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奈达的翻译研究被认为将现代翻译研究带入了学术领域 [1] [2] 。奈达的翻译理论以同时期的语言学、交际理论、信息理论、词义学和人类学的发展为坚实的根基 [3] 。因此，奈达的翻译理论被引入我国后，随即受到我国翻译届学者的热烈追捧，并在过去三十多年里成为译界一个热烈讨论的话题。
林语堂是第一位以英文书写扬名海外的中国作家，也是集语言学家、哲学家、文学家于一身的著名学者，他将孔孟老庄哲学和陶渊明、李白、苏东坡、曹雪芹等人的文学作品英译推介海外，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中西翻译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的翻译思想，特别是他的翻译实践，对于我们现在的翻译研究仍然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林语堂分别于1940年、1950年和1975年三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多年来，中国翻译界就奈达和林语堂在翻译领域所做出的贡献进行了研究。毛莉君从意义优先及接受者反应的角度阐述了奈达理论在政治文体口译中的适用性，并从词汇、句法和语篇三个层面运用奈达理论对政治文体的口译做了细致的分析 [4] 。唐琳琳论述了各个不同时期中国学者对奈达翻译理论的探讨以及奈达理论在中国学者翻译实践中的运用，还讨论了应该从奈达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得到怎样的启示，包括他的理论对我国翻译学科建设的启示 [5] 。范利君结合中国传统译学观点，在中国历代翻译学者对翻译美学研究的基础上，从审美主体、审美客体的角度出发，分别探讨了作为审美主体的林语堂本人和作为审美客体的林语堂作品《京华烟云》，展现林语堂翻译思想与实践中的“美” [6] 。戴黎黎从句子、句群层面对林语堂代表作《浮生六记》的翻译做了分析，试图证明其翻译实践在形式、创造性及整体风格上都达到了和谐程度，从而论证他的翻译思想与实践是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 [7] 。
然而很少有人对两位大师加以比较研究，故本文试图探讨奈达与林语堂的翻译观之异同，旨在为译者提供启示，促使翻译理论研究深入发展。
2. 奈达与林语堂的翻译观
奈达与林语堂的翻译观是我国翻译理论研究的组成部分，值得熟悉。
2.1. 奈达的翻译观
奈达自幼便对语言非常着迷。1943年，奈达接受美国圣经协会聘用，负责审核和评估圣经的出版工作 [3] 。在指导圣经翻译的过程中，奈达积累了丰富经验，为他以后的翻译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奈达认为，可以用科学的方式描述翻译的过程，正如语言学可以归为描述性科学一样，把一种语言包含的信息传达到另一种语言中去的过程同样属于科学研究的范畴 [8] 。奈达充分利用语言学、人类学、语义学、信息科学以及社会语言学的最新成果去探讨翻译过程所涉及的各种语言和文化因素 [3] 。他认为应该以科学研究的态度看待翻译过程。他被认为是试图将翻译研究带入科学研究体系的第一人 [1] 。这也是奈达对于现代翻译研究做出的杰出贡献。
奈达于1964年提出了“动态对等”的概念 [8] 。他指出，在动态对等翻译过程中，要关注的不是如何使源语文本信息与译文信息对等，而是二者之间的动态对等关系。译文读者所接受的信息应该与原文读者所接受的信息基本一致 [8] 。
1986年，奈达把“动态对等”改为“功能对等”，然而这两个概念本质上是一样的。
奈达提出他的翻译原则之前，翻译研究的重心集中于“原文”和“译文”。奈达“动态对等”的观点将翻译研究带入了一个新的领域。翻译研究的重心开始从“信息的形式”转移到“读者的反应” [3] 。这也是“动态对等”原则的精华所在。
2.2. 林语堂的翻译观
林语堂的翻译观形成了一个和谐统一的体系。他将翻译过程中的重要因素，比如原文、作者、译者、译文和读者，列入了翻译理论研究的范围，且认识到了译者跟译文读者在翻译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林语堂提出的翻译三原则“忠实、通顺、美”来源于他的翻译实践，他首次提出的“美”的原则，丰富了翻译美学思想，推动了美学在翻译领域的应用。他倡导翻译是一门艺术，对中国译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张明林指出，在传统翻译研究和现代翻译研究中存在着某种不可割裂的联系 [9] 。林语堂提倡的“忠实、通顺、美”的翻译原则与奈达的翻译原则之间存在共性和异性。
3. 奈达与林语堂翻译观的共性
3.1. “动态对等”与“忠实、通顺”的共性
翻译实际上就是把一种语言包含的信息传达到另一种语言的过程。因此，翻译能在多大程度上完成信息的传达就成为翻译研究的一个关键问题。不论是奈达提出的“功能对等”还是林语堂提出的“忠实、通顺”，究其本质，均强调如何将源语文本信息传达到译文中去。
林语堂认为译者最重要的责任是对于原文或原文作者的责任，即译者如何才能忠实于原文，不辜负原文作者 [10] 。可见，林语堂非常重视译文“忠实”于原文，他甚至将之视为译者最主要的责任。
要比较两者的翻译原则，有必要重温奈达关于“动态对等”的定义：
Translating consists in reproducing in the receptor language the 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t of the source language message, first in terms of meaning and secondly in terms of style [11] . (所谓翻译，是指从语义到文体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自然的对等语再现源语信息。)
后来，他又强调，“Translating means translating meaning” [12] 。显然，奈达所倡导的“动态对等”就是译文信息对等于原文信息，即译文意义对等于原文意义。
不难看出，奈达和林语堂都认为翻译所应该忠实的对象是源语文本。必须指出的是，“动态对等”更加关注目标读者，而林语堂的“忠实”更加注重源语文本。
在《翻译理论和实践》一书中，奈达指出：翻译中的动态对等绝不仅限于正确地传递信息，事实上，一个关键而经常被忽视的要点是翻译体现的表达效果，因为人们在理解话语的同时，也必须能够感受到它 [11] 。
在《论翻译》一文中，林语堂提出了“字神”(feeling-tone)的概念。他认为语言不仅包括表达意思的符号，每个字在其表层意思下面都有一个“字神”存在。翻译除了表达意思之外，更重要的任务在于让读者感受到文字所包含的效果 [10] 。
奈达的“表达效果”和林语堂的“字神”本质上一致。在论述翻译的“表达”功能时，他们都提出了相同的观点：除了传递信息，翻译的更为重要的一个功能是传递“效果”。翻译应该做到“意思”和“效果”二者都忠于原文。只有这样，翻译才能够实现“最贴近而自然的对等”，才能达到“忠实、通顺、美”的标准。
3.2. 奈达和林语堂关于“形式”理解的共性
在《翻译理论与实践》(1969)一书中，奈达郑重指出：每一种语言都有它的独特性，必须尊重每一种语言的独特性，才能更有效地交流；任何信息，只要在一种语言中可以传达，必然也可以传达到另一种语言中，除非形式是信息传达过程中的关键因素；为了保证信息的传达，就必须对形式做出改变 [11] 。
在《论翻译》一文中，林语堂指出文学作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植根于作者的经验和思想；另一类植根于语言本身。第一种在某种程度上不必依赖于母语，然而第二种却与母语的精髓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3] 。
不难看出，奈达和林语堂都很重视“形式”在翻译中的重要性。奈达认为每种语言都有它的独特性，翻译总是可能的，除非形式在信息传达过程中起关键作用。林语堂认为有的文学作品是植根于语言本身的，翻译这类文学作品必须改变形式。二者对于“形式”的理解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形式”是构成语言独特性的一部分，在翻译过程中不得不有所改变。
4. 奈达与林语堂翻译观的不同点
奈达和林语堂翻译观之比较其实是部分地比较西方现代翻译理论与中国传统翻译理论。
4.1. “语言学根源”相对于“文学根源”
任何一种翻译理论的形成都受其背景的影响，同时代的翻译理论受时代背景的影响。
奈达的翻译理论植根于语言学研究。奈达提出译者应该把译语与源语放到同样重要的位置，因为：(1) 每种语言都有它的独特之处，译者只有尊重语言的独特性才能更好地进行交流；(2) 任何可以在一种语言中表达的信息都可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除非“形式”成为制约信息表达的关键因素；(3) 为了保留信息内容，形式必须有所改变。从奈达对于语言的理解可以清楚地看到，奈达翻译理论的重心在于语言学因素 [11] 。
奈达的翻译理论没有提及文学作品的美学价值在翻译中的传递。同时奈达坚信“任何在一种语言中可以传达的信息在另一种语言中也一定可以传达”，这可能是奈达在指导圣经翻译中形成的翻译观，他的信念是上帝的信息可以传达成世界上的任何一种语言。
林语堂翻译思想形成于中国传统翻译研究的社会背景。因此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探究有助于进一步分析林语堂的翻译思想。
马会娟把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特点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直译”和“意译”之争一直存在，并且没有得到满意的解决；第二，中国传统翻译研究植根于传统美学和文学批评；第三，绝大部分翻译理论是译者所做的大概描述，主要重心在于探讨具体的翻译标准和方法 [3] 。
林语堂作为杰出的作家和翻译家，把文学翻译中对于美学概念的传达放在首位，这与他长期的写作经验和翻译实践直接相关。在他所倡导的“忠实、通顺、美”的翻译原则中，“美”的原则占据重要地位。他认为传递文章的美学价值是翻译过程中译者的非常重要的任务。他强调理想的译者应该把翻译看作美学之一种。林语堂对翻译的这种理解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美学和文学批评。另外，林语堂还指出，有些文学作品，尤其是有些诗歌，本质上是不可译的。他认为文学作品的“美”主要存在于“形式”。他认为如果形式改变了，文章所包含的美也就会消失 [10] 。他的这个认识深受“翻译要体现文学作品‘美学价值’”的影响。
总之，奈达与林语堂翻译研究的不同着眼点是他们翻译理论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
4.2. “科学研究方法”相对于“传统研究方法”
奈达和林语堂的翻译观有许多共性，但他们各自进行翻译理论研究的方法却大不相同。
奈达把科学研究方法引入翻译研究。他的翻译理论以同时代的语言学、交际理论、信息理论、符号学和人类学的发展为坚实基础 [3] 。他认为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去描述翻译过程，“正如语言学可以归为描述性科学一样，把信息从一种语言传递到另一种语言的过程同样也可纳入科学研究的范畴” [8] 。
(1) 奈达和林语堂均试图解决“直译”与“意译”长久以来的激烈争论问题。奈达试图解决“直译”与“意译”之纷争，他提出了“动态对等”，把“直译”与“意译”争论的核心从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对比转移至“读者的反应”这一因素。这样就有了一个可操作标准。
林语堂认为只应该有一种合适的翻译方法指导翻译活动 [13] 。这一概括性的说法在摒弃了“直译”和“意译”这两种传统的翻译方法的同时，并没有能够提供一种能够用于指导翻译实践的具体方法。因此，这便成了译者的比较主观的、不易把握的翻译观，也很难作为客观的翻译标准用来指导翻译实践。
(2) 奈达把“转换生成语法”引入翻译过程的讨论中。他提出翻译过程中的三个步骤：1) 将源文本分解成基本核心句；2) 把源语的核心句以对等的形式转入到译语；3) 再把译语的核心句以适当的形式在目的语中表达出来 [8] 。
在阐述信息传递的观点时，奈达从语义学，社会语言学和社会符号学等相关研究中寻求理论支持。这也反应了奈达试图把科学研究方法引入翻译理论探讨之中。
在阐述翻译中的“意思分析”这个因素时，林语堂指出译者必须理解整句的意思，再遵循一定的文法，才能把这个意思传达到译文中 [13] 。这样的提法属于传统翻译研究范畴，是从一种语言的表象到另一种语言表象的阐述。这样的阐述没有能够用科学的方法指出在翻译过程中应该采取哪些具体步骤，如何获得对于原文的充分理解，以及如何分析文章的形式。
5. 结论
概括说来，通过对奈达和林语堂翻译观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两者的翻译观各有其长处与不足。奈达试图将科学、系统的研究方法引入翻译探究。他的翻译理论坚实地建立在同时期语言学、交流理论、信息理论、符号学和人类学的发展基础上。奈达的翻译理论主要是在指导圣经翻译的过程中形成的，因此，传达文学作品的美学信息并不是他主要考虑的问题。然而，美学价值是文学作品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是由文学的性质所决定的。这也就决定了奈达的翻译理论应用于指导文学作品翻译的局限性。
林语堂，作为一个杰出的作家和译者，从文学的角度看待翻译。他的翻译观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美学和文学批评。他强调文学作品翻译中美学元素的传递。这样的翻译思想对于一大批文学作品高质量的翻译产生了积极影响。但应该看到，林语堂的翻译思想来源于他对于文学作品具体的翻译实践，往往不用一种系统科学的方式表述出来。译者自己的比较主观、感性的描述往往使得其翻译理论不易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