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欺负行为是校园内经常发生的一种特殊形式的攻击行为，以力量的不均衡性，通常是力量强的一方欺负力量弱的一方，与重复发生性，即欺负者与受欺负者在一定时间内，形成稳定的欺负/受欺负关系为特点。早期对欺负行为的关注集中在欺负者和受欺负者这两类二元群体中，很少有对旁观者这一群体的研究。而校园欺负现象的群体本质，要求我们的研究不应该只关注欺负者和受欺负者，而应该将欺负情境中的旁观者也纳入主要研究范围之内。目前，国外有关校园欺负旁观者的研究已相当广泛和深入。国内学者对该领域的研究正在逐渐兴起。大量文献表明如果旁观者群体帮助受欺负者，积极干预欺负行为，能够降低学校欺负事件的发生。本文试图对国内外有关校园欺负旁观者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主要介绍了校园欺负旁观者的分类、与欺负事件中其它参与角色的关系、测量工具，并提出以往研究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2. 旁观者的分类
在欺负事件中，根据 Salmivalli (1996) 对旁观者群体的细致划分及定义，能够分为四种不同的角色：第一，跟随者，指协助、跟随欺负者参与到欺负行为中；第二，强化者，指通过某些行为方式来强化欺负者的行为，比如，起哄，煽风点火等；第三，助人者，指帮助受欺负者，比如，制止欺负行为或安慰，支持受欺负者；第四，局外人，指什么也不做，回避欺负情境。
当旁观者用正面反馈去煽风点火欺负者，实际上他们是在强化欺负者的行为，这会让欺负者变得更加具有攻击性。而且，旁观者的强化行为和班级里高频率的欺负事件相关 (Salmivalli, Voeten, & Poskiparta, 2011) 。正反馈既能够通过加入欺负者去实施欺负行为，也能够通过展示出你支持欺负行为来达成。有时候，只是消极地旁观，不作为，都能给欺负者提供正反馈。同时，强化欺负者的行为，会使受欺负者体验到更多的负面影响，比如更高的焦虑，抑郁和更低的自尊 (Salmivalli, 2010) 。相反的，当旁观者站在受欺负者这一方，就能够威胁到欺负者的地位，进而让欺负者决定中止欺负行为。旁观者能够通过试着阻止欺负者，支持受欺负者，来缓冲欺负带来的负面影响。
3. 旁观者与其他参与角色的关系
3.1. 旁观者的行为和欺负者的受欢迎度
在欺负中，旁观者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为欺负者经常实施欺负的其中一个目的是，为了获得更高的同伴地位，满足统治欲，在同伴群体中展现同伴地位优势。通常，这一目的的达成，需要依靠同伴群体也就是同伴旁观者 (Salmivalli, 2010) 。因此，欺负行为的实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旁观者在欺负情境中的行为。
通过同伴题名的方法调查一个班级的助人者和强化者的比例，发现如果教室里的学生倾向于帮助受害者，避免强化欺负者，那么通过自我报告调查出的，此班级欺负发生率会较低 (Salmivalli, Voeten, & Poskiparta, 2011) 。同样，如果一个班级有高比例的强化者，低比例的助人者，那么班级中的被欺负同学的比例将增加 (Kärnä et al., 2010) 。
助人和强化这两种行为会欺负者的受欢迎程度影响，主要是因为欢迎度会相互感染的本质 (Marks, Cillessen, & Crick, 2012) 。有研究表明，与高度受欢迎的同伴关系亲密，能够提高自己受欢迎的程 (Dijkstra, Cillessen, Lindenberg, & Veenstra, 2010) ，可以用光环效应解释这一现象。因为学生们都高度重视自己的受欢迎度，特别是青年早期 (LaFontana & Cillessen, 2010) ，所以在光环效应的作用下，大多数青少年在选择朋友时，倾向于和受欢迎的同伴做朋友 (Cialdini & Richardson, 1980) 。
这些偏好对他们在欺负情境中的行为有重要的预示作用。帮助受欺负者，这一行为本身就是有风险的，因为那意味着，当你帮助受欺负者时，可能你不仅要面对欺负者，有时还要面对他/她的支持者 (Pozzoli & Gini, 2010) 。而对于潜在的助人者而言，他们会更加觉得有危险，因为反对一个受欢迎的欺负者，更有可能导致欺负者的同伴群体的报复和自己地位的丧失。近来有研究表明，通过同伴题名的方式，如果班级里，欺负者更受欢迎，那么班里会更少出现助人的行为。另一方面，公开地支持一个受欢迎的欺负者也许是被视为一种特殊的方式去增强自己的受欢迎度。因此，在反对欺负的干预项目中，对受欢迎的欺负者之所以效果不明显，不仅是因为他们自身的负面行为能满足他们的统治欲望，而且也因为他们的同伴较少地抵抗欺负的行为。
3.2. 旁观者影响受欺负者对欺负行为的反应
研究发现在欺负事件发生后，同伴旁观者群体中，会出现鼓励受欺负者进行报复和不鼓励其进行报复两种反应。
研究者在与高中生的访谈中，发现他们有时会鼓励报复，把鼓励报复当作一种自利而又低风险的方式去伤害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同伴。比起自己本身的行为模式来说，来自于朋友的鼓励报复的建议对受欺负者有更大的影响力，会推动受欺负者采取攻击行为 (Gasser & Malti, 2012) 。
相反，亲社会的朋友可以帮助受欺负者不产生报复行为 (Lamarche et al., 2007) 。他们阻止朋友产生报复行为的方式，也许与那些干预项目里所提倡的相比，没有那么明显的亲社会，比如：他会劝告说：“考虑下你这样做之后的结果”，但是在帮助恢复受欺负者的自我效能感上是更加有效的。
比如，一个旁观者帮助一个受欺负者抑制他的愤怒，通过冷嘲热讽欺负者，说到：“他不值得你这样做”，这能够让受欺负者在不能实施报复时，感觉面子上有所挽回。而且，这个行为除了表示对欺负者的蔑视，还意味着相信受欺负者是有能力为自己复仇的，这起到了安抚受欺负者的作用。同时，这个行为对被羞辱事件和立即反应之间起了延迟反应作用，这一策略也应用于干预的项目中。
3.3. 旁观者的反应对未参与的学生的影响
Gini (2008) 采用了混合实验设计，来检验学校中旁观者对不同欺负类型的反应是否会影响到学生们对欺负的看法，对受欺负者的态度以及他们在学校的安全感。在研究一中，1217名中学生被随机分配到一个描述直接欺负的假设情境中，在研究二里，给376名小学生和390名中学生呈现两种情境，一种是直接欺负，另一种是间接欺负情境。
在所有情境中，操纵旁观者对欺负的反应和受害者的性别。被试支持帮助受害者的亲社会行为，不支持赞成欺负者行为。而且他们也把对欺负的消极不作为反应也看作是负面的行为。在被试对受害者的积极态度方面，低年级的显著高于高年级的，女生显著高于男生。旁观者的行为影响到被试对欺负者的看法和被试在学校感知到的安全感。
研究结果证明了欺负会负面地影响学生感知到的在学校的安全感，更重要的是本研究表明周围同伴群体的行为也会对感知到的安全感有一个直接的影响。
当旁观者帮助受欺负者时，被试的安全感最高。这样的反应可能是由于传递出了一个观点即欺负在同伴群体中不被接受，在面对欺负事件时，同学们会准备干预和帮助受欺负者。相反，当旁观者协助欺负者时，被试感知到的安全感非常的低，可能归于一种恐惧和不确定的氛围在整个群体的蔓延。最后，从安全感的数据看来，在旁观者不作为的情境下，安全感的平均数得分低，这也说明了，被试不把旁观者的不作为行为解读为中立反应，而是把这当作是默许欺负的行为。
同伴群体在欺负发生时，特别是以旁观者对欺负的反应，对学校的氛围，那么没有直接参与进来的学生的安全感有直接的影响。
Gini在研究中还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结果是当把责备受害者当作一个实验条件进行操控时，被试会把旁观者的不作为行为当作是暗示受欺负者应当为欺负行为负责。虽然总体上来看，学生们认为受害者应当对自己被欺负负责的比率很小。但是当旁观者消极不作为时，相比于另两种情境的出现，即旁观者帮助受欺负者和强化欺负者，被试会更多地认为受欺负者应当为自己的遭遇负责。也就是说，当一个人被欺负，而没有人进行干预时，被试会趋于认为受欺负者活该这样的遭遇。
从韦勒的归因理论来看，在面对潜在的有伤害性的事件中，责备他人是一个非常真实的自我服务归因，而且，特别是责备受欺负者本人要为自身的遭遇负责，这是一种使被试自己情感隔离的方式，能从心理上避免去体验这样的窘境下带来的不适感 (Weiner, 1995) 。
也许是当旁观者积极参与时，无论是正面的或是反面的，被试的注意力都放在旁观者身上，这样就较少地去关注和责备受欺负者。在旁观者采取正面行为时，被试看见旁观者帮助受欺负者，也许会让被试认为被欺负的同学是无辜的。而在旁观者采取负面行为时，被试的注意力有可能被欺负者和强化者所吸引，而这并不是被试推崇的行为，所以会导致被试认为这些攻击者而不是受欺负者，应该为所发生的欺负事件负责。相反的，当旁观者消极不作为时，被试的注意力都在欺负者–受欺负者这个关系上，也就更容易把归因放在这两个角色上，从而也就更有可能去指责受欺负者。
4. 旁观者干预行为的测量
尽管同伴旁观者能够加剧或防止校园欺负行为的发生，但研究一直受到阻碍，缘于缺乏有效的评估工具来测量出旁观者干预模型的过程和顺序步骤。 Nickerson (2014) 以Latane和Darley提出的旁观者行为模型为理论依据，编制了欺负行为中旁观者干预量表。
旁观者行为模型具体指，旁观者在做出行为之前会有五个步骤：第一，注意有什么事发生；第二，对事件进行解读，并决定是否干预；第三，假定介入后所负的个人责任；第四，决定要去做什么；第五，掌握必要的技巧和资源以采取行动。
通过对旁观者效应的研究，Latane和Darley (1970)发现四种作用机制：第一，自我觉察，一个人的行为依赖于事件发生时其他人的在场；第二，社会线索，一个人的行为依赖于环境中其他人的行为或不作为；第三，阻止，一个人的行为会受另一个旁观者行为的阻止；第四，责任分散，一个人的行为依赖于旁观者的人数，旁观者人数越多，一个人越不可能觉得有义务采取行动。虽然Latane和Darley的研究是针对在紧急情况下的旁观者，后来的学者们将他们的旁观者效应理论有效地应用于非紧急情况 (Anker & Feeley, 2011) 。旁观者干预模型被成功地应用于许多不同的领域，比如说家庭暴力 (Hoefnagels & Zwikker, 2001) ，性骚扰的预防 (Burn, 2009) 等等。
值得说明的是，Latane和Darley关注的是特殊的社会紧急事件比如，一个陌生人在大街上遭遇攻击，这和欺负情境有一个不同，那就是前者经常是没有预料到的，包括陌生人，而后者是重复的，包括身边同学。所以两者并不是完全的一致。但是，社会紧急事件和欺负事件还是有一些相关点：第一，都有受害者的出现，第二，个体需要帮助的事实；第三，对做出干预行为的人有潜在的威胁。
Nickerson (2014) 研究结果验证了五大步骤的旁观者干预模型可以用于欺负情境中，并且此量表与共情，对欺负的态度，认知，呈正相关，这与实验假设相一致。此研究的结果支撑以欺负中旁观者干预中的五大决策步骤为框架。
在此框架下，对学生进行评估，有几方面的优势。比如说，未来的研究可以收集形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数据库，以便科研人员和实践人员开发出对模型的每一个步骤的标准化或规范化。鉴别出，学校中不同学生个体或学生群体在这些步骤上的差异，能够有助于干预措施的制定。经过验证的有效的旁观者干预的决策过程的五个步骤，其本身也就对干预的实施有很好的启示。干预的制定可以去细化模型中的每个步骤，为了当校园欺负发生时，增加同学们对欺负的辨识，诠释欺负为是需要干预的问题行为，接受欺负情境中，应当提供帮助的个人责任感，学会安全干预的技能和手段，以及实践如何实施干预的决定。
5. 研究展望
回顾已有研究与理论可以看出，对校园欺负中旁观者的重要性，对减少欺负事件的发生具有显著作用，已经得到了公认，探讨了关于校园欺负旁观者的理论模型、对未来校园干预方案的启发。但是，目前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一，校园欺负旁观者的行为机制还没有统一的理论解释。虽然研究者对校园欺负旁观者的行为机制提出了多种解释，但是只有某些理论得到了验证或者部分验证。所以，对于校园欺负旁观者行为机制的原理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第二，缺乏校园欺负旁观者的本土化研究。校园欺负旁观者在不同文化中开展了系列的研究，也验证了其在多种文化中的适用性，但是对于亚洲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中的校园欺负旁观者的实证研究却几乎没有。所以，对校园欺负旁观者的本土化研究应该引起国内学者的重视。第三，对校园欺负旁观者作为干预对象的应用研究有待扩展。从前文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校园欺负旁观者的帮助行为可以降低欺负事件的发生，如何通过干预的方式使跟随者，强化者，局外人这三类旁观者得以改变，进而影响欺负者的行为，改善受欺负者的心理健康状况，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开展其作为减少校园欺负行为的干预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