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当今，对于20世纪全球史学造就巨大影响的年鉴学派虽非“大势已去、日薄西山”[1] ，不过也的确不见昔日风光，而在两位年鉴学派的创始者中，较之耳熟能详的具有犹太血统并最终“死于德国法西斯的屠刀之下”[2] 的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的著述翻译到国人面前，已经是新世纪以后的事情了1，而前者的著作很早以前业已为学界所知2。迄今为止(至少在我们目前所掌握的资料)，费弗尔所著的上述两本著作流传于大陆和台湾3，而且，那也仅仅是为专业人士及少部分爱好者所关注。
那么，我们对于业已出版的《大地与人类演进：地理学视野下的史学引论》中文本的反响[3] ，我们将抱有怎样的期待呢？
2. 《大地与人类演进：地理学视野下的史学引论》： 对于“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全面清洗
地理环境决定论指的是人类所居住的地理环境状况及其气候状况决定了人类生活的状态，进而决定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一般认为，这一观念应该归属于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拉采尔(Ratzel)，不过它早就出现于古典时期——甚至可以说是盛行于古希腊罗马各个时代。16世纪初期的博丹(Jean Bodin)在其多卷本的《论共和国》中认为，民族差异起因于所处自然条件的不同；不同类型的人需要不同型式的政府(不过博丹也反对“刻板僵化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它是不足取的，也是武断的[4] 。而近代决定论思潮盛行于18世纪，法国启蒙哲学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在《论法的精神》中强调了气候的作用，他指出，热带地区常为专制主义笼罩，温带则遍布强盛与自由之民族。1881年英国历史学家巴克尔(H. T. Buckle)在《英国文明史》中认为，个人和民族特征服从于自然法则。传统的地理学家们不同程度地受到决定论思潮的影响，如洪堡特(Humboldt)写道：“我要努力证明自然条件对道德和人类命运的经常的、无所不在的影响。”李特尔(Ritter)认为由于英国“位置在众港湾从各方面包围的中央，所以自然地成为海洋的统治者。”
为此，在随后的一段历史时间里，法国现代地理学之父以及现代人文地理学鼻祖——保罗维达尔冯白兰士(Vidal de la Blache, 1845~1918)，则对“环境决定论”进行了全面的批判。他提出了人与土地关系之“可能论”，其地理学思想被誉为“维达尔传统”。对于地理环境决定论，费弗尔在其扛鼎之作《大地与人类演进：地理学视野下的史学引论》中也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批判[5] 。
作者明确指出，造就文明形态的东西并非是地理环境或气候，而是人类的习惯、习俗等文化元素，“实际上，在一定环境中形成的生活习惯会很快获得充分的连贯性和稳定性，并且造就文明的形态……”([3] , p. 240)。
在反对传统的“自然边疆”理论时，费弗尔提出以下宣言：
“尽管存在着知识特别是哲学的变革，在此，谁还会认识不到那种我们刚刚谈及的过时态度亦即对于外貌形态、对于疆域的地理学界定、对于‘轮廓’那无法抵御的专注——一言以蔽之，就是对于政治史和领土史观点的盲从呢？”([3] , p. 61)
至此，作者彻底批判了对于传统观念的盲从，他指出，自然边疆中的所谓“线性边界”观念也是一种决定论之表现([3] , p. 305)。
在“导言”中，作者自始至终都在对决定论进行批判，他认为要开创人文地理学全新的研究，就必须彻底清除决定论的残余及其影响([3] , p. 30)。他在随后的论述中甚至将决定论影响的痕迹从19世纪主要的社会学和政治史研究中抖落出来并加以抨击( [3] , p. 49, 55, 68)。
作者将“决定论”在各个学科的影响和表现细分为：“物质决定论”，瓦劳(Vallaux)在其《土地与国家》中对此加以批判([3] , p. 72)；“适应决定论”([3] , p. 105)；“气候决定论”([3] , p. 124, 144)；“土壤决定论”；“食物决定论”([3] , p. 246)；后二者亦即所谓经济学家的“需求决定论”([3] , p. 247)，等等。
在近代欧洲学界，决定论的影响是如此之大，无论是地理环境还是其他各种自然环境，其作用和影响似乎是决定性的，它们在近代的影响广布于许多学科的研究领域，甚至于语言学家也深受其害([3] , p. 308)。为此，费弗尔对其进行了全面的清理和批判，他将这种批判作为一根看似藕断却是丝连的无形之线，将此线贯穿全书的始终。譬如，论及城镇的建立，他对关于“某些自然因素预先决定”城镇的建立之观点进行了全面的批评([3] , p. 349)。最后，他在全书的结束语庄严地宣告：
“所有关于地理环境决定论之讨论都可被视为‘假想敌一样的风车’，而今已无人信之论之——当然，这可能会招致非议。不胜枚举的著述都将被引用，其结论都是正确和无懈可击的，均包含了对盲目而严苛的决定论的驳斥。这是毋庸置疑的。”([3] , pp. 358-359)
对于决定论的评判始终在持续进行，这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尤为如此，当然，对于地理环境决定论，基本上是批判者多4，而褒扬者少5。对此回顾和批判的相关研究在国内并不少见，在此我们无需赘言，而只是评述费弗尔本书的相关论点。
3. 推倒“地理环境决定论”大厦，建立正确的“人地关系”之构架
费弗尔在《大地与人类演进：地理学视野下的史学引论》中，其通篇主题思想即是：否定决定论，提倡可能论，反对必然论。在洋洋四大部分的娓娓论述之中，他将昔日被学界所尊奉的[6] 6、历经两千多年建立起来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大厦毫不留情地推倒，进而确立其“可能论”或“或然论”7的立场。
对于人类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作者在本书中自始至终的论述，都表达了鲜明且比较客观的观点。
首先，作者并不反对(而是完全承认)自然环境——包括地理环境、气候等——施加于人类的各种作用。
对此，在本书前言开篇，作者的老师亨利贝尔也完全赞同本书的相关观点，贝尔在为弟子所写的序言中明确指出，“从内部环境之作用角度，我们将会发现：生命的演化史就是积极适应环境的历史”[7] vii；“如果我们可以从极其狭义角度使用‘环境’这一词汇的话，那么，在我们的《史学概论》上，我已从终极结果之角度谈及过它所起的作用。正是自然界的事件激发了人类的活动8；地球上自然界的这些事件在史前时代不仅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它们对于人类的影响始终持续着”。
此外，作者及其导师亨利贝尔均认为，自然环境是一个广义上的概念，它富含多种因素，其中包括环境形态及其所拥有的永久资源，这类要素“对于人类进化显而易见的影响是确定无疑的”([7] , p. ix)。即便是国家的形成及其特性，均不可避免地受到地理环境的直接影响，只不过是对这种影响程度的评估尚需具体分析([3] , p. 315)。
不过无论是亨利贝尔，抑或费弗尔本人，他们均强调，地理环境影响之适可而止的程度是可以接受的；而一旦言过其实亦即这种程度超过设定的界限，就有可能落入地理环境决定论的陷进之中。譬如，“他们坚信，地理环境之影响是强大有力同时也是且模糊不清、方式多样且复杂多变的；它既作用于人的物质和精神层面，同时也作用于人的社会和政治层面——人的肤色、身体外貌、机体的强度、心理素质之优劣以及人类司法、经济和宗教的组织制度——甚至作用于人类思想之形成、艺术创作以及才华的发挥。他们强调这是事实，但不去证明。”[3] 导言17。
在人类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方面，作者所认为正确的态度是：人类不能摆脱大自然的束缚。作者曾经反问道，人类从来就不是大自然的奴隶？人类是否可以否定、嘲弄大自然，决非如此！为此他用时常所援引的地理学家之言“人类必须屈从于自然法则”([3] , p. 354)9来作为回答：“于是，在发现马赛城为了扩张而极为自然地利用最适宜的地点进行建造”后认为，那是“一个大自然对人类施加影响的十分显著之实例”([3] , p. 354)。的确如此。
总之，作者在其著中并没有自始至终地强调地理环境对于人类造就多么大的影响，相反，作者却是始终贯穿着人类反作用于大自然的中心观点。然而，这并不代表作者否认环境对于人类所施加的各种影响。关于此一方面，在为弟子所写的序言最后，他引用费弗尔的生动话语并且同样进行了类似生动的描绘：其细密之论如下：
“人类是这幅‘风景画’里的一种要素，其行为活动也融入画中，人类也是环境中的一个可变动因，它使环境变得‘人性化’([7] , p. x)。无论做出何种惊天动地之事，人类从来就不可能彻底摆脱自然环境之掌控’在此前提基础上，人们便可多少依据地理环境本来的状况而对其加以利用，并且尽量利用地理要素的各种可能性优越条件”([3] , p. 315)。
其次，作者在本著通篇所始终强调的是人类对于自然环境的反作用，而且认为这种作用是无限的；是人类改变其所赖以生存的地理地貌，而非地理环境改变人类社会——此为作者贯穿全书的主线之一。
关于人类在自然环境中的地位问题，一些近代学者与后来马克思主义观点是一致的，亨利贝尔在此方面与费弗尔的观点同时也与我们的认识基本上是完全相同的，“在人与自然这种密切而固定不变的联系中，人类始终处于更为主动的地位。人类越来越带有目的性地利用大自然……”([7] , p. xiii)。而费弗尔则要人们破除人类“被动地作用于”自然环境的见解，他强调，相对于尽管是复杂多变的自然环境，人类在对其改造方面则更具有主导性和能动性([3] , p. 77)。
较之地球上其他所有的动物，人类才是杰出的生灵——这是作者借用18世纪法国博物学家布丰(Comte de Buffon, 1707~1788)观点而得出的结论，对此他作出了可谓是明确而独立之论：
“布丰视野中的人类并非是为大自然所塑造及容易摆布的对象，而是主动的实践者。表面上看，人类是自然力的部分……但是它时常做的更多，也大大超越了自然之力，而且也正是通过借助于我们人类之力量，自然之力才充分得以扩展。’面对自然环境，人类无疑展现了其独立性。……从诸多方面而言，动物是地球的产物；而从所有角度而言，人类则是天国的杰作’。”([3] , p. 8)10
所以，人类的意愿是自然面貌得以改观的主因，人的作用远胜于地理环境之影响；人们的意愿和决心使得人类韧劲十足，“而所有可能之事的发生通常都为坚持不懈且韧劲十足的人类意愿所扭转而得到应验”([7] , p. xi)。他们坚持不懈，持之以恒，令地球上几乎一切不可能之事变为可能，因此而言，所谓人定胜天，实际上乃是人类的意愿足以“胜天”。贝尔引用费弗尔著作之言加以引申道，“边疆与商道、港口和边界的重要性——连结这些地方的道路之重要性——，城市的命运和首都的诞生，这些均构成了完整的历史学，亦即：此皆出于机遇和人类的意愿而致；而谈及意愿，由于科技和工业的持续进步，这种意愿足以‘胜天’”([7] , p. xiii)。
相对于物质环境的各种影响，人类之能力何止更胜一筹！恰如亨利贝尔先生在序言开篇以及其弟子
费弗尔
先生在其著尾声中所声情并茂地宣告那样，人类才是地球的主宰者，是其自身文明进化以及其所生活的这一星球一切外观面貌得以不同程度得以改变的主要影响动因。如下：
“人类，恰如孕育生命之鲜花，一旦时机成熟，立即得以绽放。作为大自然的当然代表以及工具和文字的创造者，人类天生拥有一种出乎意料的进取精神；而伴随时间滚滚前行，这种精神使得人类时而缓慢时而又以其卓越之发明持续不断地提升着自己的能力。”([7] , p. v)。
…… ……
“人类如同一个曾经为地理环境所遗弃的‘病号’，今天，当他重新出现之时，业已变得文明开化，而且作为具有支配地位的代表，成为地理环境之核心”([3] , p. 357)。
“我们论及人类的劳作、谋划及其迁移活动、人类的衰亡变迁及潮起潮落；人类及其所有这一切(而非土地或气候)才始终是主要的影响因素”([3] , p. 283)。
再次，二者的联系是相互的：人类及其社会持续地遭受地理环境的不断影响，但人类在这种影响下同样持续地改变着其所赖以生存的环境，在这种相互的“纠结”和作用之下，人类创造的文明——包括所有的物质和精神的形态及成果——同大地(抑或地球)一道不断得以向前演进。
费弗尔借用维达尔德拉白兰士所言，很久以前，人类“经由在地球表面建造的设施、经由应对与河流乃至地表地貌、动植物群落以及整个生物界的平衡关系，从而融入地理环境之中”。作者认为“人类在其中越来越多地扮演着起因而非结果之角色。”——这最后一句话是其观点之核心与关键([3] , p. 356)。“毫无疑问，被塑造、改变、适应、人化的地球反过来对人类施加影响”[3] 导言8。多么符合我们最近数十年来中学至博士相关课程所强调的唯物论思想！所谓物质与意识的关系、人类意识与物质环境的关系即是如此，只是应当取消掉那“决定”一词，将其改为“作用”或“影响”：
作者不仅强调人与地理环境之间相互关系，而且还将二者相互关联的议题作为人文地理学研究的主要议题，此议题也始终贯穿本著通篇论述之中：
“事实上，我们要么在原地兜圈子亦即借助于一些抽象词语来重复那老生常谈并使之提升到法则性的高度，从而证明人类屈从于大自然或大自然从属于人类，要么毅然决然着手解决这一真正议题。此即“关联论”议题，而非“影响论”之议题。“关联论”是一合情合理之词，其研究历程并未遮蔽于晦涩费解的迷雾之中，亦未浸淫于神秘论之中。
……我们必须区分的两个议题：一方面，据说人文地理学的使命就是要展现人类作为地理环境之代表，作为拥有水、风或火的大自然的代表，是如何对地表产生作用以及如其所为那般，是如何改变地表的，以及展现这种作用及其改变之程度。另一方面，人文地理学应当证明，在人类社会生活最重要的影响要素中，地理环境要素如土地、气候等等所起的影响是决定性的。这两大议题之差别实际上是微不足道的，也是一种不会导致任何结果的纯学术区分。”([3] , p. 361)。
可见，作者将人类与大自然关系提升到相当高的境界，首先，二者决非谁最终决定谁的议题，而是“关联论”之议题——二者的影响决不能用“决定”二字，而是用“联系”或“相互依存”([3] , p. 78-79)11。来界定和诠释。其次，作者将两大议题——地理环境之于人类的影响和人类的反作用及这种作用程度——本书中明确地加以区分，这是作者对待学术研究的正确方法，实际上在其著中他多次明确地强调这类议题区分的必要性，因此，作者不仅在全书中从地理环境诸要素(山脉、平原、沙漠、岛屿、海岸等等)角度具体分析人与地之相互关系的内容，而且还将这种关系的研究议题进行细分、区分，从而对一些传统的谬误和偏见在方法论上进行全面的清理和批判。
4. 推翻“决定论”，倡导“只有可能论，没有必然论”
贯穿《大地与人类演进：地理学视野下的史学引论》的中心观点是，在反对决定论尤其是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基础上，作者确立了“只有可能论，没有必然论”的立场。
没有必然性而是到处存在着可能性，这类评述在整部著作中多次出现——甚至将其置于章首位置：
“没有必然性，处处存在着可能性；而作为其主宰者，人类乃可否利用这些可能性的最终裁决者。反而言之，也恰恰是这一点将人类推向了首要位置——处于掌控地位乃是人类，既非地球，亦非气候的影响抑或居住地的支配性环境。”([3] , p. 236)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本书在某些地方的分析可谓深入细致的分析，也启发我们对此问题进行思索，这一切都是表明其中心观点：只有可能论，决定论和必然论上述错误的，譬如在关于游牧生活的章节中，我们可以发现，作者为证明这一中心论点进行了细致而严谨的剖析，其最终的推断可以说是令人信服的。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那贯穿始终的“提倡可能论，反对决定论”之明确立场。如下：
“此即奥古斯坦贝尔纳之论……他还写到，在摩洛哥一个叫泰尔的地方，许多居民使用帐篷，可他们并非牧民；还有一些人时而住在帐篷里，时而住在‘古尔比’内；由于在多处拥有土地，他们在一处耕种完后就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因此其可移动的住房能够方便其住所进行临时变更。他得出结论：‘我们不能绝对地将帐篷居住者和小屋居住者区别开来，就像我们不能绝对地将牧民和农民分开一样；在两者之间存有过渡阶段和过渡类型。’([3] , p. 272)12他还告诉我们，当地的富人有时在上好的土地上建造住房，是为了表示对这块土地的占有；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到处迁徙。此外，住房代替帐篷并不一定就是进化的标志。帐篷相当昂贵。许多人抛弃帐篷选择“古尔比”仅仅是为了节约，因为他们失去了自己的牛群和羊群。”([3] , p. 272)
作者多次强调，所谓人类社会自游牧、畜牧阶段自然地过渡到定居农业阶段的必然法则是不存在的。“我们不能因此把畜牧和游牧生活视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3] , p. 266)，于是，在比较农业生活和畜牧生活之后，我们对作者某些明确观点可以进行如下的评价：作者对此游牧生活或半游牧生活的描述只不过是希望说明，对于不少游牧民族而言，游牧生活并非是绝对的，而定居也只是相对的；“住房代替帐篷”并非代表着文明的进化和发展——所谓定居生活并非优于畜牧生活或游牧生活，畜牧业文明并非劣于、低于农业文明，“畜牧业生活也属于最低档次”([3] , p. 174)，而“畜牧生活又在农业生活之前，这一切难道不是自然而又可能的吗”([3] , p. 241)？，从而证明那一中心论题：只有可能性，没有必然性。
然而，也许是作者犯下了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错误，因为我们从其以下论述中可以充分地看到，“我们安排如此之次序只是基于如下事实：对于历史演化及地球表面之影响，狩猎和捕鱼群落之作用要小于畜牧和农耕群落之作用”。([3] , p. 247)这一结论是否正确呢？我们稍加思索后回答：应该是。不过这是绝对而必然的吗？我们的回答是：不一定。我们借用本书时常出现的中心观点：只有可能性，没有必然性。此处可谓是本著中一个罕见的反例，在此我们之所以加以特别强调，亦只不过是想通过它仍然证明作者的那一“只有可能论，没有必然论”之中心论点。
无论如何，本书的这一中心思想是贯穿始终的，也是前后一致的。譬如，论及“自然边疆”理论，这位百年前的作者开始批判昔日已有的陈旧的、长期以来被视为经典、传统的观念或观点，譬如关于山脉、河流、森林、岛屿……这些被视为国与国之间的自然边界，作者也认为它们当然是“真正的边界”，不过并非是必然的，它们也是桥梁：
“如今，人们从山脉、河流和森林本身出发并将其作为特别专题加以研究，逐步而缓慢地揭示其奥秘。它们通常是毋庸置疑的边界，因为它们是真正的屏障。不过它们也是桥梁，是扩张和辐射的中心，是自有其引人注目价值的小世界，该纽带将位于其两侧的人与地区连接起来。在任何情况下，它们从来就不是什么‘必然的’边界。”([3] , p. 301)。
“对于我们而言，边界的价值只是在于其实际效用……而且，在环境所提供的可能性与人类社会利用这些可能性之间，边界也有助于我们发现一系列并非肤浅且业已充分确立的关联性。”([3] , p. 235)。
作者针对某一点论述颇深，且严谨完善，几乎没有漏洞，——总之在反对决定论、必然性方面，作者立场鲜明：
“在关于俄属土耳其斯坦篇幅不大的著述中([3] , p. 228)13，沃伊科夫清楚地阐述了亚洲游牧民族大规模入侵欧洲中部和南部之因，他认为那并非出于干旱，而是由于入侵者自身聚居地的人口和牛群过剩。在中亚，干旱是持续性的气候因素，其影响始终没有终止。如果我们相信了某些学者的意见，那么，其观点的影响就会增强，因为亚洲逐步遭受干旱袭扰则通常业已被认为是既定且不容置疑的事实。”([3] , p. 228)。
同样，论及所谓“气候-植物带”，作者再次重申，人类并非由其所生存的自然环境区域所统辖，非由自然区域所决定，而是其相关观点所存在的各种可能性。
“我们必须澄清术语和数据。某些人论及气候-植物带这些自然区域，就将其视为直接作用于人类的具有决定性和统辖性的支配力之宝库，这种力量为人类自最为简单到最为重要而复杂的活动留下了烙印，同时，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了这些活动的内容及其发生起因。这是一种决定论观点，我们业已指出其困境并且强调，关于自然区域的观点只是存在着诸多可能性：人类社会是利用这些区域而并非由其决定”。([3] , p. 172)。
总之，地理环境之于人类的作用和影响，除了各种可能性之外，绝对没有什么必然性和决定论——此即作者的中心观点。他在本著各处对“拉采尔主义式”信条加以批判，后者的基本观念是，在差异不大的一定地理空间区域之内，该地区之内的自然和人文类型具有单一性。对此，费弗尔持有完全不同的观点——其在认同广义上地域框架存在之基础上，不过它体的自然面貌只不过是各种可能性作用的结果，而且这些可能性的影响力并未构成任何关联体系，即便它们能够被人类所掌控，也并非在相同时间且以相同之力所掌控([3] , p. 174)，亦即无论是自然环境对于人类的作用抑或人类对于大自然的掌控，其程度和结果均非必然的，而是皆存在着各种可能性。
作者在这部著述之末庄严宣告：“决定论步入真正意义上的穷途末路，取而代之的只有近似论和可能论。”([3] , p. 367)。
5. 启人心智的前瞻而论
只有认真阅览此著(尤其是精读之后再细细品味)，方能获得全面而细致的印象。
我们的总评是：作者引经据典，博闻强记，其所涉猎学科广泛，所涉足专题领域深刻，所论印证颇多——几乎包括所有欧洲主要文字所涉及的相关资料。尽管如此，如果作者身处今世，且能够使用多种外国语言文字，那么他将更能够做到将世界范围内的资料加以运用——因为毕竟，他所采用的资料主要限于母国，毫无疑问，作者将自己所能够发现的本土相关资料(可以说是权威资料)几乎全面搜集起来并加以使用。
关于此著的优越之处，通过反复校阅、核对以及细心体会，我们认为，《大地与人类演进：地理学视野下的史学引论》拥有一些突出的前瞻性观点，其中的某些可谓启人心智，而其他所论极为深刻且细致。兹撷取、整理一些精彩之论并略加评述。
1) 关于动物驯化的观点，本书所论极富情趣，也有理有节，其前瞻性的观念令人敬佩，充分说明作者百年前的相关理念是超前的。
对此，我们也只有引述作者所论方能充分体会，譬如：
“直至今天，在历经多个世纪的努力后，印度人依然未能使圈养的大象繁衍。由此，就像戈蒂埃(E.Gautier)那样很容易将此归咎于文明时代的人类驯养技术的欠缺14，举凡类似例证也不困难：动物园驯化斑马没有成功，德国人和比利时人也驯服不了非洲象，上塞内加尔的殖民者驯养鸵鸟的努力也是徒劳的15。这一切不仅仅是因为技术的欠缺；恐怕我们过多地考虑困难而忽略了动物与文明的人类之间的心理误解。我们必须记住，尽管从理论上说，可能被驯化并可造就一定商业性价值的动物有成千上万种乃至更多，但其中真正驯养成功的最多只有50种左右，而且是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努力。”([3] , pp. 262-263)。
关于动物驯化及生存，我们可以设想，美洲的动物尤其是猛兽是否早已为印第安人捕杀殆尽了呢？——“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以前，当地的农耕者——土著民尽管已经拥有重要的土著文明(后被征服者所毁坏)，却从未经历过畜牧生活阶段，这可能是因为没有其所需的动物”([3] , p. 243)。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想，但若无
费弗尔
先生关于这方面的论述，无论如何也不能引发这种设想——这方面必须将人类同自然环境的联系起来：在改造大自然的基础上，人类文明和大地都在向前演进，但同时，人类的行为也造就了消极的影响，譬如一些动物的灭绝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2) 本书尤为突出的前瞻性之论——关于工业化带来的结果，关于植物-气候带的农耕及作物种植之类的观念，作者百年前的相关理念极具启发。
费弗尔所生活的时代适逢世界的动荡和变迁，前有19世纪以来的革命浪潮以及大机器工业带来的变化，后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破坏(本书出版后的十几年后更猛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又伴随着他的老年)，他超然于时代政治和军事动荡之结果，亦超越前人相关之论，而对人类与大自然及人类经济和社会的相互影响进行前瞻性的思索，他说：
“若我们对此凝神静气思索一会儿，就会感到极度的心烦意乱：没有……那种现成、既定、人类可违背自己意愿而全盘接受的大自然。人类将其拆散甚至打碎，他们绝对无视某地的‘自然本质’……他们不止一次地引入某种耕作方式，弃种某种作物，颠覆某种既定经济模式，而是在半个世纪之内有10到20次之多，因为他们被那种掌控一切的重要主宰者亦即现代化的资本主义类型大工业所驱使，而这类现代产业要求产品、原材料和动植物不厌其烦且无休止地遭受研磨以至于变形、破碎。”([3] , p. 355)。
可见，在“心烦意乱”之际及之后，费弗尔痛定思痛，表明自己的立场：人类决不能违背大自然的规律，也决不能无视自然之本质；工业化带来文明点的进步，也带来了产品及生活的单一性。
于是作者进一步认为，并非是土壤和气候决定人类的生活及文明的进步，而是人类的活动使得一切都成为可能，譬如人类在19世纪所造就的现代大机器工业似乎使得自然界的一切都变得不那么“自然而然”了。“现代工业大肆吞噬着以尽可能低的价格获取原材料——亦即通常是大批量的原材料，如其所言的批量生产。至此，其原因已不再是“自然的”，而完全是经济和金融方面的。因为在那些文明开化者所宣称是自己领土的新地区，如果还认为生产的“自然”环境控制着耕作的分布，将是多么地愚蠢”([3] , p. 356)！诚如斯言。
3) 作者之论深刻且启人心智，譬如在论及现代文明的危害性(至今如是)特征之时，他举例加以说明。
在西非地区，为了某些经济利益而开发单一产品的行为大大削弱了该地盛产各种水果的优势，使得这些地区越来越遭受着开发这类统一产品的威胁。作者为此认为，这种行为“在将来可能会被重大事件所验证”([3] , p. 159)。作者的这种前瞻性观点如今业已被充分证明，农业如此，畜牧业如此，现代工业甚至服务业也是如此！
更为值得关注的是，作者接下来的断言深化并且升华了上述观点：
“的确，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文明的主要发展趋势是趋向于统一，不过谈及此论，我们是否过犹不及了呢？现代人在其自由掌控的范围之内以其极为完美的方式所努力造就僵硬的单一性，是那种人为限定的同一性，它几乎不会是一直可靠的，也可以说是肤浅的；它与曾在广大区域之内普遍盛行那种原始、自然、必不可缺的同一性，完全是迥异的！”([3] , p. 159)。
被深化和升华的两个方面是：首先，世界文明的大势是趋向于统一，不过人类生活及生活方式却应当是丰富多样的，那种僵硬的统一性将会使人类文化逐步地衰退。其次，作者所言的那种“单一性”与文明诞生之前的单一性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前者是由人类随着文明和技术的进步而造就的，后者则是自然形成的，是那种原始状态下的单一性，类同于那种“必不可缺的同一性”。
4) 本书的学术价值明显，其现实意义尤为突出，此处首先提及其论之严谨性——它足以体现那种传统的博学并且由此充分体现出作者的勤奋程度，这一切均建立于传统的的勤奋基础之上的，这对于当今浮躁而过于功利性的学风(相对于那种踏实的学风而言)无疑是一种警示，即便只是给予部分人以警示。
恰如其师亨利贝尔所言：“我们发现，围绕着中心议题，本书向我们展示了何等丰富的思想！该著既无偏见又具有个性特征。它生动有趣，作者展示出的激情也使我们由衷地认同大师们的观点，后者正是其思想和灵感之源。”([7] , p. xix)，而如下的引文即是本书的严谨性的重要论述：
“由经济、宗教、语言等所体现的日常生活各个方面都能够追溯到铁器和铜器时代之初……最近的研究指出([3] , p. 333)16，玻璃盖钟——可携带的教会钟——的分布地区证实了其名称和实物均起源于凯尔特人的猜想，因为在意大利北部的恩加丁、阿斯图里亚斯、法国和葡萄牙均发现了此类钟表。据说，其名称和实物由爱尔兰僧侣引入欧洲大陆，它的传播扩散被认为是沿着自波比奥到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教堂的朝圣路线而进行的……诸多类似现象同样也发生在伊斯兰教和佛教影响的区域。”([3] , p. 333)
上述之论出现于作者关于“道路”一章(第四部分第二章)的论述。亦即维达尔德拉白兰士所言的“那被称作交流方式的(近乎是)无形之物”([3] , p. 337)它以“如电击般猛烈的无形活力穿越一连串的地区并将其联络起来，而横穿这条无形之线，在它们之间建立起一种松散模糊的统一体……在这种无形之路上面建立有形之路——真正由石头和水泥构造而成的坚固的公路”([3] , p. 337, 338)——此为本书画龙点睛之笔，亦为作者升华之论。然而这种活力是什么？这条无形之路是什么？我们的答案是生活习惯、宗教、心理因素等等。
5) 作者在全书娓娓道来，其间不乏启示性的观点，其中之一则是：历史学家着力研究时间，而地理学家则专注于空间(地点)之研究。
“‘大自然预设了场所’，如果可以如是说，此为超乎时间概念的表述，因此颇受史学家们质疑。因为它可能会使我们感到困惑，如同我们刚才所引地理学家关于湖边城镇和运河城镇的划分一样。史学家卡米勒朱利安则认真区分了体现城镇活力的两个方面——城镇的形成和发展[8] 17。正是因为没有明确将二者区分开来，才使得原本不同的城镇被人们认为相同，如上述提及的那些城镇。”
于是作者强调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细致的研究，此即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方法。而且费弗尔在关键之点上诠释得相当肯定，可以说近乎完美了，至少是非常完善！他并不认为其中的结论就是自己的(如所谓的“发展要素”、“构成要素”之观点)，而是前述学者业已提出的观点。此与今日学术腐败中的抄、借、挪相比，这是尤为值得肯定。接下来的解释更能够体现作者结论之严谨性：“这种温泉热水，难道不是它们致使波旁、吕克瑟伊、拉加贝尔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的维希、吕松、达克斯等城镇诞生吗？然而，一旦尼姆城建立起来亦即房屋在喷泉周边得以建立，就不能再用喷泉诠释该城以后的发展史。其他因素随后发挥作用，确切而言，这些因素足以将一部分多少个世纪以来处于死气沉沉状态的房屋住所转化为充满活力的机体——即城镇。”([3] , p. 344)。
此外，尚有其他有趣但并不失学术性研讨的描述及评价：
“动物生活于遍布石灰岩的地区，骨骼是否会极度发达？而与之相反，在缺少石灰岩之地，其骨骼的发育会受到抑制吗？此为传统观点，至今仍有信奉者。动物始终行走于平地之上，是否会对其身体特征产生如下一系列非常明显的影响，譬如在佛兰德斯地区的牛马群和居民，其骨盆过分发育，臀部宽大，且由于骨盆过大和内收肌萎缩而使得大腿之间的距离很宽，腹部隆起且松弛，脚掌宽而平……所谓‘佛兰德斯人傲慢的脸’，这难道不是平原上的步行者一种常见的基本表情吗？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可以昂首挺胸自如地行走于视野开阔的地平线上，而无需像那些生活在山区的人，需要仔细察看高低不平的路况，以免摔倒。”([3] , p. 104)。
可谓是逐字逐句，认真阅读本著的某些部分若干遍，若此时仔细加以体会，则发现其所论议题及专题的举例尚需扩展并且再多举例，而期间作者时常突然打住，有时且转向其他的议题——足以！因为由于篇幅所限，作者不可能全面论述了。我们总的感觉是：意犹未尽。也许此乃本书最大引力之处——让你回味无穷；可添加、扩展、引申而不可删除！此为纯学术之著且论也。
尚有更为深刻的论述：
“人类的任何活动都是一面双刃之剑。法老王趁远征异国之机，引进了外来植物，将其植于尼罗河河谷，这为他们自己带来荣耀的头衔，为此将此事刻于其墓碑之上；在系统地研究环境适应性后，或者为了增加其食物或产品，或者为了娱乐，埃及人在其国家种植了大量来自古代东方的植物，朱莱在其著作中对此进行了描述。这些行为同时造就了多样性与单一性，因为他们将埃及变成了西亚的翻版，并利用西亚的植物为自己谋利；埃及人在两者之间造就了真正的相似性；并且，或许可以这样认为，他们改变了‘自然而然的埃及’——遗弃了自己资源的埃及——成为其邻国的同类，从而成为主要具有他人特征的地区。同类事件发生于后来的托勒密王朝。他们移植了某些在上古时期原生于西亚的果树如杏树、桃树、桑树，从而催生了这类果树遍野的新式地中海国家。……这种行为也削弱了其自身的固有特性。”([3] , p. 159)18。
纵览全书，作者似乎在与一位知者倾心交流，又如一位良师与自己的得意门生促膝长谈，有时候还像一位演讲者面对数百位听众而进行的发言演说：随心所欲而又收束得当，即便在最后也不会忘记与听众道声“再见”—— “而无论如何，在和我们的读者话别之前，为了答复某些可能的异议而‘重谈老调’，此并非老生常谈。任何评论性的著述都使得其作者自身被置于多疑好斗之嫌——为其指责他人从而获得乐趣而招致麻烦”([3] , p. 358)……中间无数次类似的插入语说明，作者似乎在演讲，充分说明作者进行学术探讨过程中的投入程度及其呼应——自己与心目中的“我”呼应，将“我”当成不同的听众特别是不同学科、不同身份的对象来切身体会和交流。
6. 尚待讨论的不足与商榷之处
对于年鉴学派这部扛鼎之作，我们似乎不吝溢美之辞，不过正如中国古话所言“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亦如本书的主体法则“到处充满着可能性，必然性是不存在的”那样，这部巨著也决非是完美无瑕的，而是存在着不足甚至偏狭的可能性。如下：
首先，作者有时候不自觉地也陷入“必然性”甚至“决定论”的迷误之中而不知，“于是我们立即会被告知，无论何处，动物的饲养和照料被认为主要是男人的分内之事，而且只能是男人的工作——这一如此重要的本是农业社会锄耕文化必然赋予妇女权力和地位的工作转移给了男人”([3] , p. 274)。“动物的饲养和照料”就“必然地”赋予妇女吗？我们认为非也：某时某地是也。所以，一贯强调可能性的费弗尔也可能会出现失语。
而且，作者在某些观点上也似乎不自觉地陷入了“决定论”泥潭，“……一旦与定居民发生接触，游牧民便再也离不开他们。可能有一些游牧民族仅仅凭借其牧群便可生活——但历史上从未见过。贝都因人、蒙古人、当今的吉尔吉斯人以及古代突厥人，均依赖种植谷物而生活。”([3] , p. 285)显然，如果细致地收集资料，并非所有民族均如此而为；若是再行一些田野考察，就会发现一些部族或一些地区的人们可能依然过着游牧或边农边牧的生活。
这方面的例子虽然并非突出，但仍然在其著述可寻——此也许是西人一贯的类似表述风格而致吗？：“我们可以这样推测，许多的村镇，无论是开放的还是戒备森严者，均起源于商贸往来。朱利安研究了其中一些古高卢存镇。他发现，这些市镇均坐落于城市边界旁边两种不同类别商品生产者的交汇处。”([3] , p. 345)19“均起源于商贸往来”，作者是否也陷入了一定程度上的决定论之嫌？答案是肯定的。尽管其限定是“诸多”(many)，但我们认为许多的城镇并不一定是源于商贸往来(commerce)，其旁证是朱利安；而我们的大量证据可能是东方式的(中、日、蒙古人)，比如源于军事需要(如中国古代自长安到东都洛邑的修建)；又，源于水源地、矿产开发地等等。一句话，作者似乎过于看重商业、经济因素([3] , p. 346)其所强调的“经济中心”的重要性。此一方面，如同隋唐(初期)以骈文格式抨击骈文一样，似乎极具讽刺意味。
又如，作者在论述农业和畜牧业的区别和优劣之时，观点鲜明，认为农业不一定比畜牧业高级，亦即：农业文明是高级阶段，畜牧业为低级阶段20——我们认为作者的观点鲜明且明确，也是合理的。不过部分细节性的观点值得商榷，譬如：
“满足于仅仅拥有一个牧群，没有任何其他附加价值，就像没有被加以利用的保留基金，只有在极端必需的情况下才能小心谨慎地动用其中的一点点；这根本不是真正的畜牧业，实际上，这如同是把一只精瘦的塞内加尔鸡硬说成是一只肥硕的布雷斯小母鸡，或是将一头苏丹牛视为一头夏洛莱牛。单纯的措词很容易迷惑那些不关注事实的人，也是无数谬误和误解之源。”([3] , pp. 293-294)
此处之“畜牧业”，我们认为当然非现代意义上的畜牧业，而是传统意义上的、真正的畜牧业! 我们认为，世界各地的游牧民族大致如此(尽管有差异，甚至某些也许更为奇特)。其论述细致精妙，但有误：类似(那算不上畜牧业的)农业在中国某些地方如鲁西南甚至全国各地在某些时期:上个世纪80年代，农民相对富于了，粮食有余了，就储备起来很多(至少为了可能性的来年歉收而储备一两年或更多存粮)，难道这不算农业吗？作者所言的现代意义上的畜牧业或农业观、标准、定义，是否也犯了决定论之谬误呢？
其次，通常而言，致力于宏观方面的研究文论包括通史类的著述很容易在其作者并不擅长的细节专题方面造就不严谨(甚至出错)：实际上，关于养牛，中国至少在先秦时期在北方已经普遍，商周时期已有；而成吉思汗时期即时蒙古人也应该早已熟知了。作者所论“牧羊人也获得了养牛的方法，它先是传到中国而后传至西伯利亚的，那正是匈奴王阿提拉和成吉思汗时代所缺乏的”则显得相当模糊([3] , p. 228)。
而作者在进行某些方面的论述时如果举证抑或加入中国的例子(当然是难为作者)就更为细致，譬如：“不料，政治形势发生变化；人们遭受战争的威胁和侵略。未曾考虑危险存在而建立于开阔平原上的重要商业城市，当它们受到威胁时不得不采取防御措施，只好仓促防护和抵御；因为通常不便弃城而去，也不便搬迁到更好的地方。十字路口以及其他道路交叉口是无法移动的。”([3] , p. 343)21——若在斜体字后加上“如同中国人古代的人工护城河、高大城墙之类”则可能较为完善。
再次，在本书中，作者所强调的心理学影响尤其是“观念史学”抑或“理念史学”观点发挥出一定作用，它们是否具有全面(至少是局部)的理论或实践基础呢？如下：
“我们很难估量心理学方面的作用。的确如此，一些作者始终这样轻率地描述岛民类型：他们来自一种永恒的感召，就像从遥远的未知之地自由自在地飘来的微风；大海拓宽了他们的视野，使之进行持续不断的凝望沉思并且去拥抱海洋，而其余的作者(有时仍然是上述那些作者)以同样鲁莽草率的态度论及岛屿的孤立状态时，对其特有的差异性进行渲染润饰，譬如只是专注于本土的威尼斯人的那种自我本位主义，专注于只对英格兰感兴趣的英国人的那种狭隘视野等等——当我们看到这些论述之时，我们立即转而关注并且向心理学而非地理学致敬了。这是因为，他们最终所关注的是其所认为代表政治组群的国民接受了何种观念，亦即关注于他们处于各种有利或不利特征的地理位置这种观念，而尽管这一观念可能是极其错误以及毫无现实基础可言的。”([3] , p. 225)。
除此之外，作者在导中引用非史学家和地理学家而是社会评论家、哲学家、文学家包括畅销书作家和诗人之论言[3] 导言4，5，虽然亦无可厚非，但是应当加以区分才是——毕竟其立足点和文论重心并非在地理环境、气候与人类及其社会之议题。尽管其后也加以说明：“当人们将大量潜在而不明确的科学预测归于我们上述所引用的高乃依或布瓦洛的诗文之时，那他们就进入误区了，因为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只不过是一些古典作家的零散记述，或者(大概就是那么些内容)是一些远古通俗流行的观念。”([3] , p. 7)。不过，毕竟他在之前的论述中将其置于系统论述的显赫位置。恰如亨利贝尔所言，“着眼于人文地理学，费弗尔所言极是；不过从历史学综合分析的角度而言，我们则持保留观点，一些概念尚待验证。”([7] , p. 16)。
对于越来越年轻的史学才俊们而言，年鉴学派似乎渐行渐远，然而其思想和观念却如影随形。事实上，它所确立的一些观点是现当代史学家及史学流派所难以企及的。回望不久前逝去的可谓是波澜壮阔的一百年，恰如那一时代美国史学家斯托雅诺维奇所言：“显然，年鉴学派对史学研究和历史方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二十世纪任何一个国家里，没有一个学者团体能望其项背！”[9] 诚如斯言。
NOTES
1参见2003年1月辽宁教育出版社的《莱茵河：历史、神话和现实》(The Coming of the Book: The Impact of Printing 1450-1800)，许明龙译；以及由台湾猫头鹰出版社由2005年10月出版的《印刷书的诞生》(L'Apparition Du Livre，与亨利-让马丁[Martin, Henri-Jean]合作)。
2被誉为“当代比较史学之父”的马克·布洛赫的多种史学著作已被翻译成中文：《法国农村史》，商务印书馆，1991年；《封建社会》(上、下)，商务印书馆，2004年；《为历史学辩护》(亦即《历史学家的技艺》)(The Historian’s Craft)，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本书有多种译本，譬如：《史家的技艺》，周婉窕译，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9年；《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程郁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
3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印刷书的诞生》于2006年1月出版并流传于大陆。
4曹诗图、黄昌富：《“地理环境决定论”新析》，《经济地理》，1989年第3期；王守春：《地理环境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再认识——关于对“地理环境决定论”批判的反思的反思》，《地理研究》，1995年第1期；曹诗图、廖荣华：《地理环境作用新思辩》，《经济地理》，1998年第3期；蒋昭侠：《关于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作用的再认识》，《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8年第4期；李学智：《唯物史观与“地理环境决定论”》，《世界历史》，1995年第3期；王作成：《布罗代尔“地理环境决定论”辨析》，《思想战线》，2003年第6期；白新欢：《地理环境决定论新论》，《天府新论》，2003年第2期；顾乃忠：《地理环境与文化——兼论地理环境决定论研究的方法论》，《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谢英彦：《略论近代以来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与史学研究》，《开放时代》，2000年第11期；李武林：《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兼评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山东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李学智：《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谬误与正确——从孟德斯鸠、黑格尔到马克思》，《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8年11月13日。
5依然只是少部分人对此褒扬，参见：宋正海的《回归人类古老的生存信仰：地理环境决定论》(《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地理环境决定论是人类优秀文化遗产》(《湛江海洋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及其《地理环境决定论与历史唯物主义》(《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6年第2期)。
6甚至第二代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著名的布罗代尔在其1949年出版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依然带有该论的影响。
7法国的地理学家维达尔白兰士提出了一种人地关系论，后人称之为可能论或或然论。他认为地理学的任务是阐述自然条件与人文条件在空间上的相互关系，自然环境提供一定范围的可能性，而人类在创造居住地时，按照自己的需要、愿望和能力来利用这种可能性。他的这一观点在其学生白吕纳1910年发表的《人地学原理》一书中得到进一步发挥，白吕纳认为自然是固定的，人文是无定的，两者之间的关系常随时代而变化。维达尔白兰士和白吕纳等人的观点对法国地理学影响很深(费弗尔对此持赞同观点)，从而形成法国学派。
8关于这一点，又转引同页所言的参考丛书(亨利贝尔主编的“文明史丛书”)之摩尔根(J.de.Morgan)的《史前人类》(Prehistoric Man)，第19页；以及Cornejo, Sociologie générale, vol. i, p. 286。
9本书转引白兰士(R. Blanchard)的La Flandre, Lille, 1906, p. 314。
10参见Buffon, Œuvres choisies, vol. i, Paris, Didot, 1961, p. 87.
11此处我们借用作者所引的社会学术语及观点(其实并非作者所赞同的观点)来解释费弗尔的立场，以便较为适当地说明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
12参见A. Bernard and N. Lacroix, “L’Evolution du nomadisme en Algérie”, Ann. de Géogr., vol. xv, 1906, p. 154.
13参见其转引的沃伊科夫(Woeikof)之论，CXCVIIIa, p. 113.
14一些论据出自Gautier, CLXXXI, pp. 104-105.
15一些论据出自Meniaud, CLXXXIII, Vol. I, p. 222.
16Rev. des Et.anc., 1920, pp. 3-9.
17参见该作者的：“A propos de géographie urbaine，”Rev. des Etudes anc.，Vol. XXI, 1919, pp. 112-114.
18Joret, CXV.
19 Jullian, CLXXII, Vol. II, p. 238.
20第三部分第四章之二、四、五、六。
21譬如可参见Blanchet, Les enceintes romaines de la Gaule, Paris, 1907, p.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