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情绪调节是个体对具有什么样的情绪、情绪何时产生、情绪体验如何进行以及情绪如何表达而施加影响的过程，它反映了体监控、评估、调节情绪反应的一种能力(Gross & Thompson, 2007)。这种能力与个体的身心健康密切相关(赵鑫，金戈，周仁来，2013)。良好的情绪调节能力可以预测个体的幸福感，带来身心愉悦，提高个人的工作效率；较差的情绪调节能力意味着情绪调节的缺陷或功能失调，是一系列心理精神疾病的核心特征，可能带来各种心理健康问题(John & Gross, 2014; Berking & Wupperman, 2012)。根据Gross的情绪调节理论，认知重评(cognitive reappraisal)和表达抑制(expression suppression)是分别对应先行关注调节和反应关注调节两个阶段的主要情绪调节策略。认知重评是重新评价和认知特定的情景，表达抑制是直接改变已经产生的情绪体验、行为以及生理反应(Gross & Thompson, 2007)。
已有研究显示，情绪调节过程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这一差异主要体现在个体采用表达抑制与认知重评策略时对负性情绪的调节上(Gross & Thompson, 2007)。在情绪调节过程中的这些差异可能是造成男女易患不同精神疾病或情绪障碍的关键原因(Garnefski, Teerds, Kraaij et al., 2004; Nolen-Hoeksema, 2012)。而情绪调节能力的个体差异可能影响男女对不同情绪调节策略的偏爱(刘启刚，2014; 蔡阿燕，杨洁敏，许爽等，2016)，高情绪调节能力的男性可能涉及情绪调节过程中的自动加工，而高情绪调节能力的女性涉及更多跨脑区的合作加工(Wu, Li, Zhou et al., 2016)。
情绪调节能力(Emotion Regulation Ability, ERA)指的是个体在情绪产生和情绪调节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监控和调节能力，是对个体情绪调节完成结果的积极判定(刘启刚，2014)。然而对于情绪调节能力和性别是如何共同影响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策略的认知过程，很少有文章进行系统研究，仍需要在实证研究中进行考察与验证。具体包括：高低情绪调节能力的个体是否偏向某种情绪调节策略：认知重评或者表达抑制?这种偏向是否具有性别差异？因此，本研究以情绪调节能力高低不同的男性和女性为研究对象，采用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的情绪调节范式，探讨性别和情绪调节能力对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策略使用上存在的差异和交互作用。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2017年3月在成都某大学整群抽样12个班级，发放问卷400份，回收有效问卷329份，回收率82.25%。按情绪调节分数从低到高排序，筛选出前27% (总分 ≥ 20分，95人，高情绪调节能力：高ERA)和后27% (总分 ≤ 15分，82人，低情绪调节能力：低ERA)的对象(共177人)作为实验预选被试。为了保证被试最近一段时间的情绪状态，采用斯皮尔伯格状态-特质焦虑量表(Spielberger 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 STAI_state/trait) (Spielberger, 1983)和贝克抑郁量表II (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II, BDI-II) (Beck, Steer, & Brown, 1996)衡量每个个体的焦虑和抑郁情况。排除贝克抑郁得分大于20分，状态和特质焦虑分大于54分的被试，最终保证自愿参加行为实验的高、低ER被试各60人，男女各半，共计120人，男性(20.40 ± 0.29)岁，女性(19.78 ± 0.31)岁。经成都医学院伦理委员会同意开展实验，所有被试均签署知情同意书。实验开始前，主试统一说明和解释实验流程、注意事项，填写实验知情同意书。实验助手领被试进入单独的行为实验室。每间行为实验室空间一样、照明强度相同。要求被试坐在距离屏幕50 cm的位置，双手食指放于反应盒上，每次做出按键反应后需放回初始位置。所有被试均身体健康、无心理疾病史、右力手、视力或视力纠正正常，第一次参加该类心理学实验，并在实验完成后获得一定报酬。
2.2. 方法
2.2.1. 实验设计
本实验采用2 (性别：男/女) × 2 (情绪调节能力：高ERA/低ERA) × 2 (情绪调节策略：认知重评/表达抑制)的混合实验设计。其中性别和情绪调节能力是被试间变量，情绪调节策略为被试内变量。
2.2.2. 实验流程
实验采用E-prime 2.0软件编制。实验开始前向被试讲解指导语，在被试清楚了解实验程序后，并练习后再开始正式实验。该实验一共分为四个组，分别是观看中性图片、观看负性图片、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具体流程为首先屏幕中心会呈现注视点“+”1000 ms，提醒被试注意实验已经开始，接着呈现“观看中性/观看负性/认知重评/表达抑制”的提示1000 ms，观看中性/负性图片组仅要求被试观看，不做任何调节，再评价自己的情绪唤醒程度和情绪愉悦程度；认知重评组则要求被试采取重新评价图片的形式，改变自己对图片原来的看法，以此调节自己的情绪，然后再评价自己情绪唤醒状态、愉悦感受度和调节成功程度；表达抑制组则要求被试抑制自己对图片的情绪反应，保持面部表情不变，不能让别人察觉自己的真实情绪体验，后再评价自己情绪唤醒状态、愉悦感受度和调节成功程度。情绪唤醒强度采用7点评分，1代表完全没有感觉，7代表感觉非常强烈；愉悦感受度采用9点评分，1代表非常不愉快，9代表非常愉快；情绪调节的成功程度采用7点评分，1代表调节的非常不成功，7代表的调节的非常成功。每组十个试次，一组结束后休息两分钟，练习阶段8个试次，共48个试次。四个组的实验顺序在被试间进行平衡。
2.2.3. 研究工具
1) 刺激情绪调节实验采用的情绪图片从国际情绪图片系统(IAPS) (Lang, 1999)中选取情绪图片40张，其中负性图片30张，中性图片10张，两种类型的图片唤醒度无差异。
2) 情绪监控量表：我们用情感监控表测试每一个被试的情绪调节分数(Emotion regulation score, ER score)，分数的高低表示个体的情绪调节能力特质水平。情绪监控表来自中国修订版的情绪智力量表(Emotion intelligence scale, EIS) (黄韫慧，吕爱芹，王垒等，2008)。EIS是一个被试主观报告量表，通过被试对自己情绪和社会行为的主观报告，估计个体潜在的情绪和社会智力。EIS量表包括四个分量表，即情感评价，利用情绪、社会能力和情绪监控。情绪监控分量表主要测量个人如何监察和控制自己的情感，能否有效地调节自己的情绪的能力。该项因素量表包括五个项目，被试通过对自我描述的陈述性语句进行五点量表评分，1表示非常不同意，2表示有点不同意，3表示中立，4表示有点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得分范围0-25分，分数越高表明个体的情绪调节能力越高，分数越低表明个体的情绪调节能力越低。本研究中EIS量表的克伦巴哈系数(Cronbach’s alpha)是0.84，说明这个量表在本数据中也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然后，我们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CFA)检验了这个四因素结构的量表是否适合本样本的数据，结果发现CFA分析中的几个关键指标，χ2/df，比较拟合指数(CFI)，适合度指数(GFI)，和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分别为1.76，0.89，0.88，和0.049，这个结果显示EIS四因素结构同样适用于本样本数据，且情绪监控量表在本数据中也非常可靠。
3) 情绪调节量表：王力等修订的情绪调节量表中文版(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 ERQ) (王力，柳恒超，李中权等，2007)，共10个项目，7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频率越高。该量表包括两个维度：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其中，认知重评维度的测量由6个题项构成，表达抑制维度的测量由4个题项构成。该量表中文版信、效度良好。
2.2.4. 统计方法
分别以被试在情绪调节任务前后的愉悦感受程度和差值作为因变量，进行性别、情绪调节能力的双因素方差分析，如有交互作用再进行事后简单效应分析。所有数据采用SPSS 20.0进行数据的统计分析。
3. 结果
3.1. 男女高低ERA使用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策略的比较
首先，以被试使用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策略前后的愉悦感受程度差值，即调节强度为因变量，进行2 (性别：男/女) × 2 (ERA：低/高) × 2 (调节策略：认知重评/表达抑制)的三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见表1)发现组别主效应显著，女性使用情绪调节策略调节情绪的强度高于男性；调节策略主效应显著，使用认知重评策略的调节强度高于使用表达抑制策略；性别和调节策略交互作用显著，事后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在使用认知重评策略时，女性使用认知重评策略的调节强度大于男性；ERA和调节策略交互作用显著，事后简单效应分析发现，使用认知重评策略的调节强度高于使用表达抑制策略；性别、ERA和调节策略三者交互作用显著，事后简单效应分析发现使用认知重评策略时，男性高ERA组的调节强度大于低ERA组，而低ERA组的女性调节强度大于男性。
3.2. 男女高低ERA调节前情绪感受比较
负性情绪图片的愉悦感受程度为因变量，进行2 (性别：男/女) × 2 (ERA：低/高)的双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2)发现性别主效应显著，女性对负性情绪图片的愉悦度评价更低，即愉悦感受程度更加负性；ERA组别主效应显著，高ERA组对负性情绪图片的愉悦感受程度评价更加正性。
3.3. 男女高低ERA调节后情绪感受比较
以被试使用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策略前后的愉悦感受度为因变量，进行2 (性别：男/女) × 2 (ERA：低/高) × 2 (调节策略：认知重评/表达抑制)的三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3)发现ERA主效应显著，
Table 1. The three-factor ANOVA analysis of regulation intensity about the sex, ERA and regulation strategy
表1. 男女高低ERA使用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策略的调节强度方差分析
Table 2. The two-factor ANOVA analysis of emotional ratings about the sex and ERA before emotion regulation
表2. 男女高低ERA情绪调节前感受方差分析
Table 3. The three-factor ANOVA analysis of emotional ratings about the sex, ERA and regulation strategy after emotion regulation
表3. 男女高低ERA情绪调节后感受方差分析
高ERA在使用情绪调节策略后的愉悦感受度高于低ERA；情绪调节策略主效应显著，使用认知重评策略后的愉悦感受度高于表达抑制策略；性别和调节策略交互作用显著，男性在使用表达抑制策略后的愉悦感受度高于女性；ERA和调节策略交互作用显著，高ERA的愉悦评价高于低ERA，认知重评后的愉悦度高于表达抑制；性别、ERA和调节策略交互作用显著，简单效应分析发现，仅在低ERA组男性使用表达抑制后的愉悦感受度高于女性。
3.4. 男女高低ERA问卷得分比较
我们又分析了问卷测试中177人在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策略得分情况，分别以得分为因变量，分别进行2 (性别：男/女) × 2 (ERA：低/高)的双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4)发现在认知重评问卷得分上，性别主效应显著，女性认知重评得分大于男性，ERA主效应显著，高ERA组的认知重评得分大于低ERA组，性别和组别交互作用边际显著，事后比较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实际上仅在低ERA组，女性的认知重评得分大于男性，而高ER组男女认知重评得分无差异；在表达抑制得分中，性别主效应显著，男性表达抑制得分大于女性；而高低ER组表达抑制得分没有差异，且性别和高低ER组交互作用不显著。
4. 讨论
4.1. 认知重评是一种更有效的情绪调节策略吗？
情绪调节能力是对个体情绪调节完成结果的积极判定，积极情绪调节策略和情绪调节能力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刘启刚，2014)。在本研究中，被试使用认知重评策略的调节强度高于表达抑制策略，并且在调节后的愉悦程度也好于表达抑制；在被试的问卷得分上也与实验结果一致，高ERA的认知重评得分显著大于低ERA，而在表达抑制得分上，高低ERA无差异。这些结果说明相比表达抑制策略，认知重评策略是一种积极有效的情绪调节策略，并且反应了被试的情绪调节能力。
前人的研究结果也支持了我们的结论。认知重评策略通过改变对事件原来的看法来调节情绪，这个调节过程中有一定外部归因的过程，这种调节策略能够让不良情绪得到很好的改善，而表达抑制策略则是单纯压抑自己的情绪，不能让情绪得以宣泄；认知重评的习惯性使用与积极的心理社会性结果联系在一起：相较于表达抑制，认知重评的习惯性使用并不会导致有限认知资源的损失，个体的人际关系将更为良好，并报告更高水平的幸福感(马伟娜，姚雨佳，桑标，2010)；Gross等人曾研究个体使用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两种策略后的差异，结果发现使用表达抑制策略者表达更少的正性情绪，仍然体验到更多的负性情绪，而使用认知重评者表达更多的正性情绪，体验到更少的负性情绪(Gross & John, 2003)。认知重
Table 4. The two-factor analysis of cognitive reappraisal scores and expression suppression scores about the sex and ERA separately
表4. 男女高低ERA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得分方差分析
评策略对焦虑具有良好的调节作用，而表达抑制策略的调节效果则不太理想，焦虑情绪被诱发之后，运用认知重评策略的被试比运用表达抑制策略的被试体验到更低的焦虑，而表达抑制策略会增强焦虑体验(郭小青，汪玲，2016)。神经科学的研究表明，与表达抑制相比，认知重评能更好地降低负性情绪体验和行为表达，减少生理反应和交感神经系统的激活，降低杏仁核和内侧眶额皮层的激活水平；而表达抑制虽然能够降低负性情绪行为，但生理反应和交感神经系统的激活却会增强，内侧眶额皮层的激活程度也会增强(马伟娜，姚雨佳，桑标，2010)。这些都表明认知重评策略是一种较优的情绪调节策略，有利于人们的身心健康。
4.2. 男女的认知重评/表达抑制策略受到情绪调节能力的影响吗？
前人研究使用情绪调节问卷(ERQ)考察了大学生在认知重评策略和表达抑制策略上的差异，结果发现认知重评策略得分无显著性别差异，而表达抑制策略得分差异显著，男性的得分明显高于女性，这说明男性更倾向于使用表达抑制策略(Gross & John, 2003)。本研究也发现男性表达抑制得分都大于女性。这个结果可能与社会对男性和女性社会化角色有关，比如，要求男性不轻易哭泣，不能随意的表现自己的情绪，应该比女性更坚强、克制、稳重，且更具独立性，因此男性不会轻易的表现他们的情绪，他们更倾向于自己处理情绪问题，更多地抑制自己的情绪。
本研究还发现在情绪调节前，男性对负性情绪图片的评价更加正性，而在使用情绪调节策略后，男女的情绪愉悦度是无差异的，原因是女性报告其调节的强度更高。具体分析被试在使用不同情绪调节策略时，我们又发现，在使用认知重评策略时，低ERA女性的情绪调节强度大于低ERA男性，在认知重评问卷得分结果中，女性认知重评得分大于男性，但这个结果同样受到ERA的影响，仅在低ERA组中，女性大于男性差异显著；而在使用表达抑制策略时，无性别差异，但是在使用表达抑制策略后，低ERA男性表达抑制得分都大于女性，但愉悦度评价反而高于低ERA女性，这可能是低ERA女性更容易患情绪障碍的原因。
致谢
感谢成都医学院的吴俊菲、李梅同学对问卷的收集和行为实验数据的采集工作。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1701001, 31700980)；四川应用心理学研究中心(CSXL-171002)；成都医学院(CYZ10-016)。
NOTES
*通讯作者。