为此，本文对以往的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历史与政策变化进行了梳理，并针对城市规模问题、城市空间布局等具有系统性影响的重要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梳理，以对未来中国城镇化发展的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2. 城市发展的政策与道路之争
1978年以来，国家根据中国城市化研究成果逐步制定了相关的城市发展方针。1980年，国务院批转《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提要》，提出“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方针”。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正式提出“国家实行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针”。1990年代后期，《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对城市化提出了新的目标，即适当控制大城市人口增长过快的势头，发展大城市的卫星城市，积极适当发展中小城市与大力发展小城镇。在“十五”时期，又提出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城市化，避免单个城市无节制扩张所带来的各种“城市病”和分散城市化的规模不经济，最大限度获取经济集聚好处。“十一五”规划则提出“主体功能区”的主张，希望通过从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出发，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地进行空间成长管理，有效实现我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增长。
从国家政策三十多年来的变化，可以看出在城市发展问题上，政策并不具有连续性，而是随着经济和城市发展问题而逐渐变迁，这表明了城市发展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由此学术界围绕着中国城市发展方针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焦点主要针对大城市的“控制”、“严格”与否及小城市“发展”的力度。有学者支持严格控制大城市，认为必须“积极”或“重点”发展小城镇，至少是“合理”发展小城镇；也有学者对“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提出质疑。
与城市发展方针的讨论相呼应，关于城市化道路的争论在1980~1990年代也极为激烈，主要有小城市论、大城市论、中等城市论、多元发展论、城市体系论等。
具体来说，学者们主要有以下的一些观点：
① 小城镇道路之争。对于我国农村城市化的道路，长期以来学术界在大城市和小城镇上一直争论不休。尽管赵新平和周一星(2002) [1] 年的综述文章对此作了评定，但是2003年以来争论依旧在继续。王臻荣和姚志民(2005)认为小城镇是适合中国的国情的解决中国城市短缺的根本出路，强调了小城镇建设对于现阶段我国推进农村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反对“小城镇论”者认为将我国城市化的主要途径定为发展小城镇有许多困难难以克服。洪银兴(2003) [2] 却指出小城镇在聚集效益和规模效益不足以支撑起相应的市场和服务。陆升军(2003, 2005)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分割的制度的导致了“小城镇化”道路，造成了社会经济效益的严重损失。李子奈和侯红娅(2004)的实证分析表明，小城镇已经不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首选目标。Au和Henderson (2006a, 2006b)从聚集效应出发评估了我国城市规模的经济效应，发现当前由于户籍制度等制度性约束导致城市规模不够经济，效率损失较大，就目前而言仍有进一步发展规模的空间。
② 大城市道路之争。一些学者则认为，中国的农村城市化应走大中城市扩容为主的道路。如许可(2005)从美国城市化发展规律出发，认为都市区化已经成为美国区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主流组织模式，是推动美国经济繁荣和提高其核心竞争力的“发动机”，因此大都市区化是中国城市化模式的必然选择，中国以都市区的城市化组织模式取代传统的城镇体系组织模式是中国城市化发展的走向，指出我国的城市化模式必然是大都市区化。田雪原(2005)认为人口向城市的集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之一，以我国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应坚持发展大中城市。陈鹏飞(2004)、蔡继明和周炳林(2005)认为从资源角度看也应走发展大城市的城市化道路。丁胜等(2005)则坚持发挥大中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推进农村城市化进城。原新、唐晓平(2006)，朱道才和周加来(2006)等坚持大都市圈道路。李宝梁(2005)则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指出我国需要一批国际化的大城市来带动和促进周边地区的发展。杨波、朱道才和景治中(2006)则从考察世界各国城市化阶段的特征出发指出我国应该选择集中型城市化和大城市的道路。
③ 中间道路的调和。一些专家在试图调和大城市和小城镇道路的对立，提出了中间道路。梁世夫、钟兴永(2003)认为我国应当选择大城市和小城镇并举的城市化战略。王娟(2007)等强调郊区城市化来带动农村城市化的道路。丁国平、邵珂轶、蒋珏(2006)认为应对城市化的经济成本、城市经济规模净收益、耕地资源稀缺性等因素的进行分析，提出采取发挥大城市优势、有重点地发展中等城市、控制小城市的道路。
④ 多元道路论。也有一些学者跳出了单纯的大中小城市的争论，提出了新型多元化的农村城市化道路。如安虎森和朱妍(2007) [3] 依据空间经济学的城市化理论，根据市场潜能函数，考察了我国的城市化模式问题，认为我国区际发展水平差距很大，城市化模式的选择应充分考虑到经济发展水平，实行差别化的城市化道路。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应选择以小城镇建设为中心的城市化模式，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应选择以大城市和城市群为主导的城市化模式。阎军(2005)、陈庆利(2005)等也认为农村城市化发展道路应采取“多元化、非均衡、逐渐递推、综合发展”战略，走大中小、多产业类型共存的多元的新型道路。高寿仙(2005) [4] 指出当前的经济发展现状，使得二元经济结构特征还未消除，使得当前的国情决定了我国目前只能采取多元的城市化战略，形成大中小并举数量与质量并重的城镇体系。
这些在城市化发展道理的争论，表现了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城市化焦点问题的动态转移以及体现了中国学者对于现代城市化发展的认识过程，同样也表现出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与系统重要性的价值，是一个值得投入研究的领域。为了厘清这些讨论问题，一些学者从实证角度进行说明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关系以为可持续的城市化道路提供实证依据，如史晋川和钱陈(2005) [5] 探讨了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吴福象和刘志彪(2008) [6] 进一步研究了城市化群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3. 城市最优规模的研究综述
在城市规模问题上的研究，国外学者主要进行了大量研究，主要的研究成果有Black，和Henderson (1999) [7] 提出的城市发展理论以及Becker和Henderson (2000) [8] 以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为原则，通过静态均衡分析方法说明到达城市最优规模均衡状态的方式，Becker和Henderson (2000)与Lucas (1988)一样认为信息和知识的外部性增加了要素集聚的规模，故城市发展速度决定于人力资本积累速度。Tabuchi等(2005) [9] 则借助两地区模型，构建了一个包含住房和通勤成本的空间模型，分析了厂商和人口在多个城市之间的分布规律，发现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在运输成本降低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规模变化形态。自由竞争原则是研究者的默认前提条件，Bertinelli和Black (2004) [10] 从自由竞争视角研究了城市演化过程，只在近期，研究者才开始重视政府与制度在城镇化过程中的作用机制，如Itoh (2009)研究了在公共投资和税收等政策影响下的城镇化过程，用一个反映集聚收益和拥挤成本的城市生产函数，分析了城乡二元结构条件下实现社会福利长期最优所要求的城市化控制政策，强调了制度对农村和城市间劳动力迁移影响城镇化的进程。目前国外研究者日益关注于城市演化过程问题的研究，数值模拟方法和实证分析方法相结合的方式已是研究者的主要研究手段。
也有一些学者采用实证方法对中国城市规模问题进行的研究，如Au和Henderson (2006a, 2006b)从聚集效应出发评估了我国城市规模的经济效应，发现当前由于户籍制度等制度性约束导致城市规模不够经济，效率损失较大，就目前而言仍有进一步发展城市规模的空间。Deng等(2008) [11] 通过对高清晰卫星数据和社会经济数据的分析，发现在1980年代至2000年的中国城镇化过程中，收入增长是最重要的推动力。国内对城市规模的研究比较集中于实证领域，王小鲁和夏小林(1999)使用规模收益递增的C-D生产函数表示城市经济集聚的收益，用政府和居民所负担的外部成本来表示城市规模增加时的总外部成本，前者主要是非盈利性公共基础设施、管理成本、城市社区和公共事务管理成本，以及环境治理成本等；居民的外部成本主要是人口集中导致的生活费用的增加，以及环境恶化而导致的生活质量的下降。他们使用了1989年、1991~1994年以及1996年的中国666个城市的数据，通过成本和收益的分析，得出结论：我国的城市最佳城市规模区间为50~200万人。陈伟民和蒋华园(2000)的实证研究表明，城市人口100万人一400万人的城市规模的净收益最大。王冬梅等(2002)的研究表明，特大城市具有最优的城市经济效益，小城市次之，其他几种类型的城市经济效益较低。王小鲁(2002)利用城市规模收益函数和城市外部成本函数分析城市规模的净效益，其分析假设城市收益函数是递减的，而城市成本函数的递增的，二者的差异就是规模净效益。
马树才和宋丽敏(2003)运用熵-DEA分析法研究我国城市规模效率，发现我国城市规模分布首位度不高，也就是说首位城市地位不突出，中小城市在城市群体系中占优势地位，仍属于次位型分布。说明现阶段我国城市体系规模结构中，城市发展规模，特别是一些超大和较大型城市远还没有达到过度聚集的程度。金相郁(2004)使用经济聚集法和最小成本法分别估算了北京、上海、天津这三个直辖市的最佳城市规模。金相郁(2006)利用卡里诺模型和一年期间的时间序列数据和横截面数据分析全国222个城市的城市聚集经济以及城市规模效率，并分析东中西部地区不同城市规模的城市化经济程度差异。他发现，目前中国城市规模效率不一样，尤其是传统工业大城市的城市化经济并不明显，而新兴工业城市的城市化经济较明显。文章还发现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城市规模效率并不明显，而大中小城市的城市规模效率较明显并且，东部地区小城市的城市规模效率较高，中部地区大城市的城市规模效率较高，西部地区特大城市的城市规模效率较高。李秀敏等(2007)以我国211个主要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收集了1989~2003年及2000~2005年各城市的连续时间序列数据，使用面板分析方法分别估算了各城市的相对规模收益和相对外部成本，然后通过收益与成本的对比分析，判断城市发展所处的阶段，找出城市以集聚为主向以扩散为主转换的城市规模。其研究发现，目前除上海市处于扩散阶段外，我国其他城市都处于以集聚为主的发展阶段，且在这些城市中，绝大部分城市的规模收益的增长速度要快于其外部成本。肖文和王平(2011)则通过对中国研究城市最优规模决定问题的研究发现福利水平与城市规模之间表现出倒Ｕ形关系；最优城市规模随外部规模经济的增加或拥挤效应的减小而不断扩大；人口数量持续增长时，土地租金和总地租收入都以递增的速率增长，单中心空间结构不再稳定，但最终会出现何种形式的空间结构则取决于外部规模经济与拥挤效应的大小。
城市最优规模的研究一直没有达成共识，很大部分原因是，历史数据的不完善以及城市最优规模与技术发展有密切联系，而城市化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一阶段技术的发展会影响到城市规模的最优效率状态，因此很难用静态的观点来达成共识，这需要我们以动态变化的视角来看待城市最优规模发展问题。
4. 城市空间分布的研究综述
在关于城市规模分布规律的研究上，最早的研究是Henderson (1974) [12] 提出的，假定产业完全竞争，城市收益递增来自于马歇尔外部性，内生化了城市数量，并得到唯一的均衡；随后Hobson (1987)开始把D-S模型应用到城市研究中，阐述了城市产业多样化现象。随后Fujita等(1999) [13] 研究了人口持续增长背景下城市层级系统的形成过程和稳定性；Duranton (2005)借鉴Grossman和Helpman (1991) [14] 的质量阶梯模型，采用法国和美国数据从城市演化的三个层面即产业集聚带来的城市发展、城市等级变化以及城市分布等进行了研究，说明创新活动冲击下的产业集聚如何影响城市盛衰和等级变化，解释了法国和美国的城市规模分布特征。Anas和Xiong (2003)认为，城市的专业化和多样化一方面是交易成本相互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城市区位城本相互作用的结果。另外，实证方面Rosen和Resnick (1980)，Clark和Stabler (1991)等利用跨国数据研究了城市分布规律，发现城市大小一般都遵循帕累托分布，Eeckhout (2004) [15] 检验了Gibrat分布规律，Giesen等(2010)则发现双帕累托对数分布更符合现实的城市分布特征。
在中国的城市空间分布与演化上的研究上，国内学者们如官卫华和姚士谋(2003)讨论了城市群的发展阶段，他们分为城市区域阶段、城市群阶段、城市群组阶段、大都市带阶段四个阶段。张京祥(2000)则认为城市群空间的形成和扩展经历了多中心孤立城镇膨胀阶段、城市空间定向蔓生阶段、城市间的向心与离心扩展阶段和城市连绵区内的复合式扩展阶段四个阶段。张亚斌等(2006)运用Fujita-Ogawa-Imai模型分析了线形经济体的城市群的形成过程：制造业企业首先在中心地区集聚，随后在次级地区发生集聚，最后在边缘地区集聚。由于各地区均衡产业集聚水平不同，最先发生产业集聚的中心地区经过历史累积作用最终演变为中心城市，次级地区演变为卫星城市，而边缘地区则演变为乡镇。这样，由中心城市、卫星城市以及乡镇共同组成的城市群得以形成。张应武(2009)则利用2002~2006年我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估计了我国城市的最优规模和城市规模分布函数，最后得出：第一，从城市经济增长的角度，目前我国城市发展的最优规模为500万人左右，而且具有地区差异性，最优规模效应主要表现在东部地区；第二，我国城市规模基本符合帕累托分布，但与位序–规模法则的理想状态相比，还存在高位城市缺失的问题，表现为大城市数量不够、规模不大。
城市空间分布问题的研究本质上是城市结构问题的研究，在现有的研究中城市结构问题与产业结构匹配关系关注不足，这样使得城市结构分布变化的逻辑机理探讨不足，未来研究应该需要重点关注产业结构变迁如何影响城市空间分布的机理。
5. 对研究的评述
从中国城镇化发展的政策与历史来看，中国城镇化问题是一个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一直以来都没有在这一问题上完成达成共识，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中国城镇化问题是一个系统性的复杂问题，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技术条件都在不断的发生变化，使得这一问题呈现出动态复杂性，导致研究的结论也存在较大的差异，专家的观点也存在较大的差异。现有的研究实证研究多于理论研究，而且在理论研究中对于信息化技术和大数据技术带来的影响考虑不足，对于现实的指导意义相对有限，这是未来研究需要重视的地方。
对于中国城镇化发展的未来，需要注意到技术发展带来的影响，当下的各大城市纷纷提出智慧城市发展规划，总体上体现了发展的趋势，除了要关注技术变化的动态特征带来的影响，还需要注意到中国特色的工业化过程、服务经济崛起、互联网经济冲击下，导致的经济结构特征对中国城镇化路径与特点的影响，这也是当下中国城镇化研究的重点与突破口。
基金项目
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面提升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水平和质量研究”(12&ZD074)；上海外国语大学校规划项目“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我国中西部地区产业集聚与可持续城市化道路选择的研究”(2012114045)的阶段性成果，得到上海外国语大学青年英才海外研修计划资助，上海外国语大学第二届“青年教师教学科研团队培育计划”项目经费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