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二十世纪中叶，伴随着女性群体的整体觉醒和女性主义运动的日渐声隆，文学领域的女性主义批评模式逐渐成形，并发展成为一支声势浩大的文学批评流派，在文学理论与批评的疆域中也框定了一片面积不小的领地[1] 。女性主义批评模式主要从三个视角巡视文学作品：文学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刻画、女性作者的创作机理和女性读者的阅读反应[2] 。经过仔细研究，女性主义批评家们发现：尽管人类的文学从一开始女性人物就从未缺位，但女性人物的刻画还是以满足男性审美情趣为主要目标；数量极少的女性作者也还是为男性读者而创作；女性读者的阅读反应仍然遵循着男性阅读视角的一般规律[3] 。于是众多女性主义批评家奔走疾呼，希望建立立足于女性群体的文学语境，无论是女性人物、女性作者还是女性读者都应从女性群体的角度出发，搭建一座女性文学高塔，犹如现实中的男女分属不同群体一般，形成属于女性群体本身的文学[4] 。
《三国演义》是中国文学史上十分重要的一部文学作品，是小说体裁的集大成者，在人物刻画、情节铺陈和主题渲染上都有极其精彩的手法技巧。然而正如女性主义批评家们所看到的那样，《三国演义》中的男权因素不仅浓重而且弥漫无边，充斥着小说中的大小角落，也浸润于作品的字里行间。弥足珍贵的是，《三国演义》里的女性主义因素却没有因此而湮没殆尽，反而像烟波浩渺中的艳红霞光，透过重重雾霭，仍绽放出一抹抹亮丽的色彩。本文就以作品中出现的女性人物为例，意欲窥斑而知全豹，完成对《三国演义》的女性主义批评视角的建构与分析。
2. 女性人物的类型分析
《三国演义》中出现的女性人物数量虽不算众多，但类型却甚是繁杂，基本囊括了社会现实中存在的女性类型，或者说每一类型的女性均可在作品中找到其代表人物，当时社会的女性权利、地位、心理和生活等生态状况也都分别体现在这些人物身上。
(一) 巾帼比齐须眉型
第一位在《三国演义》中作为小说人物出现的女性当数貂蝉，而她也是作品里的所有女性人物中流传最为久远的一位，但都只流传了她的天然美貌而忽略了她那精忠报国的男儿胸怀。貂蝉的出现是为了实现司徒王允所设的连环计以图剿除暴戾无常的董卓，从貂蝉自身利益出发，她是为了报答王允的养育之恩，而王允接受貂蝉的回报则是为了铲除贼臣、报效国家，从这意义上说，是貂蝉替王允实现了作为忠臣男儿应有的忠和义[5] 。貂蝉的忠义胸襟可从她首次开口说的话中看出，“蝉曰：‘妾蒙大人恩养，训习歌舞，优礼相待，妾虽粉身碎骨，莫报万一。近见大人两眉愁锁，必有国家大事，又不敢问。今晚又见行坐不安，因此长叹。不想为大人窥见。倘有用妾之处，万死不辞！’”[6] (《三国演义》：第八回)而在听完王允的机谋之后，貂蝉没有惊恐胆怯，也深知事关生死，却欣然许诺，“貂蝉曰：‘妾许大人万死不辞，望即献妾与彼。妾自有道理。’允曰：‘事若泄漏，我灭门矣。’貂蝉曰：‘大人勿忧。妾若不报大义，死于万刃之下！’”[6] (《三国演义》：第八回)此寥寥数语，既反映了貂蝉视死如归、忠义双全的英雄气概也体现了她临危不乱、有勇有谋的将才风度，这些特性在当时则完全属于男性所有，对貂蝉的这般刻画，显然表现了女性追求平等的强烈愿望，也表现了她们与男性一样具备成就大事、报效国家的忠义胸怀[7] 。
而另一位不让须眉的巾帼女性当属孙权之妹孙夫人，她的出现同样是缘于国家大事的需要。东吴大都督周瑜意欲假借招亲之名赚取刘备入吴，伺机囚禁刘备以换取荆州。此计如按周瑜所愿，则可解决东吴觊觎荆州的燃眉之急，也可以加快东吴称霸江南的步伐。周瑜计成之时即刻想到孙权之妹的原因之一就是此女子有着强烈的男性风采，“瑜曰：‘刘备丧妻，必将续娶。主公有一妹，极其刚勇，侍婢数百，居常带刀，房中军器摆列遍满，虽男子不及。’”[6] (《三国演义》：第五十四回)而后吕范奉命向刘备提亲，亦强调孙权之妹的男儿风范作为吸引刘备的亮点，“范曰：‘吴侯之妹，身虽女子，志胜男儿。常言：若非天下英雄，吾不事之。’”[6] (《三国演义》：第五十四回)再往后就看到了此位孙夫人在帮助刘备逃离东吴时颇有男儿风范的睿智和刚强，令人颇有没有孙夫人，就没有后来的刘蜀帝国的感慨[8] 。
(二) 相夫教子、恪守妇道型
中国的传统社会是男权、夫权社会，相夫教子、恪守妇道成为女性的最高道德要求。这样的妇女典型在《三国演义》中则以刘备的甘、糜二夫人为代表。二位夫人的第一次出场已经较晚，直到刘备战败投向袁绍，刘、关、张三人在战乱中失散各方，只有关羽护着二位夫人在下邳。接着下邳也被曹操攻破，但曹操意欲招降关羽而答应了关羽的三个要求，故关羽来求问二位夫人意图。二位夫人开口的第一句话即是询问刘备下落，“二夫人曰：‘皇叔今在何处？’”[6] (《三国演义》：第二十五回)这样的问候堪称当时有夫之妇的戗金标签，在丈夫不在身边的时候即刻进入忘我境界，不管自己处于何种境地，翘首企盼面见丈夫为人生第一要义[9] 。之后得知关羽和曹操之间的承诺后，二位夫人即回归女流不问政事的古训，“二夫人曰：‘叔叔自家裁处，凡事不必问俺女流。’”[6] (《三国演义》：第二十五回)而二位夫人再次出现时则已被树立为妇道的巅峰榜样，因为此时的刘备惨遭曹军追杀，二位夫人和刘备幼子阿斗均被曹军冲散，几番苦寻只找到甘夫人，而糜夫人与阿斗仍不知下落。最后经过赵云舍命追寻，终于找到糜夫人和阿斗，但糜夫人已受伤无法行走，此时糜夫人的言语表现则奠定了她为妇人楷模的地位，“夫人曰：‘妾得见将军，阿斗有命矣。望将军可怜他父亲飘荡半世，只有这点骨血。将军可护持此子，教他得见父面，妾死无恨！…妾已重伤，死何足惜！望将军速抱此子前去，勿以妾为累也。’…糜夫人乃弃阿斗于地，翻身投入枯井中而死。”[6] (《三国演义》：第四十一回)而仍有一处更为珍贵的是，阿斗并非糜夫人所生，但糜夫人却视为己出，临危之际舍身相救，在布满后宫争斗的封建社会实则少见，着实不愧为人世壮举。糜夫人死后，甘夫人则一直默默跟随刘备南征北战，彻底退居幕后，继续扮演相夫教子的妇人典范。二位夫人的尽忠恪守其实并没有换来地位的提升，刘备依然遵循古训视她们为附属，远在其仓促结拜的异姓兄弟之下，有刘备言辞为证：“却说张飞拔剑要自刎，玄德向前抱住，夺剑掷地曰：‘古人云：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尚可缝；手足断，安可续？吾三人桃园结义，不求同生，但愿同死。今虽失了城池家小，安忍教兄弟中道而亡？…’”[6] (《三国演义》第十五回)丈夫和父亲可以视妻子如衣服，但夫人和子女必须尊其为生命之源，这就是古代社会的至高训条[10] 。二位夫人的忠实遵守也赢得了世代的赞许与颂扬。
正因为这一类型的妇女形象是古代封建社会的正面形象，《三国演义》中以这一形象出场的女性人物还有不少。乔国老的二位女儿：大乔、小乔，才貌双全、倾国倾城，分别嫁给了孙策和周瑜后就湮没于各自夫君的南征北战之中，令垂涎已久的曹操也无从觅其影踪，空留一座孤寂的铜雀台令后世长吁短叹。孙坚的二夫人吴国太，长期寡居，却时刻不忘督促孙权秉承父兄遗志、成就江东大业。曹操的四位夫人，跟随夫君征战南北，始终默默潜居幕后，以抚养子女为己任，从未插手朝政国事。这样的女性是当时社会的主流女性群体，始终以男性附属品的身份而存在于天地之间，以男性的审美视角来完善自身。《三国演义》中这类女性人物占据全体女性人物的大部分，正是彼时的女性主义的集中体现。
(三) 爱慕虚荣、贪求富贵型
然任凭主流澎湃汹涌，支流细渠总会找到合适的出口而涓涓流淌。即使严苛的封建礼教驯服了绝大部分的天下女子，总难免百密一疏，致使出现反例。因此，爱慕虚荣、贪求富贵的女性人物也出现在《三国演义》中，充实了小说女性人物刻画的线条，也丰富了小说的情节叙述。最先出场的此类女子当数张绣的叔婶邹氏，张绣兵败曹操，仓惶出逃而遗落了其已故叔父之妻邹氏，后遭曹操掳至营中。与一般妇人的反应不同，邹氏毫不掩饰其对曹操的好感和愿意依附的心态。“问其姓，妇答曰：‘妾乃张济之妻邹氏也。’操曰：‘夫人识吾否？’邹氏曰：‘久闻丞相威名，今夕幸得瞻拜。’操曰：‘吾为夫人故，特纳张绣之降；不然灭族矣。’邹氏拜曰：‘实感再生之恩。’操曰：‘今日得见夫人，乃天幸也。今宵愿同枕席，随吾还都，安享富贵，何如？’邹氏拜谢。”[6] (《三国演义》：第十六回)寥寥数语，邹氏对曹操的仰慕之情已跃然纸上，如此直接的情感表白在封建时代的妇女身上着实鲜有耳闻[11] 。
无独有偶，曹操的儿子曹丕也在征战中遇见了一位同样类型的女子。曹操大败袁绍后，曹丕还在其父之前进入了冀州城，撞见袁绍之妻刘氏和袁绍之子袁熙之妻甄氏，本欲提剑杀之，但见甄氏貌美，遂按剑守护她们直至曹操到来。曹操一到，刘氏则立即主动拜见，“刘氏出拜曰：‘非世子不能保全妾家，愿就甄氏为世子执箕帚。’操教唤出甄氏拜于前。操视之曰：‘真吾儿妇也？’遂令曹丕纳之。”[6] (《三国演义》：第三十三回)刘氏与甄氏的行为反应在现代看来也许算是识时务抖机灵的表现，但在三国时期的封建社会则是丧心病狂大逆不道的事情。夫君战亡，理应贞烈殉节，而卖身求荣是要遭到世代唾骂的。这样的“坏女人”形象都出现在曹家父子的身上，与其说是适逢凑巧不如说是加深曹操反面形象的粗重一笔[12] 。
另一“坏女人”形象的女性人物则为荆州牧刘表的少夫人蔡氏。蔡夫人生刘表次子刘琮，囿于封建时代不可废长立幼的传位原则，终日忧心刘表死后自身难免失宠落寞，于是联合其弟蔡瑁排挤刘表长子刘琦和前来投靠的皇叔刘备。根据彼时女性的社会地位和道德标准，此等妇人注定是遭人谴责与不齿的，因此蔡夫人和刘琮最后都落得惨遭曹操杀害的下场。蔡夫人是《三国演义》中唯一的一位积极干预政治的“无耻”妇人形象，政治领域的男权或夫权在当时是不容置疑和不可动摇的，蔡夫人的失败正是女流不得过问政事的礼教的最忠实的捍卫[13] ，也是妇人永远沦为奴婢的封建思想的最鲜明的体现。即使贵为皇后的曹操之女曹氏，在魏王曹丕谋篡皇位之时也无能为力，“曹后大骂曰：‘俱是汝等乱贼，希图富贵，共造逆谋！吾父功盖寰区，威震天下，然且不敢篡窃神器。今吾兄嗣位未几，辄思篡汉，皇天必不祚尔！’言罢，痛哭入宫。”[6] (《三国演义》：第八十回)最后与汉朝末帝一起死于长兄之手。
3. 结语
《三国演义》中的女性人物虽然不多，但却反映了当时社会女性群体整体的生态状况，即在男权和夫权位居绝对控制之下，女性群体的地位是次等的，生存状态是完全依附于男性群体之下，一切行为举止以取悦男性群体为衡量标准[14] 。如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模式的视角审视本著，女性作者则无从谈起；女性读者也许存在，但一定是遵循男性读者的解读思路看待书中一人一事的；而女性人物形象，诚如上文所述，透视着男人眼里的女性应有的印象，褒贬评说，全凭男性标准。然而，我们应当看到，在这样的重重束缚之下，女性群体还是展现了与男性群体一样的人性特色。精忠报国不是男人特有的胸怀，循规蹈矩不是女人才应该履行的职责，贪财图贵也是男人的本来面目，一言以蔽之，女性的种种行为表现也毫无例外地发生在所谓的七尺男儿身上，被男人所不齿的女流之辈同样流淌着新鲜沸腾的热血心脉。如果考虑女性群体所承受的无端压力，她们能做出同样的成绩就已经表明她们的能力大大超越于男性之上。认识到这一点，也许是对《三国演义》进行女性主义批评的最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